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才是！”她不在灯光下，离他十几尺，在广场中央，低头看一块完美的花岗岩铺地石，小心翼翼探出小牛皮靴子，光滑的靴尖轻轻黏住那块花岗岩的某个虚拟点，确定无误，压住，站稳，抬头兴奋地宣布。
“在这儿！”他跺脚。阿迪达斯今年的新款板鞋发出三记强调音。
“在我脚下！我踩住了它，它跑不掉啦！”她兴奋极了，鹤立般尽力站稳，不让脚尖移动。
“你总捣乱，什么都争！” 他急了。
“我赢了！”她咯咯地笑，身子晃一下，立刻稳住，快乐地叫，“不许耍赖，王八才耍赖！”
“你才是。”他说“你才是”，后面两个字囫囵吞回去，没说出口，像嘀咕。
“你！”她笑得喘不过气。
他站在花坛的基座上，无奈地换了一下重心，不知道再该怎么办。
广场采用了集中扩声模式，使用美国EV和PAS音响，至少九十台EVXL全音音箱、EVTL880D超低音音箱、PASBH-2长冲程中低频音箱，加上用于扩声的PAST1540全频音箱、用于返还的PAST1522全频音箱和用于补声的PASEVID C8.2全频音箱，此时正播放着《花好月圆》的曲子。
圆月隐匿。自动喷头刚刚淋过花坛中的硬骨凌霄，无数细碎的小水珠在灯光下闪耀，杜鹃花流光溢彩，羞煞了背景上的凤凰木和皇后葵，是真好。
他站在那儿，德国产JB-VARYSCAN71200摇头电脑图案灯奇异的光效装扮着他，让他有一种君临舞台的炫目感。他不好意思，从花坛上跳下来，向她跑去。
她踮起脚尖旋转了一下，张开双臂做了一个飞翔的姿势，被跑近的他恶狠狠拦腰抱住，笑得更厉害，歪进他怀里。他趁机在她胸口摸了一把，她打开他的手。
“亲我。”她命令说，脸仰起来，嘴努成野蛮的花瓣儿，“就在这儿。”
他亲了。她没够。他再亲，人就不老实。她吃吃地笑着挣脱开，撩一下被广场风吹乱的头发。
“还说，捣乱的是你，这下没话了吧？”她说，撩开疯着的纱巾，把凉凉的手递给他。
他握着她的手。他们庄严地看站着的地方，那个被她找到的这座城市的南北中轴线，看一会儿，再看四周。
四周是高贵的大理石、气派的金属、流线型玻璃和湿润的昂贵木料，完美无瑕的聚光灯、扫描灯、天幕灯、地幕灯、图案灯和冷光灯光效。广场巨大，他们是环绕里的中心，恍若一对仙子。
“是真的吗，我们住到市民中心里来了？”她问他。那样还不够，转向他，人拉近，脸儿贴脸儿。
她不是不相信。她知道这是真的，但偏要问，让他说给她听。“说一百遍。”她不讲道理地要求。
“不是市民中心，是二百米外。”他指出她的错误，“市民中心不让住。我们离它二百米。”
“音乐厅住了。”她说。
“我们不是音乐厅。”他说。
“鸽子住了。”她说。
“我们不是鸽子。”他说。
“那要分怎么看，就是市民中心。”她说。
“怎么看都是二百米。”他说。
“按91万平方米算。”她指导他。
“那样算，莲花山也算进来了，中央商务区也算进来了，半个深圳都进来了。”他嘲笑。
“进来就进来，南中国都进来，中国都进来。”她宣布。
他是电脑博士，她只是音乐教育专业的硕士。但她伶牙俐齿，能把他绕糊涂。他当然不会真糊涂，这样他就输给她了。他不输，她非让他输，谁也不让谁，他们争起来。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看见了保洁工。
一个中年保洁工。也许是老年。广场的灯光效果制造幻觉，说不准。他在一座花坛边，把几片飘落到花坛外的花瓣捡起来，放入便携垃圾处理袋里，嘴里嘀咕着什么，像是招呼自己的孙子孙女回家。然后他朝他们走过来。
他们的脚下也有花瓣。保洁工在他们身边蹲下，从中轴线上拾起两片花瓣，再从阿迪达斯今年新款板鞋上小心地剥下一片，放入便携式垃圾处理袋。
