吴锡褀

    冯玉祥的一生，求知欲很强，刻苦读书，这是他一个突出的特点。冯幼年失学，从入伍当兵起才开始读书。在那个时候，能不受旧军队的恶劣环境影响，手不释卷地努力求学，实在不是一件易事。由于他的读书不是在学校里，而是在工作当中，不知道就想学，学了就想用，对思想的变迁起着直接的影响，从而支配着他的行动。现在把我所接触到有关冯读书的一些事记述出来，以供研究冯思想变迁情况者参考。

    我于1927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即到冯的陆军检阅使署任参谋。他们一师三旅人，均集中地驻在北京、南苑和通州一带，两年中没有什么调动。那是西北军大练兵的一个时期，除了健全军事教育的各种设施外，还大力提倡业余读书活动。他自己读，也叫士兵读，更督促官佐们读。每个单位均组织有读书会，不时加以考查，不努力的，时遭冯的斥责，有的人为了应付冯的考查，将规定读的书胡乱圈点一番，冯一看圈点过了，认为是读过；也有人读到不耐烦时把书本一丢，说声“不给你读了”！认为读书是给冯读的，笑话百出。

    冯时常对我们讲述他幼年失学，不认字等于睁眼瞎，十分苦恼。那时旧军队里官兵识字的很少，谁要想识几个字，全骂你是官迷，不但把书本抢走，还说：“想当官儿不在这个，还要祖上有德。”进而百般讥笑。他还谈到应该读什么书，说他初读只知开卷有益，不知该看什么书，竟看《封神演义》《施公案》《彭公案》一类的小说，后来渐渐知道看这种书对自己没有好处，听说《三国演义》是好书，他就迷上了“三国”，看过几遍，所以提起“三国”上的事，他最熟悉。后来，朋友们劝他多读正书。他在看纲鉴、列国之类书时，感觉很为难，请教于老友邓长耀，邓教他读古文，获益不少。他喜欢看文字浅近的少年丛书、中外名人事略等书。他常对官兵们讲这类故事，说，“英雄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军人要有大将风度，这种修养，要在书本里求”，“饭可以不吃，书不可不读”，“士三日不读书，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是他常用以勉励人的几句话。

    在当检阅使以前，他一般就学于军中的秘书、书记，秀才、教书匠出身、有相当文化的人，仍感觉不够，乃到南苑专门请了几位老师：一位是王瑚，字铁珊，前清翰林，当过江苏省长；一位是陈明，字主钦，是陈参谋长琢如的父亲，还留着小辫子，专攻理学的；另外还有一位姓张，记不起名字了；还有沙明远等，替他讲经书和子书、史书等，如《论语》《书经》《易经》《群书志要》等等。他入了门，就介绍给营附以上军官们。我选修了《孙子兵法》《易经》两种，《孙子兵法》由王铁珊主讲，《易经》由陈主钦主讲，每周一次。冯还买过许多旧书分赠给高级军官，所以很多人的书架上均陈列着线装书，有的是冯送的，有的是自己买的，有的是摆样子，也有的让书记官替他讲，上行下效，相习成风。我们的读书会由石敬亭领导，他分赠过我一套《资治通鉴》。所以，西北军的将领们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无论到哪里，对于有旧功名的读书人，一般是很尊敬的。

    宋哲元在冀察政权时期，命财政部印刷局印了许多《四书类解》，分赠部属朋友，一度恢复保定莲池书院，提倡就学；闻丞烈翻印过几万部《李二西全集》，分送知友。这不能说不是受冯的一定影响。王瑚随冯最久，冯到张家口，保荐他任包宁铁路督办，铁路未修，还是为冯讲学。五原誓师到入甘援陕，王均与冯同吃同住，直到冯在张家口抗日时，十几年始终在冯身边，与他半师半友。冯在《我的生活》中写道：“铁珊尤能言语有则，潜移默化之间，予我和全体官兵以极好的熏陶。”“我以为新文化尚未普及以前，中国经书、《易经》最为主要，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大著，王、陈、张三位先生各讲过一篇《易经》，驻南苑期间，《易经》共讲四遍。”

