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与普及

    今天我带病来参与开学典礼，很愿意听听诸位新教授的言论及对于我们的希望。我从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来到本校，参与了三年的开学典礼。一年得一年的教训，今天又是来亲受教训的日子了。

    我本来不预备说话，但蒋先生偏偏提出我的谈话的一部分，偏偏把“且听下回分解”的话留给我说，所以我不能不来同诸位谈谈。

    我暑假里，在南京高等师范的暑期学校里讲演，听讲的有七八百人，算是最时髦的教员了。这些教员是从十七省来的，故我常常愿意同他们谈天。他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惶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又常常问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实在回答不出来。我以为我们现在那里有什么文化，我们北京大学，不是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吗？你看最近的一期《学艺杂志》里有一篇《对于学术界的新要求》，对于我们大学很有些忠实的规谏。他引的陈惺农先生对于编章《北京大学月刊》的启事，我们大学里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共同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只出了五本。到陈先生编章的时候，竟至收不到稿子，逼得他自己做了好几篇，方才敷衍过去。《大学丛书》出了两年，到现在也只出了五大本。后来我们想，着书的人没有，勉强找几个翻译人，总该还有，所以我们上半年，弄了一个《世界丛书》，不想五个月的经验结果，各处寄来的稿子虽有一百多种，至今却只有一种真值得出版。像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所以我对于那一句话的答语，就是：“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再讲第二问题，现在外面学界中总算有一种新的现象，是不能不承认。但这只可说是一种新动机、新要求，并没有他们所问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既然动了，按物理学的定理，决不能再使不动。所以惟一的方法，就是把这种运动的趋向，引导到有用有结果的路上去。

    这种动的趋向有两个方面：

    （一）普及 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尽可让他们干去，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

    （二）提高 提高就是——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灯决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既有这种新的要求和新的欲望，我们就应该好好预备一点实在的东西，去满足这种新要求和新欲望。若是很草率的把半生不熟的新名词，去解决他们的智识饥荒，这岂不是耶稣说的“人问我讨面包，我却给他石块”吗？

    我们北大这几年来，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这方面贫穷到这个地位，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与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功夫。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我们若想求高等学问，非先求得一些求学必需的工具不可。外国语、国文、基本科学，这都是求学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应该拿着这种切实的工具，来代替那新名词的运动，应该用这种工具，去切切实实的求点真学问，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程度提高一点。我们若能这样做去，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了。二三十年以后，朱逷先生和陈女士做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也许我们北大当真可以占一个位置。

    我把以上的话总括起来说：

    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我希望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功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唯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

    （这是胡适1920年9月17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演词。原载1920年9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又载1920年9月23日《晨报副刊》。收入《胡适教育文选》（柳芳主编））

    教师的模范

    师范，就是教师的模范，他们至少要有两方面的理想：人格方面，是要爱自由和爱独立，比生命还重要，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把自由独立看作最重要的，这样人格才算完满；另一方面是知识，就是要爱真理，寻真理，为真理牺牲一切，为真理受苦，爱真理甚于自己的生命。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国，但却没有一个具有六十年或七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北京大学是一个很老的学校，也不过六十二年 ；交通大学从它的前身南洋公学一起算进去，也只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台湾大学从日据时代的台湾帝国大学，到现在不过二十多年。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没有六七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是很使人惭愧的。

    一九三六年，我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有五百多个世界各地的着名学术机构和大学的代表都去道贺。在一次按照代表们所代表学校成立年代为先后的排队游行中，埃及的一个大学排在第一，但在历史上这个大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可怀疑的。实际可考的，应该是排在第二的意大利佛罗伦斯大学，才真正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北京大学是排到第五百五十几名。

    我在哈佛大学的餐会中，曾被邀请说话，我曾指出，北京大学是国立大学，是首都大学，也是真正继承中国历史上太学的学府。中国的太学是创始于汉武帝时代，这样算起来，北大历史应该要从纪元前一二四年算起，如果以这个历史为考据，北大该排在埃及大学的前面了。

    北京大学不愿意继承太学是有原因的。中国的大学始于太学，但是从汉武帝到隋唐国子监，都没有持续性和继续性，当朝代间替，政府更换的时候，学堂也随着变换，使得学堂的设备、财产、人才、学风都缺乏继续的机构接替下去。

    在中国，太学是政治机构的一部分，太学校长叫“祭酒”，他们升官了就离开太学做官去。无论是学风，人才，都随着不同的朝代政府变迁更换。西洋的大学能够继续不断发展，有三个因素：第一它们有董事会，管理学校财产，像欧洲的大学是由教皇特旨，以教皇的许可状作为基础，连续有人负责学校的一切；第二，是教师会，它使得学校的传统学风能继续下去；第三，美洲的大学，都有校友会，校友们捐款给学校，推选董事参加董事会。

    中国的大学有国立的、官立的、私立的，但却没有一个私立学校是完全私立的，大多是半官立的。太学在纪元前一二四年成立时，只有五个教授，五十个学生。王莽大兴学堂，曾筑舍万区，纪元后四年，太学生有六万多人，东汉迁都洛阳，太学仍在继续不断发展。汉光武帝革命的成功，全是王莽时代太学生的力量。“党锢之祸”发生以后，太学生才渐为大家所恐惧。

    我们大学制度产生得很早，但是几千年来没有好好持续下去，造成了有五千年历史，而没有七十年以上大学历史的现象。

    一个只有十四年历史的学堂，在教育史上还是个小孩子。十四岁的孩子是不应该为他大做生日的，但还是值得道喜。……

    师大学生要以爱自由、爱独立、爱真理胜过生命的理想，担负起教养下一代的神圣使命。

    （这是1960年6月5日胡适在台湾师范大学14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载1960年6月6日《台湾新生报》《公论报》等）

