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维熙】

    张贤亮

    一般所谓“认识”某一个人，脑子里多半是见他面后的形象，这形象里不但包括他目前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恐怕起重要作用的，还在对他过去的了解上。初次相识，甚至是在经常的交往中，很少有人相互关心对方过去的经历，并用过去的经历来丰富对对方的印象。但是，我想，所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密切，交游频繁，嘘寒问暖，直至达到彼此关照，互进忠言，固然是友情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不断地“逆反”到对方的过去，熟知对方过去的经历，进而能谅解对方现在已经形成的坏脾气和种种小毛病，却是友情能够发展的基础。常说的“一见如故”的“故”，主要就是这种“逆反”因素起了作用吧。

    维熙，现在是著名作家了，身兼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及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大约还有一串叮叮当当的其他头衔，在人跟前一站，矮墩墩的，方方正正的，倒有那么一点凛然不可冒犯的气势；经常出访，履及天涯，云来雾去，出将入相，确也有“汉宫威仪”。虽然说话有点磕巴，反而更显得他如三国时的邓艾，城府深沉而外表忠厚。但是，有几个人知道他过去的那副模样呢？当然，现在知道他历史的人很多，他的绝大部分读者都知道他过去是个“劳改犯”，然而，又有几人能够想象并且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呢？

    我是能够的。

    认识维熙，还是通过国文的。国文说我非认识此人不可。我偏居一隅，地近不毛，苦心经营而又甘于淡泊，既无求师之心，亦无攀附之意，笑骂任人笑骂，小说我自为之。我想，没有一个人是我非认识不可的。但在一次什么文学讨论会上，终于被国文强拉了去介绍，国文笑着说是“大墙文学”的两个方面军会合了。而我们两人一握手之间，却也马上对上了劳改队的黑话和切口，形同两个“越狱犯”在车站搭上了线，话不用多，一斜眼、一皱眉、一耸鼻、一歪嘴，就能知道是志同道合，可以结伴同行的。什么“文学流派”啦，什么“创作方法”啦，什么“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前途”啦，种种大道理都不用讲，“哥儿们，撒丫子吧！”的确，在现在，对于我们这样从铁门里出来的人来说，“黄金时代”是从我们改正“右派”的那一天就开始的，并不必等到重申“创作自由”之后。

    可惜的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他身居京华，我蛰于西北。见面，多半是在各种各样的会上。人有了一点名，在人前仿佛总要摆出一副人模狗样的面孔来，否则就会被人认为有失体统。但孙悟空当了弼马温，却不时地会露出猢狲的屁股。我们经常关起房门，邀上三两知己，拾起那套黑色的行头，重新扮演劳改犯的角色。长期从事一项“职业”的人，退休以后，积习难改，梦寐之中，回味无穷。我们几个“老右”，不知怎么，倒常常怀着深长的情愫，回忆我们一生中最倒霉的时刻：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浅斟低唱，击节吟叹，感慨万千。萧萧芦苇，粼粼秋水，土路夕阳，黑衣如蚁，“班长”的吆喝，犯人的“报告”，叮叮当当的开锁声，淅淅沥沥的尿桶音……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有我辈赶上了“史无前例”，真不禁令人怆然而涕下了。

    后来，听说有人对维熙的作品颇有非议，主要好像在于他那执拗的主题所引起——爱国爱得近于偏执，坚贞坚得不近人情。对他作品的艺术性，我不敢说什么，大家都在探索，车走直线相飞田，各尽其能罢了。而他的思想，以及他怎样形成的这种思想，我自信还是理解的。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我的作品提出批评，认为一个劳改犯还不断地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大段大段地引证，看来也在常理之外。诚然，当若干年之后，“国家”已经消亡；当若干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已作为科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那时再来看我们当代人的生活及思想，我们的确有被后代人诧异和同情甚至怜悯之处。然而，我们又的的确确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是这样思想过的。“二桃杀三士”的悲剧，在今天是绝不会重演了，人人会以为那不过是三个大傻瓜，但那又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二十余年在大墙之中，不但没有颓废、没有死掉，出来以后，还能在人才济济的文坛扑腾几下，如果没有信仰，没有希望，没有理想，如果从不思考，从不追求，可能吗？作品不仅要给当代人看，还要留给后人；文学不仅要表现人物怎样想，还要表现人物想什么。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其实是相通的，不能因为历史的发展而用艺术的手段改变某一段过程的色彩，那段历史是悲剧也好、正剧也好、闹剧也好，它都要全面地再现出来。尽管后代人看来也许恰恰相反：悲剧变成了喜剧，闹剧变成了悲剧。翻读维熙的作品，我常有这样的感觉，若干年以后，它们可能会逐渐失去艺术上的价值，但历史的价值会越来越重要。“你看吧，当初有人就是这样地‘傻’！”而我又觉得，后代人会比我们这一代人聪明得多，也宽厚得多。他们会从这些真实的记录中得出他们的看法。

