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开创清朝国号的皇太极在清宁宫中猝然病死，由于他不曾指定继承人，因而引发了极为动荡的皇权之争。诸王、贝勒都想拥立自己一方代表人成为新主子，大清国的朝堂上由此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一个是以肃亲王豪格为首的皇子派，有两黄旗、正蓝旗为后盾，索尼、图赖是这一派的支柱，他们表态誓死要拥立先王之子继承皇位。另一派则是睿亲王多尔衮自己想要当皇上，两白旗及其他旗的部分力量是他的主要势力，多尔衮的胞弟多铎、阿济格则是这一派的主要拥趸者。
皇太极的遗体下葬后，两黄旗主要实力派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鳌拜等人聚集在豪哥家里商议推举豪格继位之事，豪格异常欣喜地和这些大臣商议了有关事宜。当时朝堂上裁决政务的是阿济格、多尔衮、豪格和济尔哈朗四巨头，阿济格和多尔衮是一个战壕，豪格一定要拉拢住另一个巨头郑亲王济尔哈朗。豪格派心腹之人对这位亲王说，“两黄旗已经决定立肃亲王豪格为君，尚须尔议。”说这几句话是豪格向济尔哈朗传递一个信息，他当皇帝已基本上敲定了。济尔哈朗顺水推舟让来使转告豪格，“我意亦如此。”他给豪格吃了一颗定心丸。
而这时的多尔衮也在抓紧时间笼络支持者。索尼作为清太祖、清太宗两位帝王的心腹大臣，身居要职，影响力很大，多尔衮不敢忽视两黄旗的态度，多尔衮找到索尼，想探探他的态度。对多尔衮的到来的目的，索尼十分清楚，他坚决维护先皇血脉的立场，“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在索尼的心中豪格是继承帝位的不二人选。索尼的这句话给梦想穿上龙袍的多尔衮泼了一大盆凉水。
爱新觉罗·豪格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长子，母为皇太极继妃乌喇纳喇氏。皇太极死时豪格三十四岁，比他的政治对手叔父多尔衮还大三岁。早在努尔哈赤时代他就跟着祖父南征北战，又跟着父皇皇太极浴血奋战，都曾干出一番业绩。后金时于锦州等地击败明军，杀明将金国凤，后俘洪承畴，并与济尔哈朗攻克塔山。豪格英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因其功勋卓著而不断进封，他是大清朝开国的主要功臣之一。皇太极称帝时，晋封豪格为肃亲王，当时他仅二十七岁。豪格又素与睿亲王多尔衮一向不合，当时豪格亲掌正蓝旗，而且又有皇太极留下的正黄旗和镶黄旗以及众多大臣们的支持，略优于有正白、镶白两旗以及多铎支持的多尔衮。
皇太极死后的第六日的朝会，两黄旗大臣集体盟誓坚决拥立先皇之子继承帝位，他们调来两黄旗精锐之师巴牙喇兵全副武装开往崇政殿，警戒在宫殿四周，做好了充分准备。当多尔衮走进朝堂，立时感觉到这里的森冷杀机。多尔衮有些懊悔，他没预料到两黄旗会调来部队，他有些大意了，这里已经被两黄旗控制。是勇闯虎穴还是避其锋芒？选择后者，多尔衮就没有了任何机会，只能听命于人家的安排，自己登大位的梦想就将彻底粉碎。多尔衮还有同胞兄弟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的拥立，他绝对不会就这样认输，无论如何也要搏命一击，勇闯对方虎穴这才是多尔衮的性格，他绝不会看不到最后的结局，就中途退出。
在朝堂上，廷议一开始，两黄旗的索尼、鳌拜就抢先发言，要求立一位皇子为帝，气势咄咄逼人。多尔衮毕竟是多尔衮，处变不惊。他看到对方是这两个人物先站出来，立即抓到对方软肋进行还击，他说：“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就定出规矩，只有八和硕贝勒才有资格共议国政。索尼等人没有这个资格。”多尔衮搬出圣祖训要求不够资格的其他大臣必须退场。索尼、鳌拜等人只好闷闷地退出朝堂。
形势立即被多尔衮扭转。阿济格、多铎立即挺身站出，提出要请多尔衮当皇帝。多尔衮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虽然两黄旗的一些大臣退出朝堂，但门外的巴牙喇兵张弓持剑依然在虎视眈眈，豪格等人也正在蓄势恐有爆发；多尔衮如果主动表态接受阿济格等人的提议，无疑是将矛头引到自己的身上。考虑到这些，多尔衮没有轻易表态。多铎见多尔衮迟迟不说话，以为他胆怯了。他大声对多尔衮说道：“如果你不同意称帝，那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列入太祖遗诏的。”
而此时的多尔衮正在想着如何击倒他的最大对手豪格。多铎的叫嚣又给了多尔衮一个机会，他立即抓住这瞬间的机会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在太祖遗诏中提到的，不单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多尔衮根本不想让多铎当皇帝，他在否定多铎的时候把豪格也卷了进去。多尔衮这句话一石二鸟，一下将豪格和多铎捆绑到一起，将两个人当皇帝的想法全部堵死。多铎见多尔衮不同意他当皇帝，转而又提出请礼亲王代善当皇帝。代善怕引火烧身，不敢跳这个火坑，表示自己难以胜任。豪格紧紧盯着济尔哈朗，一心等着这位许诺支持他的郑亲王表态，但老奸巨猾的济尔哈朗，迟迟不予表态。
在这个万分关键的时刻，豪格未能果断利用他是皇子又有朝堂外全副武装嫡系部队的威慑，进行强硬的争夺，却是十分冲动地做出一个令他后悔终生的决策，他站起来说：“我福小德薄，哪能当此大任？”说罢，起身离去。豪格看到自己未占上风，没有人站出来坚持请自己当皇上，他想以自己的离开激发两黄旗势力动武，以武力迫使多尔衮兄弟就范。果然，两黄旗势力一见豪格发怒，纷纷扬言：“我们这些人都是蒙荫先皇恩泽才有今天的，若不立先皇之子继位，我们情愿追随先皇而去。”
双方剑拔弩张，一场火拼即将发生。礼亲王代善脚底抹油溜了，英亲王阿济格也不再掺合下去，转身也走了。多铎眼睛冒火，多尔衮在急速地思索对策。多尔衮考虑他若强行登基就有可能招致八旗分裂，并最终危及清朝国基，他必须要控制住局势。多尔衮说：“两黄旗大臣说的有理，既然肃亲王不愿继承帝位，那就立先帝九子福临吧。福临年纪还小，最好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人共同辅政，待幼主成年，我们即让他亲政。”多尔衮这席话使双方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来。两黄旗看到多尔衮不再坚持他要做皇帝，虽然没能推举豪格当上皇帝，但福临也是先帝的儿子，就觉得己方赢得了胜利，不再提出什么异议。
纵观这场皇权之争，最大的失败者是豪格，他在最紧要的关头主动退场，虽然是假装的，但实际上却是主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主宰，由刀俎变成任人宰割的鱼肉，这绝对是他最大的失败。豪格在政治方面的冲动和弱智使他不仅输掉了可能到手的皇位，还输掉了他的未来包括性命。
多尔衮一直认为豪格是他的最大威胁，豪格有机会一定会和他重新较量。入关后，多尔衮让豪格带兵去与张献忠作战，想利用张替他除掉豪格，但豪格在四川西充凤凰山射杀了张献忠。尽管豪格立下颇多战功，但他一直没能避开多尔衮的打压。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豪格班师回京后一个月，贝子吞齐等人告发济尔哈朗，其中有两条罪名事关豪格：一是当太宗驾崩时，“谋立肃王为君”，“擅谋大事”；二是袒护受到罢爵处分的豪格，并让豪格的福晋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的福晋前面行走。由此得出济尔哈朗“向与肃王同谋，心生怜悯，显令僭越”的结论。济尔哈朗被定以死罪。两天后，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专门讨论豪格的问题。多尔衮一派以豪格犯有庇护部将、冒领军功和欲提拔罪人兄弟等轻微罪名，构陷定其死罪，将豪格下狱。诸王大臣反复上奏，终以免死，处以囚禁，削爵，没收所属人员。当年三月豪格在极度悲愤悒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九岁。多尔衮终于除掉了这个心腹大患。豪格死后，多尔衮就将他早已垂涎的豪格福晋也就是他的侄媳妇博尔济锦氏逼纳为妃，在历史上留下极为人所不齿的一笔。
豪格一案的主犯济尔哈朗后从轻处置，降为郡王，罚俸五千两，丢了辅政的资格，这对他来说是早晚的事，保全了性命是最要紧的；豪格却不明不白地送掉了自己的性命。这显然是多尔衮集团精心策划的结果，多尔衮是不能允许豪格作为政治势力和政治对手长期存在下去的。多尔衮对两黄旗那些曾经阻挠他当皇上的人也都没有放过，索尼被他找个罪名革职永不叙用；图赖虽然在远征作战时死去，“父罪子还”，他的子侄被全部革退；鳌拜、遏必隆等统统遭到革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正是多尔衮的政治手段铁腕狠毒之处。
多尔衮放弃了皇帝的名分而牢牢地掌握了皇帝的权利，成了“皇父摄政王”，让年幼的顺治皇帝做了傀儡；他更是凌驾于济尔哈朗之上，成为大清国事实上的大独裁者。在这场寒光四射的最高权利角逐中，多尔衮展示了他十分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和十分娴熟的政治手段。
男人梳辫子引发的血案
汉人原本是将头发束在头顶；满人则是前颅头发剃光，把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本来是各有习俗各行其事，大清朝代来了，一切变了。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皇权进入北京后，马上宣布京城内外军民人等尽行剃发以示归顺，是为“剃发令”。但京城百姓强烈反对，汉满矛盾激化，不久，“剃发令”被迫停止。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进军南京后，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汉臣孙之獬为讨好满清，自行剃发并着满装，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于是，多尔衮代七岁的小皇帝顺治再次颁发了《剃发诏书》。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满族皇权强制汉人剃发，改变民族习俗，实质是要在精神上征服汉人。满族统治者在入关之前，在关外施行了“剃发易服”政策，对被征服的地域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作为臣服的标志。因为一旦剃了发，人生就有了污点，就表示臣服新皇权的统治。站在满清的立场上看，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汉族百姓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思想意识、民族精神，这个方法确实简单而高明。历史进程表明，最终结果是满族封建统治者实现了这一目的，达到了预期效果。说句客观的话，虽然可以说孙之獬是“剃发令”的始作俑者，但即使没有他这个人出现，这个“令”还是会实行的。只不过是孙某人以一己肩膀扛起了这个罪状，让人唾骂了三百年。
“剃发令”使孙之獬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孙之獬字龙拂，山东人，明朝天启年间进士，官翰林院侍讲，明末清初官场上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明崇祯惩办魏忠贤阉党时，他抱着《三朝要典》哭告太庙，从此列名逆党被废黜不用。李自成占据北京后，他归顺了李自成。清兵入京后，他立即投靠新主，使出浑身解数极尽拍马之能事，清世祖为收揽人心，擢升其为礼部侍郎，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讲学士。《研堂见闻杂记》云，“三朝元老”的他为求个人荣华“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
满清进京初期，因天下未定，允许明朝的降臣上朝时仍穿明朝服侍，只是满、汉大臣各站一班。这个孙之獬求宠心切，一心“标异而示亲”，自行按照满人样式剃了发，并改穿满服。他以为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加入到满官行列，但满官自恃高汉人一等不予接纳；汉官因他从头到脚皆是满官装束，也不再让他入班。恼羞成怒之下，他向清世祖上了一道奏章，奏请给汉人剃发：“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他这马屁，正中多尔衮痒处，多尔衮大喜，“这可是你们汉人自己提出来的。”顺手推舟准孙之獬所奏，下达了剃发令。
孙的“汉奸”行为使天下汉人恨不得生吞了他。顺治三年秋，山东爆发了谢迁领导的农民起义，当时孙正好回家省亲。农民军攻入他的老家淄川活捉了他，把他五花大绑示众街市，历数其献媚求宠、倡请剃发、残害同胞的累累罪行，将他五毒备下，头皮上戮满细洞，用猪毛给他“植发”，“我为汝种发！”等辱骂之声不绝于耳。最后人们用大针把他的嘴密缝起来，将其肢解碎割，暴尸于通衢大街。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皆备极淫惨以毙”，死亡十分凄惨。
剃发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变成“猪尾巴”小辫，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的侮辱，甚至可以说是对人尊严的一种“阉割”，严重伤害了汉人的尊严和感情，激起了广大汉族人的反抗，悲壮激烈的反剃发斗争风起云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案就是因此而起的。
清朝顺治二年清军攻占扬州，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七昼夜，城破后史可法英勇就义。清军在扬州城内对平民屠杀“十日不封刀”。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有记载。
同年，在江南重镇嘉定，“剃发令”颁发后，明朝的左通政使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纠集了数万军民，誓死留发与城共存亡。清军攻入城后进行屠城，两万余军民当即死在钢刀之下。嘉定城郊又有两路义兵誓死不剃发，清军又两次再举屠刀砍杀无辜百姓，全城大约二十万人几乎被屠杀殆尽。
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被杀者七万五千余众，仅有五十三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
南明朝廷的使臣、兵部左侍郎左懋第正羁居在北京太医院。随员艾大选怕死，剃发梳起了大辫子，左懋第将其乱棍打死。摄政王多尔衮亲自问他道：“你为何不肯剃头？”左懋第的回答掷地有声：“头可断，发不可断！”遂遭杀害。
明大学士瞿式耜与兵部侍郎张同敞一同被俘，清兵统帅是明降将孔有德，孔进行劝降。瞿式耜、张同敞大怒：“你乃毛文龙家走狗，递手本，倒夜壶，安得冒托先圣后裔？”孔有德被骂得羞愧难当，他将两人分别关押下狱。直到临刑之日，瞿式耜犹端正衣冠，南面而拜，张同敞被杀后，身体直立不倒，头颅落地后还能猛跳三下。
纵观大清历史进程，满族人以区区二十几万人口统治中国二百九十多年，是因为满族统治者一直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为君为国，平定准噶尔、收复台湾、中俄雅布萨之战，到后来牺牲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实行满汉通婚融入了中华大家庭，可以说做了许多令人赞叹的事情。但这个“剃发令”却为自己埋下覆灭的火种。
清朝年间的叛乱、造反者，起兵时大都假以深得民心的“复我大汉衣冠”为号令。辛亥之初以剪辫子为革命标记，革命简单成为“革了辫子就成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革命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最明显的标志也是剪辫子。三百年前沾满鲜血的号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像川剧中的变脸，变成了“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又登上历史的舞台。这历史就是这样逗你玩，三百年前你不梳辫子要砍头，三百年后你留辫子则掉脑袋。
《桃花扇》写就了孔尚任的悲情人生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清初诗人、戏曲作家。孔尚任一生最引以自豪的成就是创作了《桃花扇》，这部传奇之作使他名声斐然，带给他巨大的荣耀；但也正是因为这本书，使他被罢黜官职，在贫困潦倒中了却余生。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皇帝到曲阜祭孔时，孔尚任因御前讲经，受到皇帝赞赏，特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康熙二十八年，江南大水，孔尚任被派至淮扬一带治水，但他并没有发挥出多大作用。在此四年时间，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各个层面，结交冒辟疆等一些南明名士，了解了许多南明王朝覆灭时激荡人心的故事，萌发了创作激情。经过十年呕心创作，在康熙三十八年，《桃花扇》终于问世。这部传奇之作以南明王朝兴亡为历史背景，以名士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题，“借人间离恨之愁，写王朝兴亡之感”，体现了“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的历史风貌，成为反映明末清初一段历史风貌的经典之作。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道：他写这本书，就是要使人知道明代“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他假借柳敬亭之口说出：“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般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此剧本一出“王公荐孙，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