年轻的博士脸臊，翻天覆地地看鞋底，再看保洁工。保洁工穿着呆板的制服，戴着后备役军人般刻板的瓦楞帽。他是个四肢粗壮的男人，个头儿不高，脸上皱褶分明，制帽遮住了，后脑勺上看得出秃顶的痕迹。
硕士冲博士扮了个鬼脸，她的样子娇憨而不讲理。博士想咬硕士，硕士躲开了。
“但是，我们还是在市民中心，对不对？”她把目光从走开的保洁工那边收回来，扭过脸问他。
他看她。她目光迷乱。那样的目光，那样的问法，其实是暗中恃美胁迫。他只能点头。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每一次他都点头。
“我们的梦想，”她按捺不住地搂住他，“我们做到了！”
他也按捺不住，再次亲她。他俩就在铺向远方的花坛边，情绪激动地黏合成一个影子。
昨晚谁先开始争吵，他俩都不记得了，为什么争吵也忘记了。
“有本事你别要我。”她开始不讲理。
“有什么，恩格斯就没老婆。”他不妥协。
“又怎么样？”她问。
“苏格拉底也没老婆。”他气她。
“算什么本事？”她朝他喊。
“还有柏拉图，笛卡尔，”他止不住，恶毒地说，“薄伽丘，哥白尼，康德，尼采，休谟，叔本华，斯宾诺莎，伏尔泰，萨特，牛顿，安徒生，福楼拜，卡夫卡，卢梭，福柯，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拉斐尔，凡？高……”
“不要脸，你不要脸，以为只有男人才配！”她气坏了，差不多快要气晕过去。现在她已经无法原谅他了。“波伏娃也没有老公！邓肯也没有！香奈尔也没有！嘉宝也没有！南丁格尔更没有！”
“你还忘了伊丽莎白一世，”他气她的确有一套。而且他击中了她的要害，没有那么生气了。“你还忘了克里斯蒂娜。”
事情在临界点上结束。他先认输，把自己关进盥洗室，不到一分钟就冲出来，扑上床睡了。
其实不是床，只是一副床垫，前房客留下的，丢在主卧的墙脚。他们下午才拿到钥匙，去广场疯过以后不肯回关外。新家具要一周后才能到齐，但他们不想等，他们决定就在那张旧床垫上过一夜。也许七夜，她说。
他从美国回来之前，是靠她生活和读书的。她读完硕士以后就弃学了。两个人的家都在农村，供不起，他们决定牺牲一个人。她是那个牺牲者，打拼了几年，做到A8音乐技术部门的中层干部，薪水不菲，但要资助他在国外攻博，骆驼一分为三，他占两份，她占一份。在深圳，住在关内的属骆驼，属羊和毛驴的只能住在关外。他回国之前，他们在关外有个小窝。更多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时候，那是她冷清的羊圈。
“我想住在市民中心。”夜静更深时，她红着眼圈给他发电邮。“关内才是高贵的深圳。”
他回来了。当然是读完博回来的，带回两个专利。联想国际信息和中兴通讯向他递出橄榄枝，他嗅了嗅丢掉了，决定自己创业。她通过几年建立的业务关系，帮他从政府拿到创业资助。政府有钱，还有文化产权交易所，他用专利融到一笔创业基金，现在是新公司的股东。他和同伴雄心勃勃，要让公司三年后在纳斯达克挂牌。
他带她到市民中心广场旁，问她喜不喜欢那栋褐红色的商住楼。她当然喜欢。他递给她一个装着钥匙的信封。她先吃惊，很快眼圈红了，哽咽着说不出话。那是她的市民中心，她梦寐以求的居住地。她才不在乎房租有多贵。他哄她，要她别流泪。他没有好意思告诉她，如果允许，他会让那二百米消失掉。
他扑上床垫，很快睡着了。也许是假装睡，他没动弹。
她赌气在窗台上坐了一会儿，看他趴在那儿的样子，气得要命，起身把房间里的灯全打开，乒乒乓乓开冰箱拿冰激凌。冰箱也是前房客留下的，不锈钢整体厨房也是。她用冰激凌刀敲盒子。他不醒，也许醒着，就是不理她。她冲出厨房，冲到床垫边，用脚踹他，然后就哭了。
她又坐回窗台上，蜷缩在那里，一把一把抹眼泪。天亮时，她回到床上，尽可能离开他，缩在角落里睡，梦里还在抽搭。
