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个风华少年到满面皱纹的中年人，每条皱纹里都包藏着无数的生活艰辛！从1957年到1977年，我曾经三次遇到死神的召唤。第一次，是以“右派”被改造的身份，参加北京西山某地疗养院的兴建（王蒙当时也因“右派”问题，在这儿干着惩罚性的活儿），我背着一筐河卵石去填充地基，一脚蹬空，连人带筐滚进了山沟里，当时就晕了过去。幸亏抢救及时，立刻把我用吉普车送到了医院，只在眉心被扎破的口子上缝了几针，我又顽强地活了下来。第二、第三次都是在劳改矿山，井下冒顶塌方和矿车出轨，险些夺去我的生命。但我终于活了下来，在党的阳光下，枯木逢春，我又拿起笔来写小说了。
但就是对我这样一个饱经沧桑的作家，也还是有人不想放过，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亲爱的读者，这不是故作耸人听闻之语，请看区别于同志们八百多封来信的一封匿名信，便知分晓。《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发表之后，一封从北京语言学院某号楼寄出的匿名信，飞向了《收获》编辑部。信是用苍劲有力的墨笔写的，信中把我的作品比喻为和索尔仁尼琴[1]的同类，什么“反党文学”“解冻文学”的桂冠一顶接着一顶地戴在我的头上。这位匿名信作者最后给《大墙下的红玉兰》盖棺论定说：“这类东西名曰批‘四人帮’，其实质，是在向人们散播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搞乱人们的思想。”
读者同志们都知道，索尔仁尼琴是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一个作家，这封匿名信的作者，把我“誉”为索尔仁尼琴一类的作家，已经超越了文艺批评的界限，其用心不能称之为善良了。如果我们国家有文艺法庭，我将起诉他对作家进行诬陷，因为《大墙下的红玉兰》歌颂的是监狱中一身铁骨的共产党员，鄙夷和鞭挞的是国民党的“还乡团”和“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请问，怎么能和索尔仁尼琴联系在一起呢？
人眼是秤，党明察秋毫，这位匿名信作者的大棒子没有打倒作品，反而砸了自己的脚。后来终于弄清楚了，这封匿名信的作者，是某大出版社的堂堂文艺编辑，他自己承认，既没看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也没有好好读完《大墙下的红玉兰》。那么他写匿名信目的究竟何在呢？这不是使人难以理解了吗？
不，很好理解。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刘心武同志曾对这个棍子手，进行了一针见血的剖析。他在作协会员代表会上说：“这个写匿名信的人，真是必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他们热衷于抓‘右派’，热衷于陷人于罪，热衷于搞不三不四的下流小动作！不然，当《文艺报》恳请他亮明观点，写出文章公开发表，他又怎么不愿意亮明自己的观点呢？”刘心武同志愤愤地向大会呼吁，“在这样一种威胁面前，我们不能忍让，我们要奋起抗争！”
会后，我和刘心武同志闲谈时，探索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肮脏的心理活动。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匿名信无名，可以不负责任；当真他幻想的那一天到来，他留下的地点就是他请求晋级升官的凭证。看，多么卑鄙的灵魂！
亲爱的读者，我不想多写它了，因为它只是八百七十多封信中的一封无名信，是《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后，一场小小的风波。但风波过后，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这就是说“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肃清，那些死抱着林彪、“四人帮”死尸不放的变色龙还是有的，这些人不赞成党的“双百”方针，不搞“三不”的文艺批评，却喜欢躲在阴暗的角落，以匿名信为暗箭，射向作家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的鲜花。
当前，党的五中全会胜利闭幕了，在全国人民人人争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人人为“四化”出力流汗的时候，在我们的文苑，更要小心那些花木中的蛀虫，以保卫我们文学艺术的繁荣，使百花开得更香、更艳。
1980年3月4日于北京
注释：
[1]索尔仁尼琴（1918—2008），俄罗斯作家。1941年入伍，两获战功。1945年因“反苏”罪在前线被捕，在劳动营和监狱服刑八年，刑满后流放。1956年解除流放并开始创作。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4年被逐出苏联。1976年移居美国，1994年回国。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07年获俄罗斯国家奖。因其作品有较为鲜明的政论色彩，也因涉及问题的尖锐性而使其成为一名较有争议的作家。本文作者谈论到索尔仁尼琴时是在其被逐出苏联定居美国时期，故而有如是观点。
