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杨虹哪里知道发生的一切，她焦急地等待着爸爸回来。滴滴答答的钟摆声音，像她那颗焦急而不平静的心跳声。时钟叮叮当当地敲过了12点，还不见爸爸的影子，不祥的预感海潮般地涌上她的心头，她失望了。

    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江浩从学生时代到优秀篮球中锋整个时期的照片，那俊逸微笑的面孔，杨虹过去每天晚上演出回来都要凝视上几遍。今天，还是那一张张面孔，在杨虹的泪光下开始显得陌生，变得模糊而不可辨认，她感到江浩越来越远离了她。

    悲痛咬噬着她的心，她坐在钢琴前，目光呆滞，慢慢打开琴盖，不知怎么就弹起了肖邦的《哀歌》：

    ……相爱呵相爱，

    和谁去相爱？

    歌唱呵歌唱，

    向谁去歌唱？……

    她胳膊抚在琴键上哭了，琴键发出一阵不和谐的音响。

    这时，卧室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杨虹从凳子上一跃而起，她知道这一准是爸爸回来了，她将在这短短几分钟，接受命运的判决。啊！简直像梦一样，进来的不是爸爸，而是江浩。杨虹稍稍愣了一下，像团火一样扑了上去，她把头靠在江浩胸膛上，双臂紧紧地抱住江浩，她认为江浩之所以来看她，是爸爸谈判成功，天空重新放晴了。

    片刻之后，杨虹的感情从高峰跌落谷底，江浩轻轻推开她之后，她看见那双严峻的眼睛。

    “你这是……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杨虹嗫嚅地喘着气。

    “我来替爸爸送信，他想找你谈谈！”

    “江伯伯找我？我们不能谈吗？江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几年的朋友了！”杨虹恳求地望着江浩说。

    江浩看见杨虹那对红肿的眼睛，半低下头：“杨虹！我不能隐瞒你，最近一段时间，我爱上女清洁工杜鹃了！”

    这是杨虹最怕听的语言，但江浩终于说出来了，她红晕的脸颊变得苍白，身子无力地靠在墙壁上。

    沉默。

    时钟的嘀嗒声，显得格外分明。

    “为什么？”杨虹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倾吐出这三个字。

    “因为她灵魂洁白，她的性格像深邃的海！”

    “难道我不洁白吗？这么多年，我心里没有第二个人！”杨虹表白说。

    “你对我的感情是洁白的，对人民并不十分干净！”

    “江浩！我登台唱歌是个罪过，那是爸爸叫我去的。他是个好人，也是出于无心——”

    “该醒醒了，杨虹！”江浩激动地迈上两步，“应当沿着这支歌往前思考，想想我们在那些动乱的年月，都干了些什么，天天去斗所谓走资派。杜鹃爸爸——一个研制坦克的老教授，出于热爱祖国的一片赤诚，远涉重洋归来，被斗跳楼。我们……干了些什么，焚书坑儒给人家当马前卒，成了变相的刽子手，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刽子手——”这是多么扎人耳膜的名词。杨虹在小说中曾看到过这些人物，她对这些人充满憎恶。然而历史进入70年代，江浩竟然把这个人类词汇中最肮脏的称呼，奉赠给她，她浑身战栗，似乎连呼吸也停止了。她懵懵怔怔地睁大眼睛，看着面前十分熟悉又非常陌生的人。

    她看到江浩的面孔似乎并没有变化，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散发披盖着鬓角，仍然那么俊秀安静。才三十多天不见江浩，她发现他前额上多了一道浅浅的抬头纹，年龄一下像增大了几岁——这只有对江浩洞察细微的人，才能发现。

    “我先走了！我爸爸在家等着你！”江浩说。

    杨虹从痴呆中清醒过来，张开双臂阻拦着：“不！江浩，我求求你，和我多谈一会儿……”

