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觉心里一惊：“去干什么？”
“你还想象不到吗？”
我摇摇头。
黄丽薇用手掠了掠耳边的黄发，不屑地说：“他告诉我父亲母亲，以我在反右中的表现，划个右派已满够条件，但出于他对我的深切关心，已经把我保护下了。我父母是在钱眼里长大的，巴不得叫我攀上一个官儿，也许在这场交易中把我当成了商品，这多么可怕！说真话吧！我真愿意叫梁满也把我划成右派，明天和你搭一趟火车远走高飞！”显然，黄丽薇奔放的感情的火焰，把她自己烧着了，她说到后来，像是喊叫起来。
“小黄！你怎么能这么想？”我走到窗户前，关闭了玻璃窗，然后扭过身来严肃地对她说：“你应当很好地生活下去。当初，我把你看成布尔乔亚，是不够全面的；在你粗犷性格的背后，我看见你纯洁的心灵……”
我的话还没说完，她以我料想不到的速度，快步冲到我的面前，还没容我思考什么，她把我紧紧地抱在她的怀里，拼命地吻我的前额、面颊、眼睛和嘴角。我本想推开她，但我感到没有理由剥夺她仅有的一点点爱的权利；因而只是提示她说：“小黄！你冷静点！”她根本听不见我的耳语，微闭着双目，似乎在喃喃地自语着什么，然后面孔苍白地松开她的手臂，身子无力地靠在我的书桌上，喘着气对我说：“原谅我的荒唐吧，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思念着的凤妮，可是我无法控制我自己了。”
我提醒她，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我们都该休息去了。
她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带有歉意地告诉我，她不能这就走，因为她还没有谈到她愧对我的事情。我当时对她的话再一次感到茫然，但是她告诉我的那件事，使我深深地吃了一惊……老弟！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原来凤妮寻觅我行踪的信件，被黄丽薇扣住了，这个白皮肤的混血儿，在校团委会搞艺术行政兼文书工作，我的书信都要经过她的手，一个女孩纯粹出于嫉妒，竟然把凤妮的信藏了起来。
“快给我吧！小黄！”我伸出颤抖的手掌。
她脸红了，深陷进去的眼圈潮湿了：“饶恕我吧！我当时把它撕得粉碎，扔在学校的月牙湖里了！”她略带恐惧的眼睛，求饶地望着我，“这就是你应当打我一千个耳光的原因！高水！”
我的五指不自觉地握成拳头；但是，我怎么能再重复那次打人的错误呢？我站起身子，背过脸去，指骨捏得“嘎巴嘎巴”直响。她绕到我的面前，央求着：“你别着急，高水，你知道一个女孩嫉妒另一个女孩，会细心地留神对方的一切的，我虽然撕了信件，可是记住她的地点了，她……她……”
“她在哪儿？”我一下转忧为喜，急切地问道。
“她从部队转业到了家乡一个专区，正是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真？”
黄丽薇点着头，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意。
我还有些不太信实，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右派将‘发配’凤阳地区？”问过话之后，我自感属于多余了；因为梁满已经把黄丽薇当成他的“胜利夫人”，这场历史风暴会把我们这些“尘沙”吹向哪个驿站，当然会悄悄向她透一点风声的——而我们就像一堆货物，第二天就要上火车了，而头天晚上对自己命运的去向却毫无所知，我们是多么卑贱而可怜的人哪！
我非常感激地握住黄丽薇的手：“谢谢你的诚实！”
她悄声说：“高水同志，只要你原谅我，我就满足了。今天晚上，我是最幸福的人，我要记它一辈子！”她从我手掌里抽出去纤细的手，好像下决心要离开屋子似的，向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脚步，侧过头来说：“永别了！你对我有什么说的吗？一句两句也行！”
“祝愿你很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我说。
“嗯！还有呢？”她声音在颤抖。
“正直清白地生活！”
她哭了，抽缩着双肩，疯了一样跑出我的宿舍。我推开窗子望着她的背影，她穿过树影，绕过假山，身影消失在深秋的夜幕之中……
四
老弟！我就这样被划为“右派”，在二十一年之前，乘这趟列车南下了，一路上痛苦的心情，简直难以用语言向你表达。你想想，这次“南下”渡江，不是去参与百万雄师直捣“黄龙府”的战斗，而是戴着一顶“右派”的帽子，以一个专政对象的身份，去接受监督改造。
