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凤妮误解了我的意思，向她解释说：“你知道我的家在哪儿吗？”
“不知道。”她淡淡地回答，似乎她不想知道这些。
我急忙告诉她说：“我的家在凤阳。”
她陡然回过头来，不解地望着我，面孔上流露出疑惑和迷茫的神色。
“真的，凤妮！”我向她身旁迈了一步，“我要在凤阳安家落户！”
就像天空一阵阴云过后，太阳又重新露脸那样——凤妮脸上的愁云飞散了，她含笑地指责我说：“你呀！高水哥，一句话为什么要分成两句说，你过去可不是这样，刚才你这样大喘气，我……我……”她晕红着脸，带着羞涩低下了头。
“你的家在哪儿？”我问她，要知道我是多么想知道她这么多年的生活情况啊！虽然，理智一直在提醒我：高水，你应该止步了，你们面前的路标是“此路不通”！但人的感情器官，是那么顽固，有时硬是不听理智这个“指挥官”的指挥，这是非常微妙的事。
凤妮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她离开我以后的情况：先在地方部队，后来到了冀东军区，打过硬仗，搞过医疗，在随军南下时，她已经是负责后勤军需的副连长。革命胜利之后，她转业到了家乡从事建设，现在是茶树湾农场的场长。她说话时，表情那么朴素自然，只有谈到她的家时，她嬉笑起来，有点娇羞地对我说：“家，我早就有了，你猜猜？”她不等我回答，用手往茶树湾农场一指：“高水哥，这儿就是我的家呀！它是个几百口人的大家庭，白天，我在这么多的稻田里劳动；晚上嘛，在电灯下读书，你看这不是——”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递给我看。
这时，我才觉得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是十年前的小姑娘凤妮了。虽然她面孔没有留下光阴流逝的痕迹，还是那么清秀安详；但是党的血浆滋养了这个黄连水泡大的少女——她成了朝气勃勃的农场领导干部。
我兴奋地说：“凤妮，今后你要多多帮助我！”
她瞪了我一眼：“高水哥！你是成心寒碜我吧！你是我生命的启明星！”她指了指天空唯一没有隐退的星星，“你看，对我说来，你就是那颗星星！”
“今天，我们的位置变了，你要对我进行监督！”
“监督？为什么用这样刺耳的词儿？”凤妮朝我笑着，露出两排像嫩玉米粒似的牙齿，“高水哥！我看你真不像十年前那么老实了，那时候，你严肃得像块石头，眼下，学会跟人家开玩笑了！”
老弟！到了这样的节骨眼上，我感到不能再滥用自己的感情了，革命的责任心和对凤妮的深爱，都要求我向她明确自己的身份。虽然，这对我是个侮辱，对凤妮是个致命的打击；但迟早都要告诉她，而且越早越能遏止她狂涛般的感情，使两颗心同时冷静下来，这是严峻的生活给我出的一道考题，我必须交上一张合格的答卷。想到这里，我鼓足最大的勇气，对她说：“凤妮！这不是开玩笑，我是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送这儿来监督改造的！”
我话说得声音不高，但对她来说，无异于一声炸雷。她吃惊地后退了两步，上上下下打量着我，然后摇着她的齐耳短发说：“不！这不可能，绝不可能！”
“真的，凤妮，我没有对你说过谎！”我安静地对她说。
她晕红的面颊，突然苍白了，接着额头鬓角沁出细碎的汗珠。显然，这是完全出乎她意料的事情，她抬起头来再一次专注地凝视我，好像是审查我的话究竟是否真实；我平静地站着，接受着和自己阔别了十年、和自己生命有着血肉关联的姑娘目光的审查。
还用说吗？这一霎间，我的心像被痛苦撕裂了，多年的思慕、向往，被“右派”这两个并不属于我的字眼隔开；尽管我和凤妮相隔寸步，甚至能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但那两个怕人的字眼，等于是一座万丈幽谷，把我们两个刚刚走到一起的躯体，抛到比原来更远的地方去。用一句形象的话说：那将是地轴的南北两极。一个女共产党员和“右派”是敌人，连同志这个称呼都奢谈不上，更不要说生命的结合了。
她默默地坐在土坡的一块石头上，用力拔起石头边的一丛野草，拼命在她掌心揉着，绿色的草汁染绿了她的手指，她还在揉着。可以想象，她此时的心里一定非常难过，我想安慰她两句，但找不到适当的语言；要知道，在铁的事实面前，纵然是富有音响的金子般的语言，也是软弱无力的。
就这样，我们相对无言地沉默了片刻。她突然甩掉手中的野草，从石头上站起来，深沉地注视着我说：
“为什么？”
