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衣袖擦擦脸，心想：我正巴不得和凤妮见上一面呢。于是我坦然地说：“我实在交代不出他们什么问题，让我上台去接受批斗吧！”我的话音才落，身体矫健敏捷的雷光，不知什么时候挥起拳头打在我的脸上，我踉跄了几步倒在地上；雷光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来，恶狠狠地朝我喊道：“从现在起，结束你的反省，立刻赏你一块牌子，到‘牛鬼蛇神’专政队去劳动。去——马上就去——”
老弟，从这天起，我脖子上多了一道细铁丝，胸前多了一块“翻案右派”的大牌子。雷光认为这是对我的一种制裁，我倒感觉是对我最大的恩典；因为他把我放出那间方寸之地的小屋，我可以用目光向“猴子”表达我的心意，也可以和那些“牛鬼蛇神”悄声说话了。要知道死寂对于信奉上帝的修女是一种幸福，但对于信奉唯物论的囚徒却是一种最严酷的惩罚。
可惜，我用感官和那些时代的受难者交流感情的时间太短了；第二天雷光便派一个红卫兵给我送来排笔和颜色，叫我上八米多高的水塔上去写标语。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66年12月25日。天，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我脚下的架板在北风中颤颤悠悠，好像随时都会被大风卷跑一样，但我还是勇敢地站在架板上，精心地写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大字标语。这，丝毫不表示我对腾云驾雾而起的雷光有什么顺从听命之意；而是我想到明天——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诞辰纪念，我这个受了多年党的教育的共产党员，应当用排笔，不，应当用刀子，在高高水塔上刻下我对党的忠诚。
所以，尽管这天冷得透骨，几乎使我无法握住那支排笔，我还是不断用嘴向冻得像胡萝卜一样的手指上哈着热气，把生命中仅有的一点热能倾注在我的手中；尽管我脚下的架板在风中晃来晃去，冷风吹得我后背如同针戳，我仍然用我全部的毅力，驱赶着寒冬腊月的严寒，聚精会神地、一笔一画地写着标语。我此时此刻心地赤诚得如同一个婴儿，在含泪的遐想中似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老弟，就是这样，我把我对党的感情都注入那醒目的大字之中了。我自己也记不得究竟写了几个字之后，才发生令人难以料到的灾难；反正，先传进我耳朵中的是一片口号声。由于这种声音已经磨烂了耳鼓，并没引起我的任何注意；但顺着北风忽然飘来“打倒石凤妮”的尖厉呼声，我身不由己地猛然回过头来。
居高临下，农场一切尽收在我的眼底。我看见农场门口人声喧沸地冲向一辆吉普车，身材修长而健壮的雷光走在最前头。片刻之后，两个红卫兵从车上押下一个人来，由于下车的人被红卫兵揪着头发，按着脖子，在晃动的人影中我没能分辨出来是谁。但当红卫兵把这个人推搡到人群中间时，按脖子的红卫兵抬了抬手，这一瞬间，我的心跳仿佛停止了，血液凝固了。这不是别人，正是凤妮。她头发散乱，枯黄的脸上带着被打伤的血痕，显而易见，这是在地委陪石小虎挨斗时留下的痕迹，而眼前雷光把她揪回农场来了。
如果我不是强抑着自己的感情，准会一头从架板上跌下来。凤妮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她何罪之有？一朵在旧中国灾难大地上破土而出的苦菜花，一个拿着打狗棍离乡背井讨饭的丫头，一个为改变家乡面貌呕心沥血的女共产党员，一个把光热留给别人自己甘愿化为灰烬的农场场长，一个腹内已经有了婴儿的普通劳动妇女，怎么就成了“走资派”？她是在“走”，走的是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她没有“资”，她的全部资产就是那间茅屋里的杂什；至于“派”，更跟她无缘，她把几百口人的农场看成是一个大家庭啊！雷光那样排挤、打击、诬陷她，在医院里只不过向她做了两句假检讨，凤妮不是立刻眼里噙着泪水去握雷光的手吗？雷光媳妇大出血，是凤妮不留姓名地献出自己的鲜血呀！天哪！善和恶、丑和美，对比如此之鲜明。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惩善扬恶，让美好的东西都下地狱、丑恶的东西都升天堂吗？想起这些，我的心如同刀剜火焚，更为凤妮所受的折磨而痛楚了。
围在外边的女工，看见衣衫褴褛的凤妮站在批斗会场中央，有的悄悄溜开了；但雷光和那伙手持皮带、棍棒的弟兄，脸上挂着凶残的冷笑：
