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找到凤妮，我向南方许多城市的公安局发出了信函，请求当地有关单位帮助寻找；但是寄回来的信件，都使我失望，没有打探到一点关于她的消息。“凤妮也许真的在南下的途中牺牲了吧！”我在闲暇时，常常自问自答，“不，不会。说不定她在祖国的哪一个角落，也正在焦急地寻找我呢！”大概是1956年的初春，有一个从南方来北京的歌舞团，在首都剧场演出歌舞。我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丝寻找她的机会，我坐在前排座位上，用X光似的目光，仔细观察着每个跳舞的女演员。天哪！我突然屏住了呼吸，那个跳《采茶扑蝶》舞的头一个姑娘，不正是我日夜思念的石凤妮吗？我睁大眼睛望着望着，那身段，那脸庞，那双秋水一样深沉的眼睛……我几乎要兴奋地喊出声来：“凤妮——”但我到底还是控制住了自己，趁着大幕刚刚下垂，更换节目的时候，我离开座位匆匆走向后台，找到了那个窈窕秀气的女演员，可是人家对我笑了：“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姓石，也不是安徽凤阳人！”我脸涨得通红，连连向人家道歉。
我完全绝望了，我确信凤妮真的不在人世间了。但是鬼使神差，在那个历史车头拐弯的年代，我竟然和凤妮相逢了，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捉弄人……
三
之所以能和凤妮相遇，这要感谢反右派斗争。老弟！你也是1957年的受难者，一定会有特殊的体会。当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号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鸣放，帮助党整风；但是提了意见的，大都免不了被戴上一顶“右派”的“桂冠”，送去改造。
也许当时确实有少数资产阶级政客，想借鸣放之机来拔天安门广场的旗杆，这就应了中国古话中说的“泥鳅掀浪，虾米遭殃”，几十万热爱那面五星红旗的干部、学生倒了大霉。以我来说吧！因为我参加了地下党，我父亲母亲双双被国民党抓进监狱，一对老知识分子都没能活到祖国天亮就死在狱中。我在鸣放会上只不过给党委提了一点愿望——希望党委领导成员，不要甘居外行，每个成员都应当成为精通业务的能手。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观点，但是那些善于把辩证法变成“诡辩法”来使用的可敬“左派”，居然从我的话里嗅出了什么反党气味，说我的发言是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翻版，并由这个代数公式算出我“身在党内，心在党外，和社会上的右派遥相呼应，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我们学院那位以大老粗为荣的党委书记梁满，对我的发言敏感得像一株含羞草，认为我的意见是对他含沙射影地进行攻击，于是动员全院师生对我这个团委书记进行围剿。
老弟！不要认为“四人帮”践踏法律、砍杀民主的行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1957年反右斗争已经开始给他们铺了台阶。我们那位梁书记一声令下，人保科便对我进行了彻底清查。他们不但把我宿舍翻了个桌底朝天，还利用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动员所有的人，对我进行揭发。当然，生活中总是有一些把革命良心夹在胳肢窝里，在历史的风暴中顺风扬沙的投机商，可是多数同志，用正义的目光，用善良的微笑，用偶然相遇时的点头，表示对我的同情和支持。所以，我虽然接受审查，心里却非常坦然——因为我毕竟是经受过剑与火考验的党员。
可是我们那位满脸胡子茬儿、有着两个大颧骨的梁书记，不知是为了凑够右派的数字，还是什么原因，对我就像雷达追踪飞机一样，紧紧咬着不放。为了把我打成右派，梁书记竟然躬身到女职工宿舍，动员黄丽薇向我开炮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正是八月盛夏，窗外炎阳似火，会议室内热得如同一个蒸笼。我站在被审席上，一边擦汗一边静听着群众对我的揭发。混血儿黄丽薇从人群中站起来了，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一跳，按照我的逻辑推测，黄丽薇经过武装，她喷射出来的将是带着烈焰的子弹。
我静静地望着她，等待着她报复性的“射击”。
