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晨风中充满了生活的内容，到处都是炸面窝的味道、拌热干面的味道、下牛肉粉的味道、搅蛋米酒的味道，还有空调机输送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的味道。最后一趟城郊农场送菜的货车歪歪斜斜开来，一路滴洒着猪屎鸡屎，匆匆离开五干道。环卫局的保洁工扯了喉咙站在路边骂，他们不得不重新把该死的马路再打扫一遍了。街上的车越来越多，警察在街口窜来窜去地叫嚷。有一辆自行车倒在黄线内，哐啷一声，然后是一大片自行车。阳光从地平线下跳出来，城市开始美丽了。
忘归出门的时候小婶在背后扯了嗓子骂：“你怎么不烂掉，你怎么不早点儿烂掉，要我来喂你？”然后是小叔压低了嗓门的声音：“这样我就活不下去了。”小叔是对收租子的武汉人说话，不是对小婶说。小叔永远低声下气地对武汉人说话。“你看，一套包装要五角，杀人不见血，别说我，温州人也活不下去。”他诚恳地托付他们，“要不，你家帮我打听打听，看看谁要买儿子，我便宜卖给他。”武汉人温情脉脉，非常讲规矩，他们即使威胁人，也温情脉脉，非常讲规矩。“你以为这里是温州吗？你还想不想在武汉待下去？”他们这样对小叔说。小叔痞里痞气地笑，说：“我是你们的一根毛细血管，无所谓。”
忘归的家住在五干道的边上，从这里往东，是脏兮兮的田田广场，向西，是乱糟糟的汉口火车站。五干道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发展大道。武汉的马路全都有好听的名字，这真是了不起的事情。忘归总是在想，他要是武汉，那就好了。
忘归的家其实不是他的家，是小叔和小婶的家。忘归的父母死了，小叔在忘归的父母死后回了一趟南漳老家，把忘归和忘归的姐姐烛奴接到武汉。小叔像很多痛恨土地的农民一样，热衷于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里发展，并且对发展大道这样的地方情有独钟。小叔从荒货佬手中搜集旧瓶子，用强碱把它们泡洗干净，灌进工业颜料和味素合成的酱油，贴上著名的“大桥”牌商标，批发给武汉的零售商人。小叔很卖力，他在武汉发展了五年，已经从后湖乡的菜农手中租下一楼一底两层出租房，成为武汉的常住民了。小叔把楼下的制造坊隔了一小间出来，装忘归和烛奴，以及从汉川人那里买来的包装盒。“怎么说，他们也是何家的骨肉，我不能不管。”小叔任重道远地叹息一声说。
小婶要忘归帮助小叔洗瓶子。小婶说，骨肉也好，总不能吃闲饭吧。小叔不让。小叔说忘归有病，不能传染给别人。小叔是讲职业道德的，他不忍心让十岁的病侄儿在热气腾腾的强碱蒸汽的刺激中拼命地咳嗽，更不能砸自己的牌子。“再说，忘归又没有吃闲饭。卖老家房子的钱你不是收着吗，够忘归吃几年了。”小叔说。
忘归吃卖老家房子的钱，成了谁也不需要的孩子，就像一只野猫，到处游荡。
忘归的眼角上挂着眼屎，不过他很神气，在走近工棚的时候，他放慢了脚步，学着武汉人的样子，漫不经心，把手揣在裤兜里。忘归的头发很长，衣服也不合身，这很容易把他和别的孩子区分开来。忘归因此很自豪。“我要死了，要不了几天，我就会烂死。”忘归一踏进工棚就很严肃地对那些民工说，“你们想也想不到，我会很痛苦。”
那是一些新来的民工，他们是忘归的老乡，不久前才从河南南漳来。他们一个个像五年前的小叔，梦想着在武汉发展，有朝一日成为发展大道上的常住民。忘归知道很多民工的故事，他们有的富了，有的死了。忘归喜欢这样的民工，他们生机勃勃，很有野心，对淳朴的下流故事充满了好奇，一谈到钱就两眼发亮，好像吃足了没有洗干净的猪大肠，心满意足似的。忘归很有经验地告诫民工，不要走在马路中间，不要随地吐痰，不要看武汉的女人，特别是中年嫂子，武汉的嫂子不喜欢民工看她们，就是这样。忘归到武汉两年时间了，他是一个老武汉，他喜欢用一个老武汉的口气向新来的民工炫耀他的见识。