    曲折的历史扭曲了人的心灵，阳光越强烈，阴影越浓重。现在，我们多么向往安徒生和格林童话的笔调中流露出来的纯真的童心，多么向往那种在高山流水之间的、毫无瑕疵与杂质的人的性灵。这是我和维熙谈过的话题。我们没有谈多少。我只记得在北戴河宾馆的凉亭里，我们默默地吸烟，相对而坐。晚风习习，海涛阵阵，一曲《静静的湖泊》，似有似无，三五渔家的灯火，若隐若现。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舒展开来的心似乎会矫枉过正，伤口虽然平复，疤痕却褪不尽；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受了损伤后会完全复原的。有人说我们在痛苦中得到了许多，说这段经历是文学的财富。但只有我们才知道、才掂量得出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失去了多少；而得到的东西当中，又有许多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无须得到的。当然，负担也是一种人生。可是，负担同时也是一个界定。

    维熙比我勤奋，比我积极，几乎以高于我一倍的速度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他有那样的生活准备，也有那样洋溢的才气来谱写大墙的史诗。而我常常不忍卒读，它使我心头隐隐作痛。对于读者来说是很新鲜的东西，在我是太熟悉了。所以，我觉得当代有些读者和评论家不理解他，倒是情有可原。我们大家都经历过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与维熙之辈又是特殊中的特殊。但在大家都强调自己的时候，个人却很难看出与他人的区别。其实，在一场全民的大灾难中，了解与同情并不在于认同，恰恰在于区别。我想，只有后代人客观地把我们整整一代都当作一个断层来研究，才能看出断层的各个部分承受过的压力并不均衡。

    维熙的作品是能够流传下去的。

    可是，我不赞赏他的是，他的笔调似乎少了一点幽默感。他太认真。这使我想到他在那种情况下可能会比我更痛苦，也比我坚定和沉稳。这样认真、这样坚定和沉稳地对付荒谬的生活可真不易！他不会是大墙中的老油条。我能想象得出他穿着黑色的烂棉袄，腰上系根草绳，戴着没檐的两耳风帽，趿拉着掉了帮的橡胶鞋，在“晚点名”队列中哆嗦，而脑子里却自以为负教化天下之大任、万物皆备于我的那副可笑模样。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但这种人都一个个地死去，他却活了下来，并且还一部部地写书，真可谓是个奇迹！

    我与骥才去美国之前，维熙托一位北京的医学专家陈敏华同志来宁夏讲学之便，为我检查身体。躺在检查台上，陈大夫拿着听诊器寻找我的心，我突然想到维熙的心肯定比我完整，也容易找得多，它就在解剖学给它规定的那个位置，并且总是有规律地跳动。而我的心却早已破成碎片，残骸布满全身。所以维熙的作品中多是动人的真实的故事，我的作品只不过是一堆纷乱的感觉。

    写到这里，我把这篇短文从头看了一遍，发觉似乎不太像人物专访或报告文学之类的文章。虚的东西多，实的东西少；写的是我的心情、我的感受，并且调子仿佛也不够“高亢”。我突然想到，《文汇月刊》要我来写维熙，实在是找错了人。关系太密切，彼此太了解，反而无话可说，写不出东西来。一个陌生的记者去采访维熙，他的一举一动，只字片语，可能都是新鲜的，会给记者留下强烈的印象，让他写出洋洋万言。而“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点”既可作为动词，也可作为量词。相互心灵的交流，仅在这“一点”之间。在白纸上落下黑字，靠的是水分来洇化它。所以我倒认为，短文章比长文章瓷实。在美国的四个月中，在风雨之夜辗转不眠的时刻，我经常想到国内的好友。维熙当然是其中之一。但他对我说过什么，他为我做过什么，却统统忘却了，只是他的影子给我宁静和暖意，加深我的归思。友情，重要的是在“情”字上，友情深厚了，外在的具象会逐渐消失。这点，因我蛰居于相对来说荒凉的西北，体会更深刻。在远离京沪闹市的银川小巷里，只要听到维熙和其他几个名字，我就会莫名地激动。但为什么会激动，他的哪一点哪一件事使我激动，我又说不上来。维熙和几个好友，已经成了使我激动的信号，这大约也是一种条件反射吧。

    这次来北京开全国政协会，因为住处离城较远，我们没有见几次面，但每天晚上都通电话。在电话中无非神聊，海阔天空。我一拿起听筒，维熙总是劈头问我：“你在干啥呢？”“你在想什么呢？”有一次他又如是问，我说：“我想死！”他听了竟大吃一惊，劝我半天。我捏着听筒，能想象得出他那严肃诚挚的表情，不禁暗暗好笑。可是觉得维熙的生活态度比我积极。他说我是“吃饱了撑的”！那么，他就是在吃饱的时候能完全进入“饱”的状态了。所以，他现在是充实的。而我又感到他还是不充实的好。艺术绝对需要焦灼、不安、烦躁、苦闷、冲动、空虚感、孤独感。这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从骨头里向外散发出的悲凉。但他这样一个稳定的人，又怎能使他空虚得起来？

    维熙肯定比我活得长。我现在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他也就欠了我一笔文债；待我死后，我想他是会写篇祭文还我的。他是这样一个丁是丁、卯是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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