当《桃花扇》传奇轰动了整个北京城的时候，康熙皇帝也注意到了。康熙在一天夜里，命令内侍向孔尚任索取剧本，孔尚任连夜将剧本送进宫去。康熙看到剧本对明代灭亡流露出惋惜之意，对那些不肯做清朝臣子的南明有骨气人士作了表彰，康熙认为这毕竟会引起一些前朝遗老遗少流连前朝，则会对清朝不能忠心。这一点很让康熙犯嘀咕，他认为自己赏识提拔起来的孔尚任，创作了如此敏感的作品来缅怀南明旧事，大抒兴亡之感，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忠心耿耿为清朝效力的人。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初，名满京华的《桃花扇》演出热潮正在如火如荼，这时孔尚任也由户部主事晋升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品级也提升到了从五品。对孔尚任来说，《桃花扇》创作的成功加上升迁之喜，可谓双喜临门。但不到一月，孔尚任户部员外郎的座位还没暖热，户部以“耽于酒诗，废正务，宝泉局监铸不善”为由，解除了孔尚任的职务，他被罢了官。
罢官后，孔尚任留在京城一直不肯离去，他一直生存在康熙召见他的记忆之中，“霁堂陛之威严，等君臣于父子。一日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为此，他对朝廷存在着幻想，时时期盼康熙能回心转意。同时也到处打点关系，托人为自己求情，他总想着自己曾同康熙面对面交谈过，皇帝对他有好感，认为自己不会遭此厄运，期待复官。
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孔尚任与好友李塨、万季野相聚，李塨是当时进步思想家，看问题比孔尚任透彻，万季野娴熟明代历史，也比孔尚任更懂得政治上的奥妙。他们都劝孔尚任丢弃幻想，尽早离开北京。然而，孔尚任仍不死心，一定要留在京城，只求能保证一碗饭吃，便又拖了很久。孔尚任在北京苦苦煎熬了两年没有任何结果，才不得不卷起铺盖满怀落魄地回自己曲阜老家。在康熙第四次南巡路过济宁时，他还幻想通过迎驾让康熙关照他，但他的一厢情愿再一次被无情地粉碎。
孔尚任是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回到曲阜的。因为被罢官而断了收入，两三年后，他的生活愈来愈清苦潦倒。为了生计，他抱着花甲之身外出“打工”，以至在人生最后十年中四处奔波。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65岁的孔尚任仍不得不到莱州为知府陈谦做幕僚，在莱州编修了将近一年的府志。最后竟落到无法养活高寿的母亲的地步，他感慨地吟叹道：
古槐门巷冷于秋，人看归来季子裘。
对雨昏灯三鼓话，无柴湿灶一床愁。
耕耘未足供亲膳，姓字偏劳记御舟。
尽道君王能造命，冯唐头白未封侯。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在曲阜石门家中病逝，年七十岁。孔尚任因为一部《桃花扇》而永载史册，也因为一部《桃花扇》而断送了功名，把许多哲理留给了后人去思考。
其实，孔尚任应该知足。好歹他遇上的是比较豁达开明的康熙，不那么小家子气，对他罢官后也就罢手了。不像后世雍正、乾隆那样的主子，大兴文字狱，否则象孔尚任这样发出“谁来叹兴亡！”之留恋前朝的哀叹，不能与时俱进，那是一定要了他小命的。
或许可以说，被罢官回家的孔尚任真可以依据自己的一只秃笔，在自己的田园中自娱自乐，享受那种“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惬意，豁达开朗生活的。可是，孔尚任骨子里一心要依附统治阶级来豢养，寻求政治上的荣耀，他是走不出这样思想禁锢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古到今，岂止一个孔尚任，又有几个人能像陶渊明那样抵得住红尘诱惑呢？
史上第二幕五百人集体殉节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刘邦定天下后，齐国旧王族田横率五百壮士入居海岛。刘邦素闻田横在齐人中有相当的威信，任其留在海岛，时间一久恐生后患，便下诏召他回朝，诏曰：“田横率领他的人员来，贡献大的可以封王，贡献小的也可以封为侯；如果不来，则派兵进行剿灭。”田横以统一大局为重，说服部属守岛，仅带两门客去见刘邦。
田横行至距洛阳三十里外的师驿店，认为自己此去只会自取其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拔剑自刎。两门客将田横首级送给刘邦，刘邦以王礼将田横安葬。田横下葬后，两门客在田横墓前拔剑自刎。田横留在海岛的五百部属惊悉噩耗，肝胆俱裂，集体挥刀殉节，其忠烈恸天。
这是历史上的“五百壮士殉田横”事件，司马迁曾对这一史事感叹不已：“没有善于绘画的人，把这一悲烈的情景描绘出来，令人如何是好？”
五百壮士集体殉节，绝对是惊天地的亘古壮举，前无古人后却有了来者，这件事过去了一千多年到了大清朝建朝初期，又有一件这样的事情发生。
明末清初有个叫沈百五的，号五梅，家境富裕，他在客舍里遇到了后来成为明末清初著名人物的洪承畴。当时洪承畴年仅十二三岁，气宇轩昂，相貌不凡。沈百五认为洪承畴不是常人，会有很好的前途。看到他贫困，便对其及其家庭进行救济。洪承畴十分感激，称沈百五为伯父。后来，洪承畴果然显达富贵，在明末受到朝廷重用。至明亡大清建国，洪承畴归顺大清。沈百五不肯归顺，走海路潜身逃亡，四处结交有志之士，意图推翻清朝统治，但不幸却被清兵俘虏。
洪承畴前去看望沈百五对其劝降。沈百五故作不认识，说：“我的眼睛已经瞎了，你是谁？”
洪承畴说：“小侄承畴。伯父怎能忘记了呢？”
沈百五大声说道：“洪公受到国家厚恩，为国家殉国已经很长时间了。你是何人？想要把我带到不仁不义的地步吗？”沈百五边说边抓住洪承畴的衣领，使劲地抽打洪的耳光。
洪承畴大笑着说：“世上万物，都各有各的天性，这是不可强求的。”
不久，沈百五在江宁被处死。
当初沈百五到处结识豪杰时，结识了生死之交的豪杰五百人。这五百豪杰得知沈百五的死讯后，霎时痛哭，哭声震天，哭毕，五百人全部举剑自尽。情形比为田横殉节的五百壮士还要惨烈。
雍正接班后是如何反贪的
雍正从老爹康熙手上接过龙袍时，大清朝吏治松弛，贪污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储银仅八百万两，堂堂大清帝国成了一个空架子。雍正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充实钱袋子，为挽救统治危机，在康熙皇帝去世一个月之后，不顾乃父“尸骨未寒”便下令全面清查亏空钱粮，大张旗鼓进行反腐。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雍正从吏治下手。雍正元年正月，雍正连续下了十三道谕旨，颁布到所有总督、巡抚、布政司、知府、知州、知县、文官武官，告诫他们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克扣；武官不许吃空额，违者严重治罪。
雍正派出直属自己指挥的钦差大臣，代表朝廷去各地查账。还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人员随钦差到各省一起查账。查出的贪官污吏，就地免职，然后从钦差团队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雍正皇帝开创了监察者接任罢免者之职的先例。
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一直是贪官惯用的伎俩。雍正在派出钦差时，也给地方百姓先发告示：任何人不准借钱粮给官府。如果胆敢借钱借粮给官府，那钱粮就成了官府的，再也甭想收回。这一下，没人再敢借钱借粮给贪官们。
雍正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直接听从皇帝的指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来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
贪官往往避重就轻把贪污说成挪用。雍正先查挪用，后查贪污。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
清延续明朝旧制，官员俸禄不高。正一品官员年俸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这点俸银，只能勉强养家糊口，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了。为此，雍正设立了养廉银。养廉银是官员年薪的100倍，叫官员们明白，与其担惊受怕惊弓之鸟般贪污受贿，还不如正大光明的等着拿那个养廉银。
雍正对贪腐分子采取罢官、索赔、抄家的惩处方式。先罢官：一个被罢免的官员无法再鱼肉百姓，只能自己掏腰包补上亏空。再索赔：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绝不宽待。在追索亏空时，雍正的十二弟允祹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就连死了的腐败分子也不放过，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被参而畏罪自杀，想人死账烂。可雍正不吃这一套，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要其家人承担赔偿，照样抄家。官员亏空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惩处第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
雍正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他用创新的制度去根治腐败，社会风气改变了。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清朝十二帝中能说鲜有腐败官员的只有雍正时期。《清史稿·食货志》载：“雍正初，整理财政，收入颇增。”史学家评论说雍正：“澄清吏治，裁割陋规，整饬官方，严惩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重典之下，谁人不畏惧。
雍正王朝制度创新惩治腐败整顿吏治，为历史留下一段荡气回肠令人拍案叫好的佳话。
年羹尧是怎样残暴嚣张自取灭亡的
读浩瀚的中国历史，时常看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其实也不能全怪帝王这样做，有时候也是这些立了不世功勋的功臣自恃功高妄自尊大，丝毫不知谦逊自保，又不守为臣之道，加上贪赃受贿，植党营私，甚至显露出也要过一下当皇帝的瘾，种种大忌导致己身势必不能得到善终，雍正王朝的年羹尧就是十分明显的一例。
有清一代，各朝惩处的重臣，唯有雍正王朝的年羹尧被冠以的罪名最多，达到92条。这些大罪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6条。
“残忍罪”是年羹尧较其他获罪重臣一项较为特殊的罪名。我们看看这位年大将军残忍是怎样表现的。
《清人名人逸事》中有一则这样的记载：年羹尧大将军军法极其严厉，一言既出，部下必严格依令而行。一次下大雪时，大将军坐轿子出门，侍卫们扶着轿子跟从而行。雪花落满侍卫的手上，积了很厚一层，年大将军心中有些不忍，下令说：“去手。”他是担心侍卫的手冻僵了，让他们把手收回去。这些侍卫没能领会这个意思，竟然各自拔出所佩戴的腰刀，直接将自己的一只手斩下，鲜血立时涔涔滴落雪地上，白雪鲜血，分外耀眼。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年大将军之军令是多么严峻，也可以看到他平日性情是何等的残酷。这段文字看得直叫人心惊胆颤。
上面记载的这件事情不算什么，好歹还没出什么人命，这位叱咤风云的年大将军凶残暴虐视人命如草芥的事情多了去了。
《栖霞阁野乘·年大将军延师》记载的是一位塾师在年府的惊魂录。文中记载年羹尧请了姓沈的塾师前来教导其六岁的幼子，安排八名书童专门伺候塾师。塾师早上起来，八个书童围着他小心伺候。塾师不敢享此礼遇，一再要求自己洗漱。为首的书童十分恐惧，说：“大将军下令，‘服侍先生要像服侍他一样，不得有违。’您要是不让我们服侍，我们就会有大祸临头。”这位沈塾师坚持要自己来，书童没办法，只好把洗漱用品放在盥洗架上。谁料正当塾师洗脸的时候，年大将军突然带着侍卫进来，见书童没有顶着银盆，立时暴怒，给身边侍卫使了眼色，侍卫便把书童带出，片刻功夫，提着书童的人头进来，禀告说：“书童不知尊敬先生，已将他斩首。”
年羹尧一次和塾师一起吃晚饭，不巧塾师饭碗里有粒谷子，他便将其拣出。年羹尧看见后脸立马沉了下来，把侍卫招来，低声吩咐了一下。眨眼间，侍卫便提了个人头进来，说已经将那个拣米不干净的厨子斩了。
年羹尧出征大捷回来，塾师见证了这位大将军对部下定功过、奖赏罚的过程。大将军端坐厅堂之内，两侧林立着全副武装的甲士，大将军旁边有文官根据记录逐一报告所有征战人员的功过。立功多的，当下就换上应升的品服，赏酒赐座；有过失的，年羹尧沉着脸，当下呵斥，手一挥，甲士便上前剥了那人的品服，拉出门外，或鞭挞或砍首。年羹尧为人严苛残暴，因而被罚被杀的多于赏赐的。这情形直叫这位塾师吓破了胆。
雍正皇帝也亲眼看见了这位大将军的威风。
年羹尧平定青海、西藏以后，班师回京时，雍正皇帝率领百官设宴接风。当时正值酷热的六月天，年羹尧的大军所有兵士全身甲胄站在烈日之下，军容雄壮而严整。雍正皇帝很是叹服年羹尧治军之严。为了表示朝廷对将士的仁慈厚爱，雍正传谕三军，卸甲休息，犒赏酒肉。圣谕连宣三遍，所有将士仍站在原处纹丝不动。雍正对年羹尧说：“天气炎热，大将军可命众军士卸甲休息。”年羹尧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交给自己的侍卫，侍卫举着小旗在幄外轻轻一摇，众将士立刻脱下甲胄，悄无声息地退下。雍正看见这一幕心中很不是滋味，这天下君主的圣谕竟然抵不过年大将军的一面小旗。
年羹尧在西安的总督府辕门、鼓厅画上四爪龙，吹鼓手着蟒袍，与宫廷相似。年羹尧令文武官员在辕门坐班，他还把雍正派来的侍卫吩咐为他前引后随，牵马坠蹬。
年羹尧对雍正的圣旨也竟然两次“不行宣读晓谕”。他在与督抚、将军往来的咨文中，本属平行公文，他却擅用“令谕”，语气模仿皇帝，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更加嚣张的还有，他曾向雍正帝进呈由他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帝欲为此亲撰序言，但年羹尧以不敢“上烦圣心”为借口，代雍正帝拟就序言，要雍正帝颁布天下，僭越为所欲为，眼中哪还有皇上。
年羹尧在军中及川陕用人一向自专，人称为“年选”，“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形成庞大的年羹尧体系。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第二次进京陛见，他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端坐马上，瞧都不瞧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在京期间，年羹尧“传达旨意，书写上谕”，俨然成为总理事务大臣。这位不可一世的大将军眼里不但没有王公大臣，最后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了。
《清史稿》载：“年在皇帝面前‘箕坐’（两腿伸直岔开的轻漫坐姿），无人臣之礼。”这次觐见之后，雍正下了惩治这个天下“第一负恩人”的决心。他给年羹尧的朱谕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为他指了一条末路。
《清史稿》上说，“年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年羹尧自恃功高，专横跋扈、骄恣贪暴、横行霸道，暴虐无常，杀戮任性，残暴对待部下，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诸多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死确实是咎由自取。《清代轶闻》也说“年挟拥戴功，骄益盛。”
“树倒猢狲散”，年羹尧的身败名裂使他的家族，他所倾心培植的整个势力都受到牵连，然而也有一些能够高瞻远瞩的人，审时度势及早离开了年羹尧，因而能够自保。
与年羹尧同年的阿文勤，看到年日渐猖狂嚣张，知道他一定会失败，于是主动与年疏远。一次两人在朝房中相遇，年对他说：“我两人是同年，为什么会像这样冷漠。”第二天年派人送了许多物品给他，阿文勤只是象征性地收了袍褂料各一点，亲自到年邸府致谢，此后再也不通往来。当年被赐死的时候，受到牵连的人相当多，阿文勤却没有受到连累。
年羹尧镇守西安时，广罗人才，孝廉蒋衡前往年处应聘。年羹尧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对他说：“明年科举考试状元一定是属于你的。”主官忌惮年的权势哪里敢违抗。蒋看到年作威到如此肆无忌惮的地步，对他的一位朋友说：“年工的德行与他的威厉相差甚远，这样下去祸难早晚必至，我们要及早做准备离开他。”可是这位朋友不听从他的话。蒋假装有病请求辞归，年羹尧赠送他千金，蒋不敢接受。换成百金，他才接受了。当年羹尧事发时他的那些幕僚都受到牵连。因年羹尧平时奢侈，凡是接受他赏赐不够五百金的都不作追究，蒋衡因此躲过一劫。
