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容概述
作者在小说的自叙里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小说是作者对“棋局已残”的封建末世及人民深重苦难遭遇的哭泣。小说写一个被人称做老残的江湖医生铁英在游历中的见闻和作为。老残是作品中体现作者思想的正面人物。他“摇个串铃”浪迹江湖，以行医糊口，自甘淡泊，不入宦途。但是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情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分明，而且侠胆义肠，尽其所能，解救人民疾苦。随着老残的足迹所至，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山东一带社会生活的面貌。在这块风光如画、景色迷人的土地上，正发生着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封建官吏大逞淫威，肆意虐害百姓，造起一座活地狱。
小说的第一回，就是作者对于当时政治的象征性图解。他把当时腐败的中国比作一艘漂浮在海上行将被风浪所吞没的破旧帆船。船上有几种人：一种是以船主为首的掌舵管帆的人，影射当时上层的封建统治集团。再一种人是乘客中鼓动造反的人，比喻当时的革命派，污蔑他们都是些“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英雄”。还有一些肆意搜刮乘客的“下等水手”，则是指那些不顾封建王朝大局、恣意为非作恶的统治阶级爪牙。作者对他们也很反感，视为罪人。究竟怎样才能挽救这只行将覆灭的大船呢？作者认为：唯一的办法是给它送去一个“最准的”外国方向盘，即采取一些西方文明而修补残破的国家。
小说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有些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的。如玉贤指毓贤，刚弼指刚毅，张宫保（有时写作庄宫保）为张曜，史钧甫为施少卿等，或载其事而更其姓名，又或存姓改名、存名更姓。正如作者所自言：“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
（二）小说中的害民现象
清末四大著名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以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在山东行医的过程为线索，展现了晚清上至封疆大吏下至平民百姓、山林隐士的众生相，写出了“土不制水历年成患、风能鼓浪到处可危”的末世景观。其中，对“清官”害民、“清官”误国现象的深刻揭露，是这部小说的鲜明特色之一。
首先，深刻揭露“清官”害民现象。
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模式是忠臣与奸臣、清官与赃官的斗争，由此构成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腐朽的矛盾冲突。清官向来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他们被视为封建政权的脊梁与支柱。对清官的赞赏与期待，始终是中国人传统而牢固的心理定势。《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有意识地突破这一传统模式，对晚清官场的所谓“清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触及和鞭挞了晚清社会政治的诸多本质现象。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第十六回）毫无疑问，小说对形形色色害民误国的“清官”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对其虚伪嘴脸和罪恶本质的深刻揭露，使作品极具震撼力和吸引力，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曹州知府玉贤和齐河县扶台刚弼是小说中重点刻画的两个“清官”形象。玉贤是个不要钱的“清官”，办案十分尽力，手段也十分毒辣。他在衙门口设有十二架站笼，天天不得空，来了新“犯人”，就把站死的换下来，顶替上去。“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二千多人”，他这样草菅人命是打着治盗的幌子进行的，但实际上被杀害的人中，绝大部分是良民。“听说他随便见着什么人，只要不顺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笼站死。”（第五回）“玉太尊所办的人，大约十分中有九分半是良民，半分是这些小盗。若论那些大盗，无论头目人物，就是他们的羽翼，也不作兴有一个被玉太尊捉着的。”（第七回）即使玉大人知道某人是冤枉的，也不能放了他，要“斩草除根”，以防他们不甘心，将来误了玉大人的前程。刚弼也是个“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但他办案全凭主观武断，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他在会审贾家十三人命案时，不去深入实际收集证据，仅凭魏家主管托人向他说情行贿为依据，便认定魏家父女是凶手，并施以酷刑屈打成招。其办案的逻辑十分荒唐：“倘若人命不是你谋害的，你家为什么肯拿几千两银子出来打点呢？”（第十六回）作者运用丰富的事实，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刻画了玉贤、刚弼这两个不要钱的“清官”丑恶嘴脸，揭露了他们刚愎自用、视民如贼、惨无人道的酷吏本质。
