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精神病医院看我的朋友。

    在成为精神病医院的患者之前，我的朋友是一名行刑法警。关于行刑法警，简单地说，就是对已判决死刑罪犯执行死亡的那种警察，过去叫刀斧手，或者刽子手，现在不那么叫了，叫行刑法警。

    我和我的这位朋友是中学同学。我这个人由于家庭外迁来武汉定居，在少年成长期难以接受这座陌生的城市，性格内敛，不合群，而我这位朋友性格随和，交际活跃，在中学时期一直很关照我。中学毕业后，他考进了政法大学，我考进了幼师，毕业后，他当了法警，我则去了一所小学当上了教师。他性格开朗，爱开玩笑。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是一个生产流水线上的两道工序，我负责生产半成品罪犯，他负责把成型罪犯中的一部分消灭掉，以保持社会的等效稳定。自从他说过那样的话以后，我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老是觉得我的学生们，他们不是坐在教室里，而是整整齐齐排列在一架巨大机器的传送皮带上，正在被我按照工艺流程制造成快乐的罪犯，总有一天，他们会被我的朋友挑选出来，送进行刑室里，用皮带仔细捆绑好，再往静脉里注射进一支毒针。

    我这位朋友不是一开始就做行刑法警的。在此之前，他做过法院的书记员，还做过刑事庭的预审员。他是一个自持能力很强的人，遇事不惊不诧，很有大将风度。如果他在街上走着，从路边高楼上的什么地方掉下来一个啤酒瓶子，砸在他脚后几步的马路上，他不会缩着脖子跑开，而会回过头去，弄清那个碎裂掉的酒瓶子是什么牌子。他这种从容的素质，被认为十分适合做一名行刑法警，这样，他就成了一名行刑法警。

    他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原因不是因为强制性恐惧症或者抑制性分裂症，恰恰相反，是因为过度亢奋。他是一名笃诚的行刑法警，他热爱职业杀人者这门工作。在每一次行刑之前，他会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衣裳熨得一个皱折也没有，手套洁白无瑕，不沾酒，不吃肉类食品；而且，他会先睡上一个好觉，并且在工作之前，认认真真地在执行报告上用流利的签名体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是在干上行刑法警六年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的。医生说他患了阻抑性抑郁症，一种突然中止或减慢惯性运动导致的精神遏制类疾病。通俗地说，也就是他无法得到足够的行刑对象。他的兴奋总是来得不如他希望中的那么多，而且兴奋过程短促，无一例外全是以突然中止的方式结束掉的。

    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劳动法》中没有规定用工单位必须向雇员提供饱和的工作量，以满足雇员高涨的劳动欲望和权利。我朋友的工作单位对此也十分无奈。他们不可能把行刑的工作全都交给我朋友一个人来做，或者把其他的行刑法警解雇掉，让他们去禽类加工厂干拔鸭毛的活儿。工作总量是否饱和到供需平衡倒在其次，一个以极大满足全社会人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为宗旨，同时面临数以千万计失业率压力的国家，总不会在工作分配问题上抑此扬彼，做不公平的事情，这一点可以肯定。

    在生活中，我的朋友是一个基本没有什么毛病的人。他不抽烟，不玩MP3，不看晚报，不进色情场所，不斜着眼看迎面走过来的女人，不在公共场所清理嗓子里的痰，不使用便携式电话，不冲孩子高声叫嚷，不吃臭豆腐，不参加任何内容的TV有奖活动，不看好莱坞大片；他业余时间学吹长笛，在社区有一份每周四小时的义工工作，在武汉大学旁听社会伦理学讲座，每年两次利用公休假去外地旅游，但时间决不选在黄金周，而且尽可能利用自行车一类的旅行工具。

    谁也想不到，他这样的人，会成为精神病患者。

    按照朋友家里给的地址，我找到了那家精神病医院。我给朋友带去了一网兜水萝卜。据说水萝卜里含有一种名叫食性纤维的成分，它能让人在痛哭流涕中安静下来。我觉得我欠朋友的。在中学时期，他总是带着一脸乐呵呵的微笑穿过吵吵闹闹的教室朝我走来，让我心存感激。有时候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人，等待他朝我们走来。人的一生就是等待的一生，等待结束了，人的一生也就结束了。

    老实说，再也找不到比精神病医院更具有全息功能的地方了。在这里，无论声音、气味、视觉还是别的其他感觉性质的东西，都提供着一种名叫“精神”的奇怪的现象，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怀疑自己是不是到了外星球，或者进入一家气氛深奥的哲学研究所。