湖南人孙剑才以善于卜卦而在年羹尧的幕府上呆了两年。年羹尧新府邸落成后，各路术士云集，都说：“年府是百年大业。”孙剑才说：“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一片废墟。”年大怒要杀了他。孙请求让他将话说完情愿一死，孙说：“大将军威震中外，然而功高则主上疑虑，主上会严格查寻疑处而同僚也会诬蔑陷害，这绝对不是什么福事。现在，张广泗、岳钟琪率领大军征西，已成犄角之势，这是为了牵制大将军。如果大将军能派人刺杀了张、岳，自己统领大军攻入燕地，这样就可确定天下了，这是子孙万世的基业啊。”年羹尧说：“事情的成功失败是不可预断的，我还是一定要掌握好兵权的。”在这一番交谈后，年羹尧放了孙剑才，孙从此隐姓埋名。
年羹尧幕府中有个叫汪景祺的举人曾给他上了一个折子，叫《功臣不可为》。他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乱平后，往往又猜疑功臣，他们认为功臣既然能定乱，必然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会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仗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会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汪景祺写这篇折子的时候，正是年羹尧得意之时，他没有理会汪景祺的劝告。
赐死年羹尧之后，雍正很是痛心，说：“朕今深恨辨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雍正还有一句话很是耐人回味：“大凡德可恃而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
清初时英国人肆无忌惮的间谍活动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皇帝八旬寿辰，为了显示他的十全武功，这场庆典活动搞的盛大又极尽奢华。在这次庆典活动中，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为特使的英使团队，这是“大英帝国”的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在乾隆皇帝寿辰这天，英国使团观看了“有八万军队，一万多名官员”参加的盛大阅兵典礼。
英王在给清政府的国书中，恭祝乾隆皇帝万寿，赠送礼品和礼品说明书，礼品包括地球仪、天体运行仪以及有一百零一门重炮装备的英国最新型军舰模型。英国人在礼品说明书上别有用心地强调“英国在欧洲是第一位海军强国，号称‘海上之王’”。英使团带来的皇家号军舰模型，引起了皇帝深厚的兴趣，他详细询问使团安装人员关于军舰的机械零件等细节，以及英国造船工业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
英使团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给乾隆皇帝八十岁寿辰贺寿的吗？这样说绝对没人相信。马戛尔尼这次出使，是希望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直接谈判，打开中国的大门，开拓东方贸易市场，争取扩大通商贸易；是要借此机会维护英国商人的利益；是冲着鸦片贸易的巨大利润而来的。在乔治国王给乾隆皇帝的信中，除强调英国文明发达、乐于帮助落后国家之外，还明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要求派使臣常驻北京；要求开放宁波、珠山（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要求在北京设立洋行；要求得到珠山附近一个岛，以便存储货物；要求在广州附近拨给他们一小块地方供英商居住；要求货物由广东至澳门在内河行走时，不上税或少上税。
对于英国使团的这一系列要求，乾隆皇帝分析认为：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大英帝国本身，而不是大清帝国。更重要的是，对中国而言，满足英方的要求并不像乔治国王所宣称的那样有利。召集大臣商议之后，乾隆皇帝下旨给英国回书，将其要求一一驳回。在《赐英吉利国王赦书》中说“我天朝圣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之外，还明确强调，“天朝尺土俱归版籍，国土森然”，“不许外籍人等稍有越境搀杂”。清政府的回应看着是维护了王朝的国威和尊严，却也主动关闭了与西方世界互通交往的大门。
和西方世界急于想了解中国相比，中国对西方却毫无兴趣，因此错过了一次让中国变的更富强的机会，也间接促使了日后中国的悲哀，当乾隆带领他的臣子还沉浸在“天朝圣国”幻想中，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起来清政府义正辞言地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英国人碰了一鼻子灰貌似什么也没捞着，但实际却不是这样的。英国政府精心组织的这个阵容浩浩荡荡的访华使团，特使马戛尔尼勋爵是“一位对外国及其宫廷有长期经验的外交家”，副使斯当东具有“丰富的殖民地外交经验”。这支庞大的访华团包括了军事地图绘制人员、情报搜集人员、秘书、医生、翻译及精通化学、天文、力学、航海等方面的专家、博士100多人，此外还有政治、法律、航海、化学、天文、植物、商业、工艺等各方面的人员。加上各船水手和其他工作人员，整个使团人数超过700人。这些人员从到中国领域那一刻起就开始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详细的测量、绘图和记录，说白了就是直接的间谍活动。
他们对中国沿海航道和所停泊城市及其附近都做了详细考察记录；对中国的行政、职官、军事、刑法、户口、面积、物产、贸易、风俗、宗教、家庭、城市、交通、风景、植物等等都是有闻必录毫无疏漏。在途经古北口时，军事情报专家巴瑞施上尉对长城进行了详尽测量，对中国“建筑和军事技术可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英国使团在中国几个月的时间里搜集了大量的军政资料，轻易掌握了中国沿海各省的大量海陆防卫情况。三年后，斯当东爵士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详尽地向西方世界描述了一只夜郎自大待人宰割的羔羊。
这些军政资料在四十八年后的鸦片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侵略者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场战争所使用的地图，就是依据此次出使中国搜集的资料绘制而成的。
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乾隆那个年代开始从强盛的顶峰上衰落下来，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政治腐败，经济停滞，科学裹足，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的发展，中国在此时进入封建社会的末世。
中西两大文明直接交锋，清朝未战已败。1840年英国人一炮把中国轰入半殖民的深渊。
和所用的“降龙十八掌”
既然命运注定我攀不到权力的颠峰，我也要站到财富的顶点。
——和砷
提起和砷，人们印象多是善于逢迎、自私贪婪、颠倒黑白的反角。许多人都会说，那是个巨贪。这一点无可争议，可是千万也不要忽视他翻手为云覆手雨玩转乾坤的“超人”能耐。
纵观和砷的一生，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他虽然饱读诗书，却没有被儒家繁文缛节所羁绊，而是凭借着狐狸一样的处世智慧，雄鹰一样的精准捕猎，豺狼一样的狡诈狠毒，从而达到一种游刃有余所向披靡的境界，最终信步天下。
和砷究竟有多大能耐？他会“降龙十八掌”。
第一招，取悦继母。
和砷在年少时就显露出做事工于算计的过人之处。和砷生母去世早，这位继母对他和弟弟并不太好。为了讨好性格乖戾的继母，和砷请善于人物绘画的私塾先生为其画了一张人物肖像。这张画有后妈的五官特点，更多的是按照和砷的意思做了许多美化，使平庸丑陋的后妈摇身变成了“美女”。这位“美女”却是当了真陶了醉。这以后，对和砷兄弟冷若冰霜的面孔换成“桃花朵朵开”。小和砷的绝顶聪明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招，饱读诗书。
和砷年少在咸安宫官学读书时，他是学校里最勤奋的学生。不仅下功夫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滥熟，还掌握满、汉、蒙、藏四种语言。他从揣摩乾隆的诗文着手，从中分析乾隆的秉性与喜好，为自己今后取悦乾隆飞黄腾达，修炼了一把“独门暗器”。宫学里的学生都是骄横的八旗子弟，和砷在他们身上还有意识地培养磨炼自己的涵养和忍耐力，也时不时找机会检验自己的洞察力与左右逢源的能力。
第三招，机不可失。
乾隆四十年，25岁的和砷只是个三等侍卫，他抓住了一次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机会。一日，乾隆皇帝要出行，可随从找不到皇帝的华盖。恼怒的乾隆厉声斥责道：“这是谁的责任？”见龙颜大怒，整个卫队的人都吓得大气不敢出，都只知道跪伏在地。这时在人群中的和砷朗声答道：“执掌此事的人难辞其咎。”乾隆的视线立刻转到了这个年轻侍卫的身上，老皇帝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遂问了他一些话，和砷对答如流，令皇帝十分满意，认为找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当即提升他为御前侍卫、副都统。从此，和砷走上了权力的空中航线。
第四招，仪表堂堂。
和砷是个一表人才，百里挑一的俊杰。他见乾隆的第一面，就让这个自诩“十全武功”的帝王喜欢上了。只见他“仪度俊雅，面目俊朗，声音清亮，气宇轩昂，不卑不亢，矫捷异常。”第一印象赢得了皇上的赞赏。从此“自是恩礼日隆”，想不青云直上也难了。
第五招，袒露忠心。
来到皇帝身边，和砷把他那套逢迎本领，说白了就是拍马屁，开始淋漓运用。开拓疆域乾隆用的是能征善战的阿桂、海兰泰等人，但治理国家享受安逸，他就需要和砷这样为自己抬轿子、逗开心的人。要知道光有做事的人，没人抬轿子，死气沉沉，那样的生活是多么的无趣。乾隆老年日益昏聩，越来越听不进忠言，又好大喜功，自诩“十全老人”，而和砷就用此来麻醉乾隆。他遇事机灵，善于揣摩主子的心思，办事应对很讨皇帝的喜欢。和砷知道乾隆深深爱戴他的母亲，所以就竭尽自己的一切解数来讨好皇太后。皇太后归天后，和砷不是像其他大臣一样说几句吊唁的话；而是时刻陪在乾隆身边，痛哭流涕。一连几天，茶米不进，赢得乾隆的感动。
第六招，过目不忘。
因为和砷底子扎实，再加上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说话总能讲出子丑寅卯，来龙去脉。他还工于书法，诗画在同辈中也颇有名气。有一次，乾隆在读《孟子》，天色已暗，乾隆看不清书上的注释，就命和砷掌灯。当时和砷就问皇上看的是哪一句，乾隆告诉他之后，和砷就把书上的注释全部背了出来。《八旗通志》上说和砷能用藏文、蒙古文等替皇帝写诏谕，这一点也是深得乾隆的赏识。
第七招，与众不同。
和砷会汉、满、藏、蒙四种语言语，当这些地方的使节来朝时，他们叽哩咕嘟的语言往往令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和砷这时总能发挥作用，十分沉着地处理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这一点也深得乾隆赏识，成为了乾隆面前最炙手可热的宠臣。之后的十年里，和砷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对乾隆皇帝心理的正确揣摩，一路扶摇直上。
第八招，乌纱叠叠。
和砷从銮仪卫一份抬轿子的差事做起，在权利顶峰的时候担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等职，还兼任兵部尚书。除此之外，他还被授予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首辅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正总裁、步军统领、九门提督、正白旗满洲都统，另外还担任上书房总师傅、《四库全书》正总裁、殿试读卷官、国子监祭酒、甚至还掌管太医院御药房，封一等忠襄公、戴双眼花翎、太子太保等三十多个军政要职。完全可以说乾隆皇帝几乎把所有的要害部门都交给了和砷。说白了，和砷就是从一名普通的仪仗队士兵，做到了财政部长、组织部长、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等等，集国家的人事权、财权、军权、文化教育权、民族事务及外交权于一身。和砷的官职之高，权力之大，管辖范围之广，空前绝后。这才叫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第九招，儿女亲家。
和乾隆皇帝结成儿女亲家，这也是和砷颇为骄傲、一举定乾坤的一步妙棋。和砷看到晚年的乾隆十分喜欢十公主，把他所有的宠爱都给了这个小格格。和砷也有一个和十公主同龄的儿子，和年轻时的和砷一样，聪明俊美，从小就受到诗书礼仪方面的良好教育。如果能和皇帝结成亲，那就好比修筑了铜墙铁壁，有什么能比儿女亲家更牢靠的关系呢？这步棋又让和砷赢了，果真如了他的愿，乾隆把最心爱的女儿嫁给了和砷的儿子，两人成了儿女亲家。
第十招，号令天下。
万寿节庆典，和砷是主持者，显示了他号令天下的威望。他一天下几道命令，让沿途地方官员接待好使团，勿令使节因赶路生病。又命快马每日报告使团行程和位置，为各国使团参加庆典做最周密的策划。和砷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做得很出色，让朝鲜等外国使节感到了温暖，也看到了大清王朝的强盛。这是大长国威的事情，这一点也让乾隆很满意。
第十一招，外交天才。
乾隆年间，中西方也有较多交流，闭关自守的清廷少有外事方面的人才。尽管如此，乾隆皇帝一点也不愁，一句“和砷去吧”，这样和砷又出任理藩院尚书，总理清政府的外交事宜。他曾先后接待过朝鲜、英国、安南、逻罗、缅甸、琉球和南掌等国的使臣，对于外来使节的接待做到不卑不亢。特别是乾隆时期英国同清政府之间的外交事务，几乎是和砷全权处理的。他凭借语言天赋与机智，临机应变，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事务。据当年英使马戛尔尼在所著《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记载，和砷“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第十二招，各得其所。
在乾隆几次下江南中，这位皇帝老儿也通过和砷弄些计划外收入，以满足自己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和砷的敛财之技娴熟绝伦，他为乾隆无限制挥霍提供钱财保证，供皇上支付各种不便公开动支国库的费用，同时捎带着“雁过拔毛”，也给他自己带来诸多想不到的好处。和砷任内务府大臣之前，这个主管皇宫事务的机构，经常入不敷出，和砷接任之后出现了盈余。和砷从小就具有一种罕见的察颜观色的本领，能准确地了解到身边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并尽量满足他们，从而也满足自己的需要。
第十三招，曲意迎合。
和砷特别擅长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故能博取皇上欢心。乾隆八十大寿时国库充盈，下诏要取消武将“名粮”，改为给与养廉银，增补绿营兵，每年要增加军费白银300万两。乾隆帝询问阿桂有何意见，阿桂奏称，说这样浪费银两太多，不应该增补。乾隆不听阿桂的，下诏说，现在国家财赋充足，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两，支付这新增的300万两，绰绰有余。并命令大学士会同九卿科道详细合议。和砷深知皇上一定要实行此法，故极力赞成。
第十四招，心心相印。
和砷向来都是把皇帝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办，办的比自己的事情还要好。乾隆有了烦心的事情，怎么办？简单，和绅来办。天长日久，和砷就成为乾隆惟一的心腹和代言人。清代皇帝把宠臣称为“心膂”，乾隆无疑将和砷当做了自身的一部分。离开心脏和脊梁骨，这不是要老人家的命吗？乾隆与和砷，两人心心相印难舍难离，直叫后人怀疑这两人是“同性恋”。
第十五招，阿谀拍马。
和砷身为堂堂军机大臣，朝廷大员，他开口必称奴才，从来不说臣的字眼儿，极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能事。他在乾隆身边时，当乾隆咳嗽有痰要吐时，总是连忙把痰盂递过去，太监的活他全干了，干的又很自然。要成为皇上肚里一条蛔虫决非易事，和砷却做到了。他就是乾隆帝肚里的一条虫子，只要乾隆喜好之事，他都抢着去做、尽心去做，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他就有这番本事，手腕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各种势力与关系中游刃有余。
第十六招，广布党羽。
曹锡宝欲参和砷，他抓到和砷家奴刘全盖逾制房屋的把柄，便找江苏同乡好友吴省钦密谋，并将草拟奏折给他看了。吴省钦此时任侍郎，已被和砷拉至门下，得到这份绝密情报后，吴某人一转身就将它献给了和砷。和砷当机立断，秘密通知刘全将逾制房屋立即拆毁，其他违制物品全部转移隐匿。曹锡宝弹劾和砷家人不成，反落得诬陷大臣、追名逐利的罪名。曹锡宝疏劾案，不仅没有动了和砷一根毫毛，反而更使得他在乾隆面前得到更大信任。和砷反败为胜逆境邀宠的招数，令同僚自叹弗如望而生畏。他的亲信遍布朝野，那些与他作对的人下场都不太妙，他是弹劾不倒的“不倒翁”。