“说——”
皮带抽在凤妮头上。
“交代——”
棍棒打在凤妮腿上……
凤妮倒下了，又站起来；尽管她身体非常虚弱，但身板挺得笔直，她嘴角淌着血说：“活着我是个共产党员，倒下我还是共产党员，我没有交代的！”
“没有交代的？”雷光走到凤妮面前，讥笑地问道，“咱们从根子上算起，你在北京妓院是怎么回事？”
凤妮猛地抬起了头，两眼露出怕人的冷光；我在架板上如同挨了一棒，两手本能地扶住了水塔的砖墙。当我头脑清醒了一点，两步迈上水塔的小铁梯子，我想顺梯子下去冲向批斗会场，去站到凤妮身旁。可是我脚心下面闪出步枪的枪口：“回去！你没有挨批斗的自由，你的任务是用排笔写，写——写——”我返身上了架板，头脑嗡嗡乱响，两眼冒出点点金花，我几乎昏厥了。我脚蹬着架板，身子靠在水塔上，浑身的神经在颤抖痉挛……我模模糊糊地听见雷光正在会场嚼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向凤妮宣读着罪状：“石凤妮！你早就是混进党内不干不净的异己分子，据××报纸××日报道，你在××妓院，杀死邹某某，纯系情杀，是为了和共党分子高某私通——”
我像触电一样清醒过来，忍不住在架板上高喊一声：“你读的是当时国民党的报纸——”
就在人们惊愕地把视线投向我的短暂时刻，凤妮突然上前两步，一口咬住了雷光拿着报纸的手。她狠狠地咬着……然后，她猛然用手捂着自己的小腹，不顾一切地向我喊着：“高水！高水！我……我……要生……”
皮带、棍棒没头没脑地向凤妮身上打去……
我焦急地往前迈步，早已忘记了这是几米高的架板，一下从水塔上摔了下来……
我，一切一切都不知道了。
十
老弟，我说不清究竟在死神的怀抱里躺了多久，才清醒过来。
我的腿部、腰部都缠着白白的绷带，从上到下简直成了人类未解之谜——雪人。
我苏醒之后，第一瞥目光看见的是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我认了出来，那是在度荒年间给凤妮治病的县医院老院长。她第一句话对我说的，不是关于我的病情，而是低声告诉我：“不用担心！凤妮还活着……”
“孩……子……”我艰难地吐出死而复生后的第一句话。
老院长眼角闪着泪花：“也……活着。”
“在哪儿？”
“你不要多想她们，你要坚强地活下去。”她把“坚强地”三个字说得分外重，说完这句话后，门外似乎有了脚步声，她擦擦眼角背过脸去。这时，我才看清楚老院长背后原来也挂着一块牌子，她是以被监督的“走资派”的身份，给我来治伤的。热泪顿时哽咽住我的喉头。
一群红卫兵出现在我床头了，他们代替了护士的职务，对我昼夜进行看守。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他们没叫我继续交代罪行，也没有对我施加各种压力，他们坐在我的床前下棋、喝酒；有时交谈着一些北京揪斗元帅、将军、部长……和许多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奇闻。他们似乎把我当成桌子、椅子，或病房里的任何一件东西，只是没有把我看成一个有思维活动的人——因为他们从来不回避在我面前谈论各式各样的新闻，这反而把我装在闷葫芦中了，这是为了什么？
那是在我身体日渐复原之后了。有一天，老院长背着那块大牌子，给我进行身体检查。当着几个红卫兵的面，她没有对我说一句话，但在她用手按我的脉搏时，把一个小纸团塞到我的掌心。她刚刚走出病房，我迫不及待地背过身去，悄悄地打开纸团，迅速地扫了纸条一眼，上写：
高水同志：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要坚强地活下去，要看到明天、明天……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叮咛
我看过之后，装成擦嘴的样子，把纸团塞进嘴里，咽下肚子。我很兴奋，因为我看见了我们的党正在苦难中搏斗；我也很惶惑，纸条上的“什么地方”显然是有所指的，我将被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呢？我陷入一片迷雾之中……
一天早晨，红卫兵命令我脱下病号的衣裳，换上我那身带着血的棉装，把我推上了吉普车。隔着挡风玻璃，我仔细地分辨着吉普车行驶的方向；它没有驶向农场，也没有停留在地委所在地——M城。“也许是押送我到省城去批斗吧！”我心里暗暗揣摩着。老弟！我都想错了，吉普车一直把我押进监狱的大墙。
那些日子，如同一场噩梦；我发疯地捶打着牢房的墙壁，呼喊着：
“我有什么罪？”
“为什么把共产党员投进牢房？”
“凤妮——你在哪里？”