民工们在煮早饭。工棚里有一种混合的臭味儿，那种把很多有机物搅拌在一起，然后沤上两天的味道。民工们互相开着玩笑，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巴掌，亲热得像兄弟。他们把昨天晚上的剩饭，乱糟糟地煮了一大锅烫饭，粗俗的米粒夹杂着分辨不出样子的菜叶，加一勺地沟油，再拌点儿辣椒酱。民工们嘶嘶地吸着冷气，吃得很有劲，这让忘归不以为然。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不会这样了，他们会相互算计，成为包工头的告密者和跟班，为加工钱的事打得头破血流。忘归伤感地想。
“建民市场有人家不要的调料包，是配快餐面的下脚料。”忘归不洗旧瓶子，他的指甲黑黑的，很脏，骨节粗大，是病造成的，即使这样，他认为自己也应该教民工们一手，“饭里面加点儿调料，味道就不一样了。”他十分老到地指点民工们说。
“你会不会痛得叫出声来？”一个叫春旺的年轻民工很同情地问忘归。他擤了一把鼻涕，往鞋帮子上一揩，喝了一口烫饭，他的样子就像一头永远也饮不饱水的牛。
一个叫大财的民工说：“忘归给我们讲个故事。”
忘归心情很好，早晨时间的忘归总是心情很好。他匆匆忙忙地说：“昨天，一个女人喝肥皂水，喝死了。”
春旺不明白地问：“为什么要喝肥皂水？”
忘归宽容地看着春旺，吸了一下鼻子，说：“这都不懂，减肥呗。”
春旺哧哧地笑，把碗抱在怀里，肚皮贴着碗里的菜叶子。他那样笑，差点儿没笑死过去。
忘归有些沮丧。但他了解这些新来的民工。他控制住速度，慢腾腾说第二个故事：“有人在荷花苑小区的路上捡到一只手指头，不知道是谁的。警察说，需要调查一下。”武汉就是这样，人们太忙了，又有些粗心大意，有时候免不了会遗落掉一些东西。
大财生气地评价说：“他们一点儿也不珍惜。”
忘归很有主见地说：“你不懂，在武汉谋生简直太容易了，你根本就不用任何脑子。就算一只狗，也能吃得肥头大耳，这就是大城市的好处。”
武汉其实不是狗，武汉是一头牛，武汉人就像长在牛身上的虱子。武汉这头牛很壮实，虱子再多也能喂得饱。而且，虱子越多，牛越来劲。
忘归很有把握地对民工们说：“民工不同，民工是属鸡的，鸡是用来宰了吃肉的。”
“那么？”
“在武汉这种地方，要做就做狼。”忘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郑重其事地总结说，然后他又吸了一下鼻子。
“快走，去晚了，老板扣你们工钱。”一个叫荒田的中年民工进来，对大财和春旺说。民工们把碗丢在床板上，抓起外套出了工棚。他们的脸上还有太阳色，衣裳也带着米汤的味道。但是忘归知道，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变，变成轻轨铁路，还有江滩改造工程，一点原来的样子也留不下来。他们太急了，这让忘归忧心忡忡。忘归不喜欢这样的民工，他们什么都不懂，却要做出一副闯大码头的样子，踌躇满志。他们肯定能挣一把一把的钱，或者什么也挣不了，这让忘归扫兴。
忘归不能挣钱。忘归很惆怅地坐在长江二桥上，看汉口和武昌。快过年了，武汉的冬天有雾，水浅的地方结着冰凌。到处都是吊车的轰鸣声。武汉没有安静。武汉每天都在上升，它离长江越来越远了。忘归觑着眼睛往远处看去，这座城市很美丽，它有两条江，一百多座湖，现在它们都被污染了，江湖里的水杀机四伏，再也不能喝了。
忘归曾经想过，他要做一个卖水人。他提着一只陶罐，陶罐里装满凉爽的清水，沿街叫卖。“谁要水——清水——”有人从一百年的建筑里走出来，有人从两百年的树上跳下来。“孩子，我们要水。”他们对忘归说。忘归站下来，举起陶罐，把清水倒进那些武汉人的水杯里，然后快乐地走开，继续去另外的地方叫卖。“谁要水——清水——”