她起来的时候，他站在落地窗前，怔忡着不动，一脸的后悔。
她倒没意思了，起身走到他身后，他没回身看她。她站了一会儿，她想他昨晚那么说并不是没有道理。
他是在西方读完硕和博的，西方人说思想者没有家。他是被她逼急了，伤了自尊才那么说的。他不是她的思想者，她有思想。她要他当行动者，但不能是没有思想的行动者。她要他行动，而且是有思想的行动，别站在那儿发呆。
她那么想过，有些委屈，脚尖内敛，肩膀收束，睡衣从肩头滑落到脚面上，一丝不挂地从后面搂住他的腰。
“别生气。”她说，“别生气了。”
他没有动，执拗地看着窗外。一只鸟掠过窗外，然后是一群。
“我赔你。”她咬牙切齿，“上床，我侍候你，让你舒服。舒服死你。”
他仍然没回身，眼里有干净的潮湿。她探头绕过他的肩膀看他的脸，不解，再顺着他的目光看出窗外。
市民中心。落地窗外是整个被称作市民中心的建筑和广场，他在看它。
这是城市的政治文化中心，广场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市政建筑群，西区是政府办公区，东区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博物馆，中区是著名的红黄双色塔。她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现在它们全归他俩了，是他们窗下的风景。
她一下子被感动了，踮着脚尖快乐地跳了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跳。她围着他旋转一圈，再一圈。他被她的捣乱迷糊了。现在他的目光离开了广场，回到她涂满白日亚光的身体上。
“我们拥有世界最大的屋顶！”她大声宣布。
他不说话，呆呆地看她。他在想，她怎么才能做到？这座城市怎么才能做到？他在想，应该把他疼爱的她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什么地方才好？
“中国最大的会场！”她继续宣布。
“还有中国最大的停车场！”他也兴奋了，大声宣布。停车场，城市需要更多的驶入和驶出。
“我想结婚。”她说，像鸽子似的张开双臂飞了一下，跳到床垫上，再从那上面飞下来。
“和谁？”他下意识地收束起发根，紧张地问。
“还有谁？”她顽皮地问，“你给我找一个，找不出来不依你，我去大街上随便拉一个。”
“看你拉谁。”他释然，“已经结过了。”他白了一眼一丝不挂的她，开始往前清算，“床在哪儿？怎么侍候？只有这张破床垫。”
这是不允许的。他白她一眼是不允许的。他要清算是不允许的。她向他扑过去。他们就倒到床上——床垫上了。
中午的时候她醒过来。他还睡着，孩子一样，打着轻微的小鼾。她想不起来，冰箱里还有多少冰激凌。昨晚他俩只顾疯，没吃饭。她饿了，她把他摇醒。
“你还没有回答我。”她说。
“什么？”他睁一下眼又闭上。
“我的问题。”她说。
“什么问题？”他迷迷糊糊，翻过身去想继续睡。
“你耍赖。”她不干了，揪他的耳朵。
“别闹。”他搂过她，习惯地把手伸进她光着的两腿间。
她生气。他说已经结过了。那算什么结？她给他发了一个邮件，他给她回了一个邮件，他俩都不想等了，那就不等。他从美国飞回来。一瓶红酒，一轮明月，他们俩，没有第三个人。
“结婚，我要结婚！我要人们都来参加我的婚礼！”她揪住他乱蓬蓬的头发，冲着他的耳朵大喊大叫。
这一次他睁开了眼睛，紧张地看她。
他们决定结婚。再结一次。还是他俩。明月留下，一瓶红酒换成一车，合抱的玫瑰做伴。
去市民中心行政服务大厅咨询，果然不虚妄，公众礼仪大厅提供对普通市民的婚庆服务。
