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她外表懦弱，她是个很坚强的人。我们是一度同路的朋友，将来也想保持这种关系。
“她不一定愿意。”
“那怎么办呢？”
“她命运也够苦的！”
“苦瓜未必都能长在一棵蔓上啊！老弟！”
“我了解你的固执。”
“这种固执很廉价吗？”
“它很可贵。”我说，“但是你应当看到，因为过去的畸形政治而逃遁国外的人，有的今天回国参加建设……”
“我尊敬这些同志的回归，像尊敬陶莹莹一样。”他打断我的话说，“可是尊敬毕竟不是感情，我是和你谈我和她的爱情问题。”
我陷入了苦思之中。
“我几次去农场看她，她对我说她想离开这儿回砖场去。我告诉她，你最近要来河滨小镇，她说她很想见你一面；现在她正在学校宿舍等候我们。”
列车喘着气，终于在濒临黄河的小站上停下来。
范汉儒替我提着旅行包，我俩匆匆走下被初雪覆盖着的站台。当我们来到他这间宿舍时，他的办公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大概是怕凉了，饭菜上都扣着盘子和饭碗——但她却不见了。
范汉儒去厨房——没有。
范汉儒呼喊她的名字——没有回应。
我突然从桌上的小闹钟下发现了一张信笺：
汉儒、叶涛：
原谅我不辞而别吧！
我很怕见你们——虽然我很渴望和你们在一起；但我走错了一步，无颜以对“江东父老”了。
我对不起祖国！
我愧对生养的父母！
父母和我断绝了关系，是他们洁身自好，我很崇敬他们的行动。昨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姜政委转给我的一张原机关重新审查我问题的结论：划我右派是错误的，但我的出逃同样是错误的。考虑到我的出逃“事出有因”，决定恢复我的公职——成为农场正式的医生。对着这张打字纸，我哭了；我不是委屈，而是感到无地自容。祖国宽恕了我，但我不能宽恕我自己。老范那两句话说得多么好啊！“别的错误都可以犯了再改，唯独对于祖国……”我，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了不能自我宽恕的罪过。今天早晨，我来小镇以前，拿着我的结论去找了姜政委；你们能猜测到，我是请求他把我调走的。去哪儿？哪儿都行，只要离开河滨农场。姜政委最初很犹豫，但他理解了我的痛苦之后，当即和砖场通了电话，决定下午用吉普车把我送回砖场。
汉儒、叶涛同志，我从砖场到河滨农场来，就是个错误。现在，理智告诉我，与其和老范离得这么近，不如远在天涯的好。今天，我怀着矛盾的心情来小镇和老范诀别，当然想见叶涛一面，但是见了叶涛我该说些什么呢！讲我为什么怕水——我是在出逃时的国界界河中被捕的；讲我为什么从不去黄河边上散步——我是黄河的不肖子孙！我很珍视汉儒同志给予我的感情，但我没有资格来获得！希望你们从头脑里抹去陶莹莹的影子吧！
我走了。
你们不要再返回农场来送我。来小镇前，我已收拾好了自己的行囊，回农场后即刻奔赴晋北砖场。原谅我，使老范为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但我要说，我不是存心欺骗一颗赤诚的心，而是因为我的错误实在难以启齿……
祝你们重逢愉快！
祝老范能获得幸福！
陶莹莹行前匆匆
宿舍内静极了，静极了……
只有桌上的小闹钟，在滴答滴答地鸣响着。
我们没有心情吃陶莹莹给我们准备下的午饭，一口气跑上黄河大堤。是想寻觅陶莹莹的踪影呢，还是想抒发一下感慨万千的情怀呢，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我们站在我们伟大的母亲——滚滚东流的黄河之畔，极目眺望着被初雪覆盖了的原野。
雪越下越大了……
天是白的。
地是白的。
片片晶莹的雪花溶入了黄河，汇成黄河的身影，织成了黄河的年轮，铸造成了黄河的精灵。
我们两个“雪人”久久地站在雪地上，静听着黄河的涛声。它像述说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儿女的故事一样，奔腾咆哮地从我们脚下流淌而过，一直奔向东南……
1983年9月于北京
【泥泞】
把苦酒
——泼在我们的身后！
把甘露
——洒向我们的前头……
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进入了夜间行车。
硬席卧铺车厢里的大灯熄灭了，只留下卧铺下的几盏暗灯吐着清幽幽的微光；整个车厢的乘客，在列车有规律的轻轻摇摆中渐渐入睡了……