    那些病人，他们像一朵朵美丽的蘑菇，盛开在淡蓝色穹庐顶的病员活动大厅里。他们穿着白底蓝条纹的病员服，一个个收拾得干干净净，都是极有教养的绅士，不出声地坐在那里，研究福彩22选5的包彩率，或者安静地看欧锦赛意大利VS瑞典的现场直播。整个大厅一尘不染，地面光洁得可以照见人影，任何一张写过号码的纸屑都被病人们捡了起来，仔细夹进他们正在阅读的戴维？方坦纳的《象征世界的语言》或者盖瑞？史宾塞的《最佳辩护》中。倒是不时从大厅里走过的穿着淡蓝色短袖衫的医务人员，他们像一些危险的秃头流星，因为冲入地球大气层时的剧烈燃烧，爆出一道道闪光，并且发出低微的火花的摩擦声。

    但是我没有看见我的朋友。他像雨后蘑菇林里的黄须蚂蚁一样消失了。

    我客气地向医务人员打听我的朋友，我想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医务人员都很忙，而且有些不耐烦。他们要我去卫生间看一看，或者了解一下下水道的情况，也许我的朋友躲在那里，干着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了。我在大厅里转悠了一圈，离开那里，来到病员区，礼貌地敲开每一间病房，寻找我的朋友。病房都很漂亮，它们更像艺术家的工作室，我在那里看见了很多连毕加索都会妒忌的惊世骇俗的伟大作品，比如像树一样被种植成森林的孩子，还有在云彩上飞翔的高山。有一张贴在墙壁上的纸，上面写了几句诗：圈养使我忘记鳍的功能/改天空行走为陆地飞翔/也许呼吸更容易/在月亮下回头/谁是媒人/把我嫁给一只200岁的长寿老鼠……

    我在第111号病室里见到了他。

    我说的他，不是我的朋友，而是一位病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当然不是来看他的。我仔细辨认和判断过，可以保证，我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们也不是同事或者熟人。也许他和我的朋友一样，穿着宽松的条纹病员服，在规定的时间里，被要求当着护理人员的面服下一些颜色鲜艳内容可疑的药丸，但我已经说了，我不认识他，情况就是这样。

    他个子高而且瘦，长了一副严肃的样子，年龄也许30岁，也许60岁，这个很难说，这要看他是睡着还是坐在那里。他有一头撒旦似的愤怒的头发，虽然不曾梳理，有些乱糟糟的，但看得出来，他为它们感到骄傲；还有，他的目光很锐利，看人冷冷的，让人想到北非大沙漠中生活着的一种名叫金雕的鹰。

    “我已经交代过，我不会在上午10点钟以前洗澡，这绝对办不到，除非你们提供合法的集体洗澡理由。”他站在那里，像思考中的但丁一样回过头来，严肃地看着站在门口的我，口气严峻得就像一位敬业的法官。

    “洗什么澡？”我被弄糊涂了。我主要是被他严厉的目光弄得有些紧张。他的肩膀上站着一只蜜蜂，一只翅膀是蓝色的，另一只是黄色的。蜜蜂不断扇动着双翼，好像随时准备起飞。他让我想起那个被特洛伊人热爱的忧郁的赫克托尔王子。

    “明白了。”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一些，放下手中的一本《两栖动物图鉴》，再在书上小心地压上一只乒乓球，转过身来，走向我，口气和蔼地问，“你在找什么？没有声囊的缅甸蟾蜍，还是不断变换颜色的蓝毛蝾螈？也许我能帮助你。”

    “不，我不找你说的那些东西，我找人。”我看了一眼在他肩上抖动着蓝色和黄色翅膀的蜜蜂。我在脑子里迅速回忆阿斯肯的记载，想要弄清楚，赫克托尔与阿喀琉斯在特洛伊古城下那片涌动着清泉的草地上决斗的时候，有没有一只长着蓝色和黄金翅膀的蜜蜂从他们的头上飞过。事实上，我们总是在生活中忽略一些重要的细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历史感到茫然和不肯信任的主要原因。

    “那么，是什么？”他盯着我问。我看出来了，他一点儿也不相信我，好像我说我要找的朋友，肯定是肥螈或者爪鲵之类的东西，而我拿定了主意要欺骗他。

    “他是一个人。我说了，是我的朋友。”我加重了语气，同时伸出一根指头用力戳了戳自己的肚子。“我的——朋友。”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大约是相信了我的话，立刻表现出一位有教养的条纹服绅士的热心快肠，自告奋勇要带我去找我的朋友。我表示不用麻烦他了，我自己能行，而且我并不相信卫生间和下水道之类的说法，有足够的信心找到我要找的人。他不干，根本不听我的，拽住我的胳膊，急匆匆地往外走，连自己房间的门都没有带上。可是，他并不问我我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好像我的朋友是不是肥螈或者爪鲵类的两栖动物，他才不管。

