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她真是个世界上罕见的女人，在大字报快要贴到她脑门上的情况下，依然从从容容。早晨起来，挺着大肚子去看机播水稻的进度，检查播种越冬小麦的质量，好像那些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和她没有丝毫关联，而只是装饰这间茅屋的五色彩纸。我几次劝她不要再去工地，当务之急是如何保全自己。她说：“高水呀！你是外乡人，不了解凤阳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不种好稻子，不播好小麦，乡亲们吃什么？靠大字报的纸片充不了肚饥！”她用那么深沉的目光望着我，我良心上受到责备，不得不躲开拦挡在门口的身子，让她出门。
那是一个落着淅淅沥沥秋雨的夜晚，我坐在床沿上，心里一方面为这场雨冲刷了那些大字报而高兴，同时也为凤妮迟迟没有回家而不安。我好像感到这间茅屋是在大风浪里的一叶碎舟，在滚滚的黑潮面前，难免有倾覆的危险。我像一个淹没在狂涛骇浪中的舵工那样，尽可能地想办法来保持这条破船的平衡，以度过难以逃避的灾难。根据我这个饱经沧桑者的体会：文字材料、美术作品都容易成为浩劫的导火线，我便把我给凤妮画的那些肖像和素描，以及黄丽薇的来信，用几层塑料纸装好捆齐，藏到茅屋外面老桐树根一条长石下面。
老弟！人，也真是个奇妙的怪物，在为保卫生存和信念的危急时刻，居然会产生那么大的蛮力，我把那二三百斤的长条石头，一下从泥水汤浆的地面竖起来，把塑料包放好之后，又把它推倒放平，挪动得和原来位置不差毫分。可是，正当我粗声地喘气、擦着被雨水淋湿的脸颊时，我背后传来了嚓嚓的脚步声，凤妮披着一件蓑衣站在我的身旁了。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把画……藏起来。”
“画的都是我，有啥可怕的！”
“他们能在没缝的石头上下蛆！”我说。“你忘了？我画的那朵荷花，给我找来多大的麻烦？刚来场那天，我画那幅《田野黎明》，不是给雷光挑剔画面上没有太阳吗？”
她不再说话了。显然，我的话引起了她的回忆。她默默地走回茅屋里，我们互相擦着对方头发上和眉宇间的雨水，然后抱在一起，静听着秋雨的淅沥声。忽然，我感到我的脸潮湿了，那是凤妮那双大眼睛里涌出的热泪，流在我的脸上……她难过地告诉我，机播队的工人对她说：地委书记石小虎被挂上“黑帮”的大牌子，串街游斗了，要她千万珍重自己。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她第一次对我垂泪。
“凤妮！不用难过……”我安慰着她。虽然我自知这些话没有任何力量，还是对她说了。除此之外，我还能对她说些什么呢？
她坐在椅子上，疑虑地问我：“这是我们的党在领导‘文化大革命’吗？”
我说：“是。”
“为什么专整那些忠心耿耿的老干部？自己人对着自己人开刀？”
我回答不出话来了。
雨声……
秋蛙在夜雨里咯咯的哀鸣声格外刺耳……
我们彼此默默地注视了好长时间之后，我说：“凤妮！我担心你……”
“我担心他，他已经八个月了。”她看了一眼自己隆起的腹部，轻轻叹了口气，“怎么他偏偏在这个时辰来报到？”
我看见凤妮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再次劝她说：“我看你还是回村躲一阵好，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她截断了我的话，口气是坚决的：“不！我是个党员，这儿就是我的岗位；我是你的妻子，我一步也不离开这间草屋！”
“凤妮……”
“你甭为我担心，我不过是个讨饭出身的丫头，他们能给我戴上什么帽子？”
“那么多老党员，哪个是‘黑帮’？上下嘴皮一碰，帽子就有了！”我开导着凤妮说，“你哥哥不也是因为活不下去，逃到大别山参加革命的吗？造反派一样赏他一顶‘黑帮’的钢盔……”
“那是他们赏的，不是我自己应该戴的，那就等于没有。”凤妮神色坚定地说，“我哥哥说得很对，只要你是真金，就不怕火炼！”
我再多说也没有用了，话到此戛然而止。
这一夜，我躺在床上怎么也闭不上双眼。我听着紧一阵、慢一阵的夜雨，敲打着茫茫原野，滴滴答答地流下我们这间茅屋的房檐……凤妮由于带着双身子在田野上奔波，躺下不久就发出轻微的鼾声；似乎她这越来越瘦弱的躯体内，有着什么溶化苦难的药剂……她睡得是那么香甜。