“是的，您没有说错。” 负责咨询服务的年轻公务员笑容可掬地说，“和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在同一地点。”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政府的礼仪大厅，举行婚礼？”她惊喜地追问，有点儿喘不过气。
“您可以像政府新闻发言人一样当新娘，您的亲友可以在1700平方米的大厅中随意打滚，如果您是深圳公民，您的亲友也愿意的话，这是你们的权利。”衣着整洁的公务员说。
“您有女友了？真麻烦。下辈子别急着追姑娘。”她对那个年轻的公务员印象太好了，埋怨说，“如果他不要我，我就追你。”
她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不免得意。他们决定好好庆祝一下。
他们去了福华三路的民间瓦罐煨汤坊。他请客，为她点了甜控南瓜百合莲藕和辣椒苦槠豆腐，自己点了咸排鳝鱼鸭血汤和萝卜菜糊。她又要了糯米子糕和西葫芦鸡蛋饼，面前一大堆，一样一口往嘴里塞，剩下的塞进他嘴里。她觉得既然是庆祝，一定要隆重，比如往死里糟蹋点什么。
他对制作精致的传统小点心没有什么意见，只是为客人们的住处忧心忡忡。他们只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亲戚来了住在哪儿？而且他不喜欢太多的人介入他的生活。他们没有帮过他什么。他能成为现在的他，全靠他自己，还有她。他自己的生活，就算亲人他也不习惯。
“五星级的，出门有星河丽思卡尔顿，喜来登在福华路大中华国际广场，不远是景轩，香格里拉在益田路，福华一路上有马可？波罗好日子。”她如数家珍，揶揄他。“咱俩有多少亲戚？你二姑不会来，你三叔也不会，他们才舍不得丢下绿色食物跑到这儿来吃二次加工的食品。”
“就算这样，你家亲戚不少，得花多少房费路费。”他皱眉头。
“没见过这么抠门的，你要不掏我自己掏。”她恶狠狠把一只糖面芋头塞进嘴里。
“好吧。”他缩了缩脖子说。
“什么好？你掏还是我掏？”她盯住他问。
“先算在我的账上。”他妥协。
“先是怎么回事？以后呢，利滚利还你？”她追问。
“算我的，行了吧？”他彻底投降。
“酒店吃不惯，出门有围龙屋客家食府，不行就元绿回转寿司。谁叫咱们住在市民中心。”她大方地说，上唇沾着几颗晶亮的饭粒。
“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他心不在焉地更正，看一眼她的嘴唇。
“亲嘴你还隔一层皮呢。两层。”她不高兴他的纠结。他怎么当上董事的？
吃完饭，埋单。他觉得菜有点儿贵，不过很快就没那么心疼了。他想到将要到来的浩浩荡荡的亲友组团，有点儿闷闷不乐。
他们沿福华路往回走，和一对对衣着款式争相剽窃的情侣擦肩而过。她亲昵地挽着他的胳膊，故意吊着身子，拽得他歪着身子。风吹起她的纱巾，抚得他腮帮子痒痒的。一个烟火味十足的男青年挎着电脑包埋头快速跳下彩色人行道，漂染成金红色的头发像一缕刚刚点燃的火炬。一个长发飘然的精致少女站在一间锃亮的4S店前，目光迷惑，不知在想什么。他们从少女身边走过。少女像是刚从西柚香精里捞出来，身后的落地玻璃窗中停放着三辆劳斯莱斯幻影Phantom。
他们走过风筝广场，走过中心书城，走过音乐厅，远远地看见自家的那两扇窗子。他们站下了。一架夜航直升机从城市上空飞过。她仰头看一阵，一时热泪盈眶。
“我们住在城市的大客厅里。”她骄傲地说。
“我们刚喝过鸽子汤，正走在从厨房回卧室的路上。”他庄严地说。
他们穿过广场朝自己的家走去。他们又看见那个保洁工。
那个四肢粗壮，脸上皱褶分明，后脑勺上有秃顶痕迹的中年或老年男人。他弓着身子从细雨似的喷头下跑过，默默抚去脸上的水珠，去彩色铺地砖上拾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黄昏时分，广场上的灯开始亮了，莲花山顶的大多数风筝仍然不肯回家。