忘归其实不是卖水人，是送水人。忘归把陶罐里的清水倒进武汉人的水杯里，看着他们欢欣鼓舞地端着清水回家，回到一百年的建筑中，或者两百年的树上去，他们就有了自己的江和湖，变成快乐的清水人了。不过反正都一样，武汉人温情脉脉，很讲规矩，干什么都得付钱。钱是武汉的标准，他们总是要向忘归支付水钱的。钱和女人，是武汉的标准。
忘归拥有一群刚进城的民工。忘归对他们吹牛，向他们炫耀。忘归老是说，我要死了，要不了几天，我就烂死了，我会很痛苦。
忘归得的是艾滋病。他的父母卖血，每个月卖四次，卖了五年，盖上了四间大瓦房，等房子盖好了，父母就得上了艾滋病，现在他们都死了，只剩下忘归和烛奴。小叔深谋远虑地教训小婶说：“都是瓜，都是五年，我把自己发展成武汉人，我哥把自己发展成死鬼。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没有人同情郑重其事的忘归。武汉越来越坚强，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越来越多的新鲜病在产生，艾滋病已经算不上老大了。重要的是，忘归是一只到处游荡的野猫，几乎没有任何渠道传播他的病，吹牛不行，夜里站在屋外举着小鸟撒尿也不行。这样的忘归，大家不太在意他。
一辆运鱼的货车在发展大道上翻了车。这种时候它开到发展大道上来简直是找死。鱼泼了一马路，它们全都是梁子湖肥腴的胖头鱼。人们冲到马路中间去抢鱼。武汉人喜欢用它们煮鱼头火锅和胖鱼脸，现在它们拼命在柏油马路上赛跑，翕动着鲜红色的腮，因为没有腿，奔跑起来很艰难。忘归冲进人群中，眼疾手快，抢了两条鱼。鱼朝他吐唾沫。忘归顾不得，转出人群跑回家。
小婶给了忘归一耳光，骂道：“药闹的鱼也往家里捡，想把你弟弟闹死呀？”
忘归摸着火辣辣的脸说：“不是药闹的鱼，我在马路上捡的。车翻了，我捡的。”
“要翻翻一车，怎么只捡两条，”小婶不高兴地说忘归，“那一车鱼呢，鱼在哪里？你的手呢，让人砍了？”
小叔正在过早，一边就着臭干子喝小茅香，一边看韩剧。电视机是花三十块钱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只能收湖北卫视和山东卫视。小叔很喜欢看韩剧，他一直弄不明白，韩国人为什么从来不为钱发愁，他们只为爱情发愁。小叔是高中毕业生，有文化，他认定韩国是一个生长爱情的国家，就像武汉是一座盛产臭干子的城市一样。小叔对湖北卫视和山东卫视充满了感激之情。
小叔把筷子伸向最后一块臭干子。他落空了。臭干子到了小婶碗里。小婶把臭干子夹断，一小块一小块喂怀里那个肮脏的孩子。
“你不需要营养了，孩子还要读书。”小婶振振有词地对小叔说。
小叔不满意地看了小婶一眼，拿筷子头沾了一点卤水，用舌头舔了一下，喝一口小茅香。“他还早。”又说忘归，“你个没用的东西，只知道吃臭干子，一个字都不会念。”
忘归没有吃臭干子。忘归去锅里盛了一碗饭，用卤汤拌了饭，呼呼地往嘴里扒。
小婶很警觉，抬头看了一眼小叔，又看了一眼忘归，说：“我说，节约两个钱吧。”
“你说什么？”小叔看着小婶问。
忘归停下来，把嘴角的一粒饭抠下来，举到眼前看了看，塞进嘴里，神气地说：“你以为我想和他们坐在一起读书吗？我根本不想。”
小叔就笑，夸奖忘归说：“狗日的，有骨气。”
烛奴也不读书。烛奴在楼上不耐烦地喊：“你们还让不让人睡觉？”烛奴晚上上班，早上回家来睡觉，她最恨起早床的人。
烛奴在发廊里给人洗头，一边洗一边和人打情骂俏，然后和客人上楼，在肮脏的按摩床上替客人按摩，或者倒过来，让客人按摩她。烛奴每接一个客人可以拿到二十块到五十块钱，其中六成归老板娘，四成归烛奴自己。烛奴是老板娘的员工，老板娘有好几个像烛奴这样的员工。老板娘不白收那六成，要给烛奴们交暂住费，要替烛奴们向道上交保护费，没有客人的时候，烛奴们用发廊的焗发油焗头发，还有摩丝，还有电，这些也是开支。老板娘老是埋怨经济萎缩，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太慢，客人少了，烛奴们工作不饱和，浪费摩丝，让人血压高，生闷气。