我告诉她，我在鸣放会上提出：每个党委成员应当变成业务内行。
她的双眉向上一挑：“这话有什么错误？我下了水田，要是分不清稻苗和稗草，能算一个称职的场长吗？”
我低下头去，无言以答。
“还有什么？”凤妮追问着。
“还有……”
我突然收住了话头，我不想告诉她那幅《荷花魂》的画；如果告诉了她，等于给她的感情火上浇油，使她对我的感情更加炽烈；那样，就更难以解决严峻的现实问题。想起这些，我告诉她说：“还有……许多错误，你不必问了。”
“我怎么能不问？我等你已经十年了。”她眼里闪烁着光洁的泪花，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我想，我是一个农村妇女，在革命队伍中虽然价值一样，在文化上有着很大距离，和你很不相配，于是，我咬着牙学文化，追呀！拼命地追你……”她咬着下嘴唇，使泪水只在眼眶里打着转，没有流下脸腮。
看见凤妮对我一往情深的样子，我肃然地意识到了我的责任——决不能叫她和我一同毁灭。可是怎样才能熄灭她胸中的爱情火焰呢？只有一条出路，从感情上使她对我绝望。我背过身来，免得她看见我因说谎而尴尬脸红。我冷冷地对她说：“凤妮，你不要再多打听我的情况了，由于我长期得不到你的音讯，已经和一个同行……今后——”
她打断我的话说：“高水哥！你在说谎，刚才你还说要在这儿安家呢！”
我灵机一动，顺水推舟地说：“在这儿安家，是指我改造而言的，我要把这儿当成家。”
她，沉默无声了。
老弟！此时此刻，我不敢回过头来看一看她的表情，但是我的直感似乎在告诉我：凤妮受了致命的一击，她坐在石头上，正用双手捂着脸，抽缩着双肩无声地哭泣着。头脑中臆想出来的画面，使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冷静，微微侧头一看，出乎我的意料，她在我背后，身子站得笔直，脸上虽然残存着未擦净的泪痕，但显得异乎寻常的平静。这时，我记起来了：她性格中最闪光的东西，就是和苦难斗争。虽然对我她很娇柔，但对那个军统特务却是一把闪亮的宝剑；她是强者，而不是感情上的懦夫；当幸福来临时，她只是流泪；灾难临头时，她像石头下的竹笋，能顶起看上去她无法承受的压力。
我在她面前感到脸红心跳，不知说什么才好。
她平静地对我说：“是真的吗？高水……同志？”
我干脆把痛心的戏剧演到底，硬着心肠说：“是真的！这么多年……你谅解我吧！凤妮！”
她，走了。
她满腹心事、步履缓慢地走下山坡。当她从那棵榆树上解下那匹雪青马时，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流露出怨恨，不！不是怨恨；怀疑，似乎有那么一点……然后，她纵身跳上马背，抖动了马缰。
眼看走到自己身边来的幸福，又这么匆匆逝去，勾起我内心无限感伤；感伤突然变成极度的冲动，我忽然感到不应该这样伤害凤妮的感情，应该把我这十年中的情况都告诉她，于是我向她追了过去；但追了几步，理智像暴风雨之夜的闪电，在我头脑中闪亮了，我看见我面前的深渊。我想：如果把凤妮再拖到这个深渊里来，那才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罪犯——我陡然地停下我的脚步。
我登上一块高高的石头，目光穿过茶树丛，看着她那身毛蓝色的衣衫，连同嗒嗒的马蹄声和铜铃声，一起融化在初秋的蓝天之中……
五
老弟！这就是我们久别后的第一次“幸福”的重逢。
我很难用我的笨嘴拙舌，描绘出当时内心十分复杂的感情。中国有句俗话：开锣的戏难唱，头三脚难踢。我把眼泪咽进肚子，总算是迈出了坚强的第一步。我知道凤妮心灵上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希望她不谅解我，甚至恨我、怨我……只有这样才能算把往日的情谊画个句号。
唉！生活远非我想的那么简单，没过多久，就发生了我们第二次相逢。为了叫你明白事情的全貌，我还是接着第一次见面之后说起……
那天，我看见凤妮远去之后，再也没有心思把这幅画完成，就心事重重地返回农场。刚进大门，就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右派”排成几列纵队坐在地上，正在听一个什么人的讲话。我定睛一看，站在土台上讲话的人是农场保卫科长雷光，不由心里打了一个冷战。两天之前，他是代表场方去火车站接纳我们这批“右派”的，刚下火车，他就在站台上对我们进行尖锐而犀利的训斥：“警告你们这批从北京来的牛鬼蛇神，在茶树湾农场这块土地上，只许你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我之所以对这个人物内心生畏，绝不是因为他训了我们这几句话，老弟，你也经历过那个年代，这些千篇一律的语言，我们早已灌满了耳朵，就连几岁的孩子，都把这些话背诵得滚瓜烂熟；我之所以感到这个人物可畏，是他这段简单而又不简单的历史。
