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不是一个喜欢较真的人，比如说，我不喜欢打赌呀什么的。老实说，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在腰间围上一块新鲜的麂子皮、高举着磨尖了一头的榉木树枝、嗥嗥叫着去森林里追逐野兔或者被野猪追逐，而不是对着锈迹斑斑的铜镜往脸上贴黄瓜片儿。我的意思是，追逐和往脸上贴黄瓜片儿，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游戏，前者是生存技能，后者是自尊，打赌这种事儿，更多的是一种可怜的自尊而非生存技能。

    面对这个世界，人们是多么的脆弱和绝望。在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人们的不妥协精神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定要用打赌这种办法来证明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进一步的是他人的主人、再进一步的是宇宙的主人。幸亏人类永远看不见上帝那张怜悯得有些发肿的脸，否则人类真的会因为羞愧而死。

    不知道是亨利？米勒还是谁说过，把人当做象征比把人当做事实容易。你说米勒这厮的脑袋是怎么长的？他怎么就这么了解人类面对的困境，而且敢于把它说出来？这个世界的确热闹得让人眼花缭乱，但是谁又把这个热闹和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拆积木似的拆开过呢？把一个政府拆开，把一支军队拆开，把庞大的好莱坞或者CCTV拆开，把微软帝国兰博帝国拆开，你会看到什么？一堆拼凑起来不堪入目的现代文明垃圾。在这堆垃圾中，甚至找不到一个让我们可以信赖的碎片。

    我们生活在一堆碎片当中，不了解事实中的世界，不了解事实中的人，连事实中的自己都不能肯定，我们和谁去赌呢？赌什么呢？

    我和吴常打赌当然不是想看到微软令人敬佩的CEO洁白的工作服下没有拾掇干净的肚脐，或者为了证实兰博令人五体投地的政治咨询专家们也长了长长的鼻毛。我和吴常的手中既没有磨尖了一头的榉木树枝，也没有切得薄薄的黄瓜片儿，远离着自尊和技能。我们只不过是想要证实一下上面提到过的那个观点——把人当做象征或者把人当做事实，哪一个更接近真实。我们——我和我在戏剧研究所里的搭档吴常，我们想证明自己也长了一双不亚于米勒那厮的眼睛，能够看清楚人是个什么东西，并且把它说出来。不同的是，吴常坚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事实中的人，而我坚持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的意思是，上帝造人这件事一开始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游戏，我们是上帝为这场游戏制造的玩具。上帝高高在上，他太孤独了，闲得无聊，要找出一些事情来干，以此度过和宇宙一样漫长的时间。上帝在游戏的时候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我们这些玩具来配合，他自己玩自己的，耐心了就捏上两个玩具玩玩，没耐心了就用草绳有一搭没一搭地甩泥浆子，我们这些糟糕的玩具们，根本就没有诸如发现这样的游戏外功能。我们不能发现，又如何了解？

    一家脸熟的投资商出资800万，让我所负责的地方剧种艺术研究所为他们策划和制作一部肥皂剧，要求是：“让人们在以休闲为名义的傻乎乎的肥皂剧中看看他们自己有多么的糟糕，并且为了这个愚蠢的消费行为支付高额服务费。”也就是说，这家投资商先掏出一笔钱出来，把人们糟糕的经历复制出来让人们看，逗人们开心，人们再为这个向他支付完全不要脸那么多的服务费。

    客观地说，要仅就赚钱而言，这实在是一个不赖的主意。在超资本主义经济时代，文化作为赚钱的产业，利润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的实物产业。比如，美国的好莱坞创造的价值已经超过了航空航天业，《泰坦尼克号》一部电影在全球创造的收入相当于日本的汽车工业和机械制造业一年的总收入。如今，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需要付钱的个人经历和娱乐，谁在这方面下工夫，买下文化，谁他妈的就可以控制整个世界。这个道理越来越为大众所明白。所以，连我那个过去一直在做着制鞋生意的熟人投资商都熬不住了，要往眼球经济中挤，拿出他从人们脚丫子上赚取的积累进行新的投资，参与到控制世界的全球竞争当中来。

    我认为这做不到。不是糟糕做不到。人们本来就很糟糕，太糟糕了。也不是不要脸做不到。不要脸很容易，太容易了。是人们不可能看见自己的糟糕，以及多么的不要脸。这太可笑了。人们根本就不了解自己，不知道并且拒绝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又怎么去看清自己有多糟糕、多么的不要脸？就算人们的眼睛都很漂亮，他们连睡觉的时候都不肯闭上他们的人造双眼皮，他们能看见什么呢？