    大家均认为，对冯一生影响最深的人有两位，一位是王瑚，一位是李烈钧。李始终以反共而拉冯拥蒋，如1927年北伐中冯的拥蒋反共，就是李派彭程万去西安说服冯的。1936年冯在泰山听了李的劝告，才力排众议，赴南京去团结抗日。至于王瑚，则是以旧封建意识来影响冯的进步。如北伐时在西安，妇女协会曾提出“反对贤妻良母”的口号，而王瑚竟抓住这一点对冯说，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冯于是到处讲，我不懂为什么必须做恶妻坏母才是革命。到后来，冯也明白了他在读书中所发生的毛病。《我的生活》中有这么一段：“但读书不可迷信，尤不可拘泥，可惜我那时读它，不免过于崇信，以致待人处事都受其影响，如《易经·谦卦》中三翻四覆说的一个谦字，使我总以为消极退让是人生最大美德，因而对政治不能处以积极态度，其实这并不是书的不对，而是我自己的错误，我以为对人处事，固尚谦让，但对国事，对政治，却必须有一种当仁不让、积极负责的精神。”这是他针对在北京政变后，将政变成果拱手让段（祺瑞），在北伐完成，蒋以华北给阎（锡山），而他未予力争的一种追悔。

    冯在西北军瓦解以前的十几年当中，旧书读得比较多，新书读得太少。1925年以后才涉猎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诸书，对于革命理论了解得太少，正如五原誓师宣言中所说：“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都没有考察，所以只一两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做法……就革命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个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说不上了。”冯在北伐中到达西安，处在国共分裂的时候，一遇到党务纠纷，他每每提到“我是个初上跳板的国民党党员”，不知如何处理，囿于阶级本质，终至失迷了革命方向，执着于团结对敌，否认消极势力的存在，竟至认敌为友，与新军阀蒋介石合流。在西北军瓦解以后，他才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研究社会科学，请人讲授进步书籍，这对冯晚年的思想转变起到一定的影响。

    关于冯在汾阳，在泰山，在南京，以至于在重庆读书的情况，已另有人写过，我不多谈，这里只想讲一点。1930年西北军瓦解后，冯的一些下属均闲居在天津无所事事，冯指示大家组织读书，我和张吉墉、傅正舜、李炘、陈继尧等，在陈继尧家组织了个读书会，冯给我们介绍了几位老师，其中有革命投机分子陶希圣，替我们讲经济、历史；鹿钟麟、石敬亭、孙良诚等在天津谦甡银号，也请了一位老师（姓名记不清了）讲《资治通鉴》。听说冯在泰山，除了请人讲进步书籍外，还有位范明枢老先生讲《春秋》《左传》。冯曾出版有《左传札记》一书。那时，冯的读书依然是新旧都有，这也影响着人的思想。

    现在我回忆有关冯读书的几个例子，以说明冯读书的一些情况。

    1928年春，蒋、冯联合进行二次北伐的时候，我从日本回来路过南京，薛笃弼对我说：“总司令（指冯玉祥）叫我替他买了几万本《新土耳其》，急着要，请你带回去。”我答应了，待把书送来，一看几大包，我只身一人感觉很为难，恰巧驻京办事处的人说：“我们有个车皮，挂在你这列客车上，可装在那个车上，免得你自己带。”我说好极了，并不知道这个车皮是挂赴郑州的。我到开封下车见冯，汇报工作后，冯问我，薛部长让你带来的书呢？我说在车上，待派人去取，不料车皮已挂赴郑州去了。冯的总司令部在郑州，连忙向郑州打电话，请派人立即将书送回。这时，第一、第二集团军正分路北进，冯命我赴道口组织前方指挥所。两三天后，冯也到了新乡。我接到传令员刘纯德的电话，问：“总司令问你给他带来的书呢？”我说：“在开封时已与郑州吴参谋打通电话，叫他马上把书送往开封，怎么还没有见到呢？请你问问吴参谋吧！”孰知冯即在电话旁边，刘回答我说：“总司令说，书他不要了，全送给你了。”我还诙谐地说：“我要不了那么多，只要一本就行了。”刘说：“总司令说，你要不了可以卖呀！”我知道冯在生气，对刘说：“我负责问郑州，明天一定把书送到。”挂上电话，直忙了一夜才把问题搞清，在郑州派人把书送到开封时，冯的专车已由开封开走，所以未收到。几天之后，冯给我带来一本，他在书皮内页写道：“我急着要这本书，请你从南京带回来，不知你把它带到哪里去了。你又忙着去前方，我一直找不到，怎么不着急呢？现在送给你一本，从头到尾看一遍，就知道此书的重要了。”这本书是写凯末尔复兴新土耳其的功绩，冯看中了，买了几万本，要分赠各高级将领读的。通过这件事，可以说明冯在当时所崇拜的人物和他的思想情况。