除了冬天，烛奴每个月能挣一千多块钱。烛奴把大部分钱都交给小婶，作为她和弟弟忘归的生活费。武汉的冬天冷得不像话，发廊这种地方工作条件不好，武汉的客人比较挑剔，嫌衣服穿得厚了，脱起来麻烦，来得少。民工大多数回乡看老婆孩子了，乡下有麻将牌打。业务人员忙着收款子，急得上火，没有心思到发廊里来洗头。员工们闲得很，有大量时间守着电视机嗑瓜子。好在烛奴年轻，有一双狐狸眼，攒了一些熟客。烛奴是属蜡梅的，在冬天也闲不下来。
烛奴不但不白吃饭，还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所以烛奴不怕小婶的眼色。烛奴很神气地把脏兮兮的钱往桌子上一甩，倦慵地说：“我已经吃过了，现在去睡觉，不要闹我。”
小婶不敢骂烛奴，只好骂小叔，叫小叔不许碰她。“我不能从那个鬼地方逃出来，到了武汉还得那种病。”小叔回骂小婶，说没有你，我早就做富翁了，都是让你这个黄脸婆耽误的。小婶不依不饶，闹着要去医院检查染上病没有。小叔牙疼似的抽着冷气说：“你个黄脸婆，你以为人人都有资格么？”
武汉的孩子都很忙，他们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一副重任在肩的样子，走路从来不会停下来，看看天空或者什么的。他们不会像忘归一样，花两个小时跟在洒水车后面，看洒水车一路浇湿花坛里的花，从来不突然扯着喉咙大声唱一句：“恨不得大风刮过来——”然后突然大笑着跑开。忘归没有朋友。从河南来的忘归，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陪伴他。
那些从河南或者陕西来的常住民，他们在五干道边上住了下来，收荒货或者做卤菜。“政府管得紧，窨井盖不能收，你要是嫌重，两毛钱一斤，我找人帮你销了。”“不用硫黄熏，卤菜的样子不好看。现在什么没有毒？我这样做，总比行贿有良心。”他们敢作敢为，赚了一些钱，就把老婆孩子从家乡接出来，从后湖乡的菜农那里租房子。他们认为自己是武汉人，也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和忘归玩。“周至，说过多少遍，不要和艾滋病孩子玩。”“王欢，离那个艾滋病孩子远点儿，别让那个小崽子挨你。”忘归没有朋友。从河南来的忘归，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陪伴他。
忘归找不到人说话的时候，就到烛奴的发廊里去玩。忘归知道很多武汉女人的故事，但是他常常把事情弄错了。烛奴的那些姐妹，她们并不是武汉女人，她们和他一样，也是农村来的。秭归、长阳或者黄石，那是一些非常美丽的地方。她们不嫌弃忘归。她们让忘归在她们手心里抢瓜子儿。她们对忘归说：“我们便宜。”忘归骂她们：“你们逃税。”她们风骚地吐着瓜子壳，邪邪地对忘归笑，说：“小弟弟，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弟弟。”
老板娘说过好几次，要烛奴把忘归赶走，不许忘归到发廊来。老板娘不愿意客人知道忘归是个不可救药的病孩子，那样她就没有生意了。老板娘是一个有洁癖的女人。
“那我也不来了。”烛奴很爽快地说，“你解雇我好了。”
老板娘尽量装出开玩笑的样子说：“未必我这里是人性关怀公司，要替市政府排忧解难不成？”
