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容简介
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以至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时，作者更注重表现诸多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诚如作者自云：“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小说中的光绪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挟制，即使册立皇后，亦没有丝毫的决定权。
而此时的文人也不仅仅是把目光放在科举为官的道路上。在第二回有关雅聚园的描写之后，金雯青中状元衣锦还乡在乘轮船途经上海小住数日的时候，有洋务派著名人物冯桂芬来访，见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长者口吻勉励雯青说：“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它，那才算得个经济……”随后，金雯青又应邀赴一品香会客，席间听薛淑云、王子度等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学艺”，不由暗自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
小说写到第二十九回，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已是19世纪末期甲午海战之后的情状。北洋水师乃洋务运动的产物，海上一场恶战，竟不抵岛国日本，几至全军覆没。这沉痛的教训给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震动，通达之士为之猛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政体不变革，单是办办洋务，终究是难以拯救衰敝的祖国。这种以变革政体为核心内容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海战之后颇为盛行。与此同时，更有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清朝政府已腐败透顶，顽固派势力在朝廷占据绝对优势，以和平的方式去变革政体，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最终难以付诸实践。
总之，循着作者的笔触，不难寻绎出三十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味和境界。虽然小说中不乏对清廷腐败的揭露和谴责，但是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变迁史过程中的附带而已。因此《孽海花》终究是一部“历史小说”。只有把握了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这部小说的理解才会更加深入。
（二）小说的主题思想
首先，小说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表达了强烈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清朝末年，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腐朽糜烂不堪，上自皇帝、皇太后，下至封建士大夫，个个腐败已极，无能透顶，它的存在只能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封建社会的土崩瓦解，势在必然。鲁迅先生谈及《孽海花》的艺术成就时就指出：“并写当时达官名士，亦及淋漓。”的确，小说对“达官名士”的描绘和刻画，真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他们丑恶的嘴脸和卑劣的行径，就如在眼前。达官之中，上至尚书、中堂，下至巡抚督办，虽有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不同，主战派和投降派的差别，但在本质上却是一丘之貉。