    另一件是1928年冬冯、蒋破裂的前两三个月，冯在南京，总参谋长石敬亭赴山东（山东省主席孙良诚，未到任前由石代），我以参谋长的名义留在开封，负责处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事务，突然接到冯的电报，命令在郑州为蒋介石建立铜像。这个电报是给我和河南代主席邓哲熙的，于是我们共同研究，一方面感到给活人立铜像很新鲜，我们还没见过，另一方面想到中国这些年来，许多头面人物常常是今天你兄我弟地亲亲热热，保不定明天就会你匪我贼地干起来；盖棺尚不能论定，人活着就立铜像是否合适，颇多踌躇。可是冯的脾气我们都晓得，你不着手办，明天就会有电来追问，谁也担不起，只有筹划着派人赴平、津或上海，找这种技术工程人员。恰好石敬亭由山东回来了，于是问他怎么办？他直截了当地说：“立起来还容易，将来怎么样推倒呢？”我说：“搁起来不办，行吗？”石对我说：“你去南京，对总司令说说，暂缓一缓。”我说：“准碰个大钉子，我不去说。”石说：“你就说这是我们大家的意见，立铜像需要派人赴平、津或上海去找人，一下子办不成，为了使全军信仰蒋总司令，可先印发一批相片，铸铜像等找妥人再说。”我不好不去，便硬着头皮到了南京，照原话对冯一讲，他哈哈大笑，接着说：“你回去对石参谋长和邓厅长说，吃喝嫖赌赵匡胤，黄袍一加身，就是大宋几百年的太平天下，人民百姓都受其益，我看蒋总司令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人物，你告诉石大先生和邓等，别在那里用一吊钱压在大杠上（名词，意即赌博压宝），想三想四啦！”我一看不行，不敢再说别的。出来之后，我去找秘书长魏书秀，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还不是读书读来的吗！总司令有一天读英文百科全书，读到外国有人为一个活着的人立铜像，在落成的那天，邀请本人参加揭幕典礼，他老先生感到很新鲜，就要照样来一套，给谁立像呢？当然想到蒋介石，马上便叫我给你们打电报。老先生一高兴，真是没有准口，我也不赞成，哪敢扫他的兴呢！你和他谈得怎么样？”我说：“还不是未说通。”我回开封向石等汇报了经过，石说：“过几天再说吧！”未想到以后冯并未来电追问这桩事。不久，冯、蒋果然翻了脸。次年春冯就回到河南，布置全军西撤，真干起来。这件事也说明冯是那么好冲动，幸亏铜像没有立。

    再就是1929年秋，冯在山西被阎软禁在晋祠，我应鹿钟麟的电召由陕西赴南京，过太原去看他，正赶上他在上课，也留我一同听课。老师是李泰兰，讲的什么书记不清了。讲完之后，比今喻古地谈论一番，读书人也借题发挥，表示自己的政见，引得冯又大骂蒋介石不止。我听着不顺劲，一言未发。出来之后，我对冯驻太原办事处长陈继淹说：“我看老先生这种读书法，越读毛病越大，不如不读好。”我所以发牢骚，是因为不同意读书人这种讲法，这种讲法更加深了冯的主观和冲动。那时西北军西撤以后，衣食无着，人心惶惶，正设法和蒋介石靠近，一方面骗取一点接济，一方面联蒋对阎，好使阎无法居冯为奇货，以解救冯的被困，希望冯暂时忍气吞声，别犯急躁，但讲书人不仅未制止冯，反而煽风点火，使冯急躁得更厉害。陈继淹说：“他老先生一生如此，现在更不听旁人的话了，时常发脾气。”我到南京，鹿钟麟已就军政部长，叫我任总务厅长。和蒋的关系拉得很近，允接济100万元，棉衣、白面装了几列车，星夜而运，未想到款还未领齐，领运的东西也未过郑州，冯又受了阎的欺骗。虽然发动了护党救国军以讨蒋，而阎并未出兵，这一来打断了与蒋的联系，不但加重了西北军的贫困和内部的不睦，而冯更失掉一次获得自由的机会。这件事虽然与冯的读书关系不大，但从冯的读书与应用中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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