按说，在凤阳这块地方，我可以见到凤妮了，理应有一点欢快之情；可是老弟，火车离安徽越来越近，我倒觉得离凤妮越来越远了。你想想，一个戴着“金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尽管我自认为纯属冤枉——和一个阔别了近十年的女共产党员会面，将意味着什么？
唉！生活就是这样捉弄人，当你迫切需要寻找幸福的时候，幸福像迷雾一样难以捕捉；而今，随着火车车轮的滚动，你日夜思念的幸福，向你的怀抱狂奔而来，你又变成了没有爱的权利的思想囚犯！道理很简单，右派等于反革命，一个反革命怎么能奢想和一个女共产党员在一个屋顶下生活？怎么能在一个床板上睡觉？即使凤妮理解我、信任我，我怎么能耽误她的锦绣前程？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和右派×××划清界限的消息，耳闻目睹多少起离婚案件，我如果再想和凤妮在一起生活，无异于把她拉进火坑、泥潭。因此，在火车上我横下一条心，要尽量回避和凤妮的见面。
我们几个单位的三十多个“右派”乘员——这是列车员为了避免叫同志二字，而创造出来的新称呼——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一辆卡车装人，一辆卡车装上我们的行囊、杂物，开向我们的改造基地——茶树湾农场。这个地方依山傍水，使我这个久在楼阁中工作的人顿感心胸开阔，耳目为之一新。欢欣之余，难免心情有些惆怅，这儿是凤妮的本乡故土，我多么想看，又多么怕看见和我共过命运的战友啊！当汽车驶过正在开镰收割的稻田，无数男工女工停下镰刀，向我们眺望的时刻，我的心就狂跳起来，我希望从众多妇女的面孔中，突然发现凤妮，以平息我无数个昼夜的思念；可是我又不希望她看见我——一个为新中国诞生而勇敢搏斗的共产党员，被下放到这块土地上来赎罪。老弟！人，这个高级动物，为什么有那么多相互矛盾的思想，为什么又有那么多条颠着波浪的感情溪流，要是没有这些玩意儿该有多好！那样，我将没有任何痛苦，像个机器一样，在这块土地上改造到最后一口气；可是我偏偏是个人，是个活人，是个没有一件感官失灵的活人，唉！……
还算幸运，在那么多张女工的面孔中，我没有发现凤妮；准确点说，也可能我发现了，但已经不认识了。时间流逝过去十个年头，凤妮再也不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了，谁知道她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农场对我们这批“右派”不算坏，叫我们休整两天，熟悉熟悉环境，准备当好一个“地球修理工”。头一天，我躺在床铺上，陷入了感情和理智的大搏斗之中。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爬起来，拿起画笔画夹，去画一幅写生；我想用画笔和大自然转移我的心灵伤痛。
天，出奇的美，玫瑰色的朝霞像块紫红的幕布，正在徐徐拉开，向遥远的天际隐退；太阳似乎就要登上这个大地的舞台，它把无数条金色的光束洒向蓝天。啊！早上的蓝天宛如一泓秋水，没有一星污痕，两只歌唱黎明的云雀，从远天飞来，时而比翼而飞，时而双双停在天空之中啁啾啼鸣，好像总唱着同一句歌：“瞧！我多幸福！我多幸福！”
我坐在一个土坡上，调好颜色，拿起画笔，我想把蓝天、远树、朝霞都画进去，甚至连这两只幸福鸟儿的啼鸣也融进画面。偏偏这时，土坡后面又响起一阵嗒嗒的马蹄声；可能是这匹马脖子上还系着一个铜铃，蹄声伴着有节奏的铃声，惊起溪水旁的水鸟，水鸟展翅悠然而飞。老弟！此情此景真有画面容纳不了的诗情画意。
如果在艺术创作规律中确有“灵感”这个怪物的话，我承认此刻我是她怀抱中的婴儿。我那支画笔饱蘸着浓浓的色彩，在画纸上神往地描绘着大自然的瑰丽容颜；我忘记了痛苦，在大地——人类的母亲襁褓中，我渐渐陶醉……
若不是背后有人呼唤我，我这幅画能够很快画完；这时，背后有人呼喊：“同志——”
我不情愿地停下画笔，回过头来，离我有十几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位眉宇清秀、面孔红润的女同志。她穿着一身毛蓝色裤褂，手里挽着一匹雪青马的缰绳；早晨的风，吹散她耳畔的短发，摇响雪青马脖子上的铃铛，让人一下子联想到古典小说中身材矫健的女侠，不，用现实一点的话来说，一定是个飒爽英姿的女民兵。
