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写：
血染中华土，
心揣八亿人。
遥祭忠魂日，
横眉对狼群。
地上，堆着手锯和碎木一类的东西。杨虹猜想：这是江浩和杜鹃彻夜不眠的劳动成果。天快亮了，两个人睡得很甜，连杨虹进来都毫无察觉。
江浩和衣仰卧在一张狭小的木板床上，胸脯随着呼吸均匀地起落。杜鹃侧身躺在一张斜椅上，蜷缩着娇小的身躯，闭合着长长的睫毛，嘴角挂着微微的笑意。杨虹望着这两个甜睡的人儿，心里升起一种深深的内疚。她转过身去，突然看见书桌上杜志辉教授的遗像，正在望着她。那只装着祖国泥土的银杯，亮闪闪地扎着她的眼睛。杨虹突然感到无地自容，拔腿想离开这间屋子，匆忙之际，碰倒了桌边的手锯，发出哗啦一声响。
杜鹃被声音惊醒，揉揉眼窝，睁开眼睛，看见两条发辫在面前一闪，她惊异地问：
“谁？”
杨虹在门口停下脚步，紧揉着她的辫梢，不安地回过头来，声音颤抖地回答：“我！”
“是杨虹？你……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杜鹃凝视着杨虹那张苍白的脸。
“有件紧急的事，想告诉你们！”
杜鹃看看杨虹虔诚的神态，把江浩推醒了。江浩看见杨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
“江浩、杜鹃！公安局要逮捕你们了！”杨虹认真地说。“我爸爸向我透露了这件事，我忙跑到江伯伯家，伯母告诉我到这儿来找你们！”
江浩和杜鹃对视了一眼，几乎是同时向杨虹伸出手来。杨虹两眼闪着泪花：“我……觉醒得晚了一点，你们能谅解我吗？我还做过对不起周总理和杜教授的事……”
“那伙祸国殃民的东西，欺骗污染我们灵魂多少年了，他们才是真正的刽子手！”杜鹃说，“到了向这伙家伙开火的时候了，杨虹！”
杨虹泪水流下双腮，她悲伤地问：“能不能在悼念周总理的挽联上，献上我这颗痛苦的心？”
江浩递过一支毛笔：“签上！为了中国的明天，我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
九
这天早晨，杨会波寻觅女儿的轿车和公安局来逮捕江浩、杜鹃的吉普车，几乎是同时到达杜鹃这间像鸽子笼一样的小屋前面。但是，他们都扑空了，在清明节的拂晓时分，这三个曾戴过红袖章的青年人，已投到天安门广场的浩瀚人流中去了。
诗的怒吼，泪的狂涛，像“五四”时代那样，青年挟雷携电的呐喊，使第一次走上天安门广场的杨虹，神情激荡，两眼顿时盈出泪花。这时，她才发现她来得太晚了，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安慰自己的革命良心，她请求杜鹃把写好的一首诗，交给她朗诵。杜鹃看了看江浩，欣喜地从口袋里掏出写好的诗稿。
片刻之后，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山人海中，飞起一个圆润而清亮的声音：
谁在欺骗人民？
谁把人民当成阿斗？
谁在强奸民意？
谁在把周总理的英名诅咒？
谁是白骨精化身？
妄想挟天子以令诸侯？
谁把开国功臣，
一夜之间变成死牢之囚？
觉醒的青年一代，
放开我们呐喊的喉头！
用生命和满腔热血，
前仆后继去战斗！
打倒那些——
红冠白肚的鹦鹉秀才！
揪出那个——
梦想龙袍加身的党内“吕后”！
诗，被海啸一样的欢呼声打断了。群众中有认识这个歌唱演员的，喊着杨虹的名字，蜂拥而来。杨虹擦着脸上的汗水，把诗歌作者杜鹃推到群众面前，于是，娇小的杜鹃被无数双手，喧嚷着抛上天空……
三个青年人在沸腾的天安门广场，度过了整整一个白天。入夜，江浩背着的食品袋被挤丢了，杜鹃上衣的纽扣被挤掉了，杨虹的发辫被挤散开来。他们忘记了疲劳饥饿，在没有灯光的暗夜，对着巍峨的英雄纪念碑默哀。但这时，广场华灯突然大亮，手持大棒的打手，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血腥的镇压开始了。
大棒飞舞，鲜血四溅，江浩一手拉着杜鹃，一手挽着杨虹，在搏斗的人群中寻找突破口，但他们的周围形成了密集的“人网”，要冲出去，已经非常困难。江浩从一个打手手里夺过一根木棒，在前边开路。他凭借着运动员灵活的身体和充沛的体力，前挡后遮，想打开一条通路。这时，他身旁一个摘抄革命诗词的姑娘，被凶手一棒打倒，江浩俯身去扶那个姑娘，一个黑脸汉子，乘机从背后抡圆棒子朝江浩砸来。杨虹尖叫一声：“江浩——”江浩已躲闪不及了，这时，身材娇小的杜鹃，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她往前一蹿，用身子挡住了江浩。杜鹃倒下了……