小说中还刻画了另一个“清官”庄宫保。此人虽非酷吏，却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庸官。他表面上爱才若渴，府衙上人才济济，也一心想干出一番政绩。但却听信观察史钧甫据西汉贾让《治河策》中所提出的废去黄河两岸民埝，退守大堤，不与河争地的主张，人为地造成了几十万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做了“杀这几十万人的一把大刀”（第十三回）。作者痛斥庄宫保说：“然创设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孟子所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之六七也”（第十三回）。
由此可见，不仅作为酷吏的“清官”能够害民误国，作为庸官的“清官”照样也能害民误国，这是《老残游记》竭力论证的一个观点。
其次，深入剖析“清官”害民现象。
作者在第十六回的自评中说：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自所睹，不知凡几矣。”
贪官因自知手脚不干净，做贼心虚，所以不敢公然为非作歹；而“清官”的可恶在于，或者自认清廉，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无可指责，“我是清官我怕谁”；或者自以为真理在握、道义在肩，所以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听不得异见，两袖清风，一意孤行，因此“小则杀人，大则误国”。“清官”之恶还在于，其上级往往被其“两袖清风”的清名和“路不拾遗”的政绩所蒙蔽，而对其残害百姓的暴行劣迹“睁一眼、闭一眼”不予追究，甚至将其苛政当做善政加以褒奖和推广，这又使得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所以这样的“清官”“官愈大，害愈其；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第六回）。
“清官”看上去两袖清风，但他们要名，要名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升迁。为了博名，他们可以不择手段，这和要钱的本质毫无不同，害民误国的结果亦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玉贤所守的曹州府有着所谓“路不拾遗”的美誉，“外面都是好看的”，在省内的名声很好，博得了一个“能臣清吏”的美名。但在“能臣”的背后，是他以民为盗，滥杀无辜，明知自己办错了案子也要坚持到底，甚至杀人灭口，以遮掩自己的罪孽，粉饰自己的政绩，借着“政绩”，挟着“清名”，他就可以步步高升，一路升迁。这比赃官害民更为可恶。
害人误国的“清官”本质上是不要钱的酷吏。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有着浓厚清官情结的国度，“包青天”“海青天”“于青天”等“青天大老爷”是人们心目中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是饱受欺凌、含冤受屈的贫苦百姓忍辱偷生、寻求保护的精神寄托和最后依靠。作者在小说中石破天惊地提出“清官害民”“清官误国”，似乎是对人们传统认识的一大突破和颠覆，但认真研读，不难发现，小说中的“清官”只是一些不要钱的酷吏或庸官，他们和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有着天壤之别。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是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刚正不阿、爱民如子、救民水火、伸张正义的圣人，是国家的栋梁、百姓的依靠。作者是在通过这部小说揭示这样一个道理：清官都是不贪钱财的，但不贪钱财的未必就是真正的清官，要警惕那些披着“清官”外衣的酷吏、庸官，他们与干夫所指的贪官污吏一样害民误国。
（三）小说中的音乐魅力
小说中有多处音乐的描写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中第二回“历山山下古帝遗踪明湖湖边美人绝调”中白妞说书片段更是其中的绝调，历来为人们所喜爱。除了“白妞说书”中精彩奇绝的描写外，其他处笔法奇绝的音乐的描写同样显示出作者刘鹗卓越的艺术手法，他实在可称得上是一个出色的“描音圣手”。
首先，细致描摹了多种乐器迥异有别的旋律。
《老残游记》中第十回“骊龙双珠光照琴瑟犀牛一角声叶箜篌”写的是申子平桃花山听乐，共介绍了琴、瑟、箜篌、角、摇铃、磬等乐器，这些乐器除了琴瑟外，“会弹十几调琴的申子平却并不认得”。然而，演奏者却能将琴瑟之铮镟清逸，箜篌之凄清悲壮，角之呜咽顿挫，磬之铿铿锵锵，铃之参差错落演绎得令人“心身俱忘，如醉如梦”。这些细致真实的描写，说明刘鹗本人是极为熟悉这些乐器的，否则，无法将各种乐器之迥异有别的旋律用文字表达出来。
其次，生动地表现了各种乐器的演奏法。
玛姑弹琴，初起轻挑漫剔，接着吟揉、批拂，极为熟练地掌握琴之节奏，手指之轻重，作者似乎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介绍一部弹琴之指法的指导书。对于黄龙子奏瑟，则以申子平之眼来表现：“那知瑟的妙用，也在左手，看他右手发声之后，那左手进退揉颤，其余音也就随着猗猗靡靡，真是闻所未闻”（第十回）。常人并不曾听过的瑟，黄龙子却是行家，是黄龙子在奏瑟，更是作家在表现自己演奏乐器的经历与体验。
再次，写出了乐器和鸣的优美境界。
刘鹗还精心描写了一场山中演奏会，表现出了众乐齐奏、和声共鸣的优美旋律，使得这场山中演奏不啻于一场现代音乐会，令人久久难忘。将玛姑、黄龙子合奏时琴瑟的“绰注相应”“此唱彼和，问来答往”的相协而不相同的山中古调演绎得令人“如随长风浮沉于云霞之际”，身心俱醉。刘鹗在自身体验基础上，更是发挥大胆想象，使其音乐描写呈现与众不同的魅力，他是一个音乐家，更是一个语言大师。
第四，用博喻手法赋音乐之形。