我无法抑制我的悲楚心情，轻轻拉开电灯，久久地注视着她那张脸。虽然她还像二十年前第一次在“地狱”里见到她时那么清秀俊俏，但时间老人已经给她的额头、眼角、鼻翼，到处刻下了皱纹。特别是当我看见她披在脸额上的散发里，混杂着几根银丝时，爱怜之情使我血液沸腾，我情不自禁地吻她安静的前额……
她被我吻醒了，低声地叫着我：“高水哥……”
“凤妮！我怕……”
“怕什么？”
“怕时代的风暴把我们分开！”
“你给我讲世界地理时不是说有个南北极吗？”
“嗯！”
“就是把我们一个卷到南极，一个吹到北极，我们的心也不分开。”
老弟！这个秋雨绵绵的夜晚，在这间即将被时代浪潮吞没的茅屋中倾吐的这些滚烫的语言，没想到真成了我们的诀别词。第二天，凤妮披起蓑衣，准备挺着肚子下地时，雷光带着几个手拿皮带的红卫兵，冲进了这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他，不愧是个保卫科长，熟练地把拴着细铁丝的大牌子，套在凤妮的脖子上，向几个人一挥手：“带走——”
“为什么要带她走？”我冲了上去，指着自己胸脯说，“我是‘右派’，你们可以带走我！”
回答我的是一条皮带。闪光的皮带铜环在我眼前闪了一下，我的一只眼就被打出了血。我不顾一切地再次冲上去，拦在门口，高声喊着：“雷光！……她……她是孕妇——”
“她肚子里装的是狗崽子！”一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怒冲冲地朝我喊着，“闪开——”
第二个面孔文雅一点的红卫兵，立刻掏出语录本，向我高声地读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第三个青年刚抡起皮带，被雷光抓住胳膊；他装出息事宁人的样子，把凤妮胸前的牌子一翻，对我微笑地说：“看见了吗？她是场内的走资派！你这个想翻案的‘右派’不过是只半死的老虎，还不够挂牌子的资格。”
我还想说些什么，凤妮猛地把我往旁边一拉：“躲开！叫我走——”
在凤妮那双喷火的目光下，我闪开了身子。
凤妮走出门口似乎想起了什么，回过身来，给我一块手绢：“高水！用它擦擦你眼角上的血！”
“凤妮……”我追出去一步。
她挂着“走资派”的大牌子，深情地看了我一眼，扭身走了。她抬着头、挺着胸走了——她再也没有回头。这时，我才感到我的眼角疼痛钻心，从地上拾起那块手绢，我想用它去擦擦眼角血痕，但是我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因为我看见这是那块绣着一片丹枫的手绢，她在这个危难时刻留给了我，我理解到这是对我无言的叮咛和嘱托……
凤妮被带走之后的下午，我的房门被“造反派”上了锁；我的床头墙上贴了一条醒目的标语：“只有老实揭发走资派石凤妮，才是你的唯一出路。”他们还每天隔着窗口，扔给我几个窝窝头，递给我两碗凉开水，当作叫我活下去的食粮。
老弟！从这时候起，我当了监狱外的囚徒。1962年一度在头脑中出现的美好希望，在冷酷的事实面前，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我感到我们的国家，正同我心中希望之光的毁灭一样，被一种狂热、愚昧、盲动的力量，拖向了苦难的深渊……如果我把这个年代比作一首悲恸的乐章，我认识到凤妮和我的痛苦都不过是这个乐章中的一个小小音符……
也许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没有在严酷的打击面前躺下；正相反，我活得很有力量。每天，我把窝窝头和凉开水全部咽进喉头，让它变成支撑我生命的能源；每天，我隔着窗户向外望着，看着排列成行的男女“走资派”们，挂着牌子对着东方请罪，看着他们在这间茅屋前的空场上，干着不产生任何价值的繁重劳动，比如：今天把这堆盖房用的砖头搬到东边去，明天再从东边把砖头搬回来。反反复复，在方寸之地，走着无尽的长途。后来，这支“牛鬼蛇神”专政队，队伍越来越大，连石小虎送到省城里安排了工作的郭愚志和侯奇，也竟然出现在这支队伍中间：郭愚志头上包着绷带，有两条灵巧铁腿的“猴子”架着一支单拐。不用问，他们是以被“走资派”重用的罪名，打伤之后，押送到茶树湾农场来了。