老板娘肯定很吃醋。她恨那些女孩子。“你们只配干这个。”她恨她们年轻，她们占有了本该属于她的一切。“又享受又赚钱，还看电视。你们以为你们是还珠格格呀。”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烛奴年轻，新鲜，供不应求。新鲜的就是最好的，这就是城市的规则。
忘归为烛奴自豪。烛奴皮肤黑，眼睛也黑，看人能把人从头到脚看酥了。“你姐姐是个焦炭美人儿。”小叔感慨万分地说，“好吧，祖谱上肯定搞错了，何家有非洲血统。真他妈的搞错了，我该到南非去发展。”
忘归问烛奴：“那些客人，他们都喜欢你。你是他们的公主，对不对？”
烛奴咬牙切齿地在忘归后脑勺上打了一下，说：“闭嘴。”
“他们喜欢你。”忘归很固执。
“是吗？”烛奴不再坚持了，懒懒地挑了一下狐狸眼，“去给姐买盒烟。到中百超市，别买假烟。”
烛奴给了忘归一张十块钱的票子。忘归把钱小心翼翼地塞进鞋垫下，冲嗑瓜子的小姐们吐了吐舌头，高兴地跑开了。七块钱一盒白沙，剩下三块，忘归可以贪污。忘归不是局长处长，忘归只想当一个卖水人，但是忘归喜欢跑腿这样的差事儿。
爷爷对忘归说，武汉是一片林子，你一走进武汉，就迷路了。忘归没有迷路，他在超市广场前的花坛边站下，两腿并拢，跳上花坛，冲着打着瞌睡的花装了两声狗叫。花坛里的花在大多数时候都垂头丧气，睡不醒的样子，这让忘归不知所措。接下去，他不知道他还能干什么，这让他耽搁了一段时间。
两个年轻人过来了，其中一个注意到了发着愣的忘归。
“小孩儿，怎么不回家过年？”
“我要去给烛奴买烟。”
“烛奴是谁？”
“她是我姐姐。她是焦炭美人儿，所有的客人都喜欢她。”
“是吗？焦炭美人儿吗？”年轻人哧哧地笑，“让她来烤一烤我，我冻坏了，我快不行了。”
“你快不行了吗？你会烂掉吗？”忘归关心地问，然后叮嘱说，“我姐姐很骄傲，你不能和她讲价。”
“嘿，不讲价。我就喜欢这样。”
“我要走了，我要去给烛奴买烟，她没烟抽要骂人的。”
“告诉你姐姐，我请她抽烟。我有雪茄，她想抽多少就抽多少。”
忘归买了烟，从超市里出来，花一块钱，在超市门口买了一串冰糖葫芦，舔着葫芦果上的糖稀，心满意足地往外走。他看见两个年轻人还在那儿，一个人东张西望，另一个人旁若无人地撬着自行车锁。他们已经撬开一辆了，在撬第二辆。
忘归说：“嘿，你们在干什么？”
东张西望的那一个（也是要请烛奴抽雪茄的那一个）笑眯眯地说：“你不知道要过年了？我们挣一笔路费，然后回家过年。”
“我知道过年的事情，不用你教。可是你们不该偷别人的自行车。”
“别人是谁，你吗？”
“我没有自行车。如果我要，我姐姐会替我买一辆。可是，如果你的自行车被人撬了呢？”
“我也没有自行车。我又不是老板。我要有，就不费这个力气了。”年轻人不高兴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滚开，别管闲事儿。”
忘归有些生气，想用一句厉害的话来反击对方，结果没有想出来。“见鬼。”忘归说，“我会让你们知道厉害。”
忘归去找超市的保安。忘归常来替烛奴买烟，或者没事儿来闲逛，认识超市里的一个保安，他是武警转业兵，身手敏捷，得过武当挑战杯散打第三名。武警转业兵带了伙伴冲上去，抓住了两个偷车贼。人们冲偷车贼吐唾沫，骂他们，还有一个妇女冲过来，给了偷车贼一拳。“赔我的车，我掉了五辆车了。”妇女气咻咻地说。“乡下人，把我们害苦了。”他们骂道。武警转业兵不高兴了，说：“偷车就偷车，和乡下人没有关系。我也是乡下人。”那个妇女大声说：“都一样。穷急了眼就偷，步阳防盗门都管不住。”
忘归站在一边，沮丧得要命。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的事情。爷爷说，你一走进武汉就迷路了。生活没有欺骗他。爷爷还说，忘归，忘归，你是一只箭头，你姐姐是一只蜡烛台。忘归射中了两个搞钱回家过年的乡下人，他们被忘归射伤了，现在，他们既不能搞一笔钱，也不能回家过年，只能待在收容所里了。