人，这个复杂的玩意儿真是难以捉摸，我万万想不到这位性格粗犷的混血儿——疯了一样追求爱情的黄丽薇，此刻竟然一反常态，变得那么懦弱；她在我的目光下，微微低下了头，以至她那淡黄色的头发垂下一绺，遮住她那白皙的脸。
看见她这样的神态，我倒觉得有些内疚了，暗暗谴责我自己；也许过去的日子里，我过多地看到她的一些外露的缺陷，没能发现即使是她这样一个女孩子，心田也有着善良的种子；像你们当时一个同行——“右派”诗人写的：“每个人内心都有待采的乌拉尔金玉。”
会场静得像一池死水，没有一点声音。全院师生都知道黄丽薇近乎疯狂地追求过我，也都知道我曾打过她一个耳光；人们很自然地对黄丽薇的会场表现，做出各种各样的判断。只有党委书记梁满，对这样的沉默，明显地表示出焦躁和不安；他从主持会议的席位上站起来，向黄丽薇问道：
“小黄，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黄丽薇甩了一下淡黄的头发，长出了两口气，好像是在平静着她狂乱的心情，又似借着这短暂的瞬间思考着该说些什么。忽然，她用憎恶的目光向梁满瞥了一瞥，那种目光就像那天对我充满敌意的劲头一模一样，这不但使我惊奇，整个批斗会场也为之震惊。党委书记的脸，像被针刺了一下，不觉微微晕红了片刻，他不等黄丽薇发言，便先发制人地开腔了：“小黄今天一定是身体不好，我们可以谅解她；但是我要告诉同志们，对高水问题的态度，是个立场问题。同志们！我请你们看一幅黑画，这幅画说明高水不但有反党言论，又有反党行动——”说着，他打开手中卷着的画纸。
我怔怔地朝那幅画望去，原来是我画的那幅《荷花魂》，那天被黄丽薇撕开拿走，此时不知道经过谁的手，已经裱糊在一块衬纸上。衬纸洁白无瑕，而那幅画的画面上一片泼墨的浓黑，色彩对比，顿觉黑白分明；加上从污泥中探出的花枝，托着一朵朝天怒放的红色花蕾，确有“万黑丛中一点红”的感觉。这对于不了解我那段生活遭遇的同志来说，确实困惑不解。
果然，这幅画带来了梁满所期待的效果，质问、批判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你解释一下这幅画什么意思？”
“为什么把背景抹得那么黑？”
“他在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大地漆黑一团！”
“那个红色花蕾是他高傲的思想写照！”
“不，那颗花蕾是代表先锋主义，他想摆脱党的领导，把团凌驾于党之上！”
“……”
在一片“轰炸”的声浪中，我开始准备解释这幅画和我的血肉关系了；但就在这时，黄丽薇从我的对面站了起来，高声地说：“还是叫我说吧！这幅画，是梁书记找我谈话时从我床前小桌上拿走的，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我的小桌上？因为……我用不着隐瞒我的感情，”她把手放在一起一伏的胸口上，似乎这样可以抑制她狂烈的心跳一样，“我很喜欢高水同志；这幅画能够冷却我的心——因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搞地下工作时，认识一个叫凤妮——”
刚讲到这里，她的话被打断了。一个戴着琥珀色眼镜的青年，他是党委会秘书，对着扩音器激动地喊道：“这是严肃的反右派斗争的会场，不是谈情说爱的公园和俱乐部。我建议，制止她的发言——”
会场顿时乱了，在一片议论声中，黄丽薇尖声地抗议着：“我要说，因为这幅画和这件事情有关。”可是她的发言马上被强大的炮火摧毁了，几个以最最革命自居的人，以最尖锐的词句、最犀利的语言，指出黄丽薇在为我开脱罪责，同情右派的人本身就是右派……
眼看这把火要从我身上烧到这个混血儿身上了，我感到如果再沉默，将是懦弱、自私的表现，我霍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让我自己来解释这张画吧！”
“不，”黄丽薇毫不退让地喊，“我有许多话要说，我……”
我当时不理解党委书记梁满为什么那么怕黄丽薇发言。我仔细地观察过他，黄丽薇在会场上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他的连锁反应。老弟，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在党委会上粗暴得像个家长，连点表面的民主也不装饰；这样一个武断专横的一家之长，却好像很怕这个混血姑娘的发言，不禁使我心中暗暗纳闷。眼前，这个野性的黄丽薇非要发言不可，简直使梁满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就像我们在电影里常看见的带兵连长挥手喊“冲啊”的架势一样，对着几个“积极分子”一挥手，惯于听任家长统治的“革命者”，便架着黄丽薇离开批斗会场。