第十七招，不拘旧规。
和砷对后世还有一个贡献，那就是不拘旧规，更改成法。政治方面，对内阁、六部以及军机处等衙门进行了改造，对一些成例进行更张。如军机处章京不设具体定额。凡有奏折一式两份，除正本送皇帝，副本要送军机处。经济方面，在军机处设“密记处”，对犯法督抚等官员实行罚议罪银制度等等。通过和砷的改革，当时的清王朝才逐渐摆脱了财政等方面的危机，充实了国库。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洪亮吉，高度评价和砷对当时国家机关制度做的改革，许多改革在嘉庆年间依然推行着。
第十八招，自掘坟墓。
乾隆皇帝一直十分宠信和砷，他当了太上皇，也都十分倚重他，许多事都让嘉庆与和砷商量。这也给和砷一个错误判断，他走了一步险棋，“挟太上皇以令皇上。”也正是这一步最终让他走上了不归路。乾隆驾崩，和砷立即变成阶下囚，最后被嘉庆皇帝赐一条白凌结束了大红大紫权倾天下的显赫一生。嘉庆皇帝对他的评价是：“和砷是有才能的，只不过行的是小人之道而已。不懂得行一个正人君子应该奉行的大道。”
和砷的一生像陀螺一样旋转个不停，是“机关算尽”的一生。他使用的“降龙十八掌”，本应该是精彩绝伦，完美无憾，独步天下的。但是，当乾隆驾崩，乾坤反转。他最后一招没有使好，结局正应了那句，“反误了卿卿性命”。
和的自白书
李岳瑞，字孟符，清光绪九年进士。曾授工部主事，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他是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清廷降旨对他“革职永不叙用”。他所著的《春冰室野乘》有一篇关于和砷的文章，《和砷的供词》记录了天下第一贪官和砷锒铛入狱后受到审理时的“自白书”。让人们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二百多年前的“法庭上”听审和砷。
宣统庚戌（1910年）秋，李岳瑞北游京城，在某枢密处有机会看到了嘉庆初年（1796年）审理和砷的供词。用奏折楷书，还是当时进呈给皇上的原件。可惜的是仅存有四张纸，不过全案中的千百之一，但足以看得到当时审理时的大概情形了。
一纸是办案人员奉旨质问和砷，一共两条：
一问和砷：“现在查抄你的家产，所盖的楠木房屋，僭越逾制豪华奢靡，并有多宝阁及隔段式样，都是仿照宫廷宁寿宫样子建设的。你这样僭越狂妄不法，是何居心？”
和砷回答：“奴才城内，原不该有楠木房子，多宝阁及隔段式样，是奴才打发太监胡什图到宁寿宫看的式样，依照盖造的。至于那些楠木都是奴才自己买的，玻璃柱子内的陈设，都是有的。总是奴才胡涂该死。”
再问和砷：“昨将抄出你所藏珠宝进呈，珍珠手串有二百余串之多，大内所贮珠串，也不过六十余串；你家转多至两三倍并有大珠一颗，比御用冠顶苍龙教子大珠还要大许多。又真宝石顶十余个，并不是你应该戴之物，你是用什么办法收贮这么多的？而那些不计其数的整块大宝石，很多都是内务府所没有的，这些不都是你贪黩的证据么？”
和砷回答：“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一些送人了，至于都送给谁了，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丰绅殷德为和砷儿子）。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那个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又家中银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额，于奴才女人死时送过五百两。此外寅着、伊龄阿都送过，不记数目。其余送银的人甚多，自数百两至千余两不等，实在一时不能记忆。再肃亲王永锡袭爵时，彼时缊住原有承重孙，永锡系缊住之侄，恐不能袭王，曾给过奴才前门外铺面房两所。彼时外间不平之人，纷纷议论，此事奴才也知道。以上俱是有的。”
还有一张纸是和砷的供词，而问词已经丢失。这张供词总共记录十七条：
大行太上皇帝龙驭宾天，安置寿皇殿，是奴才年轻不懂事，未能想到。从前圣祖升遐时，寿皇殿未曾供奉御容。现在殿内已供御容，自然不应在此安置，这是奴才糊涂该死。
又六十年九月初二日，太上皇帝册封皇太子的时节，奴才先递如意，泄漏旨意，亦是有的。
又太上皇帝病重时，奴才将宫中秘事，向外廷人员叙说，谈笑自若，也是有的。
又太上皇帝所批谕旨，奴才因字迹不甚认识，将折尾裁下，另拟进呈现，也是有的。
又因出宫女子爱喜貌美，纳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去年正月十四日，太上皇帝召见时，奴才因一时急迫，骑马进左门，至寿山口。诚如圣谕，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奴才罪该万死。
又奴才家资金银房产，现奉查抄，可以查得来的，至银子约有数十万，一时记不清数目。实无千两一锭的元宝，亦无笔一枝、墨一匣的暗号。
又蒙古王公，原奉谕旨，是未出痘的，不叫来京。奴才无论已未出痘，都不叫来，未能仰体皇上圣意。太上皇帝六十年来，抚绥外藩，深仁厚泽，外藩蒙古原该来的，总是奴才糊涂该死。
又因腿痛，有时坐了椅轿抬入大内，是有的。又坐了大轿，抬入神武门，也是有的。
又军报到时，迟延不即呈递，也是有的。
又苏凌阿年逾八旬，两耳重听，数年之间，由仓场侍郎，用至大学士，兼理刑部尚书。伊系和琳儿女姻亲，这是奴才糊涂。
又铁保是阿桂保的，不与奴才相干。至伊犁，将军保宁升授协办大学士时，奴才因系边疆重地，是以奏明不叫来京。朱圭前在两广总督任内，因魁伦参奏洋盗案内，奉旨降调，奴才实不敢阻抑。
又前年管理刑部时，奉敕旨仍管户部，原叫管理户部紧要大事。后来奴才一人把持，实在糊涂该死。至福长安求补山东司书吏，奴才实不记得。
又胡季堂放外任，实系出自太上皇帝的旨意。至奴才管理刑部，于秋审情实缓决，每案都有批语。至九卿上班时，奴才在围上，并未上班。
又吴省兰、李潢、李光云，都系奴才家的师傅，奴才还有何辨呢？至吴省兰声名狼藉，奴才实不知道，只求问他就是了。又天津运司武鸿，原系卓异交军机处记名，奴才因伊系捐纳出身，不行开列，也是有的。
此外还有当时抄家清单一张，上面开列正珠小朝珠三十二盘，正珠念珠十七盘，正珠手串七串，红宝石四百五十六块，共重二百二十七两七分七厘。蓝宝石一百十三块，共重九十六两四钱六分八厘。金定金叶二两平，共重二六千八百八二十两。金银库所贮六千余两。按此单与世传籍没清单，相差天上地下。这是因为当时是和砷第一次交代，未肯吐实。只有正珠小朝珠一事，传抄本上没有这个。
八亿两白银，探和贪污之谜
和砷绝对是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字一号巨贪。那么，和砷是用哪些手段贪得这么大一个家业的？
以权谋私。
这是和砷敛财的主要手段。和砷曾当过户部、内务府、崇文门监督最高长官，长期主管户部三库，这些部门都是和砷捞财的直接源泉。内务府负责宫廷使用、食物、武装守备等各方面的事务，以及内廷使用和皇帝的一切开销。各地朝贡的礼品首先过和砷这一关，据有关资料记载，乾隆末年，各省的贡品，和砷私吞十之八九，只有十之一二进宫，以至于和砷家中的珍宝比宫中还要多出好几倍。和砷有一颗大珍珠比乾隆御用的冠顶还要大。和砷收藏的玉盘比乾隆的更大，色泽更精美。
卖官捞钱。
和砷把持了官权和财权两大肥差，他曾行文要求各省把给皇上的奏折先向他把持的军机处提交副本，这样他把天下的官吏都把持在自己手里，使他们不得不对自己唯命是从，有敢违逆和砷的将遭到排挤。这样，从朝廷到地方所有公卿大臣为保住自己的位置都竞相巴结和砷，争相上供讨好。即便例行公事，如不贿赂，和砷也会故意刁难。至于升官则更需要以钱铺路，出多大价格做多大官。像盐政、河道总督那样的大官则要“巨万纳其府库”。两淮盐政征瑞就贿赂和砷四十万两银子。
索贿受贿。
向和砷行贿的官员不计其数，以至于很多人烧香找不到庙门。一个山西巡抚派人带二十万两银子给和砷送礼，这个人花了五千两银子当小费，结果只见到了一个和砷的仆人，人家只给打了一个收条，二十万两银子连和砷的影子都没见着。和砷有服食珍珠的习惯，有个珍珠商人得知这一情况后，他把珍珠用赤金包裹成丸状，增加珠子的价值，售两万金，尽管价格昂贵，但众多官员纷纷抢购，进献和砷。
多种经营。
和砷开设当铺七十五家，银号、钱庄四十二座。开设有粮店、酒店、瓷器店、灰瓦店、旅店等等，大肆置办产业。总之，凡是有利可图的行业，他都不放过。在经营中，和砷的这些行当，都仗着和砷的权势，排斥同行，垄断市场，从中牟取暴利。按照大清朝律，满洲官员不能搞商业，但这对和砷来说不起作用。
贼胆包天。
凡是和砷喜欢的宝物，他就一定会想办法得到。两广总督孙世毅出使安南（今越南），为乾隆带回来一个明珠制成的精美鼻烟壶。和砷向孙讨要，孙说已经告知皇上了，和砷表现得十分扫兴。没几天孙总督遇见和砷，和砷对他得意地说，“我也才得了一个鼻烟壶，你看看怎样？”孙一看却是自己进献皇上的那个。就问：“皇上把这珠壶给大人了？”和砷笑而不答。过后，孙世毅经过多番打听，才知道皇上不曾把珠壶赏给和砷，那是和砷串通皇帝身边的人为他偷出来的。
雁过拔毛。
崇文门税务是清政府一个重要的税源，在和砷主管的时候也就成了和砷的聚宝盆，为他侵吞国家财物大开方便之门。和砷有一只“汝官窑玛瑙釉尊”，据史料记载：北宋宫廷为筹备太祖赵匡胤生日庆典，特指令河南汝州精制两只汝官窑玛瑙釉尊作贡品。一只由皇室世代相传至清朝；另一只居然在和砷的府上。
皇帝奖掖。
据有关资料记载，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乾隆一次从张家口税赋收入当中拨出三千万两白银给和砷自由支配。和砷跟着乾隆二十多年，谁也说不清乾隆到底奖掖和砷多少钱物。
公私兼得。
和砷出点子搞了一个“议罪银”项目。主要是针对各省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大员而设。他们一旦有犯罪行为，就必须交出罚银，以免于处罚。罚银的数额根据罪状的轻重而定，这些罚银归皇帝直接支配，是和砷替皇帝设的小金库，由和砷亲自操纵这件事。和砷自然而然把部分议罪银雁过拔毛揣进自己腰包。许多官员担心被罚以巨款，便早早地向和砷行贿以防不测。“议罪银”的设立，使和砷公私兼得多了一个纳财的渠道。
乘人之危。
和砷经常向有求于他的人直接勒索，或者趁人落难之际低价买入人家的土地、财物。和砷共拥有土地十二万六千六百亩，大都是他乘人危难之际搞到手的。
和砷被抄家时，据《嘉庆四年正月丁卯抄检和相府物品清单》记载，从其府中抄出财物如下：
屋宇：3000间。正屋7进33间；徽式1所62间；花园台楼42座；侧室1所52间；钦赐花园1所64座；更楼12座；杂房130间；瓷器库1所；锡器库1所；珍馐房1所16间；铁黎紫檀房6间；玻璃器皿库1所；药材库房1所。
地亩：8000顷。店铺：当铺75家；古玩铺12家；玉器店4家；绸缎店2家；洋货店2家；皮货店1家。金银铜器：古铜鼎22座；汉铜11座；王鼎18座；古剑10柄；金碗碟32桌4288件；银碗碟32桌4288件；金镶牙筷500双；金唾盂120个；金面盆53个；银面盆150个；金脚盆64个；银脚盆683个；金罗汉18尊，每尊高1尺8寸；金镶玉500副；镶金八宝炕屏40架；镶金炕床20架；老金缕丝床帐6顶；金元宝100只，每只100两；银元宝940万两；赤金500万两；生沙金200万两；银圆58000枚；银号库银400万两。
玉石珠宝古玩：玉磬28架；玉马1对，高1尺3寸，长4尺；白玉观音1尊，高1尺2寸；玉罗汉18尊，每尊高1尺2寸；整玉如意120柄；白玉如意387柄；砒玺燕碗99只；砒玺烟壶300个；白玉汤碗154只；白玉酒杯124只；白玉冰盘25只；砒玉冰盘18只；白玉烟壶800个；玛瑙烟壶100个；汉玉烟壶100个；金珠首饰28000件；大东珠60粒；珍珠18盘；汝窑笔洗2只；汝官窑玛瑙釉尊1只；北宋池州水枕5只；手串18只326串；红宝石180块；小红宝石980块；蓝宝石4700块；宝石数珠1008盘；珊瑚数珠373盘；密蜡数珠13盘；珊瑚帽顶236粒；珊瑚树10株，每株高3尺8寸；自鸣钟38座；洋表100只。
衣物布匹皮张：五色大呢800板；鸳鸯绒110板；五色羽缎600板；哔叽200板；元狐皮12张；貂皮800张；各色狐皮1500张；杂皮56000张；貂蟒袍37件；貂帽54顶；貂褂48件；貂靴120双。
和砷拥有的财产触目惊心，其家所藏宝物，许多连皇宫内廷都没有。他攫取了大清朝15年的收入，家产达到8亿两白银，和砷贪污致使大清帝国元气大伤，大清朝从此盛极而衰日薄西山。
纪晓岚揭露：清官府是如何断案的
乾隆朝大学士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借几个赶考书生之口揭露了清官府官员是如何玩弄权术于掌心的。
一个书生对其中一个人说：“我和邻居为地界的事发生了争执，告到了官府那里。你是为官府做过幕僚的，请你估算一下我的输赢如何。”
那人呵呵一笑，说：“你可真是一个书呆子！胜负哪会有一定的呢！”
“这件事，如果要让后来告官的赢，就诘问先来告官的人，‘他不告，你来告，肯定是你先挑起纷争，是你侵占了别人的土地。’”
“如果要让先来告官的人赢，就诘问后来的人，‘他告，你不告，肯定是你先侵犯了人家，知道自己理缺。’”
“如果要让后到这个地方的人赢，就诘问先到这个地方的人，‘你乘他还没来的时候，早就占了这块地。’”
“如果要让先到这个地方的人赢，就诘问后来的，‘早就定好的地界，你突然反悔，是你故意惹是生非！’”
“如果要让有钱的人赢，就诘问没钱的人，‘你穷，所以耍无赖，知道他害怕打官司，所以借此让他贿赂你。’”
“如果要让没钱的人赢，就诘问有钱的，‘你有钱却没有仁慈之心，不停地兼并土地，想要人家害怕你的财势而屈服。’”
“如果要让强者赢，就诘问弱者，‘人的心理都是压抑强者帮助弱者，你打算利用这种心理，让大家都为你所受的一些皮肉之苦而同情你。’”
“如果要让弱者赢，就诘问强者，‘事情从来都是强者欺负弱者，从来没听说弱者欺负强者的。他如果不是真的冤枉，也不会冒着风险，自己把自己往刀尖上送了。’”
“也可以让两边都赢，‘没有文书，也没有证人，你们之间的争斗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一分为二，官司就算是完了，争斗也可以停止了。’”
“也可以让两边都输，‘人有土地的地界，鬼有什么边界？棺材之外的土地是大家公有的，不是你们的，就让它闲着好了。’”
“上面说的这些输赢，哪有什么定论呢！”
“那到底该怎样办？”发问的人一脸愁苦一片茫然……
看完这段话，感觉不仅当局者迷，就是吾等旁观者也是一头雾水，慨叹文中官场中这位断案的“老爷”之阴险狡诈，这官老爷玩弄权术如庖丁解牛鱼儿得水，左右都是嘴，横竖都有理，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也令人对“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百姓来说，打官司靠的不是“有理”，而是要看“青天大老爷”的嘴往那边偏。
清朝有宰相吗
宰相是封建社会仅次于皇帝最大的官，是皇帝的助手，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句话恰当地反映了宰相的地位。我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设宰相一职由来已久，最初设立宰相一职的大约始于东周，以后的朝代直到明朝初期都有宰相。
皇太极子承父业建立了大清朝，效仿明朝不设宰相。这是因为，朱元璋开创了明朝后，因宰相胡惟庸权力过大，引起了朱皇帝的不安，找个理由就杀了胡惟庸，将天下权力牢牢攥在自己的手心里，从此不再设宰相。清朝入关后承明制，也没有设宰相，这项制度一直维持到清灭亡，整个清代都没有设过宰相。
人们一直以为，乾隆朝的刘墉就是一个宰相，也是个罗锅，“罗锅宰相”名气大增誉满华夏。其实，根本没这码事。前面说了整个清廷关里关外效仿明制都不曾设过宰相一职，刘墉不是宰相，也不是罗锅。当然，这刘墉绝对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他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四库全书》馆副总裁等要职，有的职务也相当于宰相之职。
整个清朝虽说没有设立宰相一职，但宰相的工作绝对少不了人去做。清朝以内阁大学士代行宰相之职，内阁由三殿三阁组成，位置从高到低的排列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东阁，每个殿阁设一个大学士为最高长官。雍正朝时，又设了军机处，总揽军国大计，内阁大学士从此变成了纯粹的荣誉称号、真正的摆设。刘墉任过职的体仁阁大学士就相当于宰相。
嘉庆年间兵部大印“蒸发”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清仁宗嘉庆皇帝到清东陵祭奠先祖，兵部满尚书和世泰奏报，该部随从皇帝离京后的专用印章“行印”遗失。
嘉庆皇帝对此异常重视。这是因为早在十一年前，工部书吏王书常，利用各部大员们办事马虎、从不审查呈文、轻易签章同意的空子，私铸假印，每年向户部和内务府冒领岁修工程银达数十万两。后经工头告发，王书常虽被置于法，但巨额银两已无法追回。这是嘉庆朝发生的一桩特大贪污案。由于贪污数额巨大，皇帝记忆犹新。因而命留京的亲王、大臣等严加追查此案，并注意查看盗印者还有什么企图。
“专案组”立即对有关官员进行了讯问，毫无结果。最后，重压之下兵部一个姓鲍的小官供认，行印并非现在丢失，而是三年前嘉庆二十二年七月，皇帝游幸木兰，在营帐内失落的。随从的司员都害怕获罪，因而一直隐瞒不敢上报。至于是怎样丢的，何人盗走的，鲍某并不知情。清仁宗对此大为震怒，把大学圭明安（原任兵部尚书）以下的有关官员给以降级、革职等不同处分。鲍某等则发交古北口为奴，继续缉拿不可知的主犯，追回失印。
然而，兵部“行印”鸿飞冥冥，神鬼不知地从人间“蒸发”，活不见影，死不见形，杳然不知去向，盗印主犯自然也不知是谁，无从缉拿。
嘉庆二十二年追随皇帝前往木兰的兵部主事何炳彝，事后告诉好友，在木兰最后一次用印是他经的手。盖用后，他会同满籍同官一道，亲手在印盒上加封后，送入库房封存，根本不是那年所失。
朝中官员对兵部失印一事，揣测纷纷。有人认为是“意存叵测”者重贿鲍某，让他窃印，但还来不及使用，失印的事就被揭发了。也有人认为，审案大臣们怕真相暴露后株连太多，既然及时发觉失印，还没有闹出什么大乱子，因而有意奏报说，此印已经丢了两年多，借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云云。