    而我的搭档吴常却认为这不用费什么劲儿，这就跟进五星级宾馆撒一泡尿一样容易。沿着TOILET的裙子或烟斗图案的指示牌或者除臭剂的味道往前走，找到洗手间，推门——也许连这个也不必要，有专门的保洁员替你推门——走进去，对着小便池拉开裤子的拉链，仰着头，听芬香冲洗器和自己的小便一同快乐地合唱，如此而已。吴常厌恶地看着我说：“你有毛病吧？你什么时候睁开过眼睛？你不睁开眼睛你看谁去？”他自己倒是把眼睛瞪得比铃铛还要大，监视着我，看我敢不敢把投资商的委托意向书丢进垃圾篓里。他卑鄙无耻地提醒我，说我下个月的供房款快到期了、欠家具店的分期付款积累了一个不小的数字、某一次撒尿的时候滴漏不断明显有早期前列腺炎症状，这一切都说明我已经日薄西山、日暮途穷、日积月累，属于典型的中年问题案例，该替自己考虑考虑后路了。他还威胁我说，如果我放弃这块上帝赐予的蛋糕，他会让我看看事实中的他是谁，而且明明白白地看见。

    我们打赌要证明这件事情的时候喝了一点儿酒。酒这种东西是专为打赌而发明的，好比剃须刀是专门为胡子发明的，城市是专门为寄生虫发明的，伪装高潮是专门为性冷淡发明的，干部是专门为奴役和被奴役发明的。你本来好好的，老老实实地做着人，一点儿也不想犯什么事儿，符合公民伦理的全部要求，酒一喝，你一个属耗子的就敢拎着酒瓶子满世界去找猫打架了。

    虽然这么说，赌还是要打，要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儿干？我们总不能和上帝一样去玩摔泥浆子的游戏吧？在喝下第12瓶“金龙泉”之后，我和吴常开始在酒吧暧昧的灯光下详细讨论方案。我们这样决定：以随机选择的方式，在街头找一个普通人，对他的职业和生活进行基本了解之后，给出我们的判断，看看我们的判断离这个人的事实生活究竟有多远，然后再决定是否接下那部“让人们看看自己有多么糟糕”的肥皂剧。

    二

    一开始我就处于不利的局面。事情做起来比想象容易得多，我们很快在街头找到了我们需要的对象。吴常为他的出师告捷而兴奋。这个宁愿和人大吵一架也不肯给人一张纸巾的吝啬鬼居然很大方地递了一支烟给我，并且殷勤地替我点燃香烟，然后附在我耳边小声对我说：真不是我想糟蹋你，你那狗操的想象的确有点儿靠不住。

    我们找到的对象姓王，他的同行叫他王哥。王哥符合我们对打赌对象设计的所有要求。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像他这样普通到没有任何特点的打赌对象。他实在没有任何可以拿出来形容一下的地方——相貌平平，身材中庸，年龄可以忽略，穿着大众，谈吐平常，笑起来既不洪亮又不尖锐，眼睛看人时也没有穿透性的寒光一闪，连姓氏都是大陆货，直来直去的三横一竖，连个撇捺点勾都没有。总之，浑身上下没有任何让人兴奋的东西。

    王哥是一名人力三轮车夫，和一群同伴一起，守在沿江大道的第17码头上，等待从武昌乘过江轮渡到汉口来的客人。轮渡每15分钟一个航班，三轮车夫们在拥出轮渡的客人中大声吆喝着揽客，然后讲好价，再站在脚踏板上，拧了屁股，车龙头拐来拐去，灵活地穿行于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之间，拉了他们的客人到客人要去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客人都愿意乘坐三轮车这种落后的交通工具，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三轮车夫都会找到合适的生意。这需要运气，需要一些拉客的技艺，还需要一股对生活百折不挠的执著热情。而王哥在这方面显然是一个没有太多追求的人。轮渡靠岸时，他也推着他的三轮车迎上前去，跟在他的同行们身后，眼巴巴地朝客人堆中张望，却不吆喝，更不拼抢，基本上是守株待兔，等着客人主动上他的车。他甚至不如他的那些女同行。她们吆喝出来的声音是典型的武汉女人腔，热辣辣悦耳动听，让人听了像吸了大麻似的，害怕却惦记着往上挤。好几次，眼看着有客人朝王哥的车走去，女同行们眼尖，飞快地推了车过来，车龙头一拧，车座不偏不歪正好横在客人面前，好像她们是客人的私人座驾，一直等在那儿，只等着客人欠了屁股上去，私人座驾就打铃驶走。王哥的生意眼睁睁成了别人的生意，他却不急，拉了自己的车退回到人群外，再等下一班轮渡。我们在一旁观察了一小时零一刻钟，也就是5个航班，他一个客人也没拉上。

