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去来兮——文寄友人张贤亮】

    从维熙

    贤亮：

    近日，选编自己将在“华艺”出版的八卷文集，翻箱倒柜之际，找出来一篇牵动我思绪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是贤亮你写的《我写维熙》。在这篇文章之尾，你梦呓般地留下这么一段文字：“维熙肯定比我活得长。我现在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他也就欠了我一笔文债；待我死后，我想他是会写篇祭文还我的。他是这样一个丁是丁、卯是卯的人。”

    重读这篇使我勃然情动的文章，我沉思良久。恍惚中，你仿佛从那已然褪色发黄的纸面上走了出来，在与我陈谈昔日在劳改队那些寒酸窘迫的往事，重唱那支你我都会唱的歌：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俱往矣，你这篇文章至今发表已经八年多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今年已经步入了六十岁的花甲之庚。可是，你依然活着，而且活得似乎十分来劲。看起来，写你的一纸祭文还遥遥无期，索性提前偿还我拖欠你的文债吧！如何？

    最近一次见到你，也有近一年的光景了。那大概是在1994年6月的一个晚上，在那座人工雕饰出假山假水的文采阁露天餐厅，我为出访美国一事与加州杨华莎女士面晤时，老弟你飘然而至。衣着当然是名牌，谈笑依然如故，但是使我内心隐隐作痛的，是你大谈商海经以及宁夏西部影城，在“涛声依旧如故”之中，似乎少了点对文学雨丝的情致。你拿出一沓在时尚中流行的什么“经理”“董事长”的名片给我。我当时的内心感悟是：那好像不仅是一张纸片，而且是一座昔日你我都曾见过的“大墙”，一下子把你我之间的情谊隔开了。我调侃你说：“噢！真了不起，看样子你在商海也如鱼得水。”我还对你说起，我曾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题为《时间》的文章，大意是说中国或许不缺张贤亮这样的经理、总裁，而缺少从死亡线上活下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写出《绿化树》《烦恼就是智慧》《习惯死亡》的张贤亮，是有希望、也有能量问鼎这项文学皇冠的。这话是我的心声，在北戴河海滨你我以及文夫、国文、张洁相处的那段美好的日子，你虽然常去海边浪漫地“吸精神鸦片”（引张洁写我的文章中，对贤亮的用词），但朋友们都对你寄予这种厚望。你有不凡的才华，又在多年劳改生活中有了一口属于你的深井，如果你能像绞水那么紧摇辘轳，不断汲上来一斗斗沉积着历史苦涩的浆汁，说不定在你的那方沃土上，真的能浇灌出一个“陀翁”来呢！

    但是，在那片假山假水旁的餐桌上，你仿佛把这一切都忘记了。真的。当你谈及你还要找你经管的宾馆内服务员谈话，告诉她们不要干涉在宾馆下榻旅客的个人生活问题时，我觉得你不仅仅远远疏离了文学，而且是在另一生活领域中浪费着你本身赋有的才情。你在《我写维熙》这篇文章中，曾谈及你我从改正错划“右派”那一刻起，创作的黄金季节已经到来，而无须等到重申“创作自由”的政策之后。之所以如此，我想这是多年来地火岩浆燃烧于你我之腹地，从而产生你我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井喷。这里，我之所以要重提往事，意义不在于忆旧，而在于对今天和明天的提示。

    时间这个悭吝的老人，是最严酷无情的，上自达官权贵，下至百姓庶民，它都给予一次生命的轮回。你老弟也不能例外。不能一只手在商海泛舟，另一只手创造文学奇迹。记得，昔日我读过洛克菲勒的历史传记，他在创业时期，精神可以专注到不看报纸、不听新闻，对事业痴迷到忘记一切的地步。那么，你在无情的时间剪刀差面前，到底要干些什么呢？自古以来，“仕”与“士”不能在一颗灵肉内为伍，难道“士”与“商”就能灵肉合一吗？

    近两年来，我以难友加诤友的目光，关注着你的行踪。在报纸杂志上倒是能不断看到你的“高大形象”，但都属于宣传媒体的商业行为的报道文字。你的诗歌难道死了？不要忘记你是因写诗而中箭落马于1957年的。你的小说是在怀胎，还是正在分娩？最近，我终于从一张文摘之类的报纸上看到你今年要写完一部长篇小说的消息。虽然是只言片语，我却为这条短讯而感到欣悦。