到火车站载运我们这批“成员”的满脸胡子茬儿的司机，显然是出于对我们的同情，在站台上悄声地告诉我们：雷光原来是县人委农林科的一个小办事员，擅长给地方小报写点通讯报道之类的文章，平日沉默不语，像个老实厚道的青年人，深受县委领导同志的喜爱。自从反右运动一开始，雷光摇身一变，从抽屉里拿出个小本本，对介绍他入党的农林科科长进行了九十九条“右派言行”的揭发。农林科科长划为“右派”，他被提拔为农林科科长。因为他反右有功，这次特意从农林科调到茶树湾农场，负责监督右派改造——据说北京来的右派都是难以改造的榆木疙瘩。老弟！听了这位满脸胡子茬儿司机的耳语，我真有点毛骨悚然，不禁认真地打量了一番这位保卫科长：他大概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长圆的脸庞，宽宽的前额，高高的鼻梁，水灵灵的眼睛，加上魁梧挺拔的身腰，是个仪表超人的青年干部。如果非要从他脸上找出什么缺陷不可，那就是被称作“心灵的窗子”的一双眼睛，亮度太强，忽悠悠地转动太快了；从那双眼睛里你可以明显地觉察到，他的思绪像江河一样不停地奔跑；大脑皮层里的每个细胞都在紧张地运动。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在火车站台上的点名，每个右派应声答“到”时，他那黑黑的眼球都要直射你几十秒钟，似乎他想在见第一面就记住每个右派的特征。
应当承认，他的视力和记忆力是惊人的；我刚刚走进农场门，他就发现了我，并高声叫出我的名字：
“高水——”
随着他的一声呼唤，我的那些“右派”伙伴都朝我回过头来，目光中有担心、有不解……大概是怕有什么灾难落在我的头上。我自觉并没有什么理亏的地方，因为给右派开会事先并未通知，我心安理得地走到队尾坐在地上。
“你站起来！”雷光显然是被我不卑不亢的态度激怒了，打着手势对我说。
我站了起来。
“你到前边来！”
我机械地迈着双腿，向前走去，两只眼睛不自觉地朝台上看了看：天哪！我怎么也没想到凤妮也坐在这个讲话的台子上！在我目光瞥向她那千分之一秒，我的心扑通通地跳起来时，一种浓重的羞耻感占有了我的全身。她，似乎也不太平静，身子微微前倾，眉心皱成小结，脸上笼罩着一层愁云，好像被专政的不是我，而是她石凤妮。
当我走到讲台前，我没有勇气再往台上看一眼了。雷光很可能认为我这个神态，是在他的威力下低头了，声音低了一点，但仍然冷峻得怕人。他说：“你到哪儿去了？”
“我……”
他不等我回答，像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一样：“噢！夹着画夹子去画画了，来，我看看你的杰作！”他语气里流露出法官对罪犯的轻蔑、嘲弄，同时伸出一只手掌。
我的心在战栗，但我仍然把画夹子递给了他。
他把我那幅没有完成的画稿，从夹子里抽了出来，看了好一阵子，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杀鸡给猴看似的说：“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到农场不考虑怎样改造反动的世界观，画什么蓝天、远树、朝霞……”他把画举在半空，向台下的“成员”们问道：“你们看见了吗？为什么他画面上没有画太阳？”
“右派”成员们面面相觑，没有反响。雷光迫不及待地抛出他的结论说：“这，不能说明别的，是高水反党阴暗心理的大暴露！”
尖厉的声音，在我头脑里嗡嗡地鸣响着，我几乎难以控制我悲愤的感情了；但就在我嘴唇翕动，要表示一个灵魂被奸污的人的抗议时，我耳旁响起了凤妮的声音：“小雷！情况是这样：他在外边画画的时候，我正从县委回来，当时，太阳还没有上升！”
我张开的嘴巴一下闭住了。
雷光紧闭着的嘴巴却惊愕地张开。十分明显，凤妮的话是他意料不到的；就像一叶在大海里顺风的帆船，正在开足马力向它的目的地行驶的当儿，突然触了海底的暗礁——而这块“暗礁”不是别人，就是坐在他背后的女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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