    我们上去搭腔，很快就和王哥熟悉了。他先有点儿拘束，努力眨巴着眼睛，站在那里听了好一会儿，末了也没弄明白我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找到他。后来他放弃了这个令他费解的问题，不再问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就当我们有事情需要他帮忙，我们是他的两位客人。当然，是不用付费的客人——因为牵涉考察内容的真实性，我们事先商量过，不能让当事人产生任何我们正在收买和贿赂他的歧义——他有些不好意思，申明他不吸烟，所以身上没有准备烟。大概因为这个，他有些过意不去，从三轮车的后架上取出一只大肚子饮料瓶，把瓶子往我们手里塞把，瓶子里的水让给我们喝。我们当然不会喝。不是渴不渴的问题，谁知道他的瓶子里装的是什么？报纸上说了，三分之一的直饮水公司提供的水不合乎饮用标准。何况他使用的还是二次污染的饮料瓶，因为反复使用，瓶壳已经磨损得模糊了。我们找他不过是打一个赌，要是染上了病毒性痢疾什么的，那就不合算了。但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职业能力平平，对任何人的关心都表示出紧张，还有那么点儿迎合人，符合我们对打赌对象的选择，这一点，我们看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很快了解清楚了王哥的情况。以下是王哥的简历：

    1.王哥今年40岁，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家庭。据他说，他祖爷爷那一辈住在汉口铜人像一带，对武汉这种问三个人就能问出两个孝感汉川家史的移民城市，四代老汉口，而且是汉口老城区的铜人像，的确算得上是有资历的原住民了。

    2.王哥读过高中。因为成绩一般——这个我们想到了——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这个我们更想到了——在一家街道童衣厂里当上了一名工人。

    3.王哥在街道童衣厂的收入始终不高。参加工作的时候，工资拿30多块，三年后出徒，工资涨了，拿70多块，以后一年一涨，等拿到200多块的时候，工资就不涨了，一直停板在那里。

    4.王哥是晚婚。主要是家境不好，他个人的情况也不理想，这是主观因素。武汉的女孩子个个属向日葵，脸永远向上仰着，挑剔得很，看不上王哥，这是客观因素。直到33岁那一年，王哥才与一位被车撞死了丈夫的年轻寡妇成了家。妻子不是一个人上门的，还带来了一个1岁不到的女儿。

    “不费力气就白捡了一个女儿，活蹦乱跳的。”王哥这样对我们说，说过以后没骨气地咧了嘴笑。

    “后来呢？”吴常问。

    5.后来，王哥所在的街道童衣厂倒闭了，他失去了工作，除了踩绞边机，又没有别的什么手艺，这样，他就干上了蹬三轮这一行，一直干到我们把他当成打赌对象为止。

    王哥有口臭，看来胃不大好；脖子上有搔痕，而且不断用手抠着脖子；脸上的皮肤干燥，明显是营养不良。总之，我们和他待在一块儿的时间越长，就越能发现他身上的缺点。

    “你不觉得我们可以替他写一份自传了？”吴常借着点烟的机会小声对我说：“三页纸，但肯定包罗详尽，绝对不会遗漏掉什么。”

    “什么意思？”

    “事情结束了呀。”

    “你急什么，吃饭还早。”

    “吃什么饭？事情明摆着，你已经输了。”吴常不要脸地说，“我回去写策划案，明天就让你那鞋匠朋友把支票划过来。”

    我不想这么快就承认自己赌输了。我并不反对让人们看看自己有多么糟糕，更不反对在自己的账户中增加一笔数目不菲的佣金，我只是不相信一个人会比一只鸟儿简单。我有一张鸟儿的照片，那是一只红腰画眉。我把它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没事儿的时候就看看它。我看这幅照片有整整十年时间了。有一次我为所里起草一个申请地方剧种课题研究经费的报告，我在报告上稀里糊涂地写道：“研究经费的增加与否直接影响到红腰画眉在文化生态考察指标中传统剧目的研究深度……”我花了十年时间都没能看出一只鸟儿来，我越看越糊涂，我就不相信人比鸟儿单纯。

    我正和吴常小声斗嘴的时候，新的一班轮渡靠岸了。这一回情况有点儿不同。有一个乘客，是个中年妇女，从码头出来，不管别的三轮车夫怎么招揽她，她都不理，一屁股坐上了王哥的三轮车。王哥问中年妇女去哪儿。中年妇女说去既济水厂。王哥为难地扭过脸来看我们，意思是问我们怎么办。而且他目光中的意思，不光是问问就罢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同意，他就拉了客人走；如果我们不同意，他就只好忍痛对客人说对不起，他就原地稍息，陪我们，看我们往下继续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们的调查是白调查，一分钱不付，人家要做生意，总不能连生意也拦着不让人家做吧？我就说，王哥你做你的生意，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王哥感激不尽地上了车，回头对我们说：“我快去快回，回来还调查你们。”说罢用力一蹬车踏，车走了。