刘鹗描摹音乐时大胆联想，独具匠心地运用高明的比喻技巧，使作者对声音的描写，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在“白妞说书”片段中，刘鹗用博喻手法赋音乐之形，他不只是从听觉角度来形容和描写音乐，而且还用了感觉、味觉、视觉等来刻画白妞的说书艺术。刘鹗成功地运用了通感的手法，打破了感觉的界限，化听觉为感觉、味觉、视觉，将抽象无形的音乐美表现得生动可感，这是其艺术上的独创。
首先从感觉和味觉角度来写听书的感觉，大胆用了“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的比喻，重在强调听白妞说书时说不出的畅快与舒坦，可是谁也没有过内脏被熨过的经历，很少有人有吃人参果的体验。刘鹗大胆发挥想象力，独具匠心、不落俗套，使用了这么一种超常的艺术比喻，获得极佳的效果，将音乐之美难以言传的感受具体可感地表达出来。
接着，从视觉角度来形容声音。白妞越唱越高，音量渐渐变高的抽象感如何表现？刘鹗用了“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的比喻来描写非常恰当，用钢丝的逐渐升高来喻音量的变化，将音乐的抽象感受变得具体客观。对于声音的回环转折，刘鹗绝妙地运用了登泰山绝顶峰的体验来喻之。泰山峰上有峰，“愈翻愈险，愈险愈奇”，王小玉说书，如登峰“节节高起”，而王小玉说书声音的回环转折是抽象的，泰山峰的奇险却是可视的。这种化听觉为视觉的通感手法是刘鹗擅长的，而且运用得恰到好处。刘鹗赋以无形音乐之具体可感的形态，其想象力之丰富大胆，艺术感觉力具有独到之处。
第五，借音乐表达哲学思想。
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对音乐的描写不仅限于展示音乐声色之美，还借音乐来表达他的“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使其音乐描写更多了一份理性色彩。
刘鹗借音乐传达出的重和去同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他在文化价值观方面，主张不同派别、类型、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老残游记》中主要有“白妞说书”及“山中古调”两大部分的音乐描写。前者是民间博采众长的大众化的俗乐，不入士大夫之耳，而后者则为有悠久传统的琴瑟之雅乐。刘鹗同时认可这两种音乐，并且对这两部分音乐的描写都出神入化，显示他兼容并包、融合统一的思想，在他看来音乐重“和”，只有和谐之乐音，而无低劣雅俗之分。刘鹗“君子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更直接体现在“山中古调”一节，借玛姑等人的演奏委婉地道出他的重和去同的哲学思想。玛姑与黄龙子合奏一曲与世俗之曲迥然不同的“海水天风之曲”，此山中古调令申子平“如醉如梦”，此曲之妙处正如玛姑之语：“我们所弹的曲子，一人弹与两人弹迥乎不同。一人弹的名‘自成之曲’；两人弹，则为‘合成之曲’。所以此宫彼商，彼角此羽，相协而不相同，圣人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个道理。”音乐“相协而不相同”，和谐统一是音乐的最美境界，也是宇宙万物生成发展的根本规律。刘鹗是在写音乐，更是借此来表现自己的“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使其哲学思想的表达不带上说教的色彩。
（四）《老残游记》的非谴责因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论道：
光绪庚子（1900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谴责小说。
这就是著名的谴责小说论。它包括特定的发生论、创作论和价值论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贯注着鲁迅一贯的“知人论世”原则、作家人格决定作品特性的观念，是一个逻辑严谨的小说史概念。
鲁迅判定，谴责小说是因庚子事变的刺激而发生的。它是由历史事件、社会心理和作家的创作意图及其因果关系所构成的事实判断。在此基础上，鲁迅进一步判定，它在文学上“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也即浅露、夸张、不实，缺乏“公心”，也就是“近于谩骂。”谴责小说是与讽刺小说相比较而言的，它“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其实不是讽刺小说，两者不可混淆。鲁迅是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为讽刺小说标本的。
所以，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梳理出一条从《儒林外史》以来中国小说“堕落”的过程和演变线索，即由《儒林外史》堕落为清末谴责小说，再由清末谴责小说进一步堕落为民初黑幕小说。此前，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曾经论述：“南方的讽刺小说都是学《儒林外史》的。”诸如《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都是《儒林外史》式的讽刺小说。” 鲁迅显然不同意这个论断，“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对此，胡适首先折服，改变自己先前的见解，而予以响应说：“我在《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里，曾说《官场现形记》是一部模仿《儒林外史》的讽刺小说。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里另标出‘谴责小说’的名目，把《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书都归入这一类。他这种区别是很有见地的。”
