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夜晚。我看到我们的党还有多少万这样赤诚而富有进取心的干部，这是我们国家的希望。只可惜和他相处的时间太短了，雄鸡报晓、红日出山时，他便和我们握手告别了——他和郭愚志、侯奇同坐在一辆吉普车里，离开了农场，车轮下卷起的黄尘切断了我们送别者的视线……
老弟！这也许是我划“右”之后最欢快的日子了。在农场最偏僻的角落里，我和凤妮亲自动手腾出来一间存放牲畜饲草的小屋，把四壁刷白——这就是我们的家。这些日子，雷光显得格外殷勤，他曾提议拨给我们一间灰顶灰地的办公用房，当我们的新居，凤妮委婉地谢绝了；他又提出全场热热闹闹办这件婚事，我们更没有同意。要知道，我和凤妮的结合，是背离了世俗舆论的一件奇婚，不声不响地进行已经使许多人目瞪口呆、窃窃私语；要是按照雷光的方案处理，将会引起怎样的反响，我们心里非常清楚。雷光之所以出了这些馊主意，纯属顺水推舟，力图从反面给我们制造群众舆论——瞧呀！场长和一个“右派”结婚张灯结彩，真够气派——如此而已。
尽管我们严格律己，处处小心，向我们斜视的目光仍然不少。石小虎年节期间视察农场时，虽然叫人弄死了那条跟在雷光后边的狼犬，四条腿的狗不见了，但雷光身后经常出现两条腿的“人狗”。我们这间仅有十平方米的茅屋，还常被当成民兵打靶时的目标，人保科长雷光经常带领民兵，喊着向阶级敌人冲锋的口号，向这间茅屋——假想的敌人冲来。凤妮对这一切，似乎视而不见；我倒总感觉有点影射我和凤妮的结合。雷光像拨火棍一样，挑唆着群众对我们实行神经战，以使我们不能愉快地生活。特别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之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房门上，我心情更加忐忑不安了。凤妮夜晚开会回来后，我问她：
“这是不是颗信号弹？”
她笑笑，抚摸着我乱蓬蓬的头发：“你是不是得了神经过敏症？”
“凤妮！你听我说……”我急于想把我对形势的看法告诉她。
她反问我说：“你是真右派吗？”
“当然不是。”
“那你总担什么心？”
“不，我总怕牵累了你！”
这是我的实话。可是凤妮总是以她纯洁而透明的心灵，分析、判断发生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事物。她依然高高兴兴，每天下工回来，像每个有家的女工那样，砍一捆茅草回来，生火做饭，叫烟囱里飘出淡蓝色的炊烟。每逢这个时候，我常常默默地凝视她；在火光的闪烁中，她的脸红润而淳朴，神色端庄而沉静，我总是情不自禁想起我们艺专教室里那尊维纳斯女神。
如果说世界上白雪最纯洁——那她就是白雪；如果说蜜蜂在万物中最勤奋——那她就是蜜蜂；如果说春蚕最无私——那她就是春蚕。我长了这么大，还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女人，具备她这么多优秀的素质。她是一场之长，常常在工余为多子女的妈妈去打柴，然后悄悄放在这家房后，不露声迹。就连我最厌恶的雷光，他爱人有一次产后大出血，而医院没有抢救的血浆，凤妮也曾悄悄跑到医务所，从她并不十分健康的躯体上献出四百毫升的血浆……老弟！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就像默默无闻的一块煤炭那样，恨不得把一切光热献给别人！
我很难向你描述我是如何地爱她，也更说不清楚她是如何地爱我。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常常突然拉开电灯，仔细地看着她的家。我很理解她，一个从小离乡背井，没有一个窝来躲避风霜雨雪的孤儿，现在有了个家，有个深爱她的丈夫，她当然是百感交集。每到这个时刻，我都要寻找词汇中最温存的语言，滋润她那颗饱尝黄连的心田；我拉熄了电灯，把一个男人所具有的全部的爱，倾注到她苦涩的灵魂深处。相反，当我感到甄别、平反杳无音信，目光中呈现出痴呆的神色时，她从不对我进行政治说教，而是以一个妻子的柔情体贴我的痛苦，然后从枕头边摸出她哥哥送给我们的那颗红星和那块绣着一片红叶的手绢……