这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发生的。江浩急忙抱起杜鹃，两臂使劲摇着她的头：“杜鹃——杜鹃——”
鲜血顺着杜鹃额角流淌下来，一滴一滴地滴落在天安门广场的地面上。她似乎在尽力挣扎，微微睁开眼帘，看见江浩的脸离她那么近，嘴角闪过一丝静静的微笑之后，长长的睫毛垂落下来，覆盖着她那双乌黑的眼睛。
“杜鹃——杜鹃——”杨虹哭喊着，“你……”
平日静如一池春水的杜鹃，此刻安静地躺在江浩的怀抱中。她没留下一句语言，只对江浩留下一丝初恋的微笑。
杨虹在悲戚中想起什么，她忙解下脖子上围着的那块波斯头纱，盖在杜鹃秀丽的脸上……
接着，大棒打在他们身上，他俩倒在血泊之中……
[尾声]
日历掀到了1978年的清明节。
江铁父子和杨虹，被分别从男牢女牢中释放出来。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向公安局寻找杜鹃的骨灰。哪里去找她的骨灰呢？她早变成了宇宙间的云烟。但在落实政策时，杜鹃的爸爸——杜志辉老教授的骨灰，被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了。
清明节这天，江铁开着轿车，带着江浩和杨虹，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悼念老教授。杨虹庄重地捧着那杯泥土，江浩拿着一束鲜花，当他们走进松青柏翠的革命公墓时，突然，天空中飞过一只翠鸟，它发出“咕——咕——咕——咕”令人心碎的啼鸣。
杨虹惊叫了一声：“杜鹃——”三个人停下脚步仰望天空。
杜鹃还在叫着，声声啼血。它像是对江浩、杨虹祝福自由，又像是告诫人们：虽然春天来了，但绝不能忘记严寒给予人们的苦难……
1979年3月于北京
【燃烧的记忆】
[序]
这几年，我做过各式各样的梦，但在所有的梦中，也没梦到过能和他在这儿相逢。
那是1979年8月，我乘坐波音客机，从上海返回北京途中发生的邂逅。当我的目光，透过椭圆形的舷窗，正在鸟瞰窗外白絮一样的云海时，一只宽大的手臂，重重地拍在我的肩上，同时，我的耳畔响起浑厚的男低音：
“哎！还是先看看你的老搭档吧！”
我不无惊异地扭转脖子，认真打量我身旁B号座位上的旅客。这是一位身材结实、发鬓斑白的老者，虽然他脸膛上已经出现横七竖八的皱纹，但是身板却挺得笔直，脊梁远远地离开软座的靠背。他上身穿着的雪白衬衣，似乎难以容纳他那健康发达的肌肉，被撑得紧绷绷的；他那粗壮的脖颈，使人联想到体坛上的举重运动员，不，形象一点说，有点像古罗马格斗场上的斯巴达克斯。再配上他那国字形的方脸，棱角分明的厚厚嘴唇，特别是他脸上那副黑色墨镜，使我马上得出了结论：这位老者一定是哪个体育代表队的教练，得了许多人都有的似曾相识症，把我误当成他的熟人或知音了。因而，我尴尬地笑了笑，不失礼貌地摇摇头说：“我……我不认识您，您一定是……”
“可是我认识你。”他微微张开他的嘴唇，露出两排整齐而光洁的牙齿，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在哪儿？”
“你想想嘛！”
我仔细地搜索着我的生活记忆，但是我失望了。
“从候机室我就观察你。”他咧着宽厚的嘴角，依然微笑着对我说，“但那时候，我没有把握。刚才，歪头往机窗外边看的时候，我才把你确认出来了。”说着，老者亲昵地用食指点了我后脖梗子一下，“你忘了吗？瓦斯检查员同志，你这块小小伤疤，还是在302采区留下的呢！”
我惊愕了。因为我脖颈上，确实有一块若隐若现的小小伤疤，那是我在某地一个劳改煤矿留下的印记；那是我刚刚下矿井不几天，一块只有鸡蛋那么大小的石头，从顶板上坠落下来，掉在我的后脖颈上，给我的皮肉留下一块小小印记。显然，这个老者和我的生活脚步有着联系，可是他是谁呢？
我认真严肃地望着他那方形大脸，仔细地凝视着他鼻梁上的墨镜镜片。当这一切都不能使我死去的记忆复活时，便请求老者说：“您说得对，可是我确实记不起您来了；您能不能把墨镜摘下来，叫我辨认一下？”
坐在我身旁的老者，伸出手来摸摸眼镜腿儿，他不但没有摘下眼镜，反而像怕眼镜会从鼻子上滑下来一样，用两个指头往上托了托，然后，有点诡秘地笑了：“这个嘛，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
“摘了墨镜，戏法就露馅儿了！”
“噢？”
“因为我的秘密，全部在于眼睛。”