    《师门五年记》序

    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曾在我家住过几年，帮助我做了许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写整理我父亲铁花先生的遗着。他绝对不肯收受报酬，每年还从他家中寄钱来供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但他总觉得他是在我家做“徒弟”，除吃饭、住房之外，不应该再受报酬了。

    这是他的狷介。狷介就是在行为上不苟且，就是古人说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古人说“一介”的介是“芥”字借用，我猜想“一介”也许是指古代曾作货币用的贝壳？）我很早就看重尔纲这种狷介的品行。我深信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所以我很早就对他说，他那种一点一画不肯苟且放过的习惯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资本。这不是别人可以给他的，这是他自己带来的本钱。我在民国二十年秋天答他留别的信，曾说：

    你这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第二年他在贵县中学教国文，寄了两条笔记给我看，一条考定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王婶”是“王涯”之误；一条是考定袁枚祭妹文的“诺已”二字出于《公羊传》，应当连读，——我回他的信，也说：

    你的两段笔记都很好。读书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进步。你能继续这种精神，——不苟且的精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有大进步。古人所谓“于归而求之，有余师”，真可以转赠给你。

    我引这两封信，要说明尔纲做学问的成绩是由于他早年养成的不苟且的美德，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我要他知道，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督责。良师益友的用处也不过是随时指点出这种松懈的地方，帮助我们做点批评督责的工作。

    尔纲对于我批评他的话，不但不怪我，还特别感谢我。我的批评，无论是口头，是书面，尔纲都记录下来。有些话是颇严厉的，他也很虚心地接受。有他那样一点一画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

    他现在写了这本《自传》，专记载他跟我做“徒弟”的几年生活。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小书，很使我怀念那几年的朋友乐趣。我是提倡传记文学的，常常劝朋友写自传。尔纲这本《自传》，据我所知，好像是自传里没有见过的创体。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

    胡适 三十七年八月三日在北平

    （本文作于1948年8月3日。收入1958年胡适自印本《师门五年记》。载1963年3月1日台北《传记文学》第二卷第3期，又收入1966年6月25日台北文星书店《胡适选集》序言分册、1987年10月岳麓书社《胡适书评序跋集》等）

    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

    刚才吴县长报告了五十八年前我在此地的一段历史——我在三岁至四岁间，随先人在台东州住过一年多，在台南住过十个月——要我把台东看作第二家乡；昨天台南市市长也向台南市市民介绍我是台南人；这番盛意，我非常感谢！吴县长预备在这里要做纪念我先人的举动，实在不敢当。明天举行县议员选举，我将以不是候选人也不是选举人，冒充同乡，到各投票所去参观。

    今天我看到了吴县长老太太，看到了她，我非常感动，她可算台东年龄最高的了，她与先母年龄相当，先母如在世，已经有七十九岁了。

    我到这里不久，与县长、教育科长、校长等几位谈话，知道了台东的教育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来推进的，我非常敬佩他们艰苦不移、紧守岗位的坚毅意志。本来教育厅陈雪屏厅长预备与我们同来的，因台北有事，临时由台南赶回去了。不过教育厅还有一位视察杨日旭先生是同来的，我已经特地要他到各校去视察，并将视察结果报告教育厅，以使省府对台东的教育情形有所了解。

    今天我应该讲些什么？事先曾请教吴县长、师范刘校长和同来的几位朋友，他们以今天到场的大多数是青年朋友们，也有青年朋友们的父兄，因此要我讲讲中等教育的东西。同时，我到过的地方，许多朋友常常问我中学生应注重什么？中学毕业后，升学的应该怎样选科？到社会里去的应该怎样择业？我是不懂教育的，不过年纪大些，并且自己也是经过中学大学出来的，同时看到朋友们与我们自己的子弟经过中学，得到一点认识，愿意将自己的认识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中学生的修养与中学生的择业”。

    中学生的修养应注重两点：

    一、工具的求得。中学生大概是从十二岁的幼年到十八岁的青年，这个时期是决定他将来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求知识与做人、做事的工具，要在这个时期求得。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学生要将来有成就，便应该注意到“求工具”——学业上、事业上，求知识上所需要的工具。求工具的目标有二：一是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要到社会里去就业；一是继续升学。

    第一种工具是语言文字。不论就业升学，以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所得，语言文字是最需要的工具。在中学里不仅应该学好本国的语言文字，最好能多学一二种外国的语言文字。它是就业升学的钥匙，能为我们打开知识的门。多学得一种语言，等于辟开一个新的花园、新的世界。语言文字，可以说是中学时期应该求得的工具当中非常重要的了。在中学时期如果没有打好语言文字的基础，以后作学问非常的困难。而且过了这个时期，很少能够把语言文字弄好的。

    第二种工具是科学的基本知识。许多人都说学了数学，将来没有什么用处，这是错误的。数学是自然科学重要的钥匙，如果不能把这个重要的钥匙——数学，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矿物学、植物学等，在中学时期学好，则不能求得新的知识。所以中学时期最重要的，是把这些基本知识弄好。