老弟！在那间茅草屋里，我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我等啊，等！等待着我的命运星辰，在我的头上闪亮，在我面前放射异彩。大概是在1964年年底吧！一个寒风凛冽的黄昏，一个绿衣人给我送来一个邮包，我从字体上分辨出是黄丽薇的笔体。我很奇怪，已经不是度荒岁月，还寄什么东西？我迫切需要的不是任何物质的赐予，而是精神上的急救药：一张打字纸，上边有我的甄别结论；上边说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下面盖着学院党委会的橡皮图章就行了。我启开木箱，使我大失所望，木箱里躺着一个洋娃娃；我想这一定是我在农场成家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黄丽薇补寄来的结婚礼品。
这个洋娃娃有一头卷发，一张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圆脸，歪着头向我笑着。我心里毫无快意，将它顺手抛在床上。我开始用手翻着箱底，因为这个行动没有准确规律的混血儿，总喜欢违章把书信夹在箱子的什么地方；果然，我从箱底报纸下找出一封来信，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急忙地读下去。
她的信是这样写的：
高水凤妮同志：
你们好！
摘帽回京工作的同志，告诉了你们结婚的消息，我在遥远的北京向你们祝贺！可惜消息知道得太晚了，寄去一个布娃娃，表示我对你们的希望，祝愿你们有像这个娃娃一样的孩子。
我的生活十分平庸，没什么可以奉告的。唯一可以叫你们知道的，是我获得了自由。原因嘛，很简单！他以首长的条件，又看中了演歌剧的小黑丫头，于是便想把他驾驭的那辆“自行车”换一个“新牌子”的。这，对于我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欣然默许；他提出来，他不断离婚有损他的声誉，便以互不干涉内政为约，各行其便。我仍为他的名义夫人，实则有名无实。他给我这一小点自由，我已经感谢上帝了。
高水同志，我还要告诉你，你那件事情的结局，很不理想。尽管梁满在你印象中很坏，我也根本不喜欢这个武断专横的人，但并不是像许多小说中写的那样：只要是反面形象，就必然是坏到头上生疮、脚下流脓的人物，不，我要为他作一点公正的辩护。
他在你的问题上，承认处理失当，并在我一个人的面前，表示过他之所以处理你，有为争夺我的因素在内。当然，第二点他是无法摆在会议桌上去的；但对第一点他在党委会上公开承认了过失，认为不应该根据你言论中“领导都应当成为内行”这句话，及你画的那幅《荷花魂》而定为右派分子（我和他在婚后详细讲述了你和凤妮的事情）。党委成员多数人同意了梁满的意见，已将材料准备呈报上级党委，但这时对“右倾”平反的文件下达，上有“右派”问题不在甄别之内的规定，梁满虽极想纠正你的问题，亦无能为力了。最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声浪席卷全国，不要说甄别“右派”问题，连“右派”摘帽工作亦告冻结状态。你在乡间，耳目闭塞，实告详情，以断你“非分”之念。
梁满是打仗出身，腰部有四处弹痕，昔日在战场上算一个英雄，但因武断专横，曾犯过命令士兵活埋俘虏，然后叫战士在活埋敌人的地方打夯的错误，为此，他受过党的纪律处分。他最大的不治之症，是屡在男女关系上跌跤，抗日战争中有过，解放战争中也有过，这就是梁满一个完整的、而不是局部的肖像。
他错误地处理你，固然有他的过失，但不划你为“右派”，这顶帽子也要戴在张三、李四头上，因为他要完成那个规定的百分比……
看到这里，我实在无力再看下去了，信笺从我的指缝间滑落到地上。严酷的生活现实把我昼夜的梦想一下击得粉碎。我几乎难以承受这沉重的打击，难过地闭合了双眼，肩膀无力地靠在门框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昏昏沉沉地站了多长时间，这时由远而近传来凤妮的脚步声，听见她重重的步点，我知道她一定背着百十来斤重的柴火，吃力地向门口走来。往常，听见这使人心碎的脚步声，我都要跑步去迎接她，并抢过柴火背在我背上；今天，我顾不上这些了。为了不叫她为我再加深额前的皱纹，我把邮箱塞到床角下看不见的地方，随后抓起飘落地上的信笺，用极迅速的动作装在衣袋之中……
