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情怀 永葆本色

    吴锡褀 王式九

    冯玉祥在他一生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于曾国藩是极为崇拜的。他不但在治军方面受了曾的很大影响（曾经把蔡松坡编的《曾胡治兵语录》作为治军的金科玉律，并将这本书定为部属的必修读物），而且在思想作风乃至生活作风方面也表现了对曾的敬仰和效法。曾国藩曾以转移社会风气自命，在他一篇题为《原才》的论著中，认为只要由少数有地位的人以身作则地为天下倡，就可使社会风气得到转移。冯对这个说法极为心折（有人持宣纸求冯写一条幅，冯即摘录《原才》一文赠之）。又由于他总想在社会上留一个好名声，因此，除了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想在转移社会风气方面由自己做出个榜样。在今天，要想把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全貌描画出来，除了将他的重要活动记录下来之外，对于他的日常生活也有加以叙述的必要，虽然这些看来似乎是十分琐屑的小事，但是由这些小事也能表现出他的性格和作风。

    冯玉祥的日常生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往往表现得很特殊，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有人说他是“矫揉造作，不近人情”；有的说他是“立异为高，沽名钓誉”；并且有人说他“外边穿的是粗布衣服，里边套的是狐狸皮袄；请客时吃的是粗茶淡饭，在家里净喝鸡汤，故意装相”。很多人都认为冯玉祥这个人太假，莫测高深。但是也有一些人，特别是跟冯在一起很久的人，常常替他辩解，认为他的生活确实是艰苦朴素，并且说：“你说他假，他几十年如一日，假到底也就是真。”众说纷纭，在这里不想再作评论，只是写出他的一些事迹以供参考。

    先说他的穿衣。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他当中、下级军官时，和其他人一样；到当旅长的时候，也穿过长袍马褂，还制过一件貂翎眼的皮大衣，在当时是相当名贵的。到当了师长之后，才处处表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一年四季，经常是灰布军装、青年鞋（有时穿皮鞋或马靴），打裹腿，和士兵的装束一样。他的部队里禁穿毛呢军装，但团长以上的军官却都有大礼服，以备参加庆典时穿用。1918年驻兵常德时，曾下令军官佐不准穿长袍、马褂（主要是怕他们穿了便衣出去吃喝嫖赌），所属文官及出外办事的军官一律穿灰布武装便服，但有的人还是偷偷地穿便衣。在当时，其他部队的高级军官和手头富裕的中下级军官都讲究穿呢制军装，出营时均换便衣，相形之下，冯的军队就显着很特别，有些人因此不愿到冯那里工作。

    冯玉祥最反对华丽的衣着，被他看到时，当场予以难堪。军需李隆九穿了一双缎鞋，被冯遇见，冯马上给这位军官敬了礼，吓得他不知如何是好。冯说：“你不要误会，我不是给你敬礼，是给你那双鞋敬礼。”这件事顿时传为笑谈。有一次冯住在北京香山饭店，发现室外衣架上有一顶漂亮草帽，马上问是谁的，他的儿子洪国说：“是我的。”冯说：“呵！好混账的草帽！”像这一类的事很多。外边的人去见冯，常常是换一套比较朴素的服装再去见他。如冯在陕西时，省长刘镇华的生活本来很腐化，但为了与冯打交道，特意制了一套布料武装便服；冯在南苑时，当过外交总长的王正廷为了去见冯，也制了一件布大衫，因而有人讥笑他要钻冯玉祥的门子。

    1925年冯到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由于兼管军民两家，和社会上的接触便多起来。除了察看军队，不常穿军装，平时总是灰布武装便服，上行下效，他的部属当然就“成”了一片灰。有一次他请地方绅商吃饭，谈到地方商业情况，有位商会会长说：“自从贵军到后，我们这里就糟了。”冯惊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会长说：“张家口这个地方是内外蒙的通商口岸，进口大宗是皮毛，出口大宗是绸缎，这里的商业贸易原本是很繁荣的；可是自从贵军来后，因为禁穿绸缎，市面已日渐萧条，地方税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冯当即解释说：“我并未禁止穿绸缎呀，只是怕我们的青年军官学浮华，不要他们穿绸缎。至于老人们，还是可以穿的呀。”冯为消除这一误会，开完会就派人买了100多匹春绸、几十件老羊皮袄，分赠全军上校以上军官佐的父母，以示提倡。从这以后，官佐家属也渐渐有穿绸缎的了。