    青年们在学校里对于各种基本科学，不能当它是功课，是学校课程里面需要的功课，应该把它当成求知识、做学问、做人的工具，必不可少的工具。拿工具这个观念来看课程，课程便活了。拿工具这个观念来批评课程，可以得到一个标准。首先看看哪些功课够得上作工具，并分出哪些功课是求知识做学问的工具，哪些功课是做人的工具。哪些功课是重要，哪些功课是次要。同时拿工具这个观念来督促自己，来分别轻重缓急。先生的教法，也可以拿工具这个观念来衡量，哪种教法是死的笨的，请先生改良，哪些应该特别注重，请先生注意。我这个话，不是叫学生对先生造反，而是请先生以工具来教，不要死板的照课本讲，这样推动先生，可以使得先生从没有精神提起精神，不是造反而是教学相长，不把功课当作功课看，把它当作必须的工具看。拿工具的观念看功课，功课便是活的。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学生治学的方法。

    二、良好习惯的养成。良好习惯的养成，即普通所谓的人品教育，品性人格的陶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都告诉我们说：人品性格是习惯的养成，好的品格是好的习惯的养成。中学生是定型的阶段，中学生时期与其注重治学方法，毋宁提倡良好习惯的养成。一个人的坏习惯在中学还可纠正，假使在中学里不能养成良好的习惯，这个人的前途便算完了，在大学里不会是个好学生，在社会里不会是个有用的人才。我愿在这里提醒青年学生们的注意，也请学生的父兄教师们注意。

    我们的国家以前专注重文字教育，读书人的指甲蓄得很长，手脸都是白白的，行动是文绉绉的，读书可以从“学而时习之”背诵起，写文章摇摇摆摆地会写出许多好听的词句来，可是他们是无用的，不能动手，也不能动脚，连桌凳有一点坏了，也不能拿起斧头钉子来修理。这种只能背书写文章的读书人就是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动手动脚的习惯。

    我在台湾大学讲“治学方法”时，讲到一个故事：宋时有一新进士请教老前辈做官的秘诀，老前辈告诉他四个字：“勤谨和缓”。这四个字，大家称为做官秘诀，我把它看作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秘诀。简单的分别说：

    勤，就是不偷懒，不走捷径，要切切实实，辛辛苦苦的去作。要用眼睛的用眼睛，用手的用手，用脚的用脚，先生叫你找材料，你就到应该到的地方去找。叫你找标本，你就到田野，到树林里去找。无论在实验室里，自然界里，都不要偷懒，一点一滴的去作。

    谨，就是谨慎，不粗心，不苟且。以江浙的俗话来说，不拆烂污。写字，一点、一横都不放过。写外国字，i的一点，t的一横，也一样的不放过。作数学，一个圈，一个小数点都不可苟且。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做事关系天下的大事，做学问关系成败，所以细心谨慎，是必须要养成的习惯。

    和，就是不要发脾气，不要武断。要虚心，要和和平平。什么叫做虚心？脑筋不存成见，不以成见来观察事，不以成见来对待人。就做学问来说：要以心平气和的态度来学化学、数学、历史、地理，并以心平气和的态度来学语文。无论对事、对人、对物、对问题、对真理，完全是虚心的，这叫做和。

    缓，这个字很重要。缓的意思不要忙，不轻易下一个结论。如果没有缓的习惯，前面三个字都不容易做到。譬如找证据，这是很难的工作，如果要几点钟缴卷，就不能作到勤的功夫。忙于完成，证据不够，不管它了，这样就不能做到谨的功夫。匆匆忙忙的去作，当然不能做到和的功夫。所以证据不够，应该悬而不断，就是姑且挂在那里。悬而不断，并不是叫你搁下来不管，是要你勤，要你谨，要你和。缓，就是南方人说的“凉凉去吧”。缓的意思，是要等着找到了充分的证据，然后根据事实来下判断。无论做学问、做事、做官、做议员，都是一样的。大家知道治花柳病的名药“606”吧？什么叫“606”呢？经过六百零六次的试验才成功的。“九一四”则试验了九百一十四次，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认为，动植物的生存进化与环境有绝大的关系，也费了三十年的工夫，到四海去搜集标本和研究，并与朋友们往复讨论。朋友们都劝他发表，他仍然不肯。后来英国皇家学会收到另一位科学家华莱士的论文，其结论与达尔文的一样，朋友们才逼着达尔文把研究的结论公布，并提出与朋友们讨论的信件，来证明他早已获得结论，于是皇家学会才决定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达尔文这种持重的态度，不是缺点，是美德，这也是科学史上勤、谨、和、缓的实例。值得我们去想想，作为榜样，尤其青年学生们要在中学里便养成这种好习惯。有了这种好习惯，无论是做人、做事、做学问，将来不怕没有成就。

    中学生高中毕业后，面临的问题是继续升学或到社会去找职业。升学应如何选科？到社会去应如何择业？简单的说，有两个标准：

    一、社会的标准 社会上所需要的，最易发财的，最时髦的是什么？这便是社会的标准。台湾大学钱校长告诉我说，今年台大招生，投考学生中外文成绩好的都投考工学院，尤其是考电机工程、机械工程的特多，考文史的则很少，因为目前社会需要工程师，学成后容易得到职业而且待遇好。这种情形，在外国也是一样的，外国最吃香的学科是原子能、物理学和航空工程，干这一行的，最受欢迎，最受优待。