    我们就这么离开了病员区，楼上楼下地走来走去，去找我的朋友。我们去过了主楼的管理区，又去过了康复中心。他好像胸有成竹，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或者说，他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他在二楼的拐角站下来，示意我也站下。他弯腰抱起一盆生长得很好的龟背竹，问是不是我要找的朋友。然后他放下那盆龟背竹，领着我来到阅览室里，从一位正在阅读的病人手中拿过一册《汉口租界志》，翻到152页，指着拍摄于1928年的英商和记蛋厂老照片，问我去没去过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跟在他身后，他就像一个热情而专业的导游，带我看了很多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旅游过。我们甚至还在析听室的一张城市交通图前站了一会儿，听他煞有介事地分析我的朋友有可能藏匿在城市的哪一座湖泊中。我发现那张城市交通图上有好几处硬伤，比如地图上一些标着蓝色湖泊的地方，据我所知，它们正在消失，并且生长出大片的钢筋水泥森林。我想找一支笔来标出制图者的失误，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但他不那样看，他默默地盯着我，他的脸色越来越严肃，他开始表示出对我的极大不信任。他拽住我的胳膊，带我离开走廊，叫住两个路过的医务人员，告诉他们，我需要得到照顾。他要那两个医务人员把我带到医生那里去，做一些必要的分析和评估，看看我在时间性、视觉、声音、嗅觉、触觉、情态、运动和身体位置方面有没有什么异常，然后借助暗示、咨询和心理分析进行治疗，如果必要，甚至对我采取电休克疗法。后来他又反悔了。他告诉那两个医务人员，他不相信他们，他们总是把蓝色药丸放进装红色药丸的杯子里，就像把玉米粉掺入婴儿奶粉里一样令人生厌。他决定不麻烦医务人员，亲自对我进行上述检查和治疗。这样，他把我带离了值班室。

    我们离开漂亮的综合大楼，来到院子里，在花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

    我们坐在花园里，四周是大片人工种植的植物。我不敢肯定树丛中有没有鸟儿，但阳光绝对很好，它们和空气一起笼罩着我们，让我有一种热泪盈眶的归宿感。

    我已经看出来了，他是一个病人。我的意思是，他是那种真正的病人。在他身上，潜伏着强烈的机能神经病因素，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疯狂的或扰乱性的行为因素。不过，它们暂时还很安静，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他只是那种有精神病而不伤及他人的精神病患者。

    我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试图让他相信我和他不一样——我不是病人，我只是到这里来找我的一位朋友。我的这位朋友是一位失败的职业法警，因为抑制性亢奋症，被家人送到这里，接受强制性治疗。

    “你是不是有问题？”他冷冷地问我。

    “我没有问题，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不过是说了失败和亢奋的话而已。”我回答道。我说不清楚是不是这句话让他感到不高兴了。

    “根本不存在你说的失败。”他不满意地看着我。他有很强的胸音，声音低沉，嗡嗡地有磁音，似乎接受过专门的语言表达训练。“我们都很失败。”他说，“如果不失败，我们就不会出生了。”

    “总会有成功者。”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哪怕他自作主张要对我进行检查和治疗，而且我们坐在让人放心的干净的空气和阳光中。“实际上，我们身边到处都是成功者。”我的意思是，我自己就是一位成功者——至少我没有把自己弄进精神病医院里来。

    “那要看你说的成功是什么。”他根本就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不屑地挥了一下手说，“和天赋比，成功不过是狗屎。”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为他的粗鲁生气，虽然我听说过，几乎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坚信自己是天才，但孤芳自赏并不是一件得体的事情。“难道李嘉诚也是失败者吗？他赚了那么多的钱，他的领带总是打得那么漂亮，他差不多把自己赚成阿拉伯王子了。关于阿拉伯王子，也许我不用提醒你。”

    “你没有注射激素吧？”他怀疑地看着我，对我的幼稚感到十分意外，“你说的那个人，他的确赚了不少钱。可他赚的钱，一部分花出去了，被别人用他自以为是的成功方式重新赚走了，另一部分，他用不上，也不能带进坟墓给祖上当被子。他费了那么大的劲都干了些什么？做了一只一辈子忙忙碌碌打着漂亮领带的蚂蚁？哈，一个比别人更累的亢奋的失败者。”

    “哼。”我在鼻子里哼了一声。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和他争论什么。毕竟我们不是一样的人，我应该比他更宽容，也更有修养。