作者还对封建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小说的第一回大胆指斥清代帝王“暴也暴到吕政、奥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后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小说第二十一回揭露了宫廷内部最高统治者帝后之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描写了慈禧太后的奢侈荒淫、专横暴虐。在海军覆没、陆军节节败退时，慈禧不得已一度暂停了“万寿点景”，但一听说日本开出条件，便迫不及待地完全按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派李鸿章“带着割地赔款的权柄”到日本屈膝求和。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定，她马上又大搞起祝寿活动来。小说的有关描写与对慈禧专权祸国罪行的谴责，反映了人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愤怒情绪。
其次，小说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表达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小说控诉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述说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小说第一回是“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三十年影事托写自由花”。记叙了“约莫19世纪中段，那奴乐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那时这岛根岌岌摇动，要被海如卷去的样子”。作者以奴乐岛隐喻中国，把帝国主义列强比作一阵“怪风大潮”，怪风大潮正向奴乐岛迎面扑来，象征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再次，小说赞扬民主革命，表达了进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小说第一回说：“天眼愁胡，人心思汉。自由花神，付东风拘管。”在第四回又介绍了反清的秘密会社，标举民族主义，这些都暗示了其种族革命的主张。书中还以歌颂的态度描述了孙中山、陈千秋、史坚如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活动。陈千秋在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云仁甫、王子度的辩论中，批判了“缓进主义”，认为“唯有以霹雳手段，警醒两百年迷梦，扫除数千万腥檀，建瓦一呼，百结都解”。小说通过革命党人杨云衢的演讲，提出要扑灭“专制政府”，“组织我黄帝子孙的共和政府”。小说把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作为正面人物加以歌颂，特别是革命党人的领袖孙中山，作者更是充满激情，无比崇敬。
第四，作者主张寻求国家富强之路，体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小说通过文中人物之口，发表了要探索救国、富国的方法和主张。小说第三回通过冯桂芬之口，认为“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的时代，从前多少辞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他认为当今的人才应该是“周知四国，通达时务”的人。
（三）小说文本的叙事解读
曾朴《孽海花》聚焦的年代，是“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地进行”。故他选择“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孽海花》一书所欲展现的乃“五洲万国交通时代”的宏阔画卷，因此当时与中国有关联的国家书中几乎都有提及，除去士大夫政论时述中的陈腔滥调，拥有相对完整的想象性时空的就只剩下德国、俄国与日本。
对德、俄两国的记叙是由主人公金雯青的出使路线串联起来的，日本故事则迟至第二十几回才浮现。就篇幅而言，与德、俄两国相关的记叙明显多于日本。第二十六回记金雯青死后，唐卿送其家眷归南，叙述者于该回中间按下主线改说唐卿在朝廷中与闻韵高的对话，进一步引出皇帝与宝妃的冗长逸闻，接着又回到唐、闻二人论及威毅伯议和遇刺事，这才于第二十八回让叙述者出面，强行扭转话头，“去叙一件很遥远海边山岛里田庄人家的事情”。