    二、个人的标准 所谓个人的标准，就是个人的兴趣、性情、天才近哪门学科，适于哪一行业。简单的说，能干什么。社会上需要工程师，学工程的固不忧失业，但个人的性情志趣是否与工程相合？父母、兄长、爱人都希望你学工程，而你的性情志趣，甚至天才，却近于诗词、小说、戏剧、文学，你如迁就父母、兄长、爱人之所好而去学工程，结果工程界里多了一个饭桶，国家社会失去了一个第一流的诗人、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学家，不是可惜了吗？所以个人的标准比社会的标准重要。因为社会标准所需要的太多，中国人常说社会职业有三百六十行，这是以前的说法，现在何止三百六十行，也许三千六百行，三万六千行都有，三千六百行，三万六千行，行行都需要。社会上需要建筑工程师，需要水利工程师，需要电力工程师，也需要大诗人、大美术家、大法学家、大政治家，同时也需要做新式马桶的工人。能做新式马桶的，照样可以发财。社会上三万六千行，既是行行都需要，一个人决不可能会做每行的事，顶多会二三行，普通都只能会一行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试问是社会的标准重要，还是个人的标准重要？当然是个人的重要！因此选科择业不要太注重社会上的需要，更不要迁就父母、兄长、爱人的所好。爸爸要你学赚钱的职业，妈妈要你学时髦的职业，爱人要你学社会上有地位的职业，你都不要管他，只问你自己的性情近乎什么？自己的天才力量能做什么？配做什么？要根据这些来决定。

    历史上在这一方面，有很好的例子。意大利的伽俐略是科学的老祖宗，是新的天文学家，新的物理学家的老祖宗。他的父亲是一个数学家，当时学数学的人很倒霉。在伽俐略进大学的时候（300多年前），他父亲因不喜欢数学，所以要他学医，可是他读医科，毫无兴趣。朋友们以他的绘画还不坏，认为他有美术天才，劝他改学美术，他自己也颇以为然。有一天他偶然走过雷积教授替公爵府里面作事的人补习几何学的课室，便去偷听，竟大感兴趣，于是医学不学了，画也不学了，改学他父亲不喜欢的数学。后来他替全世界创立了新的天文学、新的物理学，这两门学问都建筑于数学之上。

    最后说我个人到外国读书的经过。民国前二年，考取官费留美，家兄特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不要我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说这是没有用的。当时我同许多人谈谈这个问题。以路矿都不感兴趣，为免辜负兄长的期望，决定选读农科，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同时美国大学农科，是不收费的，可以节省官费的一部分，寄回补助家用。进农学院以后第三个星期，接到实验系主任的通知，要我到该系报到实习。报到以后，他问我“你有什么农场经验？”我说 ：“我不是种田的。”他又问我：“你作什么呢？”我说：“我没有做什么，我要虚心来学，请先生教我。”先生答应说：“好。”接着问我洗过马没有，要我洗马。我说：“我们中国种田，是用牛不是用马。”先生说：“不行。”于是学洗马，先生洗一半，我洗一半。随即学驾车，也是先生套一半，我套一半。作这些实习，还觉得有兴趣。下一个星期的实习，为包谷选种，一共有百多种，实习结果，两手起了泡，我仍能忍耐，继续下去。一个学期结束了，各种功课的成绩都在八十五分以上。到了第二年，成绩仍旧维持到这个水准。依照学院的规定，各科成绩在八十五分以上的，可以多选两个学分的课程，于是增选了种果学。起初是剪树、接种、浇水、捉虫，这些工作，也还觉得有兴趣。在上种果学的第二星期，有两小时的实习苹果分类，一张长桌，每个位子分置了四十个不同种类的苹果，一把小刀，一本苹果分类册，学生们须根据每个苹果的长短，开花孔的深浅、颜色、形状、果味和脆软等标准，查对苹果分类册，分别其类别（那时美国苹果有400多类，现恐有600多类了），普通名称和学名。美国同学都是农家子弟，对于苹果的普通名称一看便知，只需在苹果分类册里查对学名，便可填表缴卷，费时甚短。我和一位郭姓同学则须一个一个的经过所有检别的手续，花了两小时半，只分类了二十个苹果，而且大部分是错的。晚上我对这种实习起了一种念头：我花了两小时半的时间，究竟是在干什么？中国连苹果种子都没有，我学它什么用处？自己的性情不相近，干吗学这个？这两个半钟头的苹果实习使我改行，于是，决定离开农科，放弃一年半的时间（这时我已上了一年半的课），牺牲了两年的学费，不但节省官费补助家用已不可能，维持学业很困难，以后我改学文科，学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在没有回国时，与朋友们讨论文学问题，引起了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提倡白话，拿白话作文，作教育工具，这与农场经验没有关系，与苹果学没有关系，是我那时的兴趣所在。我的玩意儿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我所没有学过的东西。最近研究《水经注》（地理学的东西）。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究竟学什么？都是东摸摸、西摸摸，也许我以后还要学学水利工程亦未可知，虽则我现在头发都白了，还是无所专长，一无所成。可是我一生很快乐。因为我没有依社会需要的标准去学时髦。我服从了自己的个性，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到现在虽然一无所成，但是我生活得很快乐，希望青年朋友们，接受我经验得来的这个教训，不要问爸爸要你学什么，妈妈要你学什么，爱人要你学什么。要问自己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学。这个标准很重要，社会需要的标准是次要的。

    （1952年12月27日在台东县欢迎会上的讲演词。收入1953年5月台北华国出版社《胡适言论集》甲编等）

    大学的生活

    ——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

    校长、主席、各位同学：

    我刚才听见主席说今天大家都非常愉快和兴奋，我想大家一定会提出抗议的，在这大热的天气，要大家挤在一起受罪，我的内心感到实在不安，我首先要向各位致百分之百的道歉。回来后一直没有做公开演讲，有许多团体来邀请，我都谢绝了，因为每次演讲房子总是不够用。以前在三军球场有过一次演说，我也总以为房子是没问题了，但房子仍是不够。今天要请各位原谅，实在不是我的罪过，台大代联会邀请了几次，我只好勉强的答应下来。