她觉得对不起他，那个保洁工。昨晚他们光顾着找城市中心的南北中轴线，把花瓣洒得到处都是。她松开他的胳膊，朝风筝跑去。
“我能帮你吗？”她跑近了，问保洁工。
“那边还有一只风筝。”年轻的博士也过来了，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滑倒在镜子似的花岗岩铺地石上，“准确地说，是风筝翅膀。”
但很快的，年轻的博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另一边。他看那个大鸟一样的家伙——那个世界上最大的著名屋顶，它近在咫尺，就在他的头顶上。
“它像什么？”他悄悄拉过她问。
“展翅的大鹏呗，一千八百万深圳人都知道。”她从指尖上抹下一块风筝油彩。
“像你。”他冲她痞笑。
她不干了，举起花团锦簇的手追上去打他。他躲闪着。
“本来就是嘛，你夜里睡觉的时候。”他笑着辩解，“你自己不知道，一模一样。”
她站下了，回头看著名的大屋顶。它弧度有力，起伏如波浪，是黄金分割的比例。她够过身子看自己的腰身，脸红了。
保洁工欠起身子迷惑不解地朝这边看。喷头又过来了，勒杜鹃该浇水了。
他早上醒来的时候她不在。皱巴巴的粉红睡裙失落地抛在盥洗室里。坐便器使用过，没有收拾。瓶瓶罐罐整齐划一，没有人动过。
他在厨房里找到早餐。麦片泡溶了，水煎蛋冷出了脂肪色，像过于刻意的塑料品，两只都在，她没动过。
他在广场上找到她的时候，她和保洁工在一起，那个满脸皱褶的老头。看上去，他俩已经很熟悉了。他教她怎么把枯叶和残落的花瓣从花坛中收集起来，放进便携式收集袋里，怎么辨认软枝黄蝉和双荚决明是否该打尖、如何使用花剪。她笑嘻嘻的，干得津津有味，脸蛋红扑扑的，下颌上有一星泥点儿。
“他是达县的。”她告诉博士，“你老乡喂。”
“真的？”博士惊喜，改用家乡话问保洁工，“达县啥子地方的嘛？不是管村的吧？园艺师嗦？”
“不是你们管村的。”她抢着说，“他来深圳七年了。他把阿姨也带出来了。他孙女读护理专科，还有半年毕业，也打算来深圳找工。”
“哦。”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该帮着做点儿什么。“太阳还没出来，人力资源你都弄清楚了。”
“也不想想你霸占了谁。”她得意地对他说，学着保洁工的样子，把收集起来的花瓣仔细抖进收集袋里。
“政府就叫市民中心？”博士问保洁工。
“邮件里不是告诉过你吗，前年，你忘了？”她说。
“就是说，市民中心就是政府？”他拿不准。习惯中不这么叫，一律叫政府大院。
“不可以吗？”她反问，好像她是这座城市的市长，事情由她决定。
他点头。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每一次他都点头。
然后他们手牵着手回家。
他们又争吵了。
开始没有争吵。
他们吃着热过的煎鸡蛋，商量参加婚礼的嘉宾名单。她的亲属比他的亲属多，同事也是。这很正常。他只有一个鳏居的爹，其他人不算直系亲属。他不爱热闹，不会请七大姨八大姑。他刚到这座城市创业，没有太多新识旧故，也不打算在合作伙伴中张扬幸福。她不同，亲戚老表一大堆，她都想请，一个也不想漏过。她硕士读完就来到这座城市，京沪广的同学她可以不请，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总要请，这样一算，人数不少。
他不反对她请那么多人。一车红酒，总得人喝。他一点也不在乎落单。他愿意做一个太空人，从地球人手中娶走他们最美丽的新娘。