    “你是不是在怀疑我的正常？”他严肃地看着我，眉毛撑开成两张饱满的弓，“你的意思是，我失常？ABERRATION，失常，是这个词吧？”他伸出一根手指，示意我不要打断他的话，“这个词来自拉丁语ABERRARE，AB是离开的意思，ERRARE代表徘徊和恍惚。它是说，迷失于什么，比如偏离了理性的思想或者行为。这太可笑了，我是这样的吗？”他指了指我们面前一列高大的树木，“那是榛树。我没有指鹿为马，说它们是橡树吧？”

    我看那些树，它们亭亭玉立，在骄阳中茁壮成长着，是一些好的榛树、健康的榛树。我点头。我从来没有面对知识而点过头，但这一次我点了。我知道，关于古老而神秘的拉丁语，它们不是知识。

    “我这个人，别的不敢说，要说有什么优点，那就是正常，而且太正常了。我必须时常提醒自己谦逊一点，不要惹出什么娄子来才好。怎么办呢，天性如此吧。”他挥了挥手，肩膀上的那只蜜蜂飞走了。

    “见鬼！”我有些生气地说。一个能指挥蜜蜂的赫克托尔，对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构成了伤害。

    “现在，我们知道了，你真的有问题。”他十分忧郁地说，“你病得不轻。”

    “你想把我怎么样？”我自己不想怎么样。我只想安全地走开，走得远远的。我只是有点儿担心他的撒旦似的愤怒的头发和犀利的目光。在湖泊们正在鬼鬼祟祟消失着的城市里，我对一切人都不相信。我犹豫地坐在那里，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对他说再见，或者干脆站起来，拔腿跑开。不过，他说得有点儿道理，和成功比，天赋的确是至高无上的帝王。

    他没有回答我的话，目光也不在我身上，而是投向综合大楼病员区的方向，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一个穿着条纹病服的病人从病员区里跑了出来，他赤着脚，一边跑一边兴奋地扬着两只胳膊，高声叫着，呜，呜……

    几个穿着蓝色短袖衫的医务人员从病员区里冲出来，像撵一只试图逃出屠宰场的小鸡似的追赶着那个病人。病人身轻如燕地躲避着，因为兴奋而咯咯地大笑。但是他很快被抓住了，并且被利索地套上了束缚背心。他们抬着他，像抬着一个演出结束了仍然不想离开舞台的马戏团丑角，轰轰烈烈地朝病员区里走去。病人用力蹬着腿，屈辱地噙着泪，求他们放开他。这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他被抬离了舞台。灯光暗淡下去。

    “他们中间，至少有一半人是病人装扮的，只是谁也不肯说出来而已。”他收回目光，转过头来，泰然自若地说。

    “你怎么能够肯定？”我好奇地问，“你从哪里知道这个的？”

    “知道什么叫几内亚猪吗？”他问我。

    我摇了摇头，我对自己之外的事情知之甚少。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不是我，而是一株正在抽浆的麦穗，或者一只失去了配偶焦灼不安的长须牵牛。不过，这种情况通常会出现在梦里，我对梦这种事情不太有把握。不太有把握的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它是老鼠种系的一种，个头小，胖，耳朵短，几乎没有尾巴。”他看出我的无知来了，并没有歧视我，而是耐心地对我解释说，“它们被人工驯化，用于生物学实验。”然后他很有把握地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几内亚猪。”

    我被几内亚猪的说法弄得有点儿忐忑不安。我不敢说在一种两百年来和人类保持着相当奇怪的和谐关系的动物面前，我真的有底气证明一点什么，比如能够特立独行，逃脱舒适的驯化。这一点激怒了我。我觉得我不必立刻急着离开。也许可以留下来。我是说，留上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在什么地点逗留上一会儿，或者索性安居乐业。生命其实就是在不停顿的逗留中完成了它的全部过程。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问他。我本来想问的不是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他是怎么知道有关几内亚猪的事情——如果那是真的，那么他呢，是不是和我们一样，也是一头被人工驯化了的几内亚猪？

    “你是说，我是怎么得的病，对吧？”他一眼看穿了我的企图。

    “这个，算是吧。”我犹豫地说，心里暗想，他的撒旦似的威风凛凛的头发，看来不是随便长出来的。

    “没什么，你可以随便问。你甚至可以问我有没有过癫痫家族史。”他很宽容，虽然脸上没有笑容，但肯定没有生气，“不过，我要你知道，我没有病。我不是病人，他们才是。”

    “是吗？”

    “你不相信？”

    “什么东西弄错了？”

    “那要看你说的错是什么。”