小叔去武太闸批发市场进了一批货，顺便带了一个小姐回家里来。小叔是常住民，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床，那样可以便宜五块钱。小叔连看也不看闷闷不乐地坐在楼下的忘归，把小姐往楼上推。
小叔像狗一样吐着舌头，亲小姐，小姐不让，乱晃脑袋。
小叔说：“我不嫌你。”
小姐说：“不是嫌你们河南人，这个行当的规矩，谁都不能破坏。”
小叔找不到小姐的舌头，只好在小姐热乎乎的乳房上用劲儿。小叔一边用劲儿一边问：“是不是假的？现在伪劣假冒商品泛滥成灾。”
小姐说：“你吓我，几千块钱，够我做半年，还不带休假。你要包我我就去做。”
小叔干完了事情，和小姐结账，他要小姐打个折扣。小叔说：“都是家乡人，关照一下。”小姐一边提裙子一边说：“你关照我，请我去吉庆街啃鸭颈子。”小叔少给小姐十块钱，答应有空带小姐去啃鸭颈子。小姐去小叔手里抢钱，骂小叔：“狗都不嫌草地，你还嫌？”
小婶骂忘归：“你是一头猪呀，到处拱槽。”小姐咯噔咯噔地下了楼，和小婶打招呼说：“嫂子，走了。”小姐就走了。小叔也从楼上下来了，打着哈欠对小婶说：“你又生孩子又带孩子，比省长还辛苦，我再弄你，我不道德。”忘归说：“别来烦我。”小婶骂道：“你敢犟嘴，看我不撕了你。”小婶抓住忘归的胳膊，用力地扭它们。忘归龇牙咧嘴，眼泪都快出来了。忘归觉得自己就要折断了。忘归不想当箭头，他只想做一个卖水人。
烛奴进来了。烛奴瞪了小婶一眼，说，放开他。小婶放开忘归，把他搡进屋角，掏出奶头去堵弟弟。小婶其实一点儿奶水都没有，女人一到武汉就成了肉牛，产不出奶了。武汉的报纸上全都是产不出奶的奶牛的广告，又坚挺又饱满，就是不产奶。小婶看了烛奴一眼，温存地抚摩忘归的头发。“我领养你真是你的运气。等你烂掉的时候，我总不会一件衣裳不给你穿，就把你埋掉的。”小婶看了烛奴一眼，动感情地说。
忘归现在烂不掉。也可能十年，也可能二十年。二十年，忘归早已经当上送水人了。“谁要水——清水——”忘归沿着一百年的建筑，还有两百年的树木往前走，一路风儿跟着他。
过年了，区里的领导来给五干道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居民送肉和钱。那是一个很有名的好领导，他做善事，把自己工资的一半捐出来，另一半买了很多被子，送给下岗工人，中央电视台都宣传过他。有很多干部陪同着好领导，工作人员忙前忙后地搬泰国米，数红包，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们跟着现场采访，还有警察维持秩序。年轻漂亮的女主播很激动，眼睛里噙着泪花。她对着话筒说：“在除旧迎新的日子里，政府保证，不让一家最低保障线下的居民过年没有肉吃，没有新衣裳穿。”
那些最低保障线下的居民，他们好像一点也不高兴，一点儿也不领好领导的情，老是在谈下岗的事情，还有小区行路难的问题。人们围过来，说噪音，说治安，说路灯，还有早餐摊点。忘归挤在人群里看热闹，他觉得武汉人不会演戏，他们说着蹩脚的普通话，像领导作报告似的乱挥舞着手，姿势一点也不好看，不像一百年的建筑，也不像两百年的树木。
小婶抱着小弟弟过来了，把新来的民工往一边推。小婶抢白民工说：“凑什么热闹，把你们的建筑垃圾倒远点儿。”小婶挤到摄像机前，很兴奋地对着镜头说：“农药菜害死人，泡三个小时，吃了还作呕，拉肚子。那些民工，晚上在出租房门口撒尿，一条街都臭。”
摄像师把镜头移开了，移到好领导脸上。没有人理小婶。小婶狠狠地拍了小弟弟屁股一下，拍得小弟弟哇哇大哭。“号丧呀，号了谁听？”小婶伤心地说，“我们又不是武汉人。”
晚上吃饭的时候，小婶把鱼脑壳夹到忘归碗里，说：“忘归吃鱼头，你太笨了，鱼头吃了聪明。”小婶自己舍不得忘归捡来的两条鱼，小婶砍成六段，用油煎了，洒上葱花，两段给小叔下酒，两段给小弟弟，两段藏进碗柜里，留给小叔明天下酒。