    “他把事情弄错了。”我笑，咧着嘴说，“不是他调查我们，是我们调查他。”

    “屁。”吴常不屑地皱着眉头说，“我敢保证，从头到尾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要说粗话好不好？”我不满地批评吴常，“好歹你是副高级别的知识分子。人民评上你不简单。”

    “粗话管什么用？副高不是粗话是什么？”吴常瞪着我说，“你以为城市是什么？城市就是一大堆虮子藏身的地方，合适了你就长成跳蚤，你长成大象也不是没有可能；不合适了你就还当你的虮子，你连灰尘都当不上也不是没有可能。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儿。”

    我最讨厌吴常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打击他我浑身不舒服。

    “‘天普洛欣’是什么？”我问吴常，“‘乌石塔丁’呢？”

    “考我？”吴常不屑地说，“考我你算找到对象了——药呗，这还不简单？”

    “尿做的，等于是尿。”我得意地说，“你把它看成污水或者肥料也不是不可以。”

    吴常冷笑。我也冷笑。

    “你笑什么？”吴常问我。

    “你不如红腰画眉。”我说。

    “那好。”吴常不服气地说，“我们玩一种游戏。我们看看谁不如狗操的鸟儿。”

    我们就玩一种游戏。

    游戏是吴常发明的，不复杂。一张纸，从中间撕开，一半丢掉，一半给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再从中间撕开，丢掉一半，剩下一半还回来，这样反复撕，轮流撕，看谁撕到最后撕不下去了。

    吴常从手机包里翻出一张纸，让我先撕。我接过纸来，从中间撕开，丢掉其中一半，另一半递给吴常。吴常接过剩下的那一半，从中间撕开，丢掉其中的一半，另一半递回给我。我们就那样撕来撕去，丢掉撕下的一半，剩下一半谦逊地递回给对方。开始的时候，我们谁也不在意，速度很快，撕得也容易，要是撕之前折叠一下，用指甲划出刀锋，能撕出很直的纸边来，像裁纸刀裁出来的，酷极了。越到后来，留在手中的纸片越小，撕起来难度就越大了，要小心翼翼地撕，要不就撕断了。我们都认真起来，都很紧张，生怕纸在自己手中断掉。这样举步维艰，不要说撕出很直的纸边来，能让剩下的纸片一分为二就不简单了。有的时候，甚至要花好几分钟才能把自己手中的工作完成，完成之后长长出一口气，放松了，两根指头拈着快要看不见的那一半纸条，当浓缩铀一样地丢给对方，并且幸灾乐祸地等着它在对方手中爆炸。

    我们就这么撕过来撕过去，纸片越变越小，最后变成一根火柴棍那么大。“火柴棍儿”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对自己的创造很得意。我知道“火柴棍儿”是小了点儿，可小的东西往往能创造出大的奇迹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常常忽略了火柴的事实生活。

    吴常看了看手中的“火柴棍儿”，又看了看我，再把“火柴棍儿”举了起来，举到太阳下面觑了眼睛看。然后他把它丢进水沟里。

    “换一张纸。”我兴奋了，说，“我接着教育你，要不你一辈子也别想混到正高。”

    “教育个卵子。”吴常起身说，“我不玩了，我也不等了，没意思。”

    吴常说罢夹了手机包要走。

    我说你怎么走了，不等王哥了？

    “等什么？”吴常说，“等又等不回来个大卫？科波菲尔，把人从里到外变一下。事情明摆着，我除了说不出他长没长癌细胞，我连他今天晚上桌上摆什么菜都能说出来。只有你这个蠢人才相信什么事实生活。”

    吴常真的走了。他不光吝啬他的纸巾，他连时间都吝啬，他连等都吝啬。这个王八蛋，我不骂他一句实在是对不起他。

    至于我，我还蹲在那儿。我决定等下去。我不是因为撕纸赢了吴常才等下去。我觉得，王哥这个人，要说也不残废，他踩到踏板上去的时候，屁股一拧一拧，看得出来肌肉结实，不该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什么能力也没有。其实我并不在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成功或者失败、位高或是职卑、和别人比在上还是在下。我想知道的是，他的生活中有没有在我们的标准之外让我们吃惊的内容。就像人们常常说的，没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不是上帝，人们只会问你为什么不是你自己。