    鱼和熊掌兼而得之之士，自古至今近乎零。我祝贺你下海（你说是为振兴宁夏文化）的勇敢和智慧，但同样为你浪费文学才情而惋惜。因为你说过，我肯定要比你活得更长，那么你就得更珍惜一点时间，你似乎更应该积极地消费余热余光了！对吗？

    我提及的“积极消费”的注释，就是奉劝老弟把更多的光阴消费到文学上来。你比我有灵气，但比我更容易被时尚雕琢。当亚当和夏娃制造人类时，就遗留下这样的人生不等式。今年暮春，国文、叶楠、燕祥、长天、张炜等一批文友聚首黄山。听说黄山之行是你提议的，你在京期间，你我还在电话中相约在黄山见面。不知缘起何故，你突然改弦易辙，从上海开完作协主席团会议之后，便飞回宁夏。据云，又是你的公司要你马上回去。

    如此看来，从商也并非像老弟你说的那么潇洒。一只手经商，一只手从文，本身就是个神话。退一步说，即使你是想以从商“寻找第二职业”的文学感悟，似乎也为时过晚了一点：张炜、苏童、叶兆言、刘震云、陈染、林白等升起在文坛的一批新星，如果去尝试“第二种感觉”，也许还不失其可以赢得的时间；对于你我这样年纪的作家而言，这个想法近乎一种非文非诗的孟浪。

    我感觉贤亮你太贴近时尚了。这种贴近对你的文学创作来说，不仅没有什么益处，反而是对你满腹才情的自戕。大概是在80年代后期，你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讨论文学问题的文章。当时你在文章中，就把你推崇的《第三次浪潮》中的经济弦韵，引进了文学主体。我不否认经济与文化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的内在关系，但经济毕竟不是文化，从商不等于从文。记得当时我就忧心地对国文兄说过：“这小子要下海，海水是又苦又咸的，我去过西沙群岛，知道海的性格。”国文兄也无可奈何地感叹道：“这小子天马行空，随意性太强，劝说怕是无用的。人各有志，干脆由他去吧！”

    几年来，你辛辛苦苦像鸟儿筑巢一般，建立起西部影城的雏形。我在美国游览好莱坞影城时，突然想起了老弟拿给我看过的你的影城广告画片：几座古老茅屋，几个酒瓮，还有一些中国西部荒漠的舞台道具……这条路太遥远了，面对无所不有的好莱坞，我当真既为你勇于开拓的精神而产生一点点兴奋，又为你失落太多的时间和应该诞生的大部头作品而悲凉。

    你说过，你不想当富翁。这话是指物质的占有而言，还是指精神富有而言？还是二者都不囊括在内？那么贤亮老弟你灵肉里的罗盘指针，到底定位在人生经纬的哪个刻度上呢？

    在这十几年光景中，你我曾数次相聚。每次你来我家，不仅激起我感情的冲击波，更使我产生创作上知难而进的勇敢。也许我们是挚友加难友的关系，没有流行于世的“文人相轻”，只有“文人相重”。也许正是因为后者，我昨夜重读你的《我写维熙》之后，才决定推开堆满案头的文集编选文稿，提笔给你写这封长信。

    我想看到的张贤亮，是文学新时期初潮时在文学之海里弄潮扬帆的张贤亮，而不是因为商业行为导致冬眠的张贤亮！

    当然，你也可能正在为第二次文学冲刺做种种准备，像曾经拿下“世界跳高冠军”金牌的朱建华那样，在冲刺之前，总要先退后几步以积蓄生命热能，然后飞身跳过生命之高杆。但愿如此。但即使如此，日落留给黄昏的时间，也不是慷慨的。曾使中国乒坛扬眉吐气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曾留下“人生能有几次搏”的感悟之言，作家的才情虽然与体坛名将的技能相比，生命力要持久一些，但它也不是无限的、永恒的——世界上曾有过以“日不落”命名的“大不列颠”，自然界的万物却没有“日不落”的童话。

    贤亮，寄去的是挚友的一片真情和诤友的忠诚心声。记得，好像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的话：“鲜花与荣誉对比友人的诤言来说，我愿意把后者送给别人。”但愿贤亮老弟能有这种风采。我之所以如此为之，只有一个根本原因：我把你看得比我重。这是实话。

    信长情长。

    望自珍重处之！

    1995年5月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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