这件事情的真相一直未见揭晓，沉淀成为一桩疑案。此事在《春冰室野乘》上面有记载。
曾国藩为什么没有黄袍加身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攻克南京。当时，曾国藩拥兵30万人，占据中国半壁河山，他已成为满清入关以来汉族官僚中持权最大的官员，超越了清初的吴三桂，足以功高震主。曾国荃、彭玉麟、赵烈文、李次清等曾国藩的部属幕僚，他们约集三十多名高级将领深夜求见，欲将黄袍加身与曾国藩，曾国藩面临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面对这些属僚，曾国藩十分冷静地给众人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坦露心迹，放弃了在他手上创造曾氏王朝的机会。
看这段历史，不禁要问，这位手握重兵的曾大帅如果顺应了“民意”，振臂一声高呼，就有机会黄袍加身，一步登天成为一帝。难道曾国藩真的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的部将就有劝进之说，早有多人对曾国藩进行了“策反”。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却以韩信之例劝曾独立，曾默然不应。李元度为其撰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此立即撕掉，并斥责了他。彭玉麟直接写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句话吓得曾国藩直冒冷汗，把信纸吞到肚子里。王恺运更是三次对曾实施纵横计，为曾国藩指出两条路：一是率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请行顾命；二是干脆在东南义举，为万民做主。同时告诫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劝曾国藩做曹操。对这些劝进，曾则平静若水浑作不知。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对他说，“你是两江总督，加上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骆秉章，江苏总督李鸿章三个现任总督，还有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嫡系。大哥手里握着20万湘军精兵，再遣李秀成收纳10万太平军降兵，这样30万之师，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大哥将成为一代帝王。”曾国藩回答道：“共患难时大家可以是朋友；同富贵往往成了仇敌。就说那个左宗棠，他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之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肯对我俯首称臣？再说李鸿章，我若平稳安泰他就是我的学生；我若不顺，他定会反戈一击。还有那个李秀成，他投降了，就是一只丧家犬，谁还听他的？再说，朝廷防我之心令人枕席难安。”这一番话叫曾国荃无话可说。
事情正是曾国藩预感那样，按咸丰帝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当曾国藩攻克金陵后，慈禧却仅仅给其一个一等毅勇候，并未封王。朝廷还下诏令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江西巡抚沈葆桢本是曾国藩的下级，他却在厘金收入中裁减了湘军的军饷，户部也准了。又有蔡寿祺连上两道奏折，弹劾曾国藩等湘系人物破坏纲纪等8条罪状，也有人主张严厉追究重要人犯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之死的责任，危机显露。有一些事情涉及到同曾国藩关系密切的恭亲王奕。工于心计的慈禧太后不去碰曾国藩，恐生哗变；而是革去了恭亲王奕的议政王及总理衙门差使，来了个敲山震虎。
再说当时的客观情况。一是虽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屯兵粤皖，这表明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备。二是浙江左宗棠、江西沈葆桢已被清政府拉了过去，许以高官厚禄，地位与曾国藩不相上下，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剑。三是曾氏对成功没有必胜的把握。湘军号称30万人，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5万人，其中李鸿章虽由曾国藩一手扶植，但到了关键时刻，不一定会像曾国荃、彭玉麟、鲍超那样对其死心塌地，甚至很有可能站到清廷一边。四是曾的幕客赵烈文预料“清命不过五十年，想要南北朝也不可得”。曾国藩也相信这点。第五也是最关键的，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使得曾国藩不想当皇帝，不敢当皇帝，不敢拿全家族的命运做赌注，铁了心只想做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面对朝廷的不信任，熟读四书五经的曾国藩内心早有急流勇退的意念。功高招忌，狡兔死、走狗烹，道理人人知道，但真正能把握的人有几个？伍子胥、韩信等历史上太多的权臣，加上清初年间的年羹尧、隆科多等都因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一段话。”他要向朝廷明其志，独善其身，要做诸葛亮似的忠臣。
正因为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不听从劝进，不去冒险当皇帝，毅然选择急流勇退。他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建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去留也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产生各方猜忌。曾国藩自削兵权、自去利权，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朝廷的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无疾而终。看曾国藩的遗嘱：“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慎独、守身，是这个儒家弟子的核心思维。梁启超先生说：“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这句话一语中的。
所以说，即使曾国藩有过做皇帝的念头，也是偷偷地一闪而已；绝对不敢高声语；绝对不会向楚霸王那样慷慨激昂向天下放言；也绝不会向赵匡胤那样亲自导演一场黄袍加身的蹩脚戏。
左宗棠是如何获取“高等学历”的
曾国藩论涵养论能力论韬略论成就，都可说是人中之杰。但这位人中之杰的“最高学历”仅是在道光十八年殿试中入围三甲最末，成了“同进士”。虽然他人可以说“英雄不问出处”，但“英雄”本人可不是这样想的，这个相当于“进士”的“学历”，可是一件让这位大人一辈子都不爽的事。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一次，他的两个幕僚在幕府相互出对，一个出上联“如夫人”，另一个回对“同进士”；接着从“如夫人洗脚”对“同进士出身”；“替如夫人洗脚”对“赐同进士出身”，两个人闹腾得不亦乐乎。突从里屋传出一个摔东西的响声，接着总督大人铁青着脸出来拂袖而去。两个幕僚目瞪口呆，意识到他们闯祸了。后来弄明白了，原来权倾天下的总督大人就是“赐同进士出身”，他俩捅到了人家总督大人的“软肋”。
清朝科举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起初，三甲头名亦称传胪，后仅限于二甲头名），中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这里的“同”只是“相当于”罢了。
曾国藩学生左宗棠的“学历”比起老师又逊色了一筹，只是个“举人”出身。可这位非常有性格的“举人”却不像老师那样温柔了，什么韬光养晦，什么难得糊涂，脾气火爆的左宗棠不来这个扭扭捏捏。他一直自比诸葛亮，一向以为今亮（即他自己）未必不如古亮（三国时的诸葛亮）。左宗棠也确实在治军、打仗、办洋务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一些成就。为了能获得更大荣誉，死后能得到皇帝给予的谥号，因此左宗棠一心要摘掉自己“举人”的“中等学历”，说什么也得弄个“高等”的。
湖南是太平天国战争早期的战略要地，咸丰二年（1852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长沙城危急之际，经人举荐，湖南巡抚张亮基聘请左宗棠为师爷，并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他。左宗棠由此得以大展身手，他立马“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付诸实施，终于使长沙固若金汤，太平军围攻三月无功而返。左宗棠初露峥嵘，一生的功名也由此开始。
咸丰四年（1854年），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这次时间更长，达六年之久。其时，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太平军占领。左宗棠焦思竭虑，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以一己之力支撑大局。对统军打仗一窍不通的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终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左宗棠在长沙也两次证明了自己，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咸丰九年（1859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他的这两句话，让左宗堂的名字一夜传遍全国，自此，左师爷牛大发了。骆秉章统领的有位总兵名叫樊燮，自恃立有战功见左师爷不拜。左师爷十分恼怒，喝道：“武官见我都要请安，你为何不拜？”樊总兵答道：“武官虽微，但我也是朝廷二品大员，为何要拜一个未仕的举人？”左师爷闻言大怒，破口大骂：“滚出去！”事后，左师爷逼着骆秉章参了樊总兵一本，让这位“有眼不识泰山”的总兵卷了铺盖。
做官要有“学历”，中了秀才后再考举人，中了举人，才有更大的机会向上发展。但对于做官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中进士，由进士而翰林，就可以走进朝堂。再者说，也只有“进士”一类“高等学历”，死后才有可能得到皇家给予的谥号。
左宗棠的“学历”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成为“举人”的。但此后的几年中，他三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故此，“举人”的学历绝对是左宗棠的一块心病，他一心想要弄个名正言顺的“进士”。
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奉命督办新疆军务。这位左大人一直为自己的“举人学历”耿耿于怀，他想的最多的是，自己的身份仅是举人，再有功劳按例也不能入阁，死后也得不到追封，自己建立再高的丰功伟业也不能光宗耀祖，这哪对得住祖宗啊。于是，在军情紧急时刻，这位十分有性格的左大人自恃盖世功业，上奏清廷，要求解除军务，回京参加会试。当时，西北正处于关键时刻，左宗棠此时要求更易主帅，对于清廷来说，这简直是“大厦将倾”。朝廷看出来左宗棠的真实用意，赶紧遂了人家的夙愿，破例赐他一个进士，并授予翰林院检讨职务。左宗棠由此得到了绝对的“高等学历”，精神大振所向披靡，接连攻克塔城、伊犁、新疆，收复六分之一的国土，为大清立下不世之功，自己也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序列。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七日清晨，七十四岁的左宗棠在福州钦差行辕任上去世。追赠为太傅，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左宗棠可以微笑着满意地长眠了。
谁葬送了胡雪岩的白银帝国
胡雪岩是中国晚清第一大豪商，个人资产在高峰期达到白银3000万两，超过了清政府的国库储备。然而他的白银帝国却在短时间内坍塌，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原因是其政治上不成熟，做了李鸿章和左宗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洋务”、“海防”、“陆防”等多方面针锋相对，分歧不断，互相拆台，后期明争暗斗越来越激烈。而胡雪岩对左宗棠强有力的财政支援使得左宗棠屡占上风，这让李鸿章十分恼火。李鸿章定下“排左必先除胡”的策略，先剪掉左宗棠的羽翼，再击倒他。在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政治斗争中，胡雪岩就这样成了李鸿章的眼中钉。
任何历史事件都有着复杂因素和背景，在胡雪岩倒台的过程中，浮出这样一个厉害的人物叫盛宣怀，他直接颠覆葬送了胡雪岩的白银帝国。你这有“左胡”“官商组合”，李鸿章和盛宣怀来了一对“李盛组合”。盛宣怀，李鸿章的心腹之人，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控制、参与了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他还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他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李鸿章和左宗棠相斗期间，胡雪岩在商场上春风得意，在利益的驱使下，他涉足了自己并不熟悉的蚕丝市场和国际市场，与美国商人展开商战。但他缺乏政治经验，不知道潜在的对手在密切地关注着他的破绽。
胡雪岩不能忍受外商长期霸占中国生丝出口市场，“邀人集资同买，则夷人必服”，他带头动用银2000万两，囤积生丝14000余包，超过了上海生丝全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当生丝市场价格上涨后，胡雪岩不仅不抛，反而继续囤积，想逼迫以美国人为代表的生丝外商提高收购价格。可他没有想到，国际市场已被美国控制，当中国商人想卖掉手中的货物时，却无法出口。最终，胡雪岩不得不停止收购，而囤积的生丝不能变现，直接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光绪九年（1883年）夏，胡雪岩被迫贱卖生丝，亏耗1000多万两，实力损了一半。
而正在这关键时刻，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再次被招入军机，胡雪岩则为左宗棠筹备军饷。李鸿章趁左宗棠不在两江，指挥盛宣怀准备向胡雪岩下手。这时，胡雪岩为清廷向外国银行借的80万两巨款正赶上到期，这笔借款是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借的，外国银行只认胡雪岩。这笔钱每年由各省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按惯例，只要各地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转给胡雪岩，由他来还款。盛宣怀在这方面做了文章，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的意思是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自然照办。落实好这件事，他又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按期催款。由于事发突然，紧急之中，胡雪岩只好调来阜康银行各地钱庄80万两银子，先还上外国银行。胡雪岩没认为这件事有多严重，他认为协饷一定要给他的，晚发二十天没多大事。
处于暗中的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数额了如指掌，他开始出手给胡雪岩致命一击。他抓住阜康银行空虚之际，组织人到银行提款挤兑。这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少则数千两银子，多则上万两。他还让人四处放风，说胡雪岩囤积生丝大赔血本，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80万两银子，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如此一喧嚷，存款户很快纷纷提款，挤兑风暴在上海爆发。盛宣怀在那里坐镇，煽风点火把动静搞得很大。
胡雪岩星夜赶到上海，让总管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赶紧发下协饷，邵躲起不见。胡雪岩又急忙给左宗棠发电报，请左帮助救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使左宗棠没能收到这份电报。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催讨，邵友濂已经溜了。