    1926年冯出国赴苏联时，破例穿起了西装。半年以后，由苏联回到绥远的五原。那时西北军在南口和晋北打了败仗，弄得丢盔撂甲，衣帽不全。他要亲自出马去抓他的军队，由苏联穿回来的西装当然要放一放，找来几套质料比较好的衣服全不中意，最后看中了一套士兵穿过的旧军装，便穿在身上。因他身量大，上身仅到腰际，怕风吹，外面扎上一套布腰带，那个样子很难看，他却说：“好极了！”坐上汽车便驰往包头召集部队讲话。入甘援陕时，到处布匹缺乏，部队的服装无法补充。在西安拟先补充一批军帽，但又买不到铁丝做上圈，最后只好做成一种软胎的军帽。总部队员认为帽子的样式难看不愿戴，冯却以身作则地戴起一顶，大家才慢慢戴起来，不过外人看着还是不顺眼。夏天每人发一顶草帽，作战时为减小目标，罩上一层绿油布，人皆称之为“绿帽子军队”。从此官兵全一律穿士兵服装。冯在南京任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长时，也是穿这样的服装，曾经引起那些高官大人们的反感。

    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经过一段山居的生活，便改穿粗布短衣，近似农民装束。“九一八”事变后，他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的四届一中全会时，就穿着这套衣服。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有的穿中山服，有的穿长袍马褂，有的穿西装，唯有冯的装束最为特别，成了大家的谈资。随冯来的人便劝他说：“您这次来京，是为了团结合作，共赴国难，人家规定的制式礼服是长袍马褂，而您偏要穿一身小打扮，在这点小事上都不能迁就，还怎能谈得上团结合作呢？”冯当时未置可否，有人去找他的好友李烈钧，由李出面送给冯一套长袍马褂的布料，冯在接受时说：“就依着你们办吧。”马上找来缝工量尺寸，冯说：“不用量，就照着张秘书（秘书张锋伯也是个大个子）的身量做吧。”第二天做成请他试穿，还未打开，看一看就说：“棉袍太长了。”缝工说：“您还没有试一试，怎么就知道太长呢？”冯说：“我说太长，就请您给改一下吧。”缝工问：“减多少？”冯说：“长一尺。”说完他就走开了，弄得缝工莫名其妙。还是冯的随从说：“请你不要为难，就给截去一尺吧。”这就是他在南京所穿的那件式样奇特的礼服。事后冯对人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如果每人穿长袍都短一尺的话，就可以省下很多布匹，为什么非要那一尺不可呢？”

    冯为了穿他所穿的衣服，还有过这类的趣事：他在山西绛州住的时候，喜欢穿当地出产的土布；以后迁居汾阳至道河，曾不止一次地派专人乘长途汽车去绛州购买土布。还有一次是在南京，因为找不到他要穿的那件特制的内衣而大发脾气，副官处只好派专人到开封去取。

    其次，冯在吃的方面，也俭朴。他在南苑当陆军检阅使的时候，他的小厨房每月限制支用菜钱12元，冯亲自查账，不许超支。但吃的太差了他的夫人又不高兴，而且来往的客人很多，12块钱一个月绝对不够，管伙食的人很为难，只好由军需处暗中补贴，还不能叫冯知道。

    1923年5月7日，冯为纪念国耻，照例举行“攻打日本”的军事演习，邀请北京政府许多官员参观。中午在演习场地野餐，每人分给几个印有“勿忘国耻”四字的窝窝头，一块咸萝卜，一碗凉开水。冯对来宾说：“今天是国耻纪念日，我们在这一天不动烟火，全吃冷食，表示卧薪尝胆的意思，对不起各位，改天我再请客。”有的人勉强吃一个，说些奉承的话；有的人只吃一两口，饿一天肚子回去，大骂冯玉祥捉弄人；而他自己却能吃两三个，而且吃得是那样津津有味。冯在张家口请部属会餐，吃的是小米饭，有位道尹邓长耀当场赋诗，有“大家同吃小米饭，总司令说分外香”之句，冯对邓诗很欣赏，很高兴。

    1926年9月，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的时候，因为那里很荒凉，大军过境之后，生活更苦，每天只能吃到两顿粗糙的小米饭，没有蔬菜和肉类，因此五原县长刘必达给冯送去两只肥鸭，冯却打了他20军棍，还骂他不设法给军队筹办给养，专会奉承上级。