郭愚志——这个刚刚寻着了党的奶头的老知识分子，党的奶水刚刚愈合了他心上的伤痕，时代的风暴又把他吹离了娘怀，撕裂了他心上的伤口——他疯了。他走在“牛鬼蛇神”专政队的队列之尾，尽管红卫兵的鞭子加上皮带在无情抽打，他还在一边走一边喊着：
哎——
我怎么不是你的同志？
我是为你的富足
而叩打喜马拉雅山的战士！
我当然是你的同志
我为你的繁荣强大
曾献给你地下乌金城的地址！
每当看到这样惨不忍睹的场景，我都情不自禁地背过脸去。“猴子”当然就更不用说了，一条单拐就宣布了“美猴王”艺术生命的彻底终结。虽然他经常用喜笑颜开的战术，对付那些监督他劳动的红卫兵，以少挨几下抽打；但他笑声中已经没有欢乐的音符，苦笑中充满了悲恸和酸楚……
最使我忧心的是：在“专政”队里我始终不见凤妮。她到哪儿去了？去医院生孩子吗？还不到月份；没去医院？为什么在“专政”队里，总也看不到她来请罪。我深深了解凤妮是个柔中有刚的女人，真担心她和雷光产生尖锐的对抗，而发生难以预料的可怕后果。老弟！在那些忧心的日子里，我那颗心哪，就像漂在无际狂涛中的一片树叶，一会儿漂上浪尖，一会儿又沉到海底；甚至在夜间听见窗外落叶坠地的声响，我都盼着是凤妮归来的脚步声——那当然是个不现实的幻梦！
如果我没记错时间，大概是到了十二月底吧，有一天，我的房门锁“哗啦”一声被打开，雷光穿着一身标准武斗队的服装——不挂领章的褪色军服，腰里扎着闪亮的牛皮带，威风凛凛地走进我这间茅屋。
我用目光告诉他：我准备好了，请开始用刑吧。
他那双黑亮的大眼睛，回避着我的视线，却朝茅屋四周巡视了一下，然后不动声色地靠近窗子站下。他指指窗外正在劳动的“牛鬼蛇神”说：“怎么样？我雷光不是不通人情的人吧？”
我没有任何反应。
“在这间小屋里反省，总比在外面喝西北风强得多。石凤妮的材料，你写了多少了？”他抽出一根烟卷，在窗台上磕了磕，插进嘴里，吐着烟圈，等着我的回答。
“没什么可写的。”我说。
雷光看着我，似乎对我的抗拒态度并不感到意外，他淡淡一笑说：“我们估计到你是一块花岗石，不过，我应当告诉你，我们派人到北京去内查外调，掌握了你们大量的罪行材料。”
我继续以沉默回答雷光傲慢的微笑。
“不要故作镇静了。”雷光一手拿着半截烟卷，另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走到我的面前，把纸条递给我，低声地说：“你认识这三个字吗？”
我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但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睛，因为纸条上写的是“黄丽薇”三个字，我心里“咯噔”地跳了一下，抬起头来，想从雷光的表情上寻找他递给我这张纸条的含义。雷光分明看出了我内心的细微变化，笑眯眯地从我手里夺回那张纸条，露出十分得意的神气说：“我们办事情是重证据的，我明确地告诉你，黄丽薇的妈妈是个白俄，混血儿黄丽薇是个‘特嫌’，红卫兵揪斗这个‘特嫌’分子时，她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辱骂革命小将，众怒之下……咳！用不着细说了，反正她现在已经化成火葬场大烟囱上的一缕青烟了。”
这如同响在我耳边的一声霹雳，我身子本能地向后仰了一下，靠在床棂上。我最初不能相信雷光的话是真实的，但我想到黄丽薇奔放的个性，导致这样的悲剧完全可能。天哪！尽管这个混血儿有许多缺点，但我深知她和“特嫌”绝对无关，怎么能把血统和皮肤的颜色当成“特嫌”的依据呢？
“你用不着那么紧张。”雷光察觉到了我的反应，捏灭了手里的烟头，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但是你要看到抗拒运动的下场。梁满本来在反右斗争中立场坚定，后来他居然策动党委给农场来函，表示要在适当时机，考虑你的划右问题。我们把原件交给了北京的革命小将，他也正在被革命群众揪斗，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你明白我这些话的意思吗？”
“不懂。”我沉溺在黄丽薇冤死的悲愤之中，茫然地对雷光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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