    前两天我就想究竟要讲些什么？我问了钱校长和好几位朋友，他们都很客气，不给我出题，就是主席也不给我出题。今天既是台大代联会邀请，那末，我想谈谈大学生的生活，把我个人的或者几位朋友的经验，贡献给大家，也许可作各位同学的借镜，给各位一点暗示的作用。

    记得在民国三十八年应傅斯年校长之请，在中山堂作一次公开演讲。我也总以为房子够用了，谁知又把玻璃窗弄破了不少。从民国三十八年到今天已有八九年的工夫了，这九年来，看到台大的进步和发展，不仅在学生人数方面已增加到七千多，设备、人才和学科方面也进步很多，尤其是医农两学院的进步，更得国外来参观过的教育家很大的赞誉。这是我要向校长、各位同学道贺的。

    不过，我又听见许多朋友讲，目前很多学生选择科系时，从师长的眼光看，都不免带有短见，倾向于功利主义方面。天才比较高的都跑到医工科去，而且只走入实用方面，而又不选择基本学科。譬如学医的，内科、外科、产科、妇科，有很多人选，而基本学科譬如生物化学、病理学，很少青年人去选读，这使我感到今日的青年不免短视，带着近视眼镜去看自己的前途与将来。我今天头一项要讲的，就是根据我们老一辈的对选科系的经验，贡献给各位。我讲一段故事。

    记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我的哥哥特地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临行时对我说，我们的家早已破坏中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他要我学开矿或造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我说好的，船就要开了。那时和我一起去美国的留学生共有七十人，分别进入各大学。在船上我就想，开矿没兴趣，造铁路也不感兴趣，于是只好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要学有用之学，当时康奈尔大学有全美国最好的农学院，于是就决定进去学科学的农学，也许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吧！那时进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当时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而每个月可获得八十元的津贴；我刚才说过，我家破了产，母亲待养，那时我还没有结婚，一切从俭，所以可将部分的钱拿回养家。另一是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将来学会了科学的农业，也许可以有益于国家。

    入校后头一星期就突然接到农场实习部的信，叫我去报到。那时教授便问我：“你有什么农场经验？”我答：“没有。”“难道一点都没有吗？”“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农夫。”教授说：“这与你不相干。”我又说：“就是因为没有，才要来学呀！”后来他又问：“你洗过马没有？”我说：“没有。”我就告诉他中国人种田是不用马的。于是老师就先教我洗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问我会套车吗，我说也不会。于是他又教我套车，老师套一边，我套一边，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着就到农场做选种的实习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继续的忍耐下去。农复会的沈宗翰先生写一本《克难苦学记》，要我为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长的序。我们那时学农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翰先生赤过脚下过田，是惟一确实有农场经验的人。学了一年，成绩还不错，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选两个学分，于是我就选种果学，即种苹果学。分上午讲课与下午实习。上课倒没有什么，还甚感兴趣；下午实习，走入实习室，桌上有各色各样的苹果三十个，颜色有红的、有黄的、有青的……形状有圆的、有长的、有椭圆的、有四方的……。要照着一本手册上的标准，去定每一苹果的学名，蒂有多长？花是什么颜色？肉是甜是酸？是软是硬？弄了两个小时。弄了半个小时一个都弄不了，满头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抬头一看，呀！不对头，那些美国同学都做完跑光了，把苹果拿回去吃了。他们不需剖开，因为他们比较熟习，查查册子后面的普通名词就可以定学名，在他们是很简单。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错的。回去就自己问自己学这个有什么用？要是靠当时的活力与记性，用上一个晚上来强记，四百多个名字都可记下来应付考试。但试想有什么用呢？那些苹果在我国烟台也没有，青岛也没有，安徽也没有……我认为科学的农学无用了，于是决定改行，那时正是民国元年，国内正在革命的时候，也许学别的东西更有好处。

    那末，转系要以什么为标准呢？依自己的兴趣呢？还是看社会的需要？我年轻时候《留学日记》有一首诗，现在我也背不出来了。我选课用什么做标准？听哥哥的话？看国家的需要？还是凭自己？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一个是“社会”，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中国现代需要什么？但这个标准——社会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现在可以说三千六百行，从诺贝尔得奖人到修理马桶的，社会都需要，所以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时候，便要依着自我的兴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我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与我性质相近的是什么？问我能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我便照着这个标准转到文学院了。但又有一个困难，文科要缴费，而从康大中途退出，要赔出以前两年的学费，我也顾不得这些。经过四位朋友的帮忙，由八十元减到三十五元，终于达成愿望。在文学院以哲学为主，英国文学、经济、政治学三门为副。后又以哲学为主，经济理论、英国文学为副科。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仍以哲学为主，以政治理论、英国文学为副。我现在六十八岁了，人家问我学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对文学也感兴趣，白话文方面也曾经有过一点小贡献。在北大，我曾做过哲学系主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也做过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学院六个学系中，五系全做过主任。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刚才讲过现在的青年太倾向于现实了，不凭性之能近，力之所能去选课。譬如一位有作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做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末文学院便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你们自己的损失。