    不久，到了西安，因为解围不久，军队给养更为困难，总司令部人员都吃大锅饭，每人半碗菜汤，称之为革命饭。参谋长秘书长和各处长每日在冯那里集体办公，回来之后，饭菜已冷，有次秘书长何其华骂街：“就是养个牛，也得把它喂好呀！”传达员向冯汇报，冯说：“听说大家办公回去赶不上吃饭时间，以后办完公就在我这里吃吧。”冯吃的也是大锅菜，可是油水多一点，也很热，大家吃起来很满意，将饭菜一抢而光，弄得冯常常吃不饱。后来，由军医处长提议，另起锅灶，专为各处长热饭菜，才解决了问题。

    冯最不高兴彼此应酬请客，更反对下馆子吃酒席。有次赵守钰（刚到西北军工作不久）请总司令部处长以上人员吃饭，事为冯知，他计算好时间请赵谈话，故意把话题拉长，不放赵走。客人们在饭馆等了很久，因为主人不到，这顿饭竟没有吃成。所以后来谁也不敢请客。

    1929年冯在南京，别人请客，不是这个饭店，就是那个酒家，行政院长谭延闿在家请客，饭菜尤为考究。当时南京的客人们都认为北伐完成之后，革命已经成功，大家应该享受享受了。所以当时南京的官员们在吃的方面都十分排场。冯常为此骂大街，说是官僚旧样。有次他在三牌楼办事处请客，吃的是大锅菜。他对客人说：“没有什么好吃的，我来给大家盛上。”结果是被请的人不但不领情，反而说：“哪里是请客，简直是教训人。”

    1932年冯赴洛阳，路过开封时，河南省主席刘峙请冯吃饭。有个菜是纸包鸡，别人都是把纸去掉，而冯却连纸一齐吃，惹得人好笑。饭后刘镇华说，冯是故意装相，他不信冯没有吃过纸包鸡（其实冯可能真是没吃过，因为他很少下馆子）。

    最后，是冯的住和行的问题。他在住的方面，常常提倡“茅茨土阶，蓬户甕牖”，反对住高楼大厦。他的属下摸清了他的脾气，不论他到哪里，都不能为他预备富丽堂皇的住所，总是找一处比较简朴整洁的房子作为他办公和居住的所在。他在西安的时候，因为不愿把总司令部设在原来的督军署（清朝的行宫，是宫殿式的建筑），另在城东北隅建造了一片房子，叫作“红城”（以后通称为“新城”），冯的总部就驻在里面。

    至于行的方面，他一贯反对乘坐人力车，认为是把人当牛马使唤，是最不讲人道的；但他没有考虑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大家都不坐人力车，广大的以拉车为生的人就会没饭吃，而且当时还没有能够代替人力车的交通工具，所以他的主张是无法实现的。在他的军队里，只做到了穿军装的不坐人力车（但也有一个例外，他从上海请来一位名医胡兰生，因腿部有毛病，特许乘坐人力车，在他车上插有一面小旗子作为特许的证明）。可是大家也有意见：冯老总有汽车乘坐，当然不存在坐不坐人力车的问题；只是苦了一般中级以下的官佐们，跑起路来费时又费力。

    在1927年至1930年这段时期内，冯往来各地，都有成列的专车供他使用，但他从不乘坐头、二等车和所谓花车，而是把这些舒适美观的车厢让给他的高级幕僚和作为招待来宾之用，自己总是乘用一节木篷货车。1927年夏北伐军在郑州会师后，武汉政府的谭延闿、汪精卫等到了郑州，冯随后也从潼关来会，谭延闿等在冯的专车到达前，即齐集车站迎候。专车到站时，前来欢迎的人们都走向头等车厢迎冯下车，但他们找不到冯的影子，正在纳闷之际，冯却从后面的木篷货车里走出来说：“我在这里。”有一次他在南京出门拜会政府的要人，本来有专为他预备的小座车，但他却不用，而是坐在一部卡车的前面。

    这一些不寻常的举动常常引起人们的议论。有的人说，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转移奢侈浮华的社会风气，希冀别人效法他的做法。但是，在那时，他的转移风气的主观愿望并没有实现。只有极少数人因为受了他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俭朴的生活作风；而有些人则是当面装作艰苦朴素的样子，而背着冯的时候，吃穿享用都很阔绰。比如他的运输司令部许襄云在郑州结婚（冯当时在南京），不但铺张得场面很大，花钱很多，更为突出的是，他竟然敢派出一列专车开往北京迎接新妇。冯失败下野之后，他的很多将领以为这下子可以不再受冯老总的约束了，于是在他们中间泛滥着形形色色的腐化生活。冯对于这种情况虽然知之甚悉，但也只有徒叹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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