    “我该说的都说了，不，还有一句话，杨虹，你爸爸是个拍马文人，靠打小报告起家，你对他应有个清醒的认识！”江浩直率地对杨虹说。

    杨虹面色有些不悦：“江浩！你骂我吧！骂我什么，我都不怪你，可是别侮辱我爸爸，他为人刻板一点，但很憨厚——”

    “我爸爸说蜇人的马蜂钩子总藏在带花纹的肚子里！”江浩说，“我爸爸还估计，这个钩子会蜇到我爸爸身上，你原谅我的诚实吧！”

    杨虹摇着头，声音里带出了怨怒：“我不听，也不信，也请你别讲了。”

    “好！那我先走了！”江浩扭身而去。

    “我们一起走吧！”杨虹抓起那块“波斯”头纱，追了出去。

    杨虹家到江浩家的距离不算长，但今天这条路显得格外漫长。汽车、自行车如流水般从他们身旁飞驰而过，他俩毫无觉察。杨虹的心，在极度的忧伤之中。她不仅仅是为爱情而忧伤，“变相的刽子手”“带钩子的马蜂”，一连串刺激中枢神经的字眼，在她心里翻来覆去。她头昏脑涨，像塞进一团乱麻。突然，一声汽车喇叭的鸣叫，把她吓得后退一步，原来一辆轿车，几乎开上人行便道，停在他俩旁边。

    “小虹！”杨会波拉开车门，对女儿板着脸说，“你……这是到哪儿去！”

    “爸爸！江伯伯叫我去……”

    “不必了！上车跟我回家！”冷酷而带有命令似的目光，透过镜片，投射到杨虹满是泪痕的脸上。

    “爸爸，你……怎么不理解我的心？”

    杨会波低声向女儿耳语：“情况不断变化，江铁……将被拘留审查！”

    “什么？”杨虹一团乱麻似的脑子，又挨了致命的一击。她几乎没经思考，便朝已走出很远的江浩追去。她和江浩来到江家小楼门口，看到了门口停放着一辆北京吉普，几个穿着便衣的汉子，架着江铁的双臂，推他上车。江浩的母亲和穿着女清洁工工作服的杜鹃，提着简单的行囊尾随在后——江铁被逮捕了。

    江浩和杨虹奔跑过去。江浩喊着：“在光天化日下的北京，你们这是干什么！”

    杨虹冲到江铁面前：“江伯伯！您对我要说什么？说……说吧！”

    江铁目光掠过江浩和杜鹃，似乎没有什么话说，那深邃的眼睛，久久地凝视着杨虹：“小虹！看见这幕丑剧，比我要对你说的全部语言更有力量，你到了该觉醒的时候了！明白了吗？”

    杨虹似乎理解了话中的寓意，问：“可是……为什么……把您……”

    “这你去问问你爸爸，他——”

    江铁这句话还没有讲完，那几条汉子就把他推上吉普车。吉普车刚走，杨会波那辆绿色“华沙”就在江浩家门口停了下来，他决心不叫女儿再和这个“反革命”家庭有任何来往。杨虹承受不住这一连串的巨大刺激，感到头脑像吉普车轮子，团团旋转，“变相的刽子手”“带钩子的马蜂”“你到了该觉醒的时候了”“你去问问你爸爸”……像一声接一声的闷雷，在她头脑里猛烈地爆炸开来。她身体摇晃了两下，几乎快要昏倒。杨会波推开女儿身旁的江浩和杜鹃，把杨虹抱进轿车。杨虹迷迷糊糊地挣扎着喊：“放开我！江浩——杜鹃——救救我——”