    在一个头等、第一流的大学，当初日本筹划帝大的时候，真的计划远大，规模宏伟，单就医学院就比当初日本总督府还要大。科学的书籍都是从第一号编起。基础良好，我们接收已有十余年了，总算没有辜负当初的计划。今日台大可说是国内唯一最完善的大学，各位不要有成见，带着近视眼镜来看自己的前途，看自己的将来。听说入学考试时有七十二个志愿可填，这样七十二变，变到最后不知变成了什么，当初所填的志愿，不要当做最后的决定，只当做暂时的方向。要在大学一二年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的瞎摸。不要有短见，十八九岁的青年仍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前途、职业。进大学后第一年到处去摸、去看，探险去，不知道的我偏要去学。如在中学时候的数学不好，现在我偏要去学，中学时不感兴趣，也许是老师不好。现在去听听最好的教授的讲课，也许会提起你的兴趣。好的先生会指导你走上一个好的方向，第一二年甚至于第三年还来得及，只要依着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做去，这是清代大儒章学诚的话。

    现在我再说一个故事，不是我自己的，而是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伽利略（Galileo）。他是意大利人，父亲是一个有名的数学家，他的父亲叫他不要学他这一行，学这一行是没饭吃的，要他学医。他奉命而去。当时意大利正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他到大学以后曾被教授和同学捧誉为“天才的画家”，他也很得意。父亲要他学医，他却发现了美术的天才。他读书的佛劳伦斯地方是一工业区，当地的工业界首领希望在这大学多造就些科学的人才，鼓励学生研究几何，于是在这大学里特为官儿们开设了几何学一科，聘请一位叫Ricci氏当教授。有一天，他打从那个地方过，偶然的定脚在听讲，有的官儿们在打瞌睡，而这位年轻的伽利略却非常感兴趣。于是不断地一直继续下去，趣味横生，便改学数学。由于浓厚的兴趣与天才，就决心去东摸摸西摸摸，摸出一条兴趣之路，创造了新的天文学、新的物理学，终于成为一位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

    大学生选择学科就是选择职业。我现在六十八岁了，我也不知道所学的是什么？希望各位不要学我这样老不成器的人。勿以七十二志愿中所填的一愿就定了终身，还没有定，就是大学二三年也还没定。各位在此完备的大学里，目前更有这么多好的教授人才来指导，趁此机会加以利用。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他，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只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想起当初我哥哥要我学开矿、造铁路，我也没听他的话。自己变来变去变成一个老不成器的人。后来我哥哥也没说什么。只管我自己，别人不要管他。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学下去，其未来对国家的贡献也许比现在盲目所选的或被动选择的学科会大得多，将来前途也是无可限量的。下课了！下课了！谢谢各位。

    （1958年6月5日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演说词。原载1958年6月19日台北《大学新闻》，收入《胡适演讲集》中册（1970年台北出版）、《胡适教育文选》（柳芳主编）等）

    给“求真学社”同学的临别赠言

    今天承“求真学社”诸同学的盛意欢送，我非常地感谢。但是谈到我个人以往的努力情况，我却觉得非常惭愧。我从前留学美国，当时忽想学农业，忽想学文学，终于转到哲学的路上去。可见得当时我对于自家所学的志愿，已经是很漂浮无定的。到了回国以后，以少年气盛，对于国家的衰沉，社会的腐败，很不满意，故竭力想对于这种行将倾颓的社会国家，作一番大改造的功夫。可是在这种积重难返的社会国家里，想把这两千年来所聚累的污浊一扫而空，把这已经麻木不仁了好久的社会打个吗啡针，使它起死回生，真不容易。也许是我个人的学问不够，经验不足，努力了这许多年，转眼去看看社会，还是一无所动。而且看看这两年来的情形，政治愈演愈糊涂，思想愈进愈颓败。此外如人民的生计，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没有一件不是每况愈下，真是有江河日下之势。曾记得有一个故事，这里很可以引来谈谈，就是以前牛津（Oxford）大学里，有一种宗教运动Oxford Movement。Newman 、Keble 等结合了一班同志，组织了一个类似你们现在所组织的“求真学社”的团体。他们把每回讨论的东西和他们写的宗教诗，都集到一本小册子里去。在这小册子的头一页，Newman引了荷马（Homer）的诗，做他们的格言Motto，这诗译成英文为：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我现在用白话可以把它直译如下：

    现在我们回来了，

    你们请看，便不同了！

    他们这种运动，据我们看来，虽不大对劲，但是他所引的这句诗，却很可以做我们的一个针砭。我常说牛曼（Newman）所引荷马的这句诗，应该刻在欧美同学会的门匾上，作为一种自警的格言。现在我们都已回来了，然而社会的腐败机轮，依然照旧地轮转着。

    然则从这样看来，不是很可悲观的吗？不，决不！丁文江先生常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其实这是有原因的。我自信我个人是有我的宗教信仰的。我所信仰的宗教，既没有上帝，也没有默示（revelation），实在说来，人只要有一种信仰，便即是他的一种宗教。佛教不是没有神没有上帝的一种宗教吗？所以我对于我自家的信仰，也就叫做我的宗教。我相信一切有意识的，本凭良心的努力，都不会白白地费掉的。All conscious and conscientious endeavour will never be wasted！我们如果拿莱勃尼慈（Leibnitz）    的话来说，更能够把这句话的真意表现出来。Leibnitz在他的Monadology（《单子论》）第六十一节中说得很好：

    这个世界乃是一片大充实（Plenum为真空Vacuum之对），其中一切物质都是接连着的。一个大充实里面有一点变动，全部的物质都要受影响，影响的程度与物体距离的远近成正比例。世界也是如此。每一个人不但直接受他身边亲近的人的影响，并且间接又间接地受距离很远的人的影响。所以世间的交互影响，无论距离远近都受得着的。所以世界上的人，每人受着全世界一切动作的影响。如果他有周知万物的智慧，他可以在每人身上看出世间一切施为，无论过去未来都可看得出，在这一个现在里面便有无穷时间空间的影子。