我喉咙嘶哑了，嘴唇咬破了，当我再没有一丝力气呼叫的时刻，监狱狱政科一个干部给我拿来一张入监的结论，我到这时才明白了：我是大墙之内的一个囚徒已成定论。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那天我在水塔上书写“敬祝”的标语时，正好写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这个地方摔下了架板；漏掉了一个“疆”字没有写完，成为我入监的根据。结论上写：罪犯高水，是个一贯伺机翻案的极右派；不但一贯以画笔攻击社会主义漆黑一团、没有阳光；而且狗胆包天，恶毒诅咒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该犯自知罪孽深重，在书写反标之后，企图坠身畏罪自杀，被我革命群众当场俘获，经农场革命组织呈报法院，判处该犯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老弟！从字面上看，结论有条有理，而且十分合乎逻辑；但实际情况却是天大的冤枉。在那个法律形同虚设，“造反派”的话就是法律的年代，我“右派”的帽子上，又加上了一顶“现反”的帽子。我没有随便穿衣服的权利，命运赐给我一套印着“犯人”两个大字的囚衣——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当了共产党监狱里的一名囚犯。
我不想在你面前装饰我的灵魂，那些日子我曾想到过死，我想用了结生命，向生养我的中国告别；可是，我想到了凤妮，想到在批斗会上落生的孩子，想到那张纸条上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叮咛：“要坚强地活下去，要看到明天、明天……”我感到不能死，要为明天的中国而呼吸，要为明天的中国而搏斗。每逢到了这个时刻，我总是把凤妮临别时送给我的那块手绢拿出来，一遍两遍地看着，让一滴滴男人的泪水，滚落在手绢的那片枫叶上。
可是苦难的凤妮在哪儿呢？那个在棍棒飞舞中出世的小生命又在哪儿？大墙遮住我的视线，切断了关山云天。我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语；想托天上的大雁带上自己深情的思念，可是这儿是百鸟都不歇脚的地方；大墙、电网、岗楼、囚犯，这使世界上一切有触觉的生物都望而生畏；只有老鼠常来和我们为伍，它并非对我们有任何兴趣，而是来吃我们手中掉下的窝窝头渣……
老弟！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苦等的，我坚信只要凤妮活着，她不会嫌弃我这个囚徒。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二年……时间流水般地过去了，没有听到一点凤妮的消息。大概是到了70年代初期，我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一个地委机关干部，因为说了一句林彪秃顶像“赫秃”，被投进牢房。据他告诉我，雷光已经坐着运载火箭当上了地委副书记，石小虎被贬回家务农，他谈到凤妮时吞吞吐吐，经我再三盘问，才告诉我凤妮在我跌下架板的那一天，已经被乱棍打死。我当时像疯子一样，一把揪住这个“新号”的衣襟，朝他大声喊着：“你胡说——胡说——你回答我，你是不是在胡说——”“新号”吓呆了，直到承认他是道听途说的，我才松开了手。
我瘫软地倒在床上。我放声地大哭。我明明知道“新号”带来的消息是可信的，在医院里老院长的话只不过是对我的安慰，我还是希望“新号”承认自己是胡说，好像这样我才能够保持神经的平衡，才能承受不断倾泻而来的苦难，才能有精力度过十五个寒暑春秋……可是，眼前这一簇希望之花凋谢了，希望之星也陨落了，我感到我的生命也正在枯萎，不知自己能不能在泥泞的路上跋涉到漫漫长途的尽头……
有一天，狱政科的一个干部，隔着门扔给我一张明信片，他饱含同情地对我说：“神经病，”我的新代号，“高兴吧！别再信那些谣言了。”我茫然地捧起硬硬的纸片，只看了一眼就“啊”地叫出声来，我认出来这是凤妮的笔体，这一下把我从苦痛的深渊抛向欢乐的高峰。我舍不得立刻看它，把它在手掌中抚摸了很久之后，擦了擦眼睛，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地读下去：
高水：
我回到落生我的农村了，生活很好，请你不必挂心。
孩子是个女儿，按你起的名字叫小妮；她已经六岁了，身体健康。下次给你寄去一张照片。
望你保重自己身体。
凤妮×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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