    王哥回来了，一头的汗珠，老远就看见他站起身子来踩车，车子踩得飞快。近了，把车刹住，拉过脖子上的毛巾，揩了一把汗，抱歉地说：“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他很快发现不是我们，是我，我们中间的另一位不耐烦等，走人了。这回他更加抱歉：“都怪我，影响你们的工作了吧？”

    我说没有。我说另一位突然肚子疼，大概是盲肠穿孔，去找医生割肠子了。王哥很关心地问要不要紧。我说不要紧，他这个人就这样，隔三差五地就要来这么一次，跟做噩梦似的，习惯了。我要王哥别理那截烂肠子。

    王哥就解释回来晚的原因。他回来的时候，路过“四季美”汤包馆，闻到刚出笼的汤包香，没忍住，挤进去买了二两，是蘑菇馅的。他很小心地从车座后的工具箱里捧出一只一次性塑料碗给我看。汤包装在塑料碗里，塑料碗装在包装袋里，塑料袋不是一层，套了好几层，因为套得严严实实，也因为汤包是刚出笼的，有蒸汽，塑料袋模糊了，和他那只看不清水的饮料瓶一样，看不清塑料袋里的内容，但猜想肯定是汤包，这是不会错的。

    “闻到香味儿没有？”他有点儿炫耀地问我。

    我闻了，没有闻到他说的香味儿，倒是闻到满大街的废气味儿。他套了那么多层塑料袋，又不解开，我到哪儿去闻汤包？只能闻废气。

    我心里很清楚，汤包不是直饮水，王哥跑一趟既济水厂，最多也就三块钱力资，不够买一两汤包的，他大概不会把跑两趟半的劳动成果让给我吃。这是肯定的。果然，王哥象征性地给我闻过香味儿，马上就把塑料碗放进工具箱里，小心翼翼地锁好。

    “王哥，”我问他，“你几时下班？”

    “看你，丢什么文明词儿，下班下班的。”王哥不好意思地挠头，“我们这种踩麻木的，想做就做一下，不想做就歪倒，自己当自己的老板，舒服极了。”

    “一般情况下呢？”我问，“平时呢？”

    大约过去没有人问过王哥这个问题，他自己也没有总结过，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比较难。他想了想，说：“不一定。下雨天没有什么生意，早点儿回家，不下雨就守晚点儿再走。总之，都在天黑之后吧。”

    “要是不影响你，我想在一旁待着，看你做生意。”

    “呵呵。”王哥不好意思地笑了，“踩麻木，黑汗水流的，有什么好看。”

    “是调查的一部分。”

    “对了，你们……你是在搞调查。”王哥恍然大悟，“我差点儿忘了。”

    我们说好了。我冲王哥扬了扬手，走开，走到离王哥大约七八公尺远，找了个树荫处蹲下。王哥就守在17码头的门口。他等他的客人。

    客人是定时到达的，每15分钟一拨，熙熙攘攘，鱼贯而出。你要是心里不浮躁，拿那些客人当小人儿书，蹲在一旁慢慢地翻着页看，从这样的熙熙攘攘和鱼贯而出中，大体能够了解到城市的血管里有什么东西在流淌。

    王哥还是老样子，客人从码头上出来，他和他的同行一道推着车迎上去。他的同行大声吆喝着：麻木！麻木！他不吆喝，老老实实在一边等着。有两次看着有客人朝王哥的车走去，他也做好了准备，从脖子上取下揩汗的毛巾，掸掸座椅，再把毛巾搭回脖颈上，双手扶住车龙头，一只脚放在踏板上，做出随时准备出发的样子。可是每一次王哥都没能出发，都有同行抢先一步，挡在他面前，把客人截走。王哥也不恼，好脾气地目送原先属于他的客人走远，有些无奈地转过头来看树荫下的我，远远地冲我笑一笑，再等下一班。

    这期间，王哥偶尔也能拉上了一个客人。有时候一班船里有好些客人要坐麻木。坐麻木的客人，一般都是去较近的地方，不愿意乘公共汽车，打的又不合算。客人多了，等在码头上的麻木们人人有份，不用弱肉强食去截别人的，王哥就拉上一个，上了车，冲我招招手，送客人去客人要去的地方。

    我现在看懂了。王哥守在17码头，他等一班又一班轮渡，他不是永远让人截走生意。生意不是上帝掷色子，不可能那么均匀，总有一些骰子是别人拣不完的。就跟一头狮子扑倒了一头野驴，豺也来了，狼也来了，秃鹫也来了，蚂蚁也来了，大家排队，如果野驴个头大，大家都能匀上一口。王哥知道这个，而且他信这个，他就安静地等在那里，等别人拣不完的那些骰子。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没有饿死的麻雀。何况王哥的姿态，是把自己当做蚂蚁的，而不是性格里的狮子和心眼儿里的豺狼，这就更加饿不死了。