    轿车驶进了街里的“车流”。

    八

    以后的时光，杨虹是在医院病房中度过的。早已经在她心灵中死去的记忆，影子般复活了。她在似是而非的假寐中，看见老教授杜志辉，手握着那只银杯向她走来了，他面容清癯，脸上还带着被打伤的缕缕血痕，走到她的面前问她：“杨虹！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那样对待我这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这个影子闪了过去，她面前出现挂着吊灯的光洁大厅，她唱着一支歌，突然听众向她怒目而视，向她愤怒地吐着唾沫，一口口唾沫童话般地变成一片狂涛，她在浪谷波峰间沉没，她喊着叫着，她面前出现江铁严峻的面孔，江浩和杜鹃的面孔。他们好像在摇着一条船，向她驶来，白帆越来越近了，杨虹好像看见了一点希望。这时，几只像轰炸机一样大小的毒蜂，突然盘旋而至，向那只救生的白帆俯冲下去，于是什么都不见了，她看到的一线希望也消失了，自己在浪涛中搏斗得筋疲力尽。她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呼喊：“谁救救我！救救我——”

    她醒了，胸脯起伏，呼吸急促，热汗顺着额头鬓角流淌下来——她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杨会波焦心地问：“小虹！你……怎么了？”

    杨虹两只大眼睛直直地望着爸爸，不回答。

    “小虹！你瘦得眼窝都塌下去了，别再胡思乱想了！”

    杨虹两只大眼睛还是一动不动，慢慢盈出了几星泪光。

    “不要再想江浩了！他……已经被清除出球队，公安局准备逮捕他！”

    “为什么？”杨虹一惊，从病床上坐起来。

    “你答应我从此和他一刀两断！”

    杨虹不十分情愿地点了点头，同时剧烈地咳嗽起来。

    杨会波把女儿扶躺在床上，从怀里掏出一张放大的八寸照片，交给了女儿。这张照片是夜间用镁光灯照相机拍摄下来的，背景虽然显得有点模糊，但天安门广场的英雄纪念碑和碑前花圈的海，仍然可以辨认出来。花圈前，一排青年男女，胳膊挽住胳膊，筑成一道“人墙”。站在“人墙”最中间的，杨虹识别出来了：那是江浩和杜鹃。江浩和杜鹃紧紧靠在一起，高挺着不屈的胸膛。水花在他们浑身四溅，连头发上都闪着湿漉漉的水光。

    不用杨会波解释，杨虹就看出来，这些青年在用灼热的躯体，阻拦着高压水龙头向花圈喷射。这几天，小护士每天向她讲述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还用小本子抄来许多悼念周总理的诗章。清明前夕的午夜，一群青年为保卫花圈、用胸膛抗击高压水枪的消息刚刚传到杨虹的耳朵，杨会波就把这张照片送到女儿面前来了，这引起了杨虹的疑惑。

    “爸爸！为什么保护献给周总理的花圈，就要逮捕？”她问。

    杨会波回答：“世界上的事物都在运动，形势不断发生变化，你应当紧追变化了的形势。”

    “紧追形势？”杨虹第一次向杨会波提出尖锐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我追得很紧，成了一名打手，把杜志辉——”

    “小虹！”杨会波制止她说下去。

    “不！我要说，周总理逝世不久，在什么‘迎春晚会’上，你叫我追风卖唱。爸爸！你追的什么风？你想把我吹到哪儿去？”杨虹瞪圆了一对眼睛，逼问着杨会波，“你多少次对我讲过周总理在重庆时，对你关怀备至，你怎么摇身一变，反对开周总理了？”

    杨会波示意杨虹把声音放低一些，他生怕此时有护士闯进病房。但是，任性的杨虹，却尖声地提出第三个问题：“爸爸！你在文化口工作，怎么和公安局关系这样密切？江伯伯和你刚谈过话，立刻就被逮捕；拍摄江浩和杜鹃抗击水龙头、保护花圈的照片，是文化口的业务范围吗？爸爸！你到底是什么人？能不能告诉你的女儿？”杨虹目光中跳跃着愤怒的火星，她等待着杨会波的回答。