之后的情形，你是可以料到的，一切轻重武器都对准了我。我请求发言，但仅仅说个事情开头，就被批判者打断了，“革命”口号震得我双耳欲聋：
“叫你检查反党罪行，谁叫你丑表功？”
“你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是抹不掉的！”
“你的黑画恶毒至极，是反党的大毒草！”
老弟，就是这样，我被划为党内右派。昔日严峻的斗争，成了我的右派罪状；一个共产党员对患难与共的战友的情思，成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我离开党，痛苦之深，你可想而知；更使我感到担忧的，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当时报纸每天刊登批判“右派”的消息，许多社会名流学者——他们是我们中的精华啊，都被装进历史的垃圾箱！
等待去劳动改造的那些日子，我还常常为黄丽薇担心。我虽不喜欢她，但她还是个有血性有良知的青年人；她有着布尔乔亚的狂热和幻想，这是时代和家庭的烙印，并不是她的罪过；我很怕她为了我的问题，也坠入“右派”泥沼。还算幸运，不知道哪颗吉星的照耀，院校墙上尽管出了她的大字报，把她画成黄头发高鼻梁的女鬼，但她没有和我们同乘一趟火车，被下放到遥远的南方山区去接受改造。
直到去劳动改造的头天晚上，我才了解了其中奥妙，黄丽薇所以幸免划为右派，原来有这么一摊子原因，说起来要脏你的耳朵，但我们这么多年，耳朵里已灌满了脏东西，想你不会忌讳的。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整理好行囊，准备接受命运的惩罚，到我应该去的那个地方去。为了朝气勃勃地迎接苦难，我上街去理了理头发，并且破天荒地抹了点头油，吹了风，然后，我沿着高大红墙漫步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来向伟大的北京辞行。北京——是我的故乡，北京——是把我引向革命的烽火摇篮；我在这儿带着胎毛呱呱坠地，我在这儿牙牙学语；长大了，我在这儿被持枪的特务追捕，我在这儿为清除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夜以继日地工作。可是明天，就在明天，我就要和养育我的故土、抚养我的党中央所在地告别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对着天安门我潸然泪下，一滴滴的泪珠，滴落在碧波粼粼的金水河……
踏着月光，穿过被夜风摇碎的树影，我走回到校舍里来，已经是深更午夜。我推开我宿舍的门，不由使我吃惊地停住脚步，一个围着浅蓝色头纱的姑娘，坐在我已经捆绑好的行囊上，她听见门响，骤然扭回头来，天哪！她竟是黄丽薇。
“你……这么晚……”
她从行囊上站起来，手指下意识地捏着头巾一角，一反粗犷的常态，低声地说：“听说你们要‘发配’了，来看看你，还有……”她似乎有很难出口的话要对我说，头微微地低下去，瞬息间，又勇敢地仰了起来，“还有，我……有对不起你的事情——”这个面孔白皙的姑娘，脸上泛起一片红晕。
看见她这个样子，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我说：“小黄！我应该向你道歉，上次……”
她眼角迸出泪花：“不，我该打，你该打我一百个耳光，打我一千个耳光，真的！”她像对自己有无尽的恨意那样，用手拉下那块包在头上的纱巾，在手里使劲揉着、搓着。
我对她感到茫然了，想来想去，一定是她怨恨自己，不该把那幅画交给梁满，因此安慰她说：“是不是为那幅《荷花魂》？”
“不！”她默默地摇着头，“那幅画不是我的过失，党委书记亲自去找我谈话，他从我的床头拿走那幅画，我没权利不给，可是他……”她把双手捂住了脸，坐在一把椅子上，似有难言之隐。
“小黄，他怎么？”我坐在她对面的床板上，感到自己呼吸有些异样的紧张。
“他……他……”黄丽薇突然把双手从脸上移开，挺直了胸脯，两束愠怒的目光，直直地注视着我说：“他说他爱我，要和他那解放区来的黑脸婆子离婚。他还死死抱着我吻我，我像你那天打我一个耳光一样，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高水！你知道，为什么非要把你划成右派不可吗？我揣摩他话里的意思是：全院右派划不够他的数字，把你打成右派，对他来说是公私两利！”
我再也忍耐不住，一下从床上站起来：“小黄，这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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