花销大致也有了预算。近两个月他预算能力进步很大，这归功于公司的筹办。她不想让他一个人承担费用，他出八成，另两成她出。她可以出三成，但他不干，一定要出到八成。
为什么事情争吵，事情过后他们谁也说不清。不是原则问题。有什么原则？她根本就是把自己倒贴给他了，搭上供他五年的求学费用，还搭上一次不慎先孕的流产术。她就是不能容忍他对她的指点。她不是新移民。
“为什么你就不能简约一点？”他问她，“我们就不能简约一点？”
“你干脆说我不够成熟，不够内敛好了。”她冲他大喊。
“还有稳重和温暖。”他气她，“还有通情达理。”
“我们住在城市的中心区，在城市的大客厅，凭什么我不能这样？”她气咻咻说。
“你还不如说中央公园。”他嘲笑她。
她气坏了。他气人的确有一套。他怎么就这么没心，割心刮肺，供出条中山狼？她冲他扑过去。他身手敏捷，跳过床垫。她冲进厨房，再从厨房里冲出来，隔着床垫，准确无误把半盒冰激凌扣在他脸上，然后呜呜地哭了。
九点整他出门去公司，脸上的奶油荡然无存。她打电话请了假，决定一个人清净一天。公司福利不错，她正在收拾新家，部门经理关心地问需不需要多延两天的假，开玩笑说，同事们正商量送他们点什么。
“提个醒，他们会捉弄你。”部门经理在电话那头诡异地说，“我听说有人在打听奶瓶和成人玩具的事。”
她乐了，很快开始犯愣。
她在两间空房子里来回走动，气消下去，镜子里的她看不出哭泣过。她穿上大衣，下楼穿过花坛，去了广场对面的行政服务大厅。
她喜欢宽畅、亮堂、洁净和有条不紊的地方。怎么说呢，孕育她的地方是窄小、阴暗和混乱无章的，学习、成长和工作的地方同样如此。人们总说，一个人最终只需要三尺栖身之地，但那是灵魂出窍之后的事。难道她只能在三寸子宫、五尺教室和七尺工作间里度过她的全部生命？
她应该走进更宽阔的地方，她迷恋成为宽阔之地主人的自由感觉。
行政大厅实行一站式服务，一墙之隔的32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办公系统直接接入大厅，由具有现场管理功能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做技术后台支持，通过145个服务窗口受理390多种审批项目，各种政府和个人数据实时交换。
她在整洁的大厅里随意出入，漫不经心地使用电脑引导系统、公用电话、大型等离子彩电和舒适的休息椅。她感觉心情好多了。她想起部门经理的话，也许她不会把同事的捉弄当成玩笑。不是指成人玩具，而是指奶嘴。她已经过了最佳生育期，干吗不及时忏悔呢？她为自己的这个念头偷偷地笑了。
半小时后，她在广场上找到他，那个满脸皱褶的保洁工。她顺路给他带去一瓶120毫升的“冰露”，他谢过她。他带了茶水，每天如此。几个孩子追逐着跑过。更多的老人像萎缩的蘑菇般一动不动在广场上晒太阳。茶水装在一只矿泉水瓶子里，像稀释过的可乐。
“您去过行政服务大厅吗？”她问保洁工。
“没有，没什么事。”保洁工说，“那不是我去的地方。”
“您是公民。”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漂亮的现代化建筑，“您可以随便去任何地方。”
“你说得对。”保洁工同意说。
她帮保洁工把垃圾车推到路口。保洁工几次要她把车还给他。
“好了，玩一会行了，脏了你的手。”保洁工不好意思。
她没觉得脏。她觉得自己是一道广场风景线，在正午之后呈现得恰到好处。她希望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位摄影师走过，挎一部单反相机，那样她就能得到一幅与广场和谐相处的照片了。
一枝玫瑰探进门缝，讨好地摇晃着。她乐了，再忍住乐，板着脸拉开门，夺下躲在门后的糖炒栗子，顺带那枝玫瑰，反手把门关上。