    王哥总是很快地把客人送到地方，又很快地回到码头上来。每次回来，老远地都看我，兴奋地冲我笑，车踩得十分欢快，而且总要到我蹲着的树荫下来绕一个圈，好像是检阅，或者是汇报工作，告诉我，他把客人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完成了工作的一部分，赶回来向我报到的样子。在17码头乱七八糟的人群中，王哥挺着胸，扭动着结实的屁股，他的笑容映照在17码头的夕阳下，17码头的夕阳因此十分灿烂，而且越来越生动，我看就是评它作江城的十景之一，也不是不可以。

    我在树荫下蹲着，腿蹲酸了就起来走走，然后又蹲回去。我就这么一直蹲到天黑。我在暮色中计算了一下，王哥在这段时间里一共拉了5趟活儿，加上上午的两趟，一共是7趟，如果按4趟3元、3趟2元算，他今天的总收入是18块钱，要是没有休息日——我能肯定王哥若不是病得起不来床了，是不会休息的——平均月收入540元，年收入6480元，除去纳税和车耗部分，够四个人在“东方大酒店”撮一顿鱼翅宴了。

    大约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王哥送完第7趟客人。这回他没有回到17码头去，而是把车直接蹬到我面前，刹住，人坐在车座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微笑着用探究的目光看我。

    我看出来了，王哥是要收车了，他今天的工作结束了。他用探究的目光看我，是在询问我，他为我的调查工作所做的配合是否合格，是否让我满意。

    “不做了呀？”我从树荫下站了起来——那时天色已黑，没有什么树荫了——我问王哥。

    “今天姑娘做透析，有些不放心，早点儿回去看看。”王哥说。

    “姑娘怎么了？”我问。

    “有点儿不好。不过没有关系。”王哥不大愿意多说这件事。

    “要是没有妨碍，”我想了想，说，“我想去看看你姑娘。”

    “看我姑娘干什么？”王哥有些紧张。

    “是调查的一部分。”我连忙解释说。

    “对了，你是在搞调查。我又忘了。”王哥恍然大悟，“那行，只要对你有用，你想怎么看都行，就是怕对你没有用处。上车吧，我带你。”

    我成了王哥的第八个客人。王哥拉着我，我们沿着江边走。王哥家住得不远，在江边的宝庆街。王哥在极窄的小巷里也不下车，车蹬得飞快，碰到熟人就打招呼，热情得很，碰到更熟的人还要开玩笑，问张三晚上的下酒菜准备好了没有，没有准备的话不如把自己的爪子卤两根来下酒，问李四手上拿的是不是搓板，要是老婆今天晚上罚跪，一定要先找刨子来把搓板刨他一遍再舒舒服服地跪。这个时候我看出王哥是有技术的了。我还看出王哥不但有技术，还很开心。我为这个发现而感到高兴。

    王哥的家很简陋。这个我早就想到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在弯腰进门的时候，我还是被低矮的门框撞了脑袋。如今可以撞脑袋的城市住宅已经不多了，这样说，我被撞头这件事也算是凤毛麟角的景观。

    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王哥的妻子，就是那个曾经做过小寡妇的女人。她和王哥一样，也是极普通的那种人，看起来四十好几岁。但王哥说到过，她四十岁不到。

    王哥在门口停好三轮车，进屋来，把我介绍给他妻子：“这是一个朋友，姓……”他犹豫了一下，转过头来问我，“你姓什么？”我说我姓邓。“他说他姓邓。”王哥对他妻子说，“他是……”王哥又转过头来问我，“你在哪个单位工作？”我说我在省地方剧种艺术研究所。“老邓他是省里艺术研究所的干部，搞研究的。他在街上要我帮他们搞调查。他是搞……”他再一次转过头来问，“你和你那位朋友，你们让我搞什么调查？”

    我说，王哥，你踩车踩累了，休息一下，让我给嫂子说吧。我就把我是干什么的，要做一个什么性质的随机抽样调查简单扼要地对王哥的妻子说了。当然，我没有说王哥是我和吴常打赌的对象这件事。我在这方面比较冷静，不会犯一些类如公开自己不尊重调查对象的做法的常识性错误。