    不管他说多少，我敢肯定，他绝对不是医院里的厨子或者药剂师什么的，如果他说他是，他会把一条鱼弄成毫不相干的鱼糜或者用一种兴奋剂替代另一种兴奋剂治疗毒瘾，我不敢保证会不会笑掉大牙，可说不定我会啐他一口。

    我盯着他的眼睛，他并没有移开视线。后来还是我把视线移开了。

    “那么，不说病的事情。”我问，“原因呢？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女人。”他干脆利落地说。

    “太好了。”我说。我对这个答案很满意。倒不是为牙齿而庆幸，我喜欢这个理由。

    我们就像一对做着解析性回忆的听析师和他的患者，亲密无间地坐在五月的阳光下。那真是季节中最好的时刻，关于这一点，我想不管是不是病人，我们都会同意。

    “我不喜欢连体人。”他坚决地说，“就算她们是一对漂亮的姊妹，就算她们同意一块儿嫁给我也不行。”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他丝毫没有妥协之处，也许这才是他的问题。“我也不喜欢眉毛太细的女人，她们斤斤计较，充满了欲望和邪恶。”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说的女人，肯定不是她们——我是说，你不是说的连体人吧？”

    “我永远不知道该如何给她烧菜——为了她的健康，还是为了她的身材。你要知道，生命和荣誉，究竟谁更重要，这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温馨地回忆着，咯咯地笑，笑得全身发抖。“我简直弄不清，她是不是一个爱情的超人。她也许会爱上一只没有洗干净的牛奶瓶子。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她太有爱心了，你根本就拦不住她。”说到这里，他突然变得柔和起来，好像那里有一种什么催化剂。“有时候，我完全被她给感动了，我会为她流泪。当然，我不会让她看出来的。”

    “这么说，你陷入了一场爱情的阴谋中？”

    “你怎么会这么理解？什么事情值得我们陷入？”他难过地看着我，“你真的病了。你病得太厉害了。”

    “我们在说你——不，我们在说她，那个让你出了麻烦的坏女人。”我也难过地看他。世界又不是一个人的，我凭什么只让他难过？

    “你错了，她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她漂亮、色情、无知、太相信人、总也弄不整齐自己的裙子。”他提高了声音，坚决地说，“可她唯独不是一个坏女人。”

    “懂了，你是说你爱她。”我放声大笑，这太有意思了。

    “最有力量的也是最无情的，比如尼亚加拉大瀑布，可是人们崇拜它。”他像孩子一样固执。

    “出了什么问题？”这我可没料到。

    “她太软弱了。”他想了想说。

    “那么，什么才是坏女人呢？”我被他弄得有些拿不准了。

    他狡黠地笑了，好像我真的有什么谋略似的，而且他看透了我。“你是说，你不知道这个？”

    “是的，我不知道。”我老实承认道。

    “自以为是，你们总是自以为是。”他一点儿也不上当，“我问你，你是不是一个早慧的人？”

    “这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如果你是，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在母亲的子宫里待着，一点儿也不想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你并没有经历住诱惑，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错误。这有错误吗？”

    “我想象不出来，”他脸色冷峻下来，目光尖锐地看着我，“像你这种从不思考的人，除了低声下气地赚钱以及和女人反复干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之外，还能干什么。”

    “做扬眉吐气的慈善家，并且尽可能地传播爱的体味。”妈的，我才不怕什么冷峻和尖锐呢。

    他大笑起来，嗓音洪亮，然后他说：“我很生气，但你这个混蛋是值得让人生气的。”

    “我从来不打算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圣徒，那可是一件累人的活儿。”我辩解道，“也许在我快死的时候，我会努力学习做几天好人。”

    “好了，”他看出我的不高兴，决定不再嘲笑我，“你仔细想一想，特洛伊城里到处都是埃及的金子和象牙、塞浦路斯的青铜、安纳托利亚的银子和波罗的海的琥珀，你以为希腊联军是为了一个名叫海伦的女人才发动了这场战争的吗？”他把身子往后靠了靠，让自己坐得更结实一些，“人们从来不说真话，说他们对这个世界有着多么强烈的妒忌和觊觎。”

    “可你说过，你的女人，她是一个充满了欲望和邪恶的女人。”我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用这个来打击他。

    “是吗？”他一点儿也不上当，“你看看，如今哪个可爱的人不邪恶。你要知道，是邪恶让她们变得可爱起来。”他很不满意，用一种轻蔑的口气对我说，“你可以试试，要是不得癌症，就算你的亲人，他们也不会管你。就算得了癌症，他们最多的祝福也不过是希望你早日安宁，少给他们增添麻烦。”