他用钥匙开了门，放下鼓鼓囊囊的公文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在屋里走来走去，腆着脸嚷嚷着要喝水。很快他俩就蜷到床垫上，她吃栗子，玫瑰支在下巴上，他给她讲研发部门今天取得的新成果。
“怎么抽上烟了？”她瞥他一眼，夺下他手中的香烟盒，起身去厨房，从抽屉里找出一把修理剪，拎着字纸篓回到卧室。
“朱建设。”她板着面孔叫他的名字。
“是我。”他说。
“护照号AC0356？”她说。
“是的。”他说。
“这包‘好日子’是您的吗？”她问他。
“没错，是我的，20块钱买的。”他说。
“19支，看看数量对吗？”她问。
“和同事聊天的时候抽了一支。”他老实坦白。
“没问你和谁一起抽的。各家有各家的海关法。”她从烟盒里取出香烟，分两次举到他眼前，用修理剪拦腰截断，残烟落入字纸篓里。
他啧啧着嘴，说可惜。她处理完案子，去盥洗室洗过手，跳上床垫，重新窝回他怀里，玫瑰支回下巴上，搂回食品袋，剥一粒栗子塞进他嘴里，接下的归她。
“继续说。”她命令。
“说什么，都审过了，没情绪。”他抱怨。
“你自己不说的啊，别怪我。不说我说。”她说。
她就说了下午她和保洁工的事。她帮保洁工推垃圾车，从一个又一个像秋后蘑菇似晒太阳的老人身边走过。那个保洁工从没去过行政服务大厅。迈腿就到，他从没去过。
“怎么可能，不会一次也没去过吧？”他不相信。
“一次也没有。三年零七个月，一次也没有。”她肯定。
“43个月，1300天，他扫走的垃圾能再筑出个大屋顶了吧？”他取笑道，“倒是够绝的。”
“你说，他是为什么？”她有些困惑，“我不相信没时间，肯定也不是没兴趣。没有人会害怕走进一座宽阔明亮的建筑，有这样的人？”她发现他有些注意力转移，拿话把他往回勾引，“你没看见大厅的稳重和内敛，你能想到的现代性那里面都有。”
“简约和温暖呢？”他呵呵笑，“还有通情达理。”
她狠狠在他的大腿上拧了一把。两个人滚到墙脚里。他脑袋被墙撞了一下，哎呀一声。她胡乱抚了两把乱发，跪在床垫上一粒粒拾栗子。
“人家把你当成玩。义工不是义工，哪有穿着高跟鞋推垃圾车的。”他抢白她，“再说，要让他的上司看见就麻烦了。我的员工让别人帮着做事，我就炒他。你给人家惹事。”
“以为我连这个都不懂？”她说，“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没进过大厅？”
“这件事情重要吗？”他说。
“嗯。”她认真地点头，“我想邀请他参加我们的婚礼。”
他吓了一跳，很快明白过来，伸手把玫瑰从她下颏上拿开，严肃地看了她一会儿，再把玫瑰放回去，用力嗅了嗅手。
“怎么了嘛。”她说，“可不可以，你表态。”
“我肚子饿了，今晚吃什么？”他作势离开床垫。
她把他拉回床垫上，骑到他身上，恨恨地盯着他，往嘴里塞了一粒栗子，是粒有虫的，吐出来，再换一粒。
“我知道，你不会在马可？波罗好日子多预订一间房。酒席倒没什么。”他说，“当然可以。”
“就是说，我也可以生孩子，对不对？”她追问道。
“你说什么？”他又紧张了。
“别胡乱想，和广场没关系。我自己有爹，没打算让谁把我送到你手上。”她嘻嘻笑，“我下午做了一个悲壮的决定。”
“不是撤销婚礼吧？”他期待是，反正他们已经结了。
“美得你。我已经交了订金，你就是想撤也撤不回来了。”她扬扬得意。
“那还有什么能让我惊心动魄的？”他说。
“放弃。”她宣布，“我决定放弃。我是说，回家，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全职太太。”她收起栗子袋，从他身上起来，下了床垫。
“说吧，老爷，想吃什么，小女子这就去给您做。”她扭着屁股向厨房走去，骄傲地说。