胡雪岩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来势迅猛，愈涌愈烈，上海挤兑很快失控。各地阜康银行也是人山人海，存款被纷纷提取，银行门槛被踩破。山西票号和外国银行也顶不住压力，纷纷停止注资和拆借，并限令当年十月底前清还长期借款。胡雪岩的阜康雪记钱庄首先倒闭，接着，胡庆余堂易主，宣告破产。疯狂的提款和断流，导致胡雪岩设在北京、杭州、宁波、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阜康字号相继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全部倒闭，接连破产。
胡雪岩这才明白，有人做了他的手脚。阜康银行倒闭，事关重大，邵友濂急忙上报朝廷，左宗棠匆匆从京师赶来。胡雪岩恐慌中曾三次与左宗棠会晤，要左想方设法为其收拾残局。但是，作为阜康钱庄的大客户，恭亲王奕、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等人，见死不救，也都溜之大吉。李鸿章等人火上浇油，还把胡雪岩向外国银行贷款时多报利息的事情抖落出来，慈禧太后得知此事大发雷霆，要胡雪岩加倍赔偿，下令查抄胡雪岩的家产。
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病倒了。曾国荃代理两江总督，他上折奏道，“胡光墉此番案属因公支用，非等侵吞”，为胡雪岩想办法规避查办，却是无果。光绪十一年，左宗棠病逝，胡雪岩最大的靠山轰然坍塌。户部尚书阎敬铭落井下石，奏请“已革道员侵取公私款项，请旨拿交刑部治罪，以正国法”，朝廷立即准奏，胡雪岩在押解入狱令到来前已经黯然病逝。胡雪岩的一生就这样不了了之，清廷对他的案子也来了个不了了之。
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事业蒸蒸日上。1885年，他到轮船招商局担任督办，并应张之洞之邀，复返湖北筹办汉阳铁厂，之后，盛宣怀又受命担任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
胡雪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导致的。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官场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来自政治敌手的打击。胡雪岩虽也戴着二品顶戴，但他却游离于官场之外，不谙官理，不懂变通，而成为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
侵略者竟为大清强国献计谋
英国将领戈登，在咸丰十年（1860年）随着英国侵略中国时，直接指挥了圆明园的大烧杀、大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当时他还留下了名言：“我们用最野蛮的方法践踏着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英国驻华公使向清廷提出，“欲永租津地一区，为造领事官署及英国商住屋、栈房之用。”戈登充当英租界内规划设计，从而为后来源源不断的英国传教士、商人、淘金者进入天津奠定好了一块落脚地。
同治二年（1863年），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朝廷成立洋枪队，所有的指挥官都用欧美人。华尔战死，白齐文接替后不长时间又被戈登替代，他成为洋枪队的头子，在李鸿章麾下听遣。戈登与起义军激战于江浙两省，在中国两年内参加了三十三场战役，攻克城池数十座，其中一个战役历时一年半，仅费军需一百万两，人们都认为这是奇功。戈登十分谦逊地说：“平叛如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假以时日，中国官兵也可以平叛的。可是中国的上级官僚急功近利，于是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让这些人平乱；不知道这群人完全是冲着利益来的，反复无常，将会为中国留下无穷祸害，比土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我得以带领这只部队，严加约束，事后设法遣散，不让他们留下隐患。这是我为中国立下的一点微弱之功。”
然而就是这个侵略者洋鬼子，一个双手沾满太平天国鲜血的刽子手，却对清政府很有感情，提出了很多有利于中国强大的建议，甚至于有利于抵御外侮，对大清朝十分有宽裨益。
清人李岳瑞撰《春冰室野乘》有《戈登遗言》一文说：“戈登，曾经为中国立下功劳，他隶属李鸿章帐下十余年。后来回归英国，死在埃及任上。我国的朝廷官员提及他，认为其不如英人华尔。可是华不过是一战将，戈登则具有文才武略。况且他忠于我国，这些是不可淹没的。他回英国时，曾经给李中堂上书献出十条策略，论外交军事十分详细，可惜的是我们对他的所言不能认真对待。假使及时听从他所言，何至有后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祸端？这些大不幸正是戈登所提醒的，我们事事没有不遭此祸乱的。现在戈登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年了，情况却是每况愈下，糟糕透顶之极。倘若戈登知道了这些，也会哀叹他对中国所说的那些话不幸被言中啊。”
戈登所献出的十条策略，其主要内容于下：
一、以后中国与外国缔结条约，当在中国进行，此为原则。以前我国与各国立约，没有这样做的实在是不可胜数。《马关条约》还不计算在内。
二、与外国缔结条约，要多用文字，少用语言，条文文字要简单。签署前先咨询别的国家，因为各国为了各自在华利益互相猜忌，肯定会指出涉及最为重大利益的条款。只是这招十年前可以用，现在各国均势已定，他们经常串通，所以这条不灵了。
三、中国首都只要是北京，那就不要与人开战。首都离海太近，无险要可依赖。这条有人不以为然。即使如此，旅顺威海已经证明其不能守了，因此我坚持此意见。
四、如果没有强大的陆军部队，则海军就没有可以后退的余地。现在应该先训练陆军，等陆军训练好后再练海军。
五、北洋水师购买了诸多船炮，是十分失误的。当时如果拿这个钱来买新式枪支，是有好处的。等陆军强大后，再建海军。以购船炮之款，尽购新式枪，等到陆军练成劲旅，再购船炮。
六、对那些嘴上好战却又不会战、不能战的，都应该斩首。
七、政府应该鼓励帮助本国商人出国，直接向外国制造厂订货采购。
八、海关总署应该设在上海，权限必须限于进出口税务，不让赫德插手其他事务。如果他动不动就和外国官员商议，那岂不是干预中国内政了？赫德如此专权，居然没人提这个，还谈什么别的呢？李文忠在海关总署时就不喜欢和他谈论内政，只因我的告诫。
九、政府应当责成专理大臣采办国防军火大事。如果遇到与各国公使谈论有不顺畅的地方，当令出使大臣，在外商办。
十、当务之急应该大力开办税务学校，让大量的中国学生学习关税知识，做好替代洋人的准备，薪水也应该按照外人的待遇优厚发放。赫德总领税务已经五十多年了，而这件事却是从来无人提及，这怎么能说是做得好呢？
最赏识感激这位“洋鬼子”的是李鸿章，两人首次见面以后，李鸿章在日记中写道：“英酋戈登翩然来此，此人英姿飒爽，向所未见，且颇驯谨，了无跋扈恶态，不特韬略娴习，抑且质直明达。”戈登所率领的洋枪队是李鸿章清剿太平军时的得力力量。在攻打常熟的激战中，戈登指挥得法身先士卒，打了场大胜仗。李鸿章向朝廷保奏戈登为总兵官，封提督，领二品武官衔，赐穿黄马褂，带孔雀花翎，仿照西方式样给戈登制作了一枚特大的纯金奖章。还赏赐戈登万金，戈登辞谢不收，说：“我为中国效力，实是因为悲悯中国百姓所遭到的涂炭，我不是靠打仗来获取利益的人。”
戈登从中国回国，临走时向大清官员赠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又说：“中国海军利于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临行，他的行囊仅带走了那枚奖章和黄马褂。戈登回到英国以后，将纯金奖章熔掉捐给了慈善机构，只保留了黄马褂，这件黄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国的戈登纪念馆。
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得知戈登毙命于非洲后，在天津为戈登建一座纪念堂，挥泪祭奠了戈登。
戈登所谋划的“在中国开议”、“先练陆军，后练水军”、“直接向外国制造厂订货采购”等策略就是现在看来也不能说不对。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对当时清政府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指责。戈登认为“总税务专管税务，不令擅越他事”，“亟设税务学堂，以备代替外人”。赫德在中国当政总税司近五十年，干涉政务，到处伸手，泱泱华夏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最后，“检举”他的居然是他的同胞，值得人思考。
戈登杀害我们的同胞，抢夺我们的财富，从这点说，绝对是我们的敌人。但他却表现出对中国前途的忧虑和同情，因而侠肝义胆为中国的军事外交出谋划策，在维护清政府国家利益方面比朝廷的那些贪官污吏们更具有责任感。
林则徐在虎门是如何“销烟”的
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镶嵌着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第一块就是林则徐主持进行的“虎门销烟”壮观场面。人们每提及“虎门销烟”都会描述成“林则徐烧鸦片”，也看到过不少图画表现虎门销烟时的浓烟冲天。但探寻历史真相，却不是这样一回事：真实的说法应该是“林则徐淹鸦片”。
林则徐到广州禁烟，经过调查得知传统的“烟土拌桐油焚毁法”，烟油烟毒膏会渗入土壤里，如果挖土提炼，就仍可重新得到十之二三。为此，林则徐研究出另一种销毁方法“海水浸化法”。
海水浸化法是在海边筑了两个大池子，池底铺石防鸦片渗漏，四周钉板，池旁开一涵洞，池后通水沟，将浓盐水倒入其内，把烟土投入泡浸半日，加入石灰，用木耙在池中搅拌，石灰遇水便沸，将烟土完全溶入水中溶解销蚀。待退潮时，把池水接引到海洋，再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涓滴。“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
美国商人金等十几人，不信林则徐能把所有鸦片彻底销毁，特来实地考证。林则徐准许他们进入到池边，直接详看销烟方法。这些洋人看了全过程就是一个心服口服，集体向林则徐脱帽致敬。传教士裨治文记述：从四月廿二至五月十日当中，共销毁2376254斤鸦片，其中少数鸦片运送京师作样本，然后销毁。
林则徐在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历时二十三天，销毁鸦片20283箱，给英国鸦片贩子以沉重打击。
“虎门销烟”是人类史上旷古壮举，林则徐禁烟运动的胜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虽然此事后来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但这是清王朝长期对外采取消极、落后、错误的闭关政策，作茧自缚的直接结果。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辱一个伟大的史实，他赢得了历史的尊重。可悲的是，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林则徐的禁烟壮举只能以悲剧谢幕。
两重臣相争，一无赖得利
晚清重臣胜保与琦善水火不相容，一直在相互斗法。在他们的争斗中，一个流氓无赖却得到天大的好处，捞了一顶顶戴花翎。
清人张集馨在其所著的《道咸宦海见闻录》描写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有个无赖张小虎，模样长得很是丑陋猥琐，让人感觉就像见了鬼一样。这个痞子一直在清军营中混着。琦善在扬州督军围剿太平天国起义时，张小虎因贻误战机，琦善差一点砍了他的头，最后发了一下慈悲，将他发配到新疆。这个兵痞子打探到胜保与琦善不合，而胜保此时也因过失被降职流放到新疆，充任伊犁领队大臣。张小虎便向胜保请求要到他的军中效力，还说他带领着二百多名士兵一同来投奔。胜保一听很是高兴，就应允了。这个张小虎就带着他的几十个“同等货色”前来投奔。张集馨受胜保派遣去核查兵勇的人数，张发现其所带来的实际人数还不足五十人。
这个无赖在胜保军中曾参加了两次攻城作战，两次他都说自己如何英勇而被敌方击伤。一次说是伤在脖子上，用棉布紧紧包扎起来，没过三天就完好如初和平常一样，连一点伤疤也没有留下。还说一处伤在口内，对众人说枪弹已经从大便中排泄出去了。
这个泼皮无赖欺上瞒下，毫无顾忌地矫情伪作，招来一片嘲笑。胜保大人却赏给了他六品顶戴花翎，赏罚竟荒唐到了这般田地。这样的军队镇压个民反暴动都难以应付，更别说去和洋枪洋炮对垒了，焉有不败之理。
慈禧掌权后，杀第一功臣背后的玄机
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垂帘听政掌权后仅一年多，却恩将仇报亲自下令令其第一功臣自裁。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立大功后，在短时间内遭到这样的“待遇”？这个人就是满族权贵胜保。
从道光年间开始，由于清朝统治日益腐败民不聊生引发了各地的民众暴动，按下东边葫芦浮起西边瓢，朝廷上武官不够用，许多文官改了行，曾国藩就是一个成功的列子。满族人胜保字克斋，道光二十年进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任顺天府儒学教授，后又担任翰林院侍讲、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以敢于上疏言事闻名。胜保虽然是文官，却非常崇拜岳飞那样建功立业的武将，咸丰皇帝给了他机会让他转行当了武将，后来他在慈禧和八大臣斗法发动辛酉政变最紧要的关头，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助慈禧政变成功，做了太后党，成了慈禧的一位红人。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行宫，下遗诏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摄政。早就觊觎朝政大权的慈禧，为争夺大清朝最高统治权，视这八大臣为“眼中钉”，欲坚决铲除而后快。此时的慈禧身在热河，而她的政治势力却远在京师。慈禧深知一旦八大臣的统治地位巩固，她梦寐以求的权利梦想就会成为泡影。她焦虑万分，寝食难安。
此时的胜保任兵部右侍郎，手握重兵，正在直隶和山东边界与捻军作战。咸丰皇帝之死引发的政治波动吸引了他的注意。胜保观察形势，敏感地察觉到慈禧、奕一党与八大臣的对立，他将赌注押在了慈禧一方。八月初二，胜保不顾清廷禁令，上了“吁恳请北上叩谒梓宫折”，提出要吊唁先皇。在这个奏折里，胜保说，“即与本日起行。”摆出一副扔下笔墨就动身的架势。实际上胜保这是进行一招试探，逼迫八大臣批准他的做法。这个紧要关头，一个手握重兵的朝廷要员摆出任何姿态，都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都可能直接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清史稿》称，“文宗崩于行在，穆宗嗣位，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专擅，胜保昌言将入清君侧，肃顺等颇忌惮之。”肃顺等八大臣接到胜保奏折，觉得无法阻拦，只好同意了他的请奏。发“上谕”准许胜保前来，“叩谒梓宫，叩谒后即赴军营”，这也显露出八大臣对这个军事实力派的惧恨。
胜保赢了第一回合，他带兵赴热河“奔丧”。胜保名义上去热河给先帝吊唁，却先到京城，为的是先到恭亲王奕那里探听政局动态，表明自己的立场，受领下一步任务。在京城，胜保又进行了更为大胆的试探，他将皇上和皇太后同列一折请安。胜保在试探八大臣，如果这一奏请方式能通过，就等于对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予以默认。八大臣接到胜保的这个折子，立即认为抓住了胜保的小辫子，指责胜保署“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衔，具折向皇太后请安，“实属有违体制”，“向来无臣工具折请皇太后安之例”。还指出胜保在皇帝丧期内用黄折很不合时宜，著交部议处。胜保被肃顺们抓住把柄，只好再上奏折认错，“叩谢‘交部议处’天恩”。
就在胜保在京城之时，热河争夺最高统治权利之争达到白热化。初十日，两宫太后召见八大臣表示接受山东道员董元醇的奏请，“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但八大臣当场驳斥了这个奏请，将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言路全部封死。
慈禧知道在热河她根本无力对抗八大臣，要想扭转局势必须回到京城与恭亲王联手，早一刻回去就早一分胜算。当慈禧提出要回京城时，这一提议也遭到了八大臣的反对。慈禧知道如果她再让步，她的政治权利梦想就将化为泡影再没出头的可能。为此慈禧毅然决然地说：“回京城如有意外，不与尔等相干，立命备车驾。”八大臣理屈没法再坚持己见，放虎归山，埋下了慈禧反攻倒算的种子，为他们自己掘下了坟墓。
胜保抵达热河后吊唁了先皇梓宫。慈禧密切注意着周围的动向，因为她受到八大臣的严密监视，不能召见胜保。当晚，胜保的住处来了一位神秘的人，这个人叫许庚身，是军机章京，他作为慈禧的密使来见胜保。胜保提出想要兵谏的想法，许告诫胜保不要轻举妄动，一旦打草惊蛇，胜保的军权就会被削夺，就会影响太后的全盘计划，一切要等到太后回到京城后再动手，只有京城地点、时机、实力最为合适发动政变。胜保完全听从了许的建议。十八日，胜保离开了热河，急速赶回自己军中。