    “那么，你的女人，还有你的家人，他们来看过你吗？”我知道这是一个恶毒的问题，可我就是按捺不住要这么问他。

    他没有回答我的话，目光郁闷地看着我们面前的那些榛树，过了好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朝那些树走了过去。

    “别害怕他们。”他用温柔的口气说——不是对我，而是对那些榛树中的一棵。他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粗糙的树干，就像抚摸一个心爱姑娘的手臂。他的样子就像是在告别，让我感动不已。

    “他们全都是疯子。”他对树说，“这个世界混乱不堪。”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说话。在阳光下，榛树是那么美丽和安静，它们从容不迫的样子，甚至可以让希腊联军驶进地中海的数以千万计的战船退回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去。在这样宁静的阳光下，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幸福感，并且昏昏欲睡。

    “爱是没有道德感的。”过了一会儿，他走了回来，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打破沉寂说。他的脸上带着古怪的微笑。

    “可我就是爱她们。你不也是这样吗？”我眼眶湿润了，不由分说地说。

    “女人对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他像个固执的哲学家一样说，“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对于她们也一样没有用。我们用虚假的谎言骗取她们的青春，花她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让她们做牛做马，为我们流泪、煮玉米饭和生孩子。”

    “她们情愿。”

    “那是她们没有看穿。”

    “你后悔了？”

    “除非下辈子不再遇到女人，否则我决不再生而为人。”

    “这行不通。”

    “所以。”他点了点头，“所以。”

    “我明白了，其实你待在这里，一点儿也不快乐。”我觉得这一次我找到原因了。

    “你相信天堂的存在吗？”他并不证实我的推测，反问道。

    “小时候幻想过。”我老老实实承认道，“我喜欢天堂这种说法。我觉得我可能是天堂里一只快乐的瓢虫，有一片干净草地的家，有两只蝴蝶或者蚂蚱做朋友，可能还会有一只厉害的蚜虫是我的天敌，后来她嫁给了我。不过，”我有些犹豫地说，“不过，我有点儿拿不准。天堂里太寂寞，地狱就热闹多了。”

    “那要看是什么天堂和地狱。”他矜持地笑了笑，“别人的天堂从来不是我的天堂，别人的地狱也从来不是我的地狱。”

    “那是什么意思？”我又被他搞糊涂了。

    “只有离开躯壳的时候我们才能快乐。”他很有把握地说。他看出了我的吃惊，于是朝我移近了一些，小声而神秘地对我说，“这你没听说过吧。一个人——离开他自己——离开躯壳。”

    我摇头。我不能不摇头。瓢虫和蚂蚱什么的，那只是幻想，要是没有长出翅膀来，不能算数的，和一个人离开他自己、离开躯壳怎么都联系不上。我回过头去寻找那只飞开的蜜蜂。我开始担心它了。

    “我就能。我能离开自己，离开躯壳。”他看出我的不信任了，坚持说，“当然，这么做并不容易，得分时间，还有，必须在睡眠情况良好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你在说什么呢，”我努力装出一副嘲笑的样子看着他，“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变成了海神，我就是贪得无厌的大海，我他妈一口气吸光了半个世界。”

    “你一定疯了。”他忧郁地说。

    “我等着呐。”我吹了一声口哨。

    他把目光转开。我随着他的目光看去，他在看他抚摸过的那棵美丽的榛树。

    “树叶要掉下来了，”他叹了一口气，“一共七片。”

    他说过那句话之后，我就屏住了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棵树。并没有等多久，树叶果然往下掉，悠悠然然。

    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六片……

    那以后没有了。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得意地说：“你错了，只掉了六片。”

    他皱了皱眉头，说：“你没有看见第七片吗？”

    我看见了，有一片树叶，悬在枝头上，欲落未落——如果一定要把它算上的话，倒是可以算第七片。那个时候没有风，有风也许它就落下来了。但是，没有。

    他没有在意我的窃笑，把目光移向一边，说：“要摔倒了。”

    一个胳膊上有刺青的年轻医务工，愉快地吹着口哨，推着一辆装满脏床单的手推车从院子里走过。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滑倒了，手推车跳跃着离他而去。

    “他没事儿，”他说，“看他的人有事儿。”

    我还没来得及笑出声来，屁股下的椅子突然往一边歪去。我坐到地上，下意识伸出手去撑地，地上一块小石头割伤了我的手掌。我把手举到嘴边，用力吮着伤口上的血，回头看，是一条椅子腿断了。