厨房里传出乒乒乓乓的声音，夸张得要命。他歪在床垫上，玫瑰支在下巴上，想一会儿，探身朝字纸篓里看了一眼。他不明白，零食在客厅里，冰箱里只有半打有机蛋，连调味组合都还没来得及添置，她能为他变出什么美味来？
他没忍住，朝栗子袋看去。
子夜过后，他们同时从床垫上翻身起来，去穿衣服。他有条不紊，她动静很大，那种消防队员做表演时的架势，带着声响。孤独的玫瑰躺在床垫和墙脚的夹缝中，已经枯萎了。
本来在被窝里搂着。她喜欢他从后面搂住她，这样有安全感。已经快睡着了，她眼睛都睁不开，忘了争吵之前他们说了什么。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他们几乎已经没有了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在两个人钻进同一床被窝里时就无影无踪了。
怎么会吵到睡意全无？她不明白，他也糊涂。
各自在盥洗室里待了一段时间，又分别在卧室和客厅里缄默了一会儿，她先穿上大衣，出了门。
他坐了一会儿。窗外的广场上传来吉他声，有一阵没一阵。他穿上风衣，一粒粒扣上扣子，开门走了出去。
他在广场上找到她。
夜深人静，广场收去奇幻的光效，只留下基础光源，黯然失色。一位流浪歌手目光炯炯，歪支着斑驳的麦克风，对着空旷的广场深情地轻唱。一只公猫蜷缩在音箱的后面，毛皮黝黑，像城市的幽灵。
她站在流浪歌手面前，看着歌手，眼里噙着泪水。
“一座城市的中心广场，能容纳多少流浪者？”她没有回头看走近的他，梦呓般地问。不是问他，是问她自己。
他没有接她的话，恍惚回忆，这种经历是他熟悉的。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在时代广场，在麦克逊广场，在芝加哥城市广场，都与流浪的野猫共同度过难熬的长夜。他知道人们的日常经历不同，心灵路程却非常容易找到孪生的兄弟姐妹，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它们就宕然相遇。
他们在歌手的浅吟轻唱中站了一会儿。她先伸出手，在黑暗中寻找他的手。她的手很凉，他想把它揣进自己怀里，但没有。用力握了一会儿，他牵着她往回走。
她再度甩开他的手，向一块彩色的花岗铺地石跑去。那是城市中心的南北中轴线，她的中心，她的中轴线。
保洁工用清水冲刷着石面，水花溅起，四周花坛里葳蕤的勒杜鹃如火怒放。看见她和他过来，保洁工关上皮管，看他俩。
“您真没去过，从来没有去过？”她不甘地问保洁工。
“安洁。”博士阻止她。
“什么？”保洁工困惑地看着她。
“市民大厅。”她无法让自己停下来。她做不到。
“亲爱的，我们回去，回家去。”博士拉住她。她甩开他的手。
“我去那里干什么？”保洁工一脸茫然地看她，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您就没有什么事，没有任何事可办吗？”她固执地问。
“安洁你听我说，我们离开这里。”博士感到他的妻子在崩溃。他开始担心。
“什么？”保洁工问。
“难道什么事也没有吗？哪怕是，一点点？您总得走进市民大厅吧，哪怕是一次！”她觉得自己在害怕，她内心有什么东西在坍塌。她期待这个时候广场突然亮光一片，不远处的大厅人头攒动，一大群鸽子呼啦啦飞起来，从世界上最大的屋顶上空一掠而过。
“没有。”保洁工呆呆地看着她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事。” 他说，“没有人告诉过我。”他说，“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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