尽管在许多细节地方略有革新，但《孽海花》的整体叙事模式仍无法跳脱出传统小说由全知全能叙事人一统天下的局面。因此我们看到，许多与情节发展关联不大且具有相当独立性的逸事传闻，在书中必须依靠叙事人强行介入，才有可能被整合成为全书的一部分。比照三国故事在文本语境中被提及的方式就不难看出，离情节主线相隔最远的日本故事，也拥有最为突兀的引发方式。第九回叙雯青与彩云起程赴德，途遇船主质克、夏雅丽等人，叙述者完全没有直接现身的必要，使一路顺风顺水地转变了时空，大家困卧了数日，无事可说。直到七月十三日，船到热瓦，雯青谢了船主，换了火车，走了五日，始抵德国柏林都城。
俄国故事与日本故事表面上都是完整的逸闻，但前者的主人翁夏雅丽在故事展开之前已多有提及，她行刺俄皇之事也在几个主要人物口中反复传递，这些都有助于调动读者的兴味，强化俄国故事本身与主情节的关联。接着，叙事者选择在瓦德西与毕叶两人去裁判所看审的途中插入夏雅丽本事的叙述：“不说二人去裁判所看审，如今要把夏雅丽的根源细表一表。”这里叙事者的介入程度显然已大于德国故事，但由于前文的铺垫与故事本身的应和关系，使读者不会有突兀之感。本故事同样是叙述一个刺客的生平际遇，但对此行刺威毅伯的日本浪人，前文完全不曾述及，直到第二十七回的最末数行，这个即将占用整个二十八回的异国人才横空出世。
德、俄、日三国故事中，对德国故事的叙述无疑最为可靠，因为它从来没有脱离主线人物的视角；夏雅丽的传奇经历虽然明显属于不可靠叙述的范畴，但这种不可靠性却会随着叙事的展开而消解于无形。第十六回以夏雅丽生平的详细介绍作为传奇的开端：“原来夏雅丽姓游爱珊，俄国闵司克州人，世界有名虚无党女杰海富孟的异母妹。父名司爱生，本犹太种人，移居圣彼得堡，为人鄙吝顽固。发妻欧氏，生海富孟早死，续娶斐氏，生夏雅丽……”
如果说俄国故事是作者用“史传”框架包装出来的“传奇”的话，那日本政事就是彻头彻尾的“传奇”。首先，叙事者以“遥远海边山岛里田庄人家的事情”这些含混无比的方位指示词开篇，本身就旨在唤起读者阅读虚构政事的期待视野，暗示大家应把注意力放在主角兄弟二人的疯狂本性和沉溺于酒色赌技的丑行劣迹之上。故事讲完，叙事者亦没有例行公事般地交代消息来源，或暗示其间的关联，这都使之成为全书关于异国人想象的记述中最缺乏真实依托的部分。其次，故事的前半部分叙弟弟清之介在粗蠢妓女花子的诱惑下失身后顿起杀念，但经激烈的内心争斗，终于在日本武士道理念的支撑下醒觉过来。
德国作为金雯青出使的第一站，在书中最受青睐。叙事人始终跟随着主线人物的行动展开叙述，排除了一切道听途说的可能性，因此德国故事有着其他二国无法比拟的直接性与可靠性。第十二回以补叙形式记彩云在德国贵族圈如鱼得水，继而初遇瓦德西，觐见德国女皇，进退往还的间隙，亦不忘借她之眼描摹德都柏林城中缔尔园的旖旎瑰丽及德国皇宫的宏阔雄伟。
曾朴一生虽从未踏足异国土地，但上引其对柏林景观的描写，却并不是纯粹的凌空蹈虚。随着19世纪末幻灯机与电影放映机的传入，原本由书籍或杂志的插图所垄断的西方图象迅速地被活动的西方影象所取代。1909年2月5日《大公报》记载了电影短片对中国观众的影响：“第一是开眼界，可以当做游历，看看欧美各国的风土人情，即如那名山胜水、出奇的工程、著名的古迹、冷带热带、各种景致、各种情形，至于那开矿的、耕田的、做工的、卖艺的、赛马的、斗力的，种种事情，真如同身历其境，亲眼得见一样”。毕生研治西学的曾朴在20世纪初一定曾看过这些充满魅惑力的西方影象。然而细读这些“征实”的描摹，我们却发现里面大半是些诗词文赋中屡见不鲜的套语的堆砌，看似活色生香，实则空洞无物。
景物描写技巧贫乏远非其一人之欠缺，而可谓晚清小说家的通病。胡适对此即颇有微词：“一到了写景的地方，骈文诗词里的许多成语便自然涌上来，挤上来，摆脱也摆脱不开，赶也赶不去。”虽拥有其先辈无法比拟的开阔视野，但晚清小说家们的创作本意在评议政事，或传递新知，而且渊源久远的诗词传统也严重束缚了他们的创造力，放在摹情状物时，他们乐于因循旧规而不事创新。
（四）小说文本的异域书写
赛金花在晚清可谓名噪一时。而曾朴作《孽海花》，借赛金花与洪钧的风流传奇敷陈晚清1870年以来近三十年的历史，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书，无疑更成就了赛金花的传奇。很显然，如果没有随夫出使欧洲并结交德国元帅瓦德西将军、德国皇后等经历，赛氏至多不过演绎了另一出《海上花列传》。然而，小说中关于这一段海外经历的描写，体现了晚清文人对异域空间的想象，并通过建构“他者”来反观自身的交错互动，促使我们进一步追问其建构想象的方式和历史语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孽海花》具有范式的作用。
1.异域的想象性呈现
《孽海花》初稿作于1904年，书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金雯青出任驻俄、德、荷兰和奥地利特使，携傅彩云出使欧洲的行程和见闻，描述欧洲的社会生活及主人公与当地人的交往。文本的叙事空间跨越了亚洲和欧洲，对日本、德国及俄国给予了想象性呈现。