    我发现王哥一回到家里来就变了，变得不像在外面那么木讷。他的话一下子变多了，好像一只回到树林中的松鸡，有说不完的话，而且还有些幽默了。他把手里的塑料盒拎得高高的，给妻子看。“你猜我给你和姑娘带了什么？汤包。蘑菇馅的汤包。”他很温存地对妻子说，“我吃过了。遇到一个老朋友，中学的同学。这些年专门捡钱，捡了不少。他一定要请我吃饭。没有办法，盛情难却，只好去了。我吃得很饱，现在还在打嗝。你听。”为了证实自己的话，王哥脖子一伸，真的一连打了好几个嗝。打过嗝后冲妻子笑，说：“幸亏没有给你和姑娘多买。汤包这种东西好吃是好吃，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光打油嗝，一晚上不舒服。到时候你又该说我钱多了过不得，发烧。”

    我立刻就听出王哥在撒谎。中午饭他的确吃了，是在17码头等客人的时候吃的。两个馒头，就着半瓶装在形迹可疑的二次污染饮料瓶里的水。大概想到这个问题可能涉及我的调查，王哥吃饭的时候还专门跑过来对我解释，说馒头收胃酸，烤馒头片治小儿嗝食，如今报纸电视上都讲健康食品，其实专家们忽略了，馒头是最健康的食品。根本就不像王哥说的，他是在“四季美”吃的请。他在“四季美”买汤包这件事我倒是知道，他一个汤包没有吃这件事我也知道。而且，他说“吃多了”、“打油嗝”、“一晚上不舒服”这种话的时候，口气大得很，好像他是一个百万富翁，已经让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折磨得丧失了所有的兴趣，已经深恶痛绝，不想过下去了。他这个样子，让我感到困惑——他为什么要撒谎呢？他为什么要假装成一个打猎人呢？

    王哥说那些话的时候——撒那些谎的时候——他一直在对他的妻子微笑。我现在才看出来，即使没有17码头的夕阳，王哥的微笑仍然是很动人的。王哥的微笑本来就很动人。

    王哥的妻子给我倒了一杯水。杯子洗得很干净，水中有一丝甜味。杯子放在桌子上，下面垫了一只麻编杯垫。看得出，王哥的妻子当过小寡妇，却是个会过日子的小寡妇，能把一杯清水的日子过出味道和样式来。

    王哥的妻子给我倒过水，有些抱歉地征求我的意见，问她能不能先和丙绍——也就是王哥——说件事儿？我说当然可以。我说这是在你的家里，王哥他是你的丈夫，你想怎么说都可以。

    王哥的妻子就给王哥说了一件事。事情是王哥的女儿的——也就是王哥说的那个“不费力气就白捡来的姑娘”——王哥的姑娘有肾病，每两个月要透析一次。像王哥这样的家庭经济情况，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王哥的妻子告诉王哥，齐齐——也就是王哥和王哥妻子共同的姑娘——的药费没有了，医院说了，下一次不带药费就停齐齐的药。

    王哥的妻子给王哥说这件事的时候面露难色，这种事情放在谁那里也会面露难色。但是王哥没有。王哥像是听妻子说家里没有酱油炒菜似的，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说：“齐齐没有医药费了呀？怎么不早说？好了，我晓得了，我马上就处理这件事情。”

    王哥那么说，好像那真的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似的，好像王哥的妻子要是早说了，要是在早晨他出门的时候告诉他了，他这个时候就把医药费带回来了，问题早就解决了。他说“处理这件事情”，他的口气从容不迫，就像国务院总理对部长们说，他知道他们的困难，他现在正忙着，等他忙完，回到自己宽大的办公室，让秘书送签字笔进来，他在文件上签个花样的签名，用吸墨纸吸过墨，再让秘书送交办公厅督办，部长们的困难就全部解决了。而且王哥一边说着，一边拎着装在塑料碗里的汤包往厨房里走，要去给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热汤包，这就让他的从容有了一种“主人有酒欢今夕，请奏鸣琴广陵客”的洒脱了。

    王哥的妻子见王哥要往厨房里去，有些急，说：“丙绍，你莫不当一回事儿，家里哪儿来的钱呀？给齐齐治病，该卖的卖了，该当的当了，能借的地方都借到了，总不能拿这两间板子房去给齐齐换药吧？”

    王哥站下了，非常严肃地对妻子说：“我不是卫生部长，不管药的事情；我是齐齐他老头，我管齐齐的病。药要有假药，卫生部长该砍脑壳，齐齐要没有钱医病了，那就该砍我的脑壳。”

    王哥说得非常大气，这回是不是国务院总理都没有关系，因为他是面前这个女人的丈夫、病床上那个女孩子的爹，是这个两间板子房家庭的顶梁柱，这个谁都看出来了。王哥的妻子听王哥那么一说，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哽咽着说：“丙绍，苦了你。”