谴责小说概念其实是以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为典范概括出来，推及一般的。鲁迅论李伯元及其《官场现形记》便说：“时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内失望，多索祸患之由，责其罪人以自快。”虽然，鲁迅的这些论断其实并不合事实，但在他自己，却是从《官场现形记》概括并经心定义了这个概念。在《中国小说史略》的“清末之谴责小说”篇，鲁迅选定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和曾朴《孽海花》为代表作。这已获普遍认同，被习称为“晚清四大小说家”和“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但事实上，鲁迅一面将《老残游记》作为清末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另一面，他在具体的论述中，其实并不能将谴责小说概念推广到
《老残游记》，也不能用谴责小说的属性来涵盖它。《老残游记》二十章，“……其书即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而历记其言论闻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而攻击官吏之处亦多。其记刚弼误认魏氏父女为谋毙一家十三命重犯，魏氏仆行贿求免，而刚弼即以此证实之。然后，摘引小说第十六回描写刚弼的一节，以显示言而有证。”
在这里，鲁迅对《老残游记》的论述极其简略片面，仅仅是：“其书即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而历记其言论闻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而攻击官吏之处亦多。”然而，“攻击官吏”是通过具体描写实现的，它是否符合谴责小说的属性特征，浅露、夸张、不实呢？
《官场现形记》旨在揭露官场真相。《老残游记》与之不同，虽含有“攻击官吏”的内容，但这不是它的思想主题。鲁迅肯定《老残游记》“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老残游记》具有贯穿始终的统一的思想主题。它所设定的情境、故事无一不与刘鹗的亲身遭际、思想见解以及他所从属的太谷学派的教义直接相关。
鲁迅对《老残游记》的“攻击官吏”之处的论述也很片面，只取其片断中的片断，仅仅是“其记刚弼误认魏氏父女为谋毙一家十三命重犯，魏氏仆行贿求免，而刚弼即以此证实之。”这不能体现刚弼故事和性格的整体及其意义。我们知道，鲁迅所论及的只是《老残游记》初集（第二十回）。它由五个情节单元即短篇故事组成。
刚弼是其中第五个故事“十三人命案”中的一个角色。“十三人命案”发生后，山东巡抚庄宫保派刚弼来主持审判。刚弼是“刚愎自用”性格的典型，他对恶人先告状者，不做任何调查，便刚愎自用，认定其实是冤屈的被告的罪名。并且，他还郑重其事地诬陷老残。因为老残了解到被告沉冤莫辩，写信给庄宫保要求重派真正的清官白子寿来重审此案，所以刚弼便认定他贪图被告的钱财才这么做。白子寿对刚弼说，老残“姓铁名英，号补残，是肝胆男子，学问极其渊博，性情又极其平易，从不肯轻慢人的。老哥连他都当做小人，所以我说未免过分了”。
在这个故事里，与刚弼这种刚愎自用的“清官”不同，白子寿则是受作者推崇的真正的清官。小说对之不但没有“攻击”，反而是赞誉，正如小说中黄人瑞说：“这瘟刚是以清廉自命的，白太尊的清廉，恐怕比他还靠得住些。白子寿的人品学问为众所推服，他还不敢藐视，
舍此更无能制伏他的人了。”（第十六回）可见，《老残游记》并非一味“攻击官吏”。它对官吏的人格描写自有其选择、分别和标准，也就是有着作者自己的思想见解和价值观的。果然，白子寿便很快查清了案情。他开导刚弼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兄也犯这个毛病，莫怪兄弟直言。”（第十八回）在白子寿的开导和事实面前，刚弼终于“红胀了脸”，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悔过，转变了对老残的看法（第十八回）。这里显然寄托了刘鹗的写作意图和现实希望。
可知，鲁迅不但完全无视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清官”白子寿的存在，连对刚弼的转变也舍弃不论，所取者只是刚弼故事的片断，即刚弼的刚愎自用的片断，连体现作者用意而写他终于悔过的一面，也只字不提。因而，将“攻击官吏”一词用于对刚弼的概括，其实也不准确。至少，小说不是“攻击”而是希望刚弼悔过自新。对《老残游记》中勉强可以和谴责小说概念发生关联的“攻击官吏”片断，鲁迅既无从用谴责小说属性来涵盖，事实上也不存在这种属性，那么，它就算不得谴责小说，不能放在“清末之谴责小说”这个题目下来论述。那么鲁迅为何仍将之置于谴责小说之内呢？这与鲁迅对整个“清末小说”的认识以及《中国小说史略》的体制相关。《老残游记》是清末小说名著，论清末小说而撇开它是不行的。不然，就得在清末小说部分另辟一种类型，来安置《老残游记》。但鲁迅没有这么做。我们知道，《中国小说史略》对清末小说的论述很不全面，对大量的清末小说采取了舍弃不论的办法，而以谴责小说概念来概括清末小说在中国小说演变史中的主要时代特点，这符合《中国小说史略》的“史略”宗旨，也体现了鲁迅史识和小说史观。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清末小说都可以纳入谴责小说之内，《老残游记》就是这样的著作。勉强纳入，在具体论述中即使付出“片面共性”的代价，也仍然不能克服其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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