这次行程的起点是上海。书叙金雯青一行，乘上了萨克森公司的船。德国是出使的第一站，作者着墨最多。叙述者始终追随着主人公的活动行程，因而对德国的政治，贵族的衣着、肖像、社交活动，柏林的街道、建筑、室内陈设等有许多正面描写。第十二回以补叙形式记述了傅彩云在德国如鱼得水，出入贵族庭园，初遇瓦德西，秘会德国皇后维多利亚第二，觐见德国皇帝飞蝶丽。借着彩云的进退往还，柏林的城市风貌得以一一展现。
彩云刚跨下地，忽觉眼前一片光明，耀耀烁烁，眼睛也睁不开。好容易定眼一认，原来一辆朱轮绣憾的百宝宫车，端端正正的停在一座十色五光的玻璃宫台阶之下。那宫却是轮奂巍峨，矗云干汉。宫外浩荡荡，一片香泥细草的广场，遍围着郁郁苍苍的树木，点缀着几处名家雕石像，放射出万条异彩的喷水池。
无论从物质材料还是空间修辞来说，这种景观都与清王朝一般的都市如此不同。作者有意识地在叙事空间中融入一种欧洲意识，刻意描写那些当时在一般中国人经验常识系统之外的事物和陈设，试图进行一种跨越既成经验的想象。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隐约在读者眼前展开，并激发了读者更为肆意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对异国风情大肆渲染、津津乐道，而是将其自然地融入情节发展之中，种种关于异域的书写借由彩云等人的活动得以呈现。作者改变传统小说的情节动力，放慢叙事速度，把重点放在人物的刻画上。第十一回正叙彩云等候觐见德皇，叙述者却猛然把读者的目光拉回京里，“暂时把他们搁一搁，叙述京里一班王公大人，提倡学界的历史了”。第十二回通过苯如在国内读雯青的来信，以倒叙的方式叙写彩云在德国的社交活动，她与德国皇后的交往及合影的来历。
接着，故事的场景转到俄国：“雯青就带了彩云及参赞翻译等，登火车赴俄。其时天气寒冽，风雪载途，在德界内，尚常见崇楼杰阁，沃野森林，可以赏眺赏眺。到次日，一入俄界，则遍地沙漠，雪厚尺余，如在冰天雪窖中矣。”雯青在圣彼得堡“没事时，便领着次芳等，游游蜡人馆，逛逛万生院，坐瓦泥江冰床，赏阿尔亚园之亭榭，入巴立帅场观剧，看萄蕾塔跳舞；略识兵操，偶来机厂，足备日记材料罢了”。如果说城市建筑、文化与生活设施、语言、着装及饮食，这些都是极浅表的西方文化，那么，作者对于无政府主义、对俄国虚无党人的想象性呈现，对中国政治的批评则堪称石破天惊。“小说正面渲染中国官场的蝇营狗苟、卑琐龌龊，侧面描写虚无党人的光明磊落、甘死如饴，从而使小说形成相互对比、相互映照的两个世界”。
2.想象的建构
有意思的是，晚清小说家多数和《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一样，一生从未踏上过异国的土地。晚清小说的异域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叙事，它表达的是作家个人的中国都市生活经验及其对西方世界的间接认知，这促使我们关注孕育和催生这一想象的城市空间。此类书写或许无助于我们了解当时西方社会的真实情形，然而，追问其构建想象的方式及历史语境，对于我们反观自身则大有深意，为我们考察转型中的晚清社会生活形态、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提供了具有可读性的文本。
近代上海是西方人聚集最多的城市。可以说，近代上海是一个具有显著的跨文化特征的超大城市空间。无论是建筑，还是文化，上海都呈现出了一种奇异的世界主义的城市景观。因此，借镜上海无疑是晚清小说家建构异域想象的最重要途径。《孽海花》中的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上海城市景观的成功改写。在《孽海花》写作的年代，西洋建筑比比皆是。如有恒洋行设计的味莼园（张园）、总巡捕房，同和洋行设计的老汇丰洋行、有利银行，德和洋行设计的法租界公董局、工部局市政厅，盛宣怀的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私人花园别墅等，它们采用的进口建筑材料、外籍建筑师、原主人的外籍身份，以及整体空间的设计，无不显示出其正宗的欧洲源头。
外国文学的大量输入与译介，也是晚清小说家想象异域的重要媒介。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为例，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洋文学的影响。曾朴本人通法文，又受到陈季同的指引，熟谙法国文学。李伯元则有跟随西方传教士学习英文的经历。吴趼人的好友周桂笙是晚清最有影响的翻译家之一。刘鹗则“于光绪乙巳年（1905年）就已在研读林琴南所译《迦因小传》，但从《老残游记》十八回‘铁先生风霜访大案，情节之中，就已提到英国侦探小说主角福尔摩斯”。可见，刘鹗接触西洋小说还要更早一点。