烛奴这个时候回来了，她回来换衣裳，要跟客人去吉庆街吃夜宵。烛奴眼尖，看见小叔和堂弟碗里的鱼身子，又看见忘归碗里的鱼头。烛奴数了数鱼段，问：“鱼呢？”没有人回答她。烛奴去碗柜里翻出两段鱼来，使着狠倒进忘归碗里。烛奴理直气壮地说：“忘归捡的鱼，又不是自己飞来的。”小婶对烛奴说不起狠话。小婶只能骂小叔：“怎么没让鱼刺卡死你。”
忘归宁愿不吃鱼身子，忘归想跟烛奴一起去吉庆街。烛奴不干，那不是忘归去的地方。再说，客人有客人的安排，说不定小曲听高兴了，寒冬腊月的要脱光了往江里跳，不会高兴烛奴带一个孩子在身边。
“你真的不要我去吗？”忘归央求烛奴。
“你想毁了我呀？你都是怎么想的。”烛奴甩掉忘归抓住她衣角的手，忘归的手脏，就算是汉正街的水货，也得花几十块钱。
忘归嘻嘻笑着说：“我可以当同志。你让客人，就当我是同志好了。”
烛奴用力抽了忘归一嘴巴，然后把忘归拉过去，拉进她怀里，掏出纸巾，替他揩鼻血。“听好了，以后不许你再到发廊去，也不许你再说同志的话。”烛奴的样子很凶恶，她一下一下揩着忘归慢慢渗出的鼻血，狐狸眼里有了泪光。
忘归不睡觉。忘归从家里溜出来，在黑夜里走过武汉。有时候他不回家，就在立交桥下坐着，一直坐到天亮，这样，他的影子可以睡上一会儿，不会被他拖垮了。忘归认识很多不回家的人。他们中间有的和他一样，有的和他不一样，他们都不想回家。
忘归来到江滩公园。江滩公园里亮着灯，很多的灯，像玉兰花一样绽放着，一直亮到看不见的地方。一个人也没有，灯亮着。忘归仰着脑袋数那些灯，一，二，三，四。忘归腿都走酸了，他忘记自己数到几了，这样他不得不走回到原处，再从头数起。这些灯是多么的漂亮呀，它们在黑夜的城市里静静地亮着，可以供一万个忘归这样的孩子读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忘归很喜欢这个游戏，他觉得自己是这些没有人要的玉兰灯的主人。
忘归一直玩到累了，才从江滩公园出来。他看见一群卷头发的孩子，他们在街心花园里坐着。银鑫电影院最后一场电影散场了，卷头发孩子们从街心花园的台阶上站起来，跟上了一对年轻人，只留下一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大概是头儿，在那里懒洋洋地等着。
有两个泡网吧的孩子从网吧里出来了。忘归认识他们，他们叫闪。他们当中有一个叫教父，他的第十六个网络老婆怀了孩子，这严重影响到他的心境，他不能全神贯注地疯狂杀怪，获得第六个老婆心仪已久的极品装备，做她的生日礼物。他本来已经把那个顽强的BOSS杀得只剩下最后一丝血了，可却因为钱打光了被逐出网吧，这让他十分烦恼。另一个闪的名字叫王，他是一个商人的儿子，他找到一个ID和商人同名的家伙，在网上痛殴了对方三天，直到那个家伙莫名其妙地消失掉。王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对方的木马计，账号里装备的道具被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个瘦成火柴棍的小丑，说你是一头猪呀。王为此很恼火。
闪的兜里没有一分钱了，他们在网吧里泡了几天，记不清自己吃过没吃过泡面，肚子早饿了。他们走到大街上，看到了那一个大一点儿的卷头发孩子。卷头发孩子像一只猫，低着头围着街心花园转来转去。闪像另外两只猫，无声地过去了。
“喂，借十块钱给我们，我们饿坏了。”
卷头发孩子奇怪地笑，说：“有意思。你借我二十块。”
教父有些生气，说：“不借算了。”
“趁早回家睡觉，明天早晨起来抠鼻屎。”卷头发孩子揶揄闪说。
教父问王：“我有鼻屎吗？”
王仔细看了看教父：“现在没有。”
“我非得把他杀了不可。”教父平静地对王说。
“不杀不行。”王说。