【论从维熙作品中的花】
［日］池上贞子著 陈喜儒译
虽不能说中国十亿人都是圣贤，但最近中国的文艺出版物就像洪水一样，在久旱之后的大地上奔流。著名老作家再版的作品，比比皆是，新作家也是灿若繁星。
在读从维熙的《梧桐雨》的时候，我以为作者不是女大学生，就是一个年轻妇女。在法国梧桐林下发生的女医生和学雕刻的学生之间的恋爱故事，不但刻下了“文化大革命”的深深伤痕，而且动人心弦，就像5月的树，充满了勃勃朝气，泛出一片新绿。我感到这篇作品与中国有些文学作品不同，有一种新的东西。它不仅冲破了爱情的禁区，而且有比较含蓄的新意。后来我请在北京的朋友了解一下作者的情况，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从维熙1933年生于河北省，不但不是女大学生，而且是经历过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生活的中年男作家。以前为什么不知道他呢？原因很简单，从1957年到1978年，他一直在劳动改造中生活。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闻记者兼青年作家的从维熙就开始了创作活动。1957年反右斗争时，他与朋友刘绍棠一起被划为“右派”。以后就离开了北京，从事体力劳动。1966年“文革”以后，他在山西省劳改场挖煤、烧砖，劳动改造。最近听一个中国作家说，他身边一直带着维克多·雨果的书。
从《梧桐雨》中，还不能马上发现作者所经历的严峻生活。但从他创作的整体来看，过去的痛苦经历是他创作的主要内容。去年得到很高评价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献给医生的玫瑰花》和他自己喜欢的《泥泞》等作品，都是有关劳改场生活的。所以，评论他的作品，也许不能离开他的生活道路。这里，只想探讨一下从维熙作品的艺术技巧。
他的作品有哪些文学特征呢？与许多只叙述事件过程的作品相比，他很像一个电影摄影师，自由地摄取一个个生活场面，塑造一个个爱憎鲜明的人物，从而展开情节。他巧妙地用自然环境加以衬托，更加强了作品的悲剧和心理效果。
他通过一个又一个场面的描写，把读者引入作品的世界。当然，这种手法并不是他个人首创的。在他的作品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几乎都写植物，特别是花。作品中的这些花，有几重意思。首先，他把花献给所尊敬、所爱的人。如《献给医生的玫瑰花》，他把玫瑰花献给了一个有功劳的老军医。这位某军区医院院长，被降为劳改场的主治医生之后，又被贬为赤脚医生。但他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女瓦斯员》中的石榴花，献给朦胧中恋慕的朋友。《杜鹃声声》中的杜鹃花，献给作品中失意而死的父亲和姑娘杜鹃。
《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玉兰花，也属于以上的范畴。不同的是，还有一层假托，或者也可以认为这是他作品中一贯的象征手法。主人公是劳改场被冤枉的犯人，1976年清明节（这一天在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他想在周总理灵前献上一朵白花。但是造反派把白纸都藏起来了，于是他想摘取监狱大墙外的玉兰花。但在梯子后面隐藏着阴谋，登上梯子的主人公被以越狱逃跑的罪名枪杀了。鲜血染红了刚刚摘下的两枝玉兰花。
从现象上来看，这是两枝献给周总理的花。但在作品的后半部，作家详细地描写了主人公想摘花的心理和行动。纯洁的玉兰花，象征着主人公——革命干部的纯洁，并不是单单写花。
第二，最有代表性的是《梧桐雨》中的法国梧桐林。故事的一系列情节，都在梧桐林里展开：主人公的恋爱、定情，突然收到绝交信时的痛苦，从极度苦痛到言归于好……在“文化大革命”中，主人公的父亲——报社的总编辑，曾被当年的红卫兵——主人公的女朋友，在脖子上挂上铅条，坐“喷气式飞机”几小时，而导致骨质增生的剧痛，但这位老干部不念旧恶，并以自己年轻时犯错误的痛苦教训安慰和鼓励女医生。梧桐林里埋藏着青年的爱和悔恨。作者把个人的怨恨，升华为历史的教训。体恤主人公心情的父亲，是中国社会或者时代的优秀代表。霏霏细雨，恰到好处地衬托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以及主人公的心情，增加了抒情气氛。
《泥泞》中的苦菜花，用书中女主人公的话来说：“别看这小东西，开在路边，显得那么瘦弱；可是风雨一来，芍药、牡丹，都要对着风弯腰点头，甚至被风吹折了枝茎，只有这苦菜花，生在冬末，出土在阳春，浑身上下的枝枝蔓蔓，都是苦浆苦液；它小小身子紧挨着出生它的土地，在风雨里它也挺直它的身腰……”这是女主人公向她的恋人——后来的丈夫，讲自己。