我，不知因为什么，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思绪就像车轮之下的铁轨，延伸得无限遥远……我想起从风华少年到严峻中年的生命脚步：生活激流中的沉浮，历史狂涛中的漂泊，人海行舟的风浪，泥泞路上的跋涉。1957—1978年，二十一年的风雨里程，波卷浪涌般地冲向我的记忆闸门……也许是由于我感情上的脆弱吧，我简直难以支撑这些苦难记忆的重压，索性从卧铺上坐起来，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
“同志！对个火吧！”
好像在十分遥远的地方，有人对我说话。我下意识地转过头来，静了静木然的脑子，我看清了，要求和我对火的人，并不遥远，就是我对面铺位上的乘客。
我把打火机递给他，同时内疚地望了这个旅伴一眼。心想：一定是由于自己不小心，惊扰了人家的甜睡，便带有歉意地说：“您睡吧！我不会再打扰您了。”
他把打火机还给我，解疑地说：“我早就坐在这里了，自己睡不着，和你没有一点关系。”
呵！又是一个失眠者！我们两个人吸着烟，情不自禁地攀谈起来。
我说：“火车的摇摆等于催眠，您怎么……”
我对面的旅伴，从嘴里吐出一股浓浓的烟雾，感慨地说：“我二十一年没坐火车了，很不习惯。”
二十一年！这好像沟通我们两颗心灵的一句潜台词；我不自觉睁大眼睛，向坐在对面铺位上的旅伴望去。灯光幽暗，加上浓浓的烟雾，我无法看清我旅伴的那张脸；但白天他上火车时的情景，却闪电般地涌现在我的面前：他是从徐州车站上来的硬卧乘客，穿着一身褴褛不堪的蓝棉制服；虽然，此时正是寒冬时节，脚下却穿着一双矮帮的草绿色球鞋。他手里没拿多少东西，好像只有一个画夹和一个小小背包，他把它们放在卧铺床头后，没和车厢的旅伴寒暄一句，就靠在卧铺的毛毯上闭合了眼睛。他似乎很疲累，但又不想立刻入睡，他那沾满尘土的睫毛，微微眨动着，像是回忆着烟云般流逝的往事，谁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呢，怪人！
更加引起我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当列车缓缓开出徐州车站之后，我对面铺位上的旅伴，从厕所解手出来，不小心，厕所的门钩钩在他的棉袄上，“刺啦——”一声，棉袄被撕开一道口子。虽然，这声音不高，但车厢里的乘客都情不自禁地朝他望去；他微微显得有点尴尬，把撕碎的布条，往污黑的棉絮里塞了塞，走回铺位上来。也许是他中枢神经的条件反射——他怕脸上那副断了腿的眼镜，再出什么纰漏，便把缠在眼镜腿上的胶布捏了又捏，然后比较放心地戴在鼻梁上，把视线投向车窗之外……我默默地打量着我对面这个旅伴：高个头，方圆脸，虽然满脸尘埃，仍然掩盖不住他的书卷气质；再加上那副断腿的眼镜，使人想到他是个老知识分子；但从他那开花棉袄和脚上那双鞋子去推断，他和一个赶集上店的农民，没有任何差别……
夜车在全速前进，在滚滚车轮声中，我的心神完全沉浸在对这个失眠旅伴的剖析之中，从他的气质和装束上，特别是从“二十一年没坐火车了”这句话去猜测，很可能和我一样——是个1957年错划了的右派，奉召回北京工作的。为了考核我的推论是否正确，我以主攻者的姿态，向他提出询问：
“同志！二十一年之前，您在哪儿工作？”
“北京。”
“北京什么部门？”
“在一个艺术院校！”
“怎么到了安徽？”
“……”他沉默了片刻，把头转向了我。
车厢的暗灯，洒出朦朦胧胧的微光，我无法看清他的面部表情，但我的第六感觉，似乎感到他那一双眼睛，正在探索地望着我。为了消除这种不安，我主动告诉他我的简况：原来是搞文学创作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现在是带着平反改正的调函，回故乡北京去工作……
我的话还没说完，手就被他的一双大手紧紧握住了。这是怎么样的一双手啊！掌心长着锉刀一样的老茧，直到我感到骨节都有些疼痛了，他才把手松开。还要向他询问什么呢？他的一双滚烫的手，已经向我倾诉了无声的、最真挚的语言，已经回答了我的全部询问，我递给他一支烟，轻声地说：“来吧！再吸一支！”
“不要抽了！喝一杯吧！”他从破旧的棉衣兜里，掏出一小瓶“洋河大曲”，摆在我们铺位之间的小桌上。
在卧铺车厢的一片鼾声中，我俩轻轻地碰了杯。
我激动地说：“感谢党……”
他喉头颤抖着说：“仅在一点上，我感谢林彪、‘四人帮’！没有这些‘左’得出奇的动物，教育了我们的人民，历史——怎么能这么快就辨出忠奸，识透良莠！”说着，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几杯热酒下肚之后，我的旅伴再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双手托着脸腮，胳膊支在小桌上，向我谈起他的生活遭遇，谈起占据他生命重要位置的一个女共产党员，我渐渐地忘记了我个人的痛苦和不幸……
一