    杨会波万万料想不到杨虹会对他提出这些问题，一时找不出恰当的回答。他尴尬地苦笑了一下，用手抚摸着女儿滚烫的脑门说：“这些事一下子也讲不清楚，等你病好了，我再对你细说——”

    杨虹拨开爸爸的手：“不！我现在就要知道！”

    “小虹！你怎么又耍开性子了？”

    “过去！我只知道唱啊唱啊！现在，我到了思考生活的时候，到总结我自己的时候了！”杨虹虚弱的脸上，因过度激动，渗出一层汗珠。

    杨会波还想说什么，一个小护士端着注射器走进屋子，他略略思考了一下，对杨虹说：“爸爸马上要到口里开会，有时间，我再来看你，你要好好养病，啊？”

    杨会波走了。杨虹躺在病榻上，内心翻江倒海，往事像烟云般涌向她的心扉，她难过、自愧。她似乎理解了江浩和杜鹃所以能结合在一起的深刻原因，她轻轻地哭了。哭了一阵之后，她忽然想起江浩和杜鹃已经列入公安局准备逮捕的黑名单，心狂跳起来。她想应当给他俩送个信，以躲避这场浩劫。她从床上下来，低头一看自己穿着医院的毛巾长衫，便为难起来。她想起江浩家里有电话，决定用电话通知他。但拨了半天号码，听筒里边还是毫无声响。她敏感地联想到，由于江铁被逮捕，家里一切情况都可能发生了巨变，专用电话也许被撤掉了。在这百思而无一计的时刻，杨虹决心到江浩家里去一趟。觉醒了的革命良心要求她这样做，对造成杜志辉教授之死的悔恨，给了她内心强大的推动力量。

    为了说服小护士，她不得不把真实情况全盘托出。小护士理解了她的心，并且为她掉了不少眼泪。这时杨虹病情已经好转，小护士同意为她去拿住院时的衣裳。

    当天晚上，杨虹换上自己的衣服，披上那块“波斯”头纱，悄悄溜出病房。因卧床时间长了，她身体还很虚弱，但她顾不了这些，焦急地登上无轨电车。到了江浩家门口，她颤抖的手按了电铃。

    门开了，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个陌生人的面孔。这个人冷淡地告诉她，江浩已不住在这儿，搬到一个大院去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使杨虹吃了一惊。杨虹按着这个人的指点，找到了江浩的家。白发苍苍的江浩母亲，把她让进屋内，她本想和杨虹多攀谈一会儿，但听到她带来的这个消息，立刻催杨虹马上去找江浩。她把杜鹃的地点告诉了杨虹——江浩在杜鹃那儿赶制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花圈。

    夜已经很深了，市内汽、电车已经停驶，杨虹只能步行到杜鹃的住处。她感到身体疲惫不堪，但经过长安大街时，她看见无数人流，冒着春寒，抬着花圈向天安门进发。特别吸引她目光的是：有十几个工人抬着一个七八米高、用钢筋铁叶做成的花圈。她立刻想起这是那些像她爸爸一样的人，施行高压，用水龙头喷射纸做花圈的结果。她心情沸腾起来，感到自己的脚步，第一次走到人民中间来了，她的心脏和祖国的脉搏一起跳动。她走得酸软无力的双腿，顿时有了力量……

    天色微明时，杨虹才找到这间难以寻找的低矮小屋。小屋亮着灯光，但是没有一点声音。杨虹是个极其自信的姑娘，但她此时心里扑通扑通地乱跳，没有勇气呼喊这间小屋的主人。她想：自从杜志辉教授离开人世，杜鹃可能一直在这儿生活，饱尝了艰辛，遇到了江浩才有了一点幸福和安慰，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再夺取杜鹃这仅有的一点东西了。她在小屋前咬着手指，思考了半天，鼓起最大勇气喊了一声：“杜鹃——”

    屋内没有回声。

    “江浩在这儿吗？”她声音提高了一些。

    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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