老弟！这样做我当然非常痛苦，但为了她活得愉快些，我必须这样做。纯洁、善良的凤妮——我的妻子，她也和我一样日夜盼望着北京的佳音，除去没有为我祈祷之外，她把一个女人一切安慰、鼓励我的方式都用过了，我怎么能不百倍爱护她那颗心呢！
凤妮挑开门帘进来了，我帮她卸下背后的柴火，伸手递给她一条擦汗的毛巾。她擦了一下汗涔涔的脸，突然看见了床上的洋娃娃，一下抱在怀里，侧过脸来惊喜地问：“这是……”
对这样诚挚的妻子说谎，我感到内疚；但我必须用谎话代替真情。我说：“我托人从合肥买来的。”
“你呀！一定是盼孩子盼疯了！”凤妮做出当妈妈给婴儿喂奶的姿态，左右晃动着“娃娃”，轻轻拍打着娃娃的屁股蛋，随后低头亲亲“娃娃”的脸蛋，对我耳朵悄声说：“甭着急，我迟早给你生一个，你是要儿子，还是要女儿？”
我茫然地应承着。
“说呀！到底是要儿子还是要女儿？”
我顺口搭音地说：“女儿！女儿！”
其实，我什么都不想要。无论是男孩女孩，有个“右派”的爸爸，那都要倒霉一生。可是我怎么能对凤妮讲起这些呢？我不能损伤凤妮那颗母性的心灵，我不愿意在凤妮脸上看到一丝忧郁的阴影……
九
历史到了1966年夏天，婴儿终于在凤妮的母体内伸胳膊动腿了。晚上，我们躺在茅屋的蚊帐里，凤妮经常拉着我的手，抚摸一个未来的小公民在她腹部内的蠕动。她还常常咬着我的耳朵，要求我说：“哎！给孩子起个名吧！你是知识分子，喝过墨水，起出名来一定好听。”
我推却着：“还不知是男是女，急什么！”
凤妮依偎在我的胸膛上不快地说：“你呀！一点也不了解一个快要当母亲的人的心！”然后她不快地背过身去。
我只好在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分别给还没降生到世界上的未知数，起了两个名字：假如生个男孩，随我的名字——叫高小水；落生个女儿，随她的名字——叫高小妮。
老弟，我不能不向你说，我的妻子是中国妇女中坚韧的典型。怀胎之后，由于那个小家伙争夺她那仅有的一点营养，她的身体日渐消瘦；加上干不完的工作，繁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由我而转嫁给她的政治压力，她身体瘦得像向日葵的秆子。可是她那瘦弱的躯体里，不知怎么会蕴藏着那么大的热能，她在家庭里不知疲倦地干活，砍柴、做饭、洗衣裳、搓蚊绳——把艾叶搓成蚊绳，用火点着以逐赶蚊子——我每每从她手中抢过活来干，她都抢过去，并且严肃深沉地对我说：“高水！我求求你，把你的画笔重新拾起来吧！你已经离开它快十年了。”看见她那双深邃的目光，我不得不从放破烂的箱子里，找出画笔画板。我不再画那些山山水水——因为那些最革命的先生，能从山水里寻找出“政治”来；我画我的妻子，画她在艰难的岁月中，如何争挑我肩上的苦难；如何在更深夜静里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补穿破了的工衣；如何含笑地用破布拼凑未来婴儿的小褂小裤……我用画笔饱蘸着色彩，描绘着我妻子朴素的衣着之内深藏着的纯洁、透明、端庄、美丽的灵魂……
（我的旅伴说到这里，取来画夹，摊开在小桌上，把凤妮的许多肖像呈现在我的面前。这时，我耳旁有轻微的抽泣声，我和我的旅伴侧头看去，一个穿着深蓝色衣服的女乘务员，用手绢堵着自己哆嗦的嘴角，抑制着哭声，泪眼汪汪地站在我们背后——显然，她偷听这个“右派”自白已经多时了。）
姑娘！珍惜你的眼泪吧！我刚才讲的是我和凤妮最幸福的时光，还不到你该流泪的时候。凤妮肚子一天一天鼓起来了，她腹中那个婴儿好像是灾难的象征，当她在母体内有七个月胎龄的时候，铺天盖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红色的袖章。
红色的长矛。
红色的人流席卷着武斗的浪潮迅速地蔓延到全国。
我不想讲一砖一瓦垒起的大楼，如何在互相仇杀中坍塌；工人用血汗浇灌的大桥，怎样在炸药的轰鸣中化为乌有；也不想说艺术圣殿中的自由女神，怎样被砸成粉末；更不想说火葬场一天要焚烧多少善良人的尸体——因为那是整个民族、整个世界都看见的。我想把镜头仍然对准和我命运有着血肉联系的茶树湾农场，和那间坐落在农场角落上的小茅屋吧！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