该从哪儿说起呢？从我认识她那一天说起吧！
那是在1946年底，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像开天的春雷，向人们预报着春天并不遥远了。北京（当时叫北平）——这个国民党盘踞的巢穴，表面上依然是醉生梦死、歌舞升平；但靡靡之音的旋律里夹杂着警车的尖厉噪音，国民党军统局，对地下党进行疯狂的逮捕。
我当年十九岁，是国立艺专的学生，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们支部被破获，几个同志被装进了囚车。我记得那正是初冬时节，天空飘落着零星的雪花，我刚给一家电影院画完广告画，带着满身的油彩走出影院门口，一辆三轮车的铜铃“丁零丁零”地在我身旁响了四下——这是交通员送来的危急信号。随着这急促的铃声，一辆挂着棉帘的三轮车，停到我的身边。交通员一挑棉帘：“起风了，快上车吧！”我刚刚坐进三轮车里，一辆警车便停到影院门口，从车上跳下来十几个持枪的便衣，冲进了电影院。
三轮车在狭窄的马路上疾驶着。
我隔着棉帘，轻声地问：“去哪儿？”
“恒泰——”
恒泰粮店坐落在前门外珠市口一条小巷拐角的地方，“二掌柜的”是我们支部的领导人。傍晚时分，街道上已经亮起盏盏灯火，车停在粮店门口，我轻轻地叩打粮店板门。门开了，谁能想到迎接我的不是领导同志，而是闪亮的枪口。
我好在血气方刚，扭身擦墙就跑。
地下交通员显然也被这突然变化惊呆了，但经过紧张的刹那思考之后，立刻装出追我的样子，张着两只手嚷道：“哎！哎！这位顾客怎么不给车钱就跑？”他高扬着两只手，实际上是拦挡着追击我的特务，给我争取脱身的时间。
借着这片刻混乱，我拐出小巷顺着前门大街往南飞跑。“砰——砰——”的枪声，在我身后响着，子弹打在我身旁的电线杆上，溅起了股股火星。
“抓共党——”
“抓匪谍——”
追击我的特务在我身后狂喊着。
老弟！我真要感谢前门外那破烂的地理条件。没有那么多七枝八杈的小胡同，老弟！我1957年当不了右派，今天也就跟你喝不上这杯灭妖酒——我早就去找马克思报到去了；但是珠市口附近偏偏有那么多小胡同，仗着天黑，我东绕西拐，见一家大门亮着门灯，便一闪身躲了进去。
我靠在房角的阴影里，开始打量这个院子，房子都是单间，每间房子里都亮着灯火。天哪！我是跑到哪儿来了？是旅店？不！旅店没有这样浓的脂粉气息。我静了静心思，听见一个留声机里正放着京剧《斩黄袍》的唱段：“孤王酒醉桃花宫……”
为了弄清环境，我朝靠近我那间屋子的窗帘空隙望去，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室内一个床榻上，躺着一个身穿花条睡衣、打着响雷般呼噜的家伙；一个年轻的姑娘，正站在地上默默垂泪……这一下，我明白了，这是人间地狱，是苦井的最底层。
我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之中，正想返身夺门而出，可是追踪我的特务在街巷上喊着：
“他钻进了八大胡同（八大胡同是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妓院集中的街道）。”
“搜！”
时间紧迫，再不容我有片刻的犹豫；我看看这个院子的院墙较矮，想翻过墙头跳进另一条小巷逃跑，但就在我双手攀住墙头时，不小心碰下来一块瓦。老弟！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意想不到一件小事，能影响你未来的全部生活；我如果没有碰掉那块瓦，翻墙出去，我就不会认识她了，但是偏偏碰掉了一块瓦，发出“叭”一声响。
“谁？”
一个穿着素花棉袄的姑娘，出现在我身旁，借着微弱的街灯光亮，我一眼看出，她就是刚才我看见的那个默默垂泪的姑娘。她顶多有十六七岁的样子，稚嫩的脸上挂着没有擦净的斑斑泪痕。
“我……我是一个油漆匠。”我说。
“到这‘下三处’干什么来？”她眉头微皱，一双大眼睛审视地望着我。
“我……我走错门了。”
“为什么不从门口退出去，偏要跳墙？”她追问着。
“……”我被她问得无言以答，张开嘴却说不出话。
“是个小偷？”
我摇摇头。
摇头之际，追踪我的特务呼喊声越来越近了，我顾不得再和这个姑娘答话，双手又攀住了墙头，想弓身跳上墙去，可是这个姑娘猛然拉住了我的胳膊，低声地问：“你是共产党？”她话音问得很轻，轻得就像一团棉花落地，但我听起来仍然像是九天惊雷。我既不点头，也不摇头，而是惊奇严肃地望着她。我心里想：这里有许多受摧残蹂躏的苦井姐妹，也许会指给我一条逃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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