卷头发孩子从靴子里抽出一把英吉沙弯刀，举在头上。教父和王比他更快。他们是闪。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他们一个抱住卷头发孩子，一下夺下卷头发孩子手中的英吉沙弯刀。教父把刀抢过去，执刀在手，一刀捅进卷头发孩子的肚子里，然后又一刀，又一刀。教父突然找到了通关的法宝，兴奋得很，一连捅了卷头发孩子30多刀。卷头发孩子很不情愿地倒了下去，然后不动了。血流得到处都是，花坛里的花突然一下肥硕起来。武汉的花就是这样，这是一座多雨的城市，植物见雨疯长。
教父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弯下腰去搜卷头发孩子的衣兜。王不耐烦地站在一边，说：“麻烦不麻烦呀。”教父在卷头发孩子身上搜出了70块钱。王接过去数了数，笑了，说：“一刀两块五。你再捅几刀，看看还能不能捅出什么来。”
他们商量，70块钱，拿出24块，买两包薯条，两杯可乐，剩下的用来通关。问题是谁去买薯条，谁去占位置。买薯条的人可以偷吃，上泡吧的人可以多玩。他们吵了起来。王愤愤不平地说：“你拿刀捅我。”教父说：“我捅你干什么，我饿得没有力气了。”他们看见了忘归。他们说：“乡下伢，过来。”
忘归拿了闪的钱，走进麦当劳，买两包大号薯条，两杯可乐。服务生看着他：“还要什么？”忘归向服务生解释说：“他们只抢了70块钱。那个卷头发孩子是一个穷人。”他把薯条倒进盘子里，一根一根认真数。“你要给我证明，一共72根整的，27根半根的。”忘归对服务生说。
忘归回到家，钻进被窝里。被子很薄，忘归冻得发抖。武汉的年夜，有雾，到处结着冰，没有空调很难过。
烛奴下班回来了，带着一身的酒气。烛奴像猫一样地凑过来，嗅了嗅忘归：“你的被子真臭，忘归。”烛奴脱去衣裳，钻进忘归的被窝，伸出双臂，把忘归搂进怀里，“我来给你加一床被子，忘归。”烛奴说。
忘归很快就暖和过来了。忘归觉得他真是幸福得要命。忘归依稀记得，自己小时候，有一次过年，妈妈给他穿上新棉衣，他也是这么暖和的。现在妈妈没有了，他只有烛奴，但是他明白，烛奴不是妈妈。烛奴是很多客人的烛奴，他不能叫烛奴妈妈。
烛奴看出忘归很伤感，问忘归：“你怎么了？”
“他们杀了卷头发孩子。”忘归闷闷不乐地说。
“谁？”
“闪。”
“谁是闪？”
“杀卷头发孩子的人。”
“卷头发孩子是谁？”
“他被闪杀了。”
“忘归，你又做梦了。你都十岁了，不能老是做梦。”烛奴把嘴巴凑到忘归的耳朵边，“告诉你一个秘密，等十五一过，我们就离开这里。”
“我们吗，我们是谁？”
“笨蛋，我和你呗。”
“离开干什么？”
“忘归，忘归，我已经凑齐了你住院的钱。我们过江，去青山，那里有一家医院，价钱公道。忘归，我们去治好你的病。”
“烛奴，这样我就可以不烂死了吗？我就可以当卖水人了吗？”
烛奴在被窝里点头，不说话，很珍贵的，一点一点，把忘归搂紧了。
忘归让烛奴搂了一会儿，想起什么，钻出烛奴的怀抱，问烛奴：“你呢。烛奴，你呢。”
“我是女人，”烛奴不耐烦地说，“女人都是过客，男人才该留下来。”
忘归很高兴，忘归笑得浑身发抖。但是他很快伤感起来。他想，要是这样，烛奴就会离开他了，而且，他就不是艾滋病孩子了，就更没有人重视他了。他会失去新来的民工，会去读书，会成为小叔一样的武汉常住民，会去偷自行车。
这个病，是忘归在这个世界上剩下的最后一样东西，现在它很快就会消失了。忘归哭了。他把头埋进被子里，咬紧牙关，小声地啜泣。
烛奴抹着忘归的泪水问：“忘归，你怎么了？忘归，你哭了？”
忘归在白天是不会哭的，但是在晚上，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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