    诸位都是曾经读过哲学史的，在哲学史中这种事例很多。在哲学史中，往往一个哲学家思想的结果，当时或当地看不出什么影响来，但是过了一时，或换了一地，却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变动。在历史上许多的大转机都是这样。我们远看希腊大哲苏格拉底（Socrates）的牺牲，当时的社会，且以他的学说为邪说诱众，毒害青年；然而他们又哪里知道此后希腊的哲学思想都导源于苏哲呢！次如柏拉图（Plato）的共和国（Republic），他的共产制的社会，人家都莫不以之为理想的乌托邦（Utopia），然而到了现在，却成了社会改造运动的目标。我们再近看马克思（Karl Marx）的唯物史观，主张阶级斗争，实行共产主义，人都视彼为洪水猛兽；然而这一世纪以来的政治运动都染着红色的社会主义的色彩。这不但是实行共产主义的苏维埃独立联邦共和国为然也。再看达尔文（Darwin）的物种原始（origin of species）出，而天演竞争优胜劣败之说，轰动一世。于是，向之人为上帝所独造，为万物之灵的宗教信仰，不得不受极大的打击。所以，当时的宗教界也都以“洪水猛兽”视达尔文；然而自然主义的信仰，由此更加巩固。哲学上玄之又玄的东西，更现出“海市蜃楼”的模样。就这样看来，只要你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那么你这一分的努力，就有一分的效果。虽然这一分的效果，就宇宙的大洪流里头看来，也许有“渺沧海之一粟”的感慨；然而这安知这一分的效果，一分加一分，一点复一滴，终于变成滔滔大浪的江河呢！语云：“涓涓之水，可成江河。”而爝火倒可以燎原。固知我们的力量有非我们自己所能预料的。我曾给我的朋友做了一副联，联云：

    胆欲大而心欲小，

    诚其意在致其知。

    这副联的上文，即是说一切都是一点一滴小小心心地做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功夫决不会空费的。这就是我的不朽的宗教，也就是我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原因。

    现在我快到欧洲去了。此时我所得的经验，当然要比以前“初出茅庐”时要多，而向之只能景仰不可攀望的大人物，此时也有机会和他们接触。所以我将来到欧洲时，也许我的做学问的欲望勃兴，从事学业的工作也未可知。因为我看西洋人作哲学史太偏于哲学的（philosophical）了，往往是把那些不切紧要的问题谈得太多，而惊天动地改变社会的思想家，在他们的哲学史上反没有位置。例如，一部哲学史翻开一看，康德（Immanuel Kant）和黑格尔（Hegel）的东西，已占了差不多一半，而达尔文、马克思、赫胥黎和托尔斯泰，反没有他们的位置，不是太冤枉了吗？照我的意见，作哲学史当以其人的思想影响于社会的大小为主体，而把那些讨论空洞的判断（Judgment）命题（Proposition）……等不关紧要、引不起人家的兴趣的问题，极力删去。我将来打算用英文作一本西方的思想史（A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就本着这种意思做去。例如述黑格尔的哲学，他自身的重要远不如他的三个弟子。第一，如Strauss    用历史的眼光，去批评耶稣教义的得失，把从前一种迷信的崇拜推翻；第二，如Feuerbach    极端提倡唯物质主义（Materialism）；第三，如马克思（Karl Marx）竭力提倡社会主义，用黑格尔的辩证法（Dialectical method）和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构成唯物史观，用此解释人类社会的演进，及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归宿。至于黑格尔本身的哲学，和他的祖若父的哲学，只说个线索就够了。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例罢了。但是我看近来学校方面虽因经济的关系不能发展，而诸位同学求学的热忱，反不致因此而受影响，且有独立研究的兴趣，这是使我即要离别诸同学时一种觉得难过的感想。也许将来一时感情的冲动，从早回来，也未可知。

    （1926年7月1日，在北京“求真学社”的演讲，由温寿链记录，曾经胡适删改过，从未公开发表。今据《胡适档案》中保存的记录原稿录出。页下脚注均为原注）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欢迎会上的讲话

    今年我来北平三次，都没有久住。这次到平，不久还得回上海一行。我所授的功课，等到下学期，才可授课；这学期是不能上课了。

    我离开本校，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现在又有机会到北大，与同学来共同讨论学问，若大家能共同努力，或许在将来的学术界、思想界产生一种新的东西，新的贡献。古人说“教学相长”。所以我个人现在又来到北大，觉着非常慰快。

    以前我在这里的时候，哲学系人非常多，班次太大；不能大家互相讨论研究。那时，选我的功课有二百余人，没有办法，只好在礼堂上讲讲。我在北大总共八年，最得力的，是我初到北大的一二年；因为那时人很少，便于研究，可以大家来共同讨论、研究。

    无论研究什么学问，非自己来研究不可，只在堂上听听是研究不好的；尤其是哲学，非在堂下彼此互相讨论，闭门研究不可。我从前在本校授课时，即重此点，不重堂上考试，每学年终了，叫同学作论文一篇。往往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作题目，叫同学来研究；可是常常在同学的论文中，我得到许多新的见解，或解决我所未解决的问题。可见自己研究重要了。