    王哥咧开嘴笑，他是笑他的妻子。王哥把妻子揽过去，用粗糙的巴掌给妻子揩眼泪，一边揩眼泪一边换了哄孩子的口气说：“莫这样，莫这样，这样你就等于是我的第二个姑娘了，我就太享福了；你等于是让我吃半斤汤包，再加半斤汤包，我非得打两天的油嗝不可。”王哥还给妻子开玩笑：“人家老邓在这里，小心人家把你的眼泪也调查进去了。”

    王哥的妻子看了我一眼，不好意思地推开王哥。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不相干的人在场，很多事情就变了，至少很多已经发生的事情就不会继续下去了，让人感到非常的可惜。

    事情就这么处理好了。王哥拎了塑料碗去厨房里给妻子和姑娘热蘑菇馅的汤包，我坐在外间喝有一丝甜味的白开水。我一边喝着甜丝丝的白开水一边想，王哥在17码头守株待兔，其实不是不作为，他就像照片里的红腰画眉，我们没有看到他飞起来的样子，我们不知道它在天空和树林中的样子，这是肯定的。

    我正胡乱想着，一个邻居闯了进来，喊：“王哥，王哥呐？快叫王哥，出大事情了！”

    王哥的妻子就朝厨房里喊：“丙绍，丙绍。”

    王哥从厨房里出来。邻居一把拉住他，说：“王哥，快点，朱嫂又发洋威了，提了两把刀子，锃亮的要砍朱哥。”

    “为什么？”王哥眼珠子一亮，声音洪亮地问：“为什么刀子锃亮？”

    “朱嫂昨天打了一夜麻将，也不管伢，朱哥说了她两句，她就发威，发了话，要血洗朱家，但凡出气的，不管人还是蚊子，见到就砍。”

    “搞邪了！还讲不讲法律，讲不讲人性？”王哥眉头倒立，一撸袖子，豪气冲天地说，“我不收拾她，还让她翻天覆地了。”

    王哥对妻子说：“汤包热上了，记着上气两分钟就关火，你和齐齐先吃，我去朱哥家看看。”又转了头对我说：“老邓你先坐着，一点儿小事情，我去处理了就回来。”

    “王哥你忙。”我放下手中的杯子，站起来说：“你该收拾的收拾，该处理的处理。我不打扰你了，我走了。”

    王哥真的很忙，也没有打算留我，他送我出门。我突然想起什么来。我在门口站下，问王哥：“王哥，你玩过撕纸条的游戏没有？”

    “什么撕纸条？”王哥愣了一下，说，“为什么要撕纸条？撕纸条干什么？好好的纸，可惜了。”

    “这就对了。”我高兴地拍了拍王哥的肩膀，我说。

    我拍过王哥的肩膀，说这就对了，我就走了。

    三

    第二天，我把我在王哥家里看见的事情告诉了吴常。吴常在听我讲王哥的事情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着我，好像他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比如说，他可以把我当成他的一个打赌的对象，他只不过在考虑，我要是打赌的对象，他就不能和我打赌了，他就得另外找一个人来打赌，他在考虑找谁来做另外那个和他打赌的人好。

    “照你说，”等我一五一十说完王哥的故事，吴常掏出烟盒，抽出一支，自己点燃，也不递给我一支，吸了一口说，“王哥他在17码头老老实实地等客人，一声都不吆喝，等他一回到家里，他也不等了，他还大声武气地喊叫，他还要去收拾别人，对吧？”

    “对。”

    “你只不过到王哥家里待了一个小时，听到了他和他的妻子以及邻居的两段对话，这不足以说明他就是你认为的生活中的王哥，你拿这个来支持王哥的事实生活，是不是太勉强了？”吴常不慌不忙地说，“再说，我们在17码头看到他的那两个小时发生的事情呢？那算不算是他的事实生活？”

    “要用你这个观点，王哥他有事实生活吗？”我冷笑着问，“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一个继承了一笔巨额财产的幸运儿呢？”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去年建行那个450万巨款失窃案的漏网主谋呢？”吴常冷笑着反问。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一个大隐于市的神秘科学大师呢？”我冷笑着再反问。

    “你又怎么知道他不是一个偏执的分尸爱好者呢？”吴常冷笑着接着反问。

    我仔细地想了想吴常的话。我觉得吴常的话偏激是偏激了点儿，可却有道理。我不过是到王哥家里待了一个钟头罢了，王哥已经40岁了，到人世间来磨炼了14600天，360400个小时，是个天使也练出老鼠一样灵敏的神经感知系统和信息接受能力了，我怎么就能证明，我从那一个钟头时间里看到的就是王哥的事实生活？

    看来，我所要证明的事实生活，它是不存在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