老弟！由于我这个专政对象的身份，一种不祥的预感陡然而起。我想，我这么早在这儿画画，是不是使这位女民兵产生了疑惑？不然她为什么把马拴在道旁榆树上，一步一步地向我走了过来？十米、八米、五米……距离在缩短，在离我只有三四米的地方，这个女同志突然停住了脚步，接着，她细长的眼睛瞪圆了，目光专注地凝视着我。这一瞬间，我的心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天哪！她多么像十年前的小姑娘凤妮？我扔下手中的画板、画笔，从土坡上站了起来。
我们默默地注视着，我很想呼喊她的名字，但我没能喊出口；因为我记起了在北京首都剧场，把一个跳《采茶扑蝶》舞的女演员错当凤妮的教训。她似乎也不敢认我，一个手指使劲抠着褂子上的纽扣，胸脯像潮涨潮落般一起一伏……
“同志，你……”我压抑着激动和不安，吐出结结巴巴的几个字，“你是……”
“我是茶树湾农场的干部。”她拢了拢耳边被风吹散的头发，忐忑不安地微笑着，“在县委开会的时候，听说从首都来了一批下放干部，急着赶回农场来了，你……你……”
我不好意思直接告诉她我是个右派，便含混地点了点头：“对！我也是从北京来的！”
“是个画家？”
“业余爱好！”我不眨眼地望着她说。
“我向你打听一个同志，是你们的同行。”她微皱眉心，像是回忆着什么往事一样，面带忧虑地说：“他……过去是伪国立艺专的学生，叫高水……”她吐出“高水”两个字之后，仰起面孔，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审视地盯着我。
我无法控制感情的煎熬，往前跨了两步：“你……你是凤妮？”
“高水哥！”凤妮的脸因极度冲动而抽搐痉挛，像早晨晶莹露珠一样光洁的大颗泪花，爬下睫毛，流淌到嘴角上。“我看着像你，可……是怕认错了人哪！”她一下抓住我两只手，低声地自语着，“我……写了多少封信，都没有回音，眼前不是在做梦吧？”她那双泪水蒙蒙的眼睛，从我的头发梢一直打量到脚跟，仿佛在判断着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
老弟！一看她那双深情的目光，我的心都碎了。我该向她说些什么呢？我虽然是把凤妮引出地狱之门的高水，可是这个高水，在震撼灵魂的历史风暴中，已经像一棵树一样被连根拔起，成为被开除出党的“反革命”。我真想立刻把这个情况告诉她，可是面对着那双垂泪的目光，握着那双因喜悦而颤抖的手，我的勇气消失了，把到了舌尖的话又咽回去。你想想，我怎么能刚刚见面，就给受尽苦难的凤妮当头一棒呢？
她看我有些踌躇，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举给我看：“你还记得这块手绢吗？”
我拼命搜索着自己的记忆。
“在车站站台上，”她破涕为笑地提示我说，“你送给我擦泪的，上边印着一片红叶！”
我顿时回忆起来了，那是我在伪国立艺专搞地下工作时，为了激励自己的斗志，时刻用“一片丹枫”以表示对革命的坚定和忠诚；在送别凤妮去解放区的夜晚，由于时间匆忙，没有向她讲起这块手绢的含义，而送给她擦惜别的泪水了。时隔十年，这样一块小小的布片，她居然保存得这么完整！很显然，她是在革命队伍中理解了“红叶”的意义，认为这是情操的象征。她以中国妇女所特有的忠贞美德，把这个印有“红叶”的手绢细心地保留在她心灵的深处，岁月如流水般逝去，但那片枫叶仍然鲜艳殷红。
我默默地望着这个像水晶般纯洁的姑娘，不觉眼角潮湿了；我多么想在这安静的早晨，张开两臂紧紧地拥抱她，畅吐这么多年的思念之苦。但是不能，不能，不能把我的苦难，像导电的金属品一样，再传到她的躯体之上，使她陷入和我同样的苦难的深渊。
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我把话题转向了大自然，我说：“凤妮！想不到你的家乡，有这么美！”
她弯下身子，拾起我那幅即将完成的画，像孩子似的惊叫着：“哎呀！高水哥！你画得和真的一样！”她用袖口擦了擦画板上的尘土，纯真地对我说：“你把这幅画送给我吧！行吗？”
我告诉她，这是一幅未完成的画，等画完时给她。
她摇着头，表示不相信。继而，她忽然把画板放下，微微皱起了眉心。老弟！我想一定是我的难以控制的矛盾心情，在我的脸上有了表现，被细心的凤妮发觉了，不然，她怎么会那样地看着我，对我进行了试探性的盘问呢？
她说：“对了！我忘了问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过的，高水哥？”
我说：“我在一个艺术学院，一直当团委书记。”
显然，这不是她最关心的问题，她眼皮眨了眨，轻声地问：“你……一定有了家了吧？”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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