    前次我在协和医大礼堂讲“哲学是什么？”到今天报纸上还有许多人来和我辩论。我的意思是说哲学与科学本来是一家，不过哲学到现在有好些部分是被科学拿去了；本来哲学与科学都是来发明宇宙的真理，来解决人生问题的。解决问题到了确定的程度，就成为科学；没有到正确的程度，就是哲学。过去的哲学不过是不高明的科学，很幼稚的科学罢了。实在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我们看过去的历史就明白了。例如希腊哲学家Ariatotle所研究的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现在科学上所研究的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又如Dcniogiirn的原子论，就是一个例子。所研究的对象是一样的，不过哲学上的原子论，是很幼稚；科学上的研究，是很正确很精密罢了。科学上研究原子，不只知道原子的数目、成分；又由原子分析到分子、电子……实则科学上的原子问题，就是哲学家德莫克利脱斯所提起的问题。所以哲学与科学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差异。过去的哲学不过是幼稚的、不高明的科学，与科学是一样，都是要发明宇宙的真理，解决人生的问题的。现在有人说什么“哲学者，科学之基础也！”“哲学者，科学之科学也”！Philusphyiy Suiunce of Suicnc仍是哲学上的旧把戏！

    我们知道无论什么民族、国家，一定要有他当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来解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前的、急迫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人生问题，并不是要解决科学上所已经解决的问题，拿来玩把戏；是要解决科学以外所未解决的问题。或帮同科学来解决所未解决的问题，发明未发现的真理。这就是现在哲学的任务，现在哲学家的使命！

    过去的知识、历史，与当前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过去哲学上、科学上的知识，不能拿来解决当前哲学上、科学上的问题；古代的成功或失败，仅足作我们的指导和教训。要解决当前的问题，非当代的哲学家来重新解决不可。譬如过去的哲学虽有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解决了许多问题，也有相当的成功；但都不足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只可供我们解决当前问题的参考罢了。

    过去的北大，所以能占领导地位者，就是因为不专研究过去历史上的死问题，已经解决的问题；而是注重活的问题，当代社会、人生、政治……所未解决的问题，来研究他，来解决他！望诸位同学，仍要照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诸位同学！要认清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这许多当前急待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都靠我们来解决他，不要怕哲学的饭碗没有，哲学饭碗被人打破！

    一九三○、一二，九

    （1930年12月7日讲，王维诚记录。原载1930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日刊》）

    给北大哲学系毕业生纪念赠言

    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我常常想，这许多哲学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些什么事？

    现在你们都要毕业了。你们自然也都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依我的愚见，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教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

    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出几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能够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

    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工具。这件小法宝只是四个字：“拿证据来！”

    这里还有一只小小锦囊，装着这件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做定论。”

    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惑。

    朋友们，大家珍重！

    （1931年5月5日赠言。收入199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胡适教育论着选》等）

    在同乐会上的演说

    今天是音乐研究会开音乐会的一天，演说的人不过是个配角，算不得很紧要的。今日本有杜威先生的演说，因为病了没有来。——刚才会长已经报告——我今日到会，一则代达杜威先生的歉意；一则贡献我个人的意见。

    我对于音乐，本来是一个门外汉，没有什么可说。但是对于音乐的希望，却很大很多，而且很喜欢他。不但我一个人喜欢他，一定喜欢他的很多。你看现在站在外面不能进来的，都是很羡慕的样子，这个音乐的功用就不待我说了。

    我是讲墨子哲学的，我且把他关于音乐的一部分拿来讲一讲：墨子，他对于音乐是很反对的、攻击的、不满意的，——儒教虽然提倡礼教，讲些音乐，但是几千年来对于音乐亦无充分的解说。——以故音乐上颇受其影响。但是《墨子》书中，也有一部分讲音乐的。

    墨子反对美术，攻击音乐。程凡对他说：你攻击音乐，未尝不可，但是马驾而不锐，弓张而不弛，也是不可的。

    此为《墨》书中讲音乐的一段话。很可以代表“音乐的功用是很完全的”这句话。

    现在中国提倡音乐的方法，可以说都是不对的。譬如学校的课程里面加一点钟的音乐，用二十块大洋买一个很破的很坏的不合美术的风琴教学生，学生学了之后，仍然是没有什么用处。若说学生学了之后，人人去买一个练习，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因此我们可以找出两个缺点：

    1．不能提起美术的观感。

    2．限于贵族而不能普及。学生学了之后，既然不能人人练习，所以音乐便没有发展的机会。就是在学校里面学几点钟，也不过是拿几分分数而已，对于美术上并没有什么增益。

    所以我现在很希望有自动的音乐实现。现在可以代表自动的音乐的，莫如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这个会是由许多人自由加入作自动的研究的。故于美术方面，颇有进步。我希望大学生有自动的研究，拿音乐去补助共同生活代表共同生活的精神。有了共同生活、团体生活，自然就有好结果。记得从前开学的时候，到者只二三百人，今年开学，则有二三千人，可知共同生活团体生活一定是得好结果的。说到音乐上去，共同生活的精神尤其要紧。你看琴弦管竹，那一件不是要有共同生活的精神呢？我十月在山西看阅兵的时候，听见兵士唱很和平的国歌。当他们单唱的时候，并不见得好听，合唱起来，就非常的好听了。说到国歌，现在还没有好的，合用的。我很希望有一种新的国歌谱出来。

    我对于音乐抱了两种希望：

    1．不但为个人的，而且为可以代表共同生活的精神的。

    2．以音乐的道理助文学的发展。例如苏东坡《琵琶工》：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怨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

    李后主：

    云一涡，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

    这两首歌词，都是处处合于音乐的道理的。所以我于音乐普及以外，很希望他可以谱之文学上面，使音乐与文学发生关系。

    我是一个门外汉，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不多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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