二十三日，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起驾返京，经过许庚身运作，护驾的二万多人马大都换成了胜保的部属，确保两宫太后的性命无虞。二十八日，车驾行至密云，慈禧收到一个奏折，是胜保呈奏的，声称他坚决拥护御史董元醇关于请求两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奴才胜保跪奏，为政柄下移，无以服众，皇太后权宜听政，而于近支亲王择贤而任……为今之计，非皇太后躬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清史稿·胜保传》）。有了这个折子，已经被八大臣拍死了的“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提议，完全可能来个咸鱼翻身死灰复燃。胜保公开声明支持慈禧与恭亲王掌权，他作为朝廷重臣又手握重兵，极具威慑性，为慈禧添加了一个极具分量的筹码。
次日，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平安抵达京城，慈禧在恭亲王的鼎力协助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政敌肃顺、载垣等八大臣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夺得最高政治统治权，确立了慈禧、奕执政的新格局。胜保积极支持慈禧太后发动这次政变，成为“垂帘听政”有功之臣。政变后，慈禧给予其重赏：胜保被晋升镶黄旗满洲为都统、兵部左侍郎，不久加兵部尚书衔。由从二品官员升任从一品大员，成为京职与外职兼于一身的重要大吏。可是，慈禧并没有把胜保留在朝廷中枢，他没能进入慈禧的核心政治圈。慈禧仍命他赴山东、安徽、河南“剿捻”，授命他继续镇压农民起义，他以为这是再造帝国的重任，只有他这样的再世之才才可堪当。
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授胜保钦差大臣，入陕镇压回民起义。途中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率部反戈，与清军相抗，清廷严斥胜保失当。从此，胜保噩运临头，那些看不惯胜保的诸多官员纷纷上奏揭发胜保“任性骄纵，收受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等十大罪状（《清史稿·胜保传》）。胜保自恃有功于朝廷，对十大罪状，胜保只承认“携小妾随营征战”一条，否认弹劾他的其他各条“罪状”，称是“诬告”，狂妄叫嚣大喊冤枉，要求朝廷惩办诬告他的人。慈禧异常恼怒，说他“挟制朝廷”。这实际上是慈禧新加给胜保的大罪，这就表明胜保在慈禧的心中已经由厥功至伟的功臣，转成“挟制朝廷”的心腹之患。河南巡抚严树森奏道：“回捻闹事只是癣疥一样的小病，惟胜保为心腹大患。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严树森的话道出了慈禧的心病。
胜保获罪，其实应该说由来已久。胜保治军作战，心切气盛，与清廷要员，地方官吏、友军统帅关系不洽。对于造反的太平军和捻军，一意主“抚”，总是寻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用官禄收买捻军头目就“抚”。在个人权力所及之内，能和就不战。胜保的招抚做法，与权威日盛的曾国藩、湖广总督官文、督办安徽军务的袁甲三等坚主镇压的意见相左。王士元《痴偶笔》记载：湘军首领胡林翼说胜保，“满腔忌克，其志欲统天下之人，而实不能统一人。在皖中，每战必败，败必以捷闻。其人本不知兵，尤不晓事，自降于贼而美其名曰贼降。盖其一生本领，以熊文灿为祖师，而昏懦刚愎又过之。”这基本上也代表了曾国藩的看法。从那时起，清廷“褒其才略，戒其骄愎”，对他已不很信任了。
清廷借此机会宣布胜保罪状，削职押解京师，关押抄家，听候审讯。恭亲王对胜保在辛酉政变后居功骄横一直很是不满，这回机会来了。在慈禧的授意下，恭亲王下令查办胜保的罪行。而委派查办的首席大臣却是僧格林沁亲王，胜保正是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而夺取其帅权的。僧王对胜保的罪状，自然件件认真“查实”，不会“亏待了”胜保。朝廷中也有人上疏为胜保求情，要求从轻处理。清廷深感胜保桀骜难驭，已失去了辛酉政变时的作用，已下决心将他处死，对此一概不准。朝廷最后下诏，“斥其贪污欺罔，天下共知。苗沛霖已戕官城，宋景诗反复背叛，皆其养痈贻患，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意，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
胜保助慈禧太后夺权，功劳不可谓不高。然胜保居功自傲嚣张至极，许多事情让慈禧接受不了，才招来杀身之祸。临刑前，胜保几次要见慈禧，都不得如愿，太后怕他什么？这里面有什么交易什么承诺都随着胜保的自缢带到了阴曹地府，了却了慈禧的一桩心病。对慈禧来说，除去胜保，立威示儆，剪除后患，势所必然。
胜保显然不明兔死狗烹的古训，他书生一个，动辄就拿西汉名将周亚夫相喻，“军中尽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还常放言，“古语有云，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遥制。”据《胜保事类记》：“胜之章奏往往自属草，动辄曰‘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性成，赤心报国”’。意以为太后妇人，同治幼稚，恐其牵掣耳，而不知致死之由，即伏于此矣。”另记载：“惟曾文正公有言，胜克斋有克复保卫之功，无失地丧师之过，虽有私罪而无公罪。人皆服其公允云。”曾国藩的评论道出，慈禧对胜保疑忌之深，以致胜保非死不可。
或许，没有胜保的胆大妄为和叫嚣，慈禧发动的辛酉政变可能不会顺利实现。但胜保也正如古人说的那句老话：“小人得志，利令智昏”。胜保外表是将军，骨子内书生意气太浓，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这些在慈禧掌权之前，他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冒死相助，自愿当炮灰马前卒，立下大功；而在慈禧掌权之后，他总想不为遥制，本没有反叛之心，确实有藐视人家威望之意，让人家感到他在挑衅皇权；不知道收敛，不知道夹起自己的尾巴，焉能不召来杀身之祸？
看胜保悲剧，与雍正年间的年羹尧、隆科多之悲剧如出一辙。年、隆的悲剧距胜保才不过一百多年，历史的血迹还不曾风干，作为书生的胜保怎能不记得？看来“以史为鉴”，说着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
“老佛爷”是如何“洗钱”的
天下人做买卖，哪有只赚不赔的道理。这还真有一种人只赚不赔，那就是人称老佛爷的慈禧太后。这老佛爷不缺吃不缺穿，做的哪门子生意？她是为了隐瞒自己的“灰色收入”，遮人耳目，而做起了买卖。
清末北京城前门外有个“万元号”，是鸦片战争后最早开办经营洋货的商店，所有从外地运进北京城的洋货，先送进万元号货仓，由它挑选之后剩余的再让其他洋行销售，这家“万元号”是北京城垄断性质的货庄。
除了这家“万元号”，还有号称“四大恒”的四大银号，清末在京城金融界十分有名，官私汇兑多由其承担。但这四家银号最大获利渠道不是贷款利息，而是兼办捐税这桩油水极肥的差事。
这“万元号”和“四大恒”，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商号银号，那是有背景的，朝中有高人罩着。至于这高人是谁？资料上没有交代，笔者不能随意揣测。各地官员向慈禧太后秘密进奉的钱财物品，都无法瞒过“万元号”和“四大恒”的耳目。慈禧太后常为他们了解自己的“灰色收入”而郁闷。慈禧身边的大红人太监李莲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心想要为主子解除这个烦恼。当李莲英得知京城内一家山西帮开设的老字号银“泰源号”停业要关门的消息后，连忙将这一消息奏给慈禧，建议慈禧将这家银号买下来，并指明“办捐税”这条来钱极为容易的渠道。
对李莲英的提议，慈禧很是欢喜，可是考虑到清代“不准皇室成员经商”的祖宗训示，便让李莲英出面接收了这家银号。为了遮人视线，依然使用原来的“泰源号”名号。新开的泰源号注入330万元本金，其中李莲英仅10万元，其余全是老佛爷拿的本，慈禧是名副其实的后台老板。泰源号老瓶装新酒，重新开张后，慈禧召内务部进宫，暗示一番。这伙人哪敢怠慢，没多久，原由“四大恒”承揽的捐税和宫廷汇兑业务，全由泰源号一家接手承办。泰源号立马财源如江水滚滚而来，欢喜坏了老佛爷。尝到这个甜头，老佛爷还嫌不过瘾，赶紧张罗着再开一家店。时间不长，后台老板慈禧又在前门外廊坊二条开了一家绸缎店，“总经理”还是李莲英。慈禧为这家店铺起名叫“泰昌号”，她说，“前号有‘源’，后号必有‘昌’。如此便会财源滚滚，年年昌盛。”
老佛爷的“泰源”、“泰昌”两记商号在京城红红火火开业后，宫廷汇兑以及各地向老佛爷进奉的物品银两均由泰源号、泰昌号经手，这两家商号成了老佛爷“受贿”、“洗黑钱”的最佳手段。
由于有着天底下最大的权势做后台老板，再加上李莲英这位总经理善于专营取巧的运作，他暗地里向沿海各地联络，转手的洋货贸易越来越多，这两家商号买卖越做越大，越做越火爆，白花花的银子轻而易举地就流到了慈禧的囊中。没多久，这两家商号就为老佛爷赚了1200万两银子。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官商一直很兴旺发达，凡能大发的行业大多为官商垄断经营，皇帝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商。慈禧太后开办的“泰源”、“泰昌”两记商号，就是这种说法最好的佐证。
慈禧太后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为所欲为，心安理得地种植自己的“摇钱树”，并亲自出马做其“保护伞”。自己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哪有不赢的道理。官商一体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自然是积弊甚多，危害无穷，影响社会的稳定。
这真是，老佛爷做买卖——只赚不赔。
被慈禧太后糟蹋了的“老佛爷”
提起“老佛爷”这一称谓，许多人都会说是指西太后慈禧。这点没错，慈禧最喜欢人称她为“老佛爷”。但要说“老佛爷”这一称谓专指慈禧，那可就错了。实际上“老佛爷”是清朝各代皇帝的特称。太后、皇后、太皇太后都不能用此称谓，就连清朝的“国母”孝庄太皇太后都未曾有过“老佛爷”这一称谓。
清朝帝王之所以用“老佛爷”这个称呼，是因为满族的祖先女真族首领最早称为“满柱”，“满柱”是佛号“曼殊”的转音，意为“佛爷”、“吉祥”。满清建国后，将“满柱”汉译为“佛爷”，并把它作为皇帝的特称。
在整个清代，唯一用过此称谓的女人是慈禧太后。慈禧被称为“老佛爷”，理由是她垂帘听政为“大清中兴”做出“巨大贡献”，“皇朝巨擘之力”，“威声远播泰西”，“堪为当世人主之效”。六部四品以上全体官员联署上奏，光绪皇帝朱批，皇太后慈禧从此就被人称为“慈禧老佛爷”或“太后老佛爷”。慈禧太后让别人称她为“老佛爷”是有着特殊目的的，其想当皇帝，又实在不敢像武则天那样直接称帝，她不敢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但在她内心深处盼着别人把她比作皇帝一样，所以让人称她为老佛爷聊以自慰。
慈禧被称为“老佛爷”还有以下几点参考说法。
一是拜佛坐禅说。《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孝钦后政暇，曾作观音妆，以内监李莲英为善财，李姊为龙女，用西法照一极大相，悬于寝殿。宫中均呼以老佛爷。”
二是他人加号说。“老佛爷”这个称号是李莲英给她的。慈禧对佛是很虔诚，念经供佛从不间断。有一次北京少雨，慈禧与朝廷官员每日向如来佛求雨，这一次只求告三天雨就来了。李莲英很兴奋，便趁机恭维慈禧，说太后真是了不得，就像佛爷一样。这番恭维的话使慈禧很高兴。从此，李莲英就称慈禧为“老佛爷”，每次奏话的时候，总是这么称呼。“老佛爷”这个称号不胫而走。
三是自加徽号说。蔡东藩在《慈禧太后演义》中说，在慈禧六十大寿时，“自加徽号，令承值人员等称她为老佛爷，或称老祖宗。”
四是沿蒙古俗说。王无生在《述庵秘史》中说：“宫中称老佛爷，沿蒙古俗也。”
慈禧太后是晚清同治、光绪两朝的最高决策者，她以垂帘听政、训政的名义从1861年至1908年间统治中国四十七年。在人们的印象里慈禧是清朝政府昏庸、腐朽、软弱、无能、残暴的“代言人”。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老佛爷”，死后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总共25字，为有史以来皇后哀荣之最。
看看在这位老佛爷“六旬万寿庆典”中发生的事，当时中日战事愈打愈烈国家正处危难之中，而她的“庆典”在雷打不动中按部就班进行，一些主战廷臣纷纷上疏，请求停办“点景”，移作军费，户部也上书“请停工程”。慈禧怒不可遏大发雷霆，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慈禧生日当天日军占领大连湾，军情急电接连飞来，慈禧却不为所动。若无其事地在颐和园升殿受贺，连赏戏三天，国事皆废糜不管。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发出上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卖国政策，全部接受列强提出的条件，许可丧权辱国《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洋人的奴仆。1902年慈禧回到北京，“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至此，中国完全进入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慈禧这位“老佛爷”游刃有余地驰骋在男人世界里，夺得了本来由男人掌握的最高权力，她三度垂帘听政，两次以个人意志决定皇位继承人，将国家命运控制在自己的手掌上，她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走向。她闭关自守对世界发展漠然视之，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决策一误再误，致使中国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成为世界列强肆意宰割的羔羊，这绝对是中国的悲剧，也是这位背负永世骂名权力欲望极强女人的悲剧。
“老佛爷”这一清朝皇家称谓实在是被慈禧“糟蹋了”。
焚毁圆明园的真正元凶
《清史演义》中在描写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写道：“圆明园中火光烛天，一个穿洋装的中国人在导引放火，恒祺问他是谁，他大声道：‘谁人不晓得我龚孝拱，还劳你来细问！’”说火烧圆明园给英法联军领路的人是龚孝拱。《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记载，“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刚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是龚孝拱给英法联军引的路。《圆明园残毁考》：“及英兵北犯，龚为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许多历史学家在讲这段历史时也说是龚孝拱给英法联军带的路。
据《清朝野史大观》，“定庵（龚自珍）子孝拱，晚号半伦，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尚嬖一妾，故曰半伦云。半伦少好学，天资绝人，顾性冷僻而寡言语，好为狭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英人威妥玛方立招贤馆于上海，与之语，大悦之，旅沪西人均呼为龚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为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橙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龚孝拱字橙，其父龚自珍。他精通满、蒙、藏及英语，学贯中西。在上海给英使威妥玛当文书，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跟着威妥玛也到了北京。
看上面的资料、野史，可以证据确凿地说：这个龚孝拱给洋鬼子带路，又唆使洋人纵火焚毁圆明园，他是参与抢劫、焚毁圆明园的最大汉奸。
可是，再看咸丰十年八月谕旨：“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咸丰并没有说给洋人带路焚毁圆明园是龚孝拱。如果不是龚孝拱，那又是谁领着英法联军去烧的圆明园呢？
光绪年间人杨云史在其《檀青引序》中记载：“奸民李某，导联军劫圆明园，珠玉珍宝尽出，朝廷稍稍闻圆明园之毁，祸由李某，下狱穷治，诛之，籍其产，以赐文丰家属焉。”文丰为当时圆明园之管园大臣，知园不保遂投园中福海自尽，数名随从与他一同自尽。还有一种说法：“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旗人。”人们找出李姓旗人这个“刁恶汉奸”。这时还没有人说是龚孝拱领着英法联军去的。说了一阵，朝廷不能允许满人带路这种对满清不利的说法，于是变成了汉人带路。汉人龚孝拱在洋鬼子阵营里，直接就把大帽子扣在他头上了。
还有这样一段野史来佐证这个观点。龚孝拱之父龚自珍为官清正廉明，对清朝的腐败及弊政不满，曾写《明良论》议论抨击朝政，满族官员借此参劾龚自珍，后龚在深夜暴亡。龚孝拱得到证据，其父是被八旗官僚暗害，所以他一直伺机为乃父报仇。