女主人公凤妮在1949年解放前夕，沦落到妓院，被高水救出后参加了革命，成为革命干部。十年以后，凤妮当了农场场长，与送来改造的“右派”分子高水相遇。凤妮由于受牵连，和与高水结婚等原因，屡遭不幸。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怀孕的凤妮被揪斗，和婴儿一起死了。
《洁白的睡莲花》中的睡莲花，象征着少女的心。《心河》中的一口袋核桃，象征着山西农村教师的淳朴和对老干部的热爱。
从维熙的作品中，还有很多花。他为什么要写花呢？诚然，花是美丽的，但这许多花意味着什么呢？
在《静静的夏夜》中，玫瑰花开在漂粉车间里。外号叫“花鸟博士”的化学工程师，精心培育着玫瑰花。在那里，被“文革”派操纵的“我”，以篮球运动员的敏捷，打碎了花盆。这时，工厂内充满了氯气。玫瑰花在这里实际上是监视氯气的雷达。但对于把知识看成是罪恶，把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的“文革”派来说，玫瑰花象征着知识分子们最后固守的阵地。作者在这里说：“这么多年，尽管花和资产阶级的感情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但不知为什么，花鸟虫鱼一类的东西，总是软绵绵不健康的象征。”
中国的现代文学，从40年代的延安时代开始，就制定了用现实主义手法、以反映工农兵为主的方针。1956年到1957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涌现了一些揭露官僚主义、从正面描写恋爱和知识分子的作品。但在反右斗争中，这些作品马上被否定了。后来的文学作品，大都是描写农村、工厂的新生活，塑造新人物。在“文革”中，这种思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现实主义被诋毁了。
近几年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策下，专业知识受到重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文学作品中，重新出现了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受到政府鼓励。现在，中国正在重新认识1957年以后的历史。从维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回到了文坛。他们这代作家认为这是“时代的召唤”。
从从维熙个人情况来看，在他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北洋工学院的学生，1937年病故。在新中国，他不算出身最好的人，因为他不是出生在贫农的家庭。由于经济上拮据，他在北京师范学校学习时，全部依靠国家的助学金。他的经历，决定了他在开始创作的时候，虽然对新中国充满了深爱，但由于对社会生活理解不深，作品常常是赤子的歌。
毕业后，他当了小学教师，后来又做新闻记者兼作家。正在他展翅高飞的时候，却掉入了泥潭。在谈起那二十年生活的时候，刘绍棠曾说：“作为一个作家，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创作素材，但是，换取这些素材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引自《从维熙剪影》）这句话，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是说不出来的。
二十年的苦难生涯，确实对从维熙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以劳改农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他是带着悲愤慷慨之情，描写那些被历史捉弄的人，结局也大多是悲剧性的。他为作品中的那些人物，献上了自己的鲜花。
由此看来，他作品中的花，是献给在历史转折时期中悲愤而死的人们，是对受难者的一首挽歌，是献给幸存者的赞歌。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使真、善、美重新登上文坛。
从维熙作品中的花，既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又有个人艺术的追求，是他全部美学观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一方面期望他继续描写花，一方面又希望他不忘由热爱维克多·雨果而踏上文学道路的初衷，并不仅仅只描写花。他的天性和笔调是适于描写知识分子的，但他的创作道路是艰巨而遥远的。
从维熙把自己的创作，比作攀登珠穆朗玛峰，只有勇往直前，才能有所成功。那么，对于人生的理解呢？他与妻子一起承受了二十年的苦难，他是个乐天的强者。在《静静的夏夜》中，他用主人公的嘴，说出了萨克雷的话，人应当蔑视一切困难：“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
1981年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