3.背离与依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现象是，上海这个以跨文化特征著称的城市，却孕育出了与清王朝和帝国主义势力相对立的新兴势力，成为新的政治批评意识的摇篮，由清王朝的都市内景转变为政治前沿，由半殖民地转变为朝向帝国主义霸权的锋刃。如果说维新运动的政治中心在北京，那么其作为启蒙思想运动的中心却是在上海。晚清知识分子置身于遍布着经过移植和复制的西方建筑中，置身于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空间和华洋杂处的社会环境里，生发了想象异域的冲动和对西方文明的渴望，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背离传统的倾向。
通过阅读《孽海花》，我们恰恰见证了身处上海及其他异国风盛行的中国都市中的大批晚清士人的离心化过程。小说不仅通过虚拟的欧洲景观，以想象的方式逾越了地理和民族国家界限，而且在虚拟的异国空间里，多重文化体系与文化判断标准之间相互对抗、彼此影响，激发了个人和群体的离心倾向，不由自主地要疏离、挣脱传统观念、思想、制度的束缚。
由于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曾朴想象异域的方式具有其独特之处。《罗马史演义》《十九世纪演义》《泰西历史演义》《苏格兰独立记》等小说虽演述西方历史，然而基本不脱中国传统历史演义小说或者晚清政治小说范畴，以宏大的历史叙事为特征，叙述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且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历史观念和政治主张，因此缺乏细腻的场景和人物描写。《孽海花》则不同，“在根本的‘历史小说’意识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历史小说或史传文学的窠臼，体现出明显的现代色彩”。
我们注意到，当曾朴采撷西方典范，写作他理解中的历史小说时，他的想象其实仍不脱他所指责的中国叙事模式。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经批评说：“曾朴把小说人物的个人故事与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这一做法很能说明机械拼合不同性质的材料最后会如何归于失败。”虽然我们很难同意把《孽海花》列为失败之作，然而由于西方叙事技巧和作者海外生活经验的缺失，使其异国书写最终沦为异国景观中的本土书写。书中关于缔尔园、德国皇宫、街道等城市空间的描述，看似活色生香，实则空洞无物。作为柏林标志性建筑之一的缔尔园，书中写道：
原来这座花园，古呢普提坊要算柏林市中第一个名胜之区，周围三四里，门前有一个新立的石柱，高三丈，周十围，顶立飞仙，金身金翅，是法、奥、丹三国战争时获得大炮铸成，号为“得胜铭”。园中马路，四通八达。崇楼杰阁，曲廊洞房，锦簇花团，云谲波诡，琪花瑶草，四时常开，珈馆酒楼，到处可坐。每日里钿车如水，裙屐如云，热闹异常。园中有座三层楼，画栋飞云，雕盘承露，尤为全园之中心点。其最上一层有精舍四五，无不金钰衔壁，明月缀帷，榻护绣襦，地铺锦厨，为贵绅仕女登眺之所，寻常人不能攀跻。
又如第十六回对夏雅丽的生平介绍很明显地采用了传统的史传笔法。在《孽海花》中，中国传统的叙事习惯与西方的叙事技巧相杂糅。“传统”在清末民初之交的曾朴身上，像难以摆脱的宿命如影随形，成为其异域想象的浓重底色，从而构成了小说中传统与现代错杂的奇观。然而，这未必不是作者为迎合渎者阅读习惯所做的自觉选择。
然而当小说家幻想以妥协的方式，即保留旧有的文体、叙事模式和话语系统来表达其社会理想时，却没有意识到这其中蕴涵着的巨大矛盾——形式本身也会成为桎梏，阻碍新思想的表达。其关于异域的想象，最终未能建构起关于未来家国的清晰形象。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晚清士人对西方的接触和接受都是有限度的，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也是有节制的。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学都仍在酝酿之中，只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大潮席卷而至，中国的“现代”才真正揭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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