真实的情形是，在火焚圆明园之前，英法联军曾派遣39人的谈判队伍到清廷谈判。但以曾格林沁为主的满人狂妄自大，肆意侮辱折磨来使，草菅人命。在英法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才释放了幸存的被折磨得没人样的19人。英法强盗根据他们制定的万国公法，“凡使臣被杀，他日破城，鸡犬不留。”额尔金还特意提出了一点，一定要焚烧圆明园。在10月18日放火烧圆明园之前，额尔金还在北京张贴了告示，说明了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定的放火时间：“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清代王湘绮所作《圆明园词》曾注：“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对此，民国时期黄秋岳评说：“湘绮此段笺释明了。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越缦堂咸丰庚申八月间日记为补证：“二十三日甲申记：闻恭邸逃去，夷人据海淀，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二十四日乙酉记：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二十五日丙戌记：今日丙外各门尽闭，盖城外劫盗四起，只身敞衣，悉被掠夺。二十七日戊子记：闻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孑遗。”对此，黄秋岳评说：“圆明园一役，其始联军仅焚园外官吏房，或为军事上必要之举动。而许多旗人土匪，即乘机劫掠，于是联军旋亦入园”。
恭亲王在向皇帝的奏折中说：“二十二日早，因该夷抄至德胜，安定二门，事情紧急，连夜约同文祥出城，复给该夷照会，许以送还巴酋，并令巴酋写信与额酋，令其止兵。乃照会发去之后，该夷并无回字，至午间该夷已抄至德胜门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我军不战而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英法联军就是这样到了圆明园的。这样，说龚孝拱或者李姓旗人引领英法联军去圆明园抢劫，就不能成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印的《圆明园》等资料记录了当时情形，居住在圆明园周围、海淀一带，上万民众连日到圆明园抢劫。局势平息后，朝廷从当地民众手中收缴回大量文物珍宝。由此可知，圆明园被劫掠焚毁，“主犯”罪魁祸首自然是英法联军；但那些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的国人却是实实在在的“共犯”，这些“奸民”难逃其咎。从整个过程看，还需要什么人带路吗？
晚清汪康年所著《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一文中说，“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普通民众直接参与了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行动。而且，根据当事法国军官的回忆，联军之所以下焚毁圆明园的命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驱逐不断涌来参与抢劫的华人。”大量国人趁着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劫掠的机会涌了进来，和侵略者一同抢劫圆明园里的珍宝，这就是许多国人干的。
据汪康年记载，联军刚进入圆明园抢掠时，先期有秩序地“温文尔雅”地行抢劫之事。“邻近乡民及海淀贫氓纷至沓来，麇集园墙外渐近吾营，与在营华役互语，华役携有梯逐架以登，络绎越墙而入。”终于演化成了联军和国民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劫掠行动。最令人气愤的是，当侵略者最后传令纵火的时候，“各军并无火器，惟有水桶、水锅而已。”侵略者为缺少纵火之物而着急之际，又是“海淀华人暨华役，将携来之火线、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齐集以待。”竟然如此“雪中送炭”希望侵略者能够尽快纵火。其后，这些人更是“到处引火延烧”，推波助澜。
英法联军罪恶固然是滔天一般，但我们对那些尾随在洋人屁股后面，参与了整个劫掠、焚毁圆明园的国人又该如何评定？实是令人蒙羞，悲哀。
国人毁坏圆明园的意念和力量才是最为疯狂最为持久最为恐怖的。在1860年大火后三四十年中，国人围绕圆明园的盗窃是没完没了，值钱的物品偷光后，他们又将散落、埋没于土中的细碎宝物挖地三尺来搜寻，时有谚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清政府对圆明园再度失去控制，趁火打劫的国人这次来了个“利索的”，园内大小树木砍伐殆尽，建筑、木桥的柱子遭锯断。辛亥革命后，进入北京的军阀，把圆明园作为建筑材料场，能做建筑材料的东西几乎全部被搜尽，张学良为其父建陵园时就曾命人从其中拉走诸多石料。经过此劫，一些残存建筑全成过眼烟云。从1940年起，圆明园内平山填湖开田种稻，湖山胜景荡然无存。
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前夕，统治者自顾不暇，咸丰皇帝带着高贵的王室贵胄先溜了，只顾自己性命，扔下百姓不顾。国家不爱民众，又凭什么指望民众拿自家性命去爱国？太平日子统治者作威作福，剥削民众，灾难来了又扔下民众不管自先逃命，导致积蓄已久的民众怨气自然如火山一样爆发。人们巴不得看到统治者统统死掉，焚毁你的家园还是轻的呢，休怪民无义。这样说来，这又怪谁呢？归根结底是清廷腐败无能导致圆明园被焚毁。统治者为掩盖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犯下的罪恶，说这个“奸人”那个“汉人”带的路，嫁祸于他人，找替罪羊，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转移人注意力，掩饰自己的惶恐，逃脱自己的罪恶。
导致圆明园被焚毁，清王朝政治统治上的腐朽欲坠，军事上的软弱无能才是最直接的原因，外敌入侵只是提供了一次次契机而已，“元凶”是谁很清楚了。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仇敌，这就是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结果。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贫穷、落后、羸弱的国家，只能处于被压迫、剥削、凌辱、掠夺、挨打的地位。
随着1860年10月18日这一天的大火，圆明园早已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凝固在我们心间那永恒的痛，世世不忘。
太监李莲英的国舅爷之梦
晚清大太监李莲英在慈禧太后的宠信下，当上清宫太监大总管，成为有清一代最大的权阉。他贪污受贿聚积了巨大财富，可以说他的“事业”是非常成功的。但他仍不满足，居然做起了要当国舅爷的清秋大梦。清人天嘏著的《满清外史》有一篇《李莲英女弟之指婚》，记载了这段事。
李莲英有一个妹妹，生得容貌秀丽，体态窈窕，非常漂亮。光绪十七年（1891年），这位李姑娘到了出嫁的年龄，但尚未嫁人。李异想天开，欲利用妹子的姿色攀龙附凤，能够选入宫中为妃，自己就当上了国舅爷，成为皇亲国戚来光宗耀祖。因此他多次对慈禧太后说起他妹妹有多么漂亮，于是，那拉氏召她进宫。这位李妹妹在乃兄亲自调教后，当她进宫参拜慈禧太后时已胸有成竹，举手投足无不合乎宫中规矩，举措得体，应对自如，伺候太后更是细心周到。
这位李妹妹，既通文墨又喜逢迎，还和她哥哥一样具有善于揣摩主子心思的能耐。加上她确实人才出众，美貌超群，竟然使这个最爱挑剔、极难伺候的慈禧太后也感到十分满意。由是，那拉氏十分宠爱她，留她在宫中伺候，吃饭的时候总在一张桌子上，而皇后及诸妃嫔都在一旁站立伺候，还让宫中人都称她为大姑娘。醇亲王奕的福晋，到内宫向慈禧太后请安，从来没有被赐过坐位。有一天请安后，忽然赐给了坐位。福晋十分惊异，四处看看不敢马上坐下。慈禧太后微微一笑说：“我今天之所以赐你坐位，你以为是因为你吗？你不坐，大姑娘就不敢坐。她穿着汉装又是小脚，怎么能站立那么长时间呢？”福晋十分愤怒却不敢言语，回去后就生病了。
慈禧六旬万寿的时候，懿旨招醇亲王福晋到圆明园看戏，因自己身份反倒还在李大姑娘之下，郁闷的福晋假称自己有病，不肯赴招。后在慈禧多次催促下勉强来了。慈禧太后还按照礼节表示了一下，而这位李大姑娘确直挺挺地坐在那，连身子都不抬一下。亲王福晋实在无法忍受，还是借故身体有病回自己的府上去了。
李莲英之所以进献他的妹妹，本意是想效仿西汉李延年的故事，自己也能当上一个皇亲国戚，光宗耀祖。不料光绪皇帝对慈禧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又不敢表露出来，有的便转嫁到李莲英身上，所以他根本就不屑看这位李大姑娘一眼。李莲英的美梦算是白做了。后来，李莲英之所以记恨光绪，这也是一个原因。
这之后，内务府有一个英俊青年司员丧妻，那拉氏于是为这位大姑娘指婚，将她打发了。
本来按照清代的祖制，为保证满清纯正血统，是严禁选汉女为妃嫔的，汉族女子甚至连充当下等宫女的资格都没有，历朝皇帝都不敢违背这个祖制。李莲英对此也是十分清楚的，但他心存侥幸，认为只要慈禧太后肯做主，祖制并非不可能逾越。李莲英请慈禧玉成其妹与光绪的好事，慈禧倒也中意，便向光绪帝试言其事，结果被光绪帝严词拒绝：祖宗家法，汉女不许进宫，阉人之妹，更属不成体统，儿臣初不敢违背祖制。慈禧见勉强无益，只好作罢。
江苏武进屠寄之《结一庐诗集》中，填了宫词二首，其中一首云：
“偷随阿监入深宫，
与别宫人总不同。
太母上头宣赐坐，
不教侍立绣屏风。”
又有《咏小游仙》词者，中有一绝云：
“汉宫谁似李延年，
阿妹新承雨露偏。
毕竟汉皇非重色，
不将金屋贮婵娟。”
这两首词都是暗中指这件事的。
李莲英费尽心机企图嫁妹之举，因光绪帝严拒而未能得逞，李莲英的皇亲梦终于破灭了。
谁是点燃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罄竹难书，这是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的痛。人们一直以为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过于坚决激进，因而导致这场战争的爆发。看清人笔记，发现对这场战争的爆发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清人笔记《清稗琐缀》中有一篇《林文忠公》，文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一直以为林则徐在广州烧毁西方商人的鸦片烟土而不给任何补偿，因而导致烟片战争的爆发。现在听人说这场战争的爆发却有着另外一个原因，洋人来广州做生意初始的时候，实际上实行的是用一箱茶叶来交换一箱鸦片烟。后来这些茶叶由官府中的一些胥吏统一采购，这些茶叶中就开始掺杂了沙砾石子。这些西方商人把这样的茶叶运回去，实在是无法销售，只能再耗些费用运回我国。洋商人无端地损失了好多本钱，于是就这样酿成战争的祸端。”
“还有一件事，也要提一下，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得知一姓伍的商人和西方洋人来往密切，于是多次苛刻地处罚他，令他缴纳的军饷累计达数百万两银子。伍氏每次来见林则徐的时候，还经常遭到署衙各级官员的勒索，也要耗费千两银子来打点，才能得到一把椅子坐下。”
“等到后来林则徐再次复出时，却病故在军中。”有的人说：“这是伍氏实在害怕林则徐再次归来，自己不堪其压，因而叫人暗中下毒药谋害了他。”
这篇笔记中道出鸦片战争爆发的一个因素，现在看来，真让我等感到悲哀，这等胥吏奸诈小人误国误民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让我们看看究竟何谓胥吏。
胥吏，也称作吏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指“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这些小公务人员包括官员的私人仆从以及各级衙门的公差、衙役等等。这样的人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不管什么人只要一入此行，就“由良入贱”，不仅本人及其子孙“概不准冒入仕籍”，就是家谱上都得除去名号，死后也不得入祠堂，因而一直被视为“不足齿数之列”。但是，就是这类典型的为虎作伥之徒，却是“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这些人手上都掌握着某种或大或小的权力，他们就利用这种权力无所顾忌胆大妄为地敲诈勒索，滥肆搜刮，为非作歹。这类胥吏虽然身份低贱，却实在是个肥差，他们雁过拔毛，在其无厌贪欲的操纵下，人间没有了是非曲直，没有了良心二字。有资料说他们，“今之为差者，无不饱食暖衣，一家温饱而且乘肥策坚，姬妾盈前，锦绣在手，其享用有过于世家者。”
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就曾这样认为：“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
晚清时中兴之臣胡林翼也说：“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
在清朝的政治统治中，“胥吏擅权”已经成了蠹政害民的一个突出问题，已经达到“朝廷与胥吏共天下”的田地，囊虫肆意横行，腐败无孔不入，在这样大气候下，王朝焉有不灭亡之理。
因此说胥吏是挑起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绝不为过。
满汉通婚路漫漫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历1902年2月1日），奉慈禧懿旨：1、废止不准满汉通婚的禁令，2、劝阻汉人妇女缠足，3、只在满族妇女中选秀。
“满汉不通婚”，是满族八旗的一项旗制、祖制，是清朝早期实行民族隔离的一种政策，满族人几百年来实行这条规定，又称“旗民不结亲”。八旗旗人内部可以通婚，不可以与旗外民人结亲。所谓“民人”是指不在旗的汉人。
顺治五年（1648年），摄政王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世祖实录》第四十卷），准许满汉通婚。可几天后，多尔衮对满汉通婚作了进一步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户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
满汉通婚操作实际是比较困难的。官家子女要通婚必须要申报，并非自由通婚。满汉通婚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满族八旗，而非汉人。这是因为，满族统治者认为大规模的满汉通婚会导致八旗制度崩溃，导致八旗旗民特权丧失。实际上，多尔衮提出的满汉通婚名存实亡。多尔衮死后，满汉通婚的倡议成为他的逆罪之一。鳌拜等人把持朝政期间，朝野刮起一股恢复八旗祖宗旧制的风气，政治上更加保守，已趋缓和的满汉关系再度紧张，满汉不得通婚，无论满人汉人违者都会遭到严惩。
说满汉不通婚，但对皇上来说，又是另一回事。顺治就有一位汉人妃子佟妃，也正是这个佟妃生育了一代英主康熙。佟妃的父亲佟图赖是清朝的开国功臣，授太师、一等公，后转成为汉族旗人。
《清史稿·后妃传》、《清皇室四谱》等书中记载，康熙的汉人嫔妃中为康熙帝生育过皇子的有高氏、陈氏、石氏等，生育格格的有袁氏、张氏、王氏、刘氏等几位汉族女子。虽然，汉族女子在康熙帝晚年很受宠，并且为皇帝生育子女，但康熙帝始终不予正式册封，她们的地位较低。
乾隆有一个“曲线通婚”嫁女的故事。乾隆把自己的一个女儿过继给大臣于敏中，公主变成了汉家女，然后乾隆把这个女儿嫁给孔子第七十二代嫡孙孔宪培，这样就没有违反“满汉不通婚”的祖制。在曲阜孔林孔子墓东北有个“于夫人坊”，说是乾隆女儿的坟墓。有人根据这段故事推断乾隆是清朝废除“满汉不通婚”祖制的第一人。但没有充足证据来证明这个推断。
真正废除“满汉不通婚”祖制的是清末慈禧太后。
光绪年间，汉满两族因为长期的杂居，私婚已不是什么稀罕事，“满汉不通婚”早成为一纸空文，难说什么纯正的汉人或者满人，但“满汉不通婚”的规定仍然十分严格。为了从民心上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原本强烈抵制变法的西太后慈禧也开始推行一些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慈禧发布懿旨：“我朝深仁厚泽，沦浃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搢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藉词禁令，扰累民间。如遇选秀女年份，仍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将此通谕知之。”正式废除“满汉不通婚”旧制。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选派八旗子弟出洋游学，再次宣布准许满汉通婚，以笼络汉族子弟。
满族最高统治者为维护全族利益，做到了满汉之间以及旗民之间禁止通婚，然而，满人纳汉族女子做妾的现象却一直没停歇过。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奴役被欺辱，这是亘古未变的准则。一个民族对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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