    我被弄糊涂了。一开始我们是坐在一条长椅上的，怎么他去抚摸过一次榛树，对树说了两句波谲云诡的话，回来我们就不在一条长椅上了，而且我坐的椅子就断了一条腿。我抬头往四周看了看，那只精灵古怪的蜜蜂并没有出现。

    就在这个时候，那片悬在树枝上的叶子，悠悠地落了下来。

    我目瞪口呆地在地上坐了一会儿，百无聊赖地爬了起来，坐回到椅子上去。我决定还是谨慎一些为好，把刚才的话再续上。

    “你是说，”我小心翼翼地问，“你可以离开自己——离开你的躯壳，是这样的吗？”

    “从一个星球到另外一个星球，有时候我们必须这样。”他坐在那里，目光看着远处，好像进入了一个永恒的世界。

    我不知道这表不表示他正在离开自己，离开躯壳，或者他已经离开了，只不过他很快又回来了——如果他曾经离开过的话。

    我们又不说话了。他在那里静静地把玩着一片树叶，我无法说清那片叶子是什么时候到他手里的。我知道，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打算听我说话，他只是在那里想着他自己的事情。他有心思，就像那些因为洁癖而绝望的诗人。

    我开始喜欢上他了。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比我见到的大多数人要安静和可爱的人。也许他真的不是病人，有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被什么人搞错了。或者那本来就是一场阴谋，我们不过是这场阴谋中各司其职的一件道具罢了。

    “你是干什么的？”这回是我先打破沉寂，“我是说，你的职业。”

    “警察，或者环境保护工作者。”他目光有些恍惚地看了我一眼，好像我的问题越来越离谱了，“这个问题重要吗？”

    “那倒是。”我同意他的观点，“可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得做点儿什么吧？”

    “你认为做得还不够？”他显然被激怒了，“人生下来是为什么？就是鞭笞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要是没有别人折磨，人就自己折磨自己。你是不是想要告诉我人是一种有信仰的动物？”他的声音因为气愤而尖锐，我感觉他在用声音撕开我，“人的信仰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生殖器，不断地让它充盈勃起的理由，不断地占有他人的生活，同时在他人的生活中孕育新的占有者。除此之外，人还会做什么？”

    “要这么说，”我有些拿不准，“我们活着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你怎么知道活着不是生命的副产品？”他明显不愿意让我缩回去，“也许死亡才是生命的正常形式。”

    “我承认，我想把自己杀掉。”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我突然有一种冲动，而且我很绝望，想要流泪。

    “你已经把自己杀掉了。”他慈祥地看着我，“你也杀过别人。”他站了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行了，不说了，去喝点儿什么吧，我请客。这里的病友酒吧办得不错，榨小黄瓜汁和仙人掌汁非常可口。而且，”他朝我做了一个鬼脸，“酒吧里的两位姑娘很热情，她们会给足你够分量的东西。”

    我们并没有去病友酒吧喝酒。下午我还要代两堂音乐课，教孩子们欣赏Lvory Coast的《海洋季节》和《航行中的风》。我不能让孩子们失望，这是有悖教师职业道德的。他表示可以理解，送我走出精神病医院的大门。我们就像一对兄弟，亲密无间，互相捉着彼此的胳膊。他在大门口站住了，叮嘱我，一定要善待大街上的乞丐，因为他们都是树变的。我则把那一网兜水萝卜交给他，请他转交给我的朋友。

    我在下一周又去了那家精神病医院。不知为什么，整整一周时间里，我老是在心里惦记着他。要惦记的还有那只长着蓝色和黄金翅膀的蜜蜂，以及我的患有遏制类亢奋症的朋友，但更多的是他。我不是一个容易时过境迁的人。在整个中学时代，我不止一次在朋友笑眯眯穿过喧嚣的教室朝我走来的时候热泪盈眶过。我知道水萝卜它有可能是我这一生中对生命的最后报答了。但是我怎么知道我是谁呢？也许我从来没有脱下过用上好的牛皮和铜铆钉缝制的强制背心，探出头去看过一眼身外的世界。我是一头被上帝宠坏了的几内亚猪。

    我到医院的时候，他正在听析室里接受身心动力学听析师的辅导治疗，医务人员客气地告诉我，通常情况下，一个治疗单位大致需要两至三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去参观一下他们的病员康复成果展览，也可以去接待室翻阅一下义工招募资料，像我这样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非常欢迎加入他们的义工行列。

    我去了接待室。我在那里翻阅着印刷精美的义工招募资料。有一位面目和蔼的男性中年医生走了进来，大约他把什么东西落在那里了。我们谈了起来。他很热心地向我介绍义工所需要进行的培训情况，以及通常情况下的应变手段。我则提到了他，想从医生那里了解一些他的情况。