“眼睛？”
我无声地重复着老者的话，一遍两遍……忽然，我头脑中的乌云，被闪电般强烈的记忆火焰照亮了；我一把抓住了老者的手，激动地说：“是你，1号……”
“这儿是什么地方！”他谴责地捏了我手一下，附耳低声对我说，“你怎么还叫我代号！我叫骆……”
“骆枫——”我脱口而出。
“对了！”他那两只比老虎钳子还有力的大手，又使劲“夹”了我一下，以表示他内心的无比激动。
我，忘记了手指的疼痛，思维一下从九千米的高空，坠落到地壳之下的最底层……
一
在那横扫一切的年代，像是神话中席卷“巴格达窃贼”在天空漫游的那块神毯，把我们这些从来没拿过别人一文硬币的“摘帽右派”，也卷到了H省的一座超级瓦斯煤矿。刚到那儿没有几天，如同鬼使神差一样，刚刚荣升为矿革委会主任的司马云龙，破例把井下瓦斯检查器，交给了我们三个“同类”，叫我们担任犯人回采队的早、中、夜跟班瓦斯检查员。
这个差事，不禁使我和B君C君受宠若惊，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矿山一把手，直接和我们对了话，使我们感到意外，更为刺激我们中枢神经的是，司马云龙居然把靠光谱追踪毒气的科学仪器，放手交给了我们。不要小看那个像照相机一样的玩意儿，它在井下的权威作用，如同中世纪欧罗巴洲帝王手中的权杖；它有权封闭巷道，指挥生产，或者勒令瓦斯超限的巷道停产停工。瞧！我们竟然成了井下权威性的人物，简直有点近于荒唐。
好在长期的磨难，已经使我们养成了服从的本能，司马云龙为什么把井下“权杖”交给“阶级敌人”，我们无权提问，也不想去思考。但在正式下井之前，穿着一身破旧工服的司马云龙在井口的警卫岗楼里召见了我们。那儿早已放好三套新矿工服、三顶新的塑胶矿工帽、三盏井下照明头灯、三双高筒新水靴。当我们把全副武装穿好之后，他对我们使用瓦斯检查器的本领，逐个进行了抽查，最后，他把“权杖”交给了我们，神色肃穆地问：
“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的身份吗？”
“知道。”我们中间的“三分之一”回答。
“什么身份？”
“摘帽右派。”另外的“三分之一”，对自己的代号背得烂熟于胸，即刻回答说。
“现在你们的任务呢？”
“检查瓦斯。”我说。
身材矮小、精神奕奕的司马云龙，显然对我们十分恭顺的回答感到满意。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寸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毛五分钱一盒的“握手”牌香烟，分给我们每人一支，便点着了火。四支劣等烟卷，冒出的滚滚尼古丁烟雾，立刻充满了小小岗楼的每个角落。他被浓烟呛得咳嗽起来，推开岗楼一扇窗户，把长长的烟蒂向外一扔，扭头回来，向我们提问说：
“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把这重要的担子交给你们？”
一下，我们“三分之三”都愕然了，待麻木的神经稍稍苏醒一些之后，B君回答说：
“这是领导的信任”。
“嗯！还有呢？”
“司马主任叫我们肚子里那点墨水，有用武之地。”C君试探地望着司马云龙，有点胆怯地回答。
“对。你们还想到别的因素没有？”司马云龙那双窄小闪光的眼睛，转向了我。
我踌躇了。老实说，我对司马云龙的直感并不坏，甚至对这位三十出头的革委会主任，怀着一点崇敬的心情。他衣着无华，显示出他异乎寻常的俭朴，此时此刻，他和身穿崭新工服的三个“摘帽右派”来对比，他的装束，褴褛得如同旧社会刚刚钻出煤窑的窑工，他那眼窝和鼻翼，都沾着用肥皂也难以洗净的煤尘。因此，尽管我对那些造反夺权的勇士没有好感，但对司马云龙却是一个例外。记得在我们被那块“神毯”刚刚卷到矿山的那天，司马云龙当晚把我们召集到夜光篮球场，他不是叫我们去看球赛，而是去参观矿山的反贪污展览。那儿堆放着从干部家中查抄出来的木箱、破柜、铁壶、木椅、镰刀、木锨，以及破碎的暖壶套、暖壶塞儿等杂什，虽然里边没有什么值“银子”的东西，我仍然感到这个矮小干瘦的司马云龙身上，蕴藏着一种铁的力量。要知道，人们都崇敬廉洁和正直，而他正是把这些品质展示给人们看，所以，司马主任赢得了许多人的好感。他简短有力的讲话，所获得的掌声，比任何一个运动员把球巧妙地掷入篮网时所获得的掌声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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