    “这怎么可能。”医生听我说我们聊了很长一段时间，吃了一惊，“他根本不说话。他进来七个月了，总是坐在那里发愣，哪儿也不去，一句话也没有说过。”看我一副不相信的样子，他想了想，举例说，“有一次他睡了三天，我们怕他睡死过去，只能把他弄醒。可他怎么也不醒，我们只好抽他的脸，把他抽醒过来。他醒了以后看了看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就去厕所撒尿了。”

    “也许他不想对你们说，”我说，“对我，则另当别论了。”

    关于这个我有足够的证据。我们花高额的电话费和远在异国的人有说不完的话，却对身边的人不理不睬；一个孩子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的父母他恨他们，却对一个只认识了两分钟的流浪鼓手说出了他心里最隐秘的死亡恐惧。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说过，这绝对不可能。”医生毋庸置疑地说，“不是他想或者不想和谁说话的问题，他根本就不可能说话。他根本就没有说话的功能——他是一个哑巴。想一想，一个哑巴，他能说话吗？”

    我被弄糊涂了。我盯着医生的眼睛，分辨他刚才说的是不是瓜拉尼语或者阿伊马拉语，然后再低下头，探过身子去看了看。医生的白大褂刚换过，还散发着来苏儿的味道，他的胸襟前挂着写有号码的标志牌，上面有他的照片和名字，他肯定不是一个冒牌货。问题是，我也不是冒牌货。我和任何一个器官贩卖组织都没有关系，他们用不着提防我，对我隐瞒什么，甚至编造假话。

    医生看我那个样子，皱了皱眉头，走了过来，不由分说把我按在椅子上，从白大褂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微型聚光电筒，掰开我的眼皮往里照了照，然后又让我数他的手指头。我很安静地接受了他这一套检查，直到他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把我玩弄够了为止。我想我们都太他妈的无聊了。

    “也许这是一种情景假设。POSTULATE，假定某个人物或事件是真实的，特别是用它作为推理的基础，或者试图将其推演为一种必然的真实性质。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不少病例。”医生好心地在我面前坐了下来，热心而负责地分析说，“你刚才说你是一位教师，也许你太敬业了。你是不是把他当成了你的一位封闭型的学生，而你对你的那位学生寄托了太大的希望？”

    “我的班上的确有这样的学生，但这和我的学生毫不相干。”我尽可能地保持平静，试图向他解释，“事情是我亲自经历的，他和我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我们说了至少两个小时话，大部分是他说，我听。他说院子里的榛树会落下七片叶子，果然就落了七片，一片也不少，这是我亲眼所见，一个字的谎话也没有。再说，一个从事警察或者环境保护工作的人，怎么可能是哑巴？”

    “你在说什么呀？”医生有些不满意了，把聚光电筒揣回上衣口袋，“他根本不是什么警察或者环境保护工作者，我们这家医院里也没有什么榛子树。他连话都不会说，怎么和罪犯或者污水打交道？我们没有种榛子树，从哪儿掉七片榛子树的树叶下来？”他怀疑地看着我，突然不出声了，好像是在判断刚才的检查是否遗漏了什么，我是否像他诊断的那样属于正常状态。

    我站了起来，转过身去，朝窗外看。那里是上周我和他坐着谈话的地方。没错，明媚的阳光还在那里，可以肯定干净的空气也在那里，可是，那里没有什么榛子树，那里连一棵树苗也没有，而是一片虚假至极的草地，还有一只熊猫造型的愚蠢至极的垃圾箱。我彻底糊涂了。我转过身来，看着越来越紧张的医生，突然地，脑子里一亮，想到了什么。

    “你刚才说，他总是坐在那里发愣？”

    “是的，七个月来，他一直坐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他想着一些什么、想了还是没想。”

    “那么，也就是说，他不在‘他’的躯壳里，就是有可能的了？”

    “什么躯壳？你说他不在什么地方？”

    “他的躯壳——他离开了他的躯壳，这样你们就以为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了，对吧？”

    医生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什么也没有说，努力克制着，脸上装出一种不激怒我的神态，慢慢地站了起来。

    “我说，你，别激动，尽可能放松，按我说的，轻轻吸一口气，再吸一口，对了，就这样，很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去叫个人来，我们好好谈谈。”

    医生这么说着，脸上堆着僵硬的微笑，一点一点退到门口，然后突然抓住门的把手，闪身出去，从外面把门闩上。

    我等在那里。

    我听见走廊的尽头有尖锐的哨子声响起来，有什么器械绊倒的声音，然后是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有人朝这边跑来。

    我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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