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熙同志：
我是胡乔木同志的秘书，今天乔木同志让我来看看你，祝贺你的新作问世，同时让我谢谢你送给他的书。
你说到前次已经给乔木同志写过回信，但我们没有收到，现在正在查找，估计能找到。你如能把发信的时间告诉我们更好。送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听众对《北国草》广播的反映，乔木同志特告穆之、文涛同志读。一并转告。
祝你取得更大的成绩！（附乔木办公室电话号码）
邱德新
6月22日上午11时
至此，我才明白乔木只收到了我的赠书，而没收到我的复信。我立刻按照信上乔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邱德新同志打去了电话，告知其我回复乔木同志信的准确日期。事后，从乔木的来信中得知，我那封复信他还是没有收到。老人于同年的7月中旬，又将一信送至作协，同时还附有我赠他的长篇小说《北国草》：
维熙同志：
非常遗憾，你给我的回信被秘书丢失了，不知混在什么文件里，现在还没找出来。
承赠《燃烧的记忆》和《北国草》二书，谢谢。《北国草》已看完，我在看时对文字的错误和毛病，仍随手做了记号或改正，这些不一定都对，现暂送还供你再版时的修改参考，你看后仍寄还我。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书，所以它的广播能得到那样广泛热烈的反应。我和很多听众一样，希望它能拍电视剧和电影（听众反映已转到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使它能在教育这一代青年时发挥作用。对于整部小说，我现在还不可能做出更多的评价，因为没有充分的思考。我手头还有做不完的一些困难工作，所以虽很想找个时间同你相见，暂时却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会有的。
祝你在创作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进步！
胡乔木
7月15日
读过乔木信后，我打开老人读过的《北国草》。许多书页折着边角，凡是折角的地方，必有乔木的圈圈点点，其中有些地方，还留下他改过的文字。我当真为老人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感动了。这是一部四十万言的长篇，他要花多大的力气读完并校订完这部长卷？此时乔木已是年近八十高龄的老人了，还能为一部小说字斟句酌地圈圈点点，真是够难为老人的了。想到这些，我真是后悔不该把一部冗长的小说赠给乔木了。但是一个作家，当时何以回乔木同志对《雪落黄河静无声》投入的精力呢，只有赠书是最真挚的感情回报；但是此举却招致老人再一次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让我心里更加不安了。再看看他的手书中，那些歪歪斜斜的字体，说明老人写字时手在颤抖。据乔木同志的秘书邱德新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老人是在医院养病时读完的《北国草》，那书上留下的圈点的文字和那封来信，也是在医院病榻前完成的。一部描写北京青年去北大荒开荒的小说，竟然给乔木同志带去这么多的麻烦，我的心当真失去平衡了。怎么办？我曾产生主动去看望一下老人的意念，只要和其秘书通个电话约个时间，此心愿就能了却，但多年的劳改生活，养成我怕见上层的习惯，最后还是决定将对感谢老人之情，深埋进了我的心底。
直到1985年的初春3月，乔木再一次派秘书给我送来一信，信是3月1日落墨的，老人在信中告诉我一个喜讯，他已然找到了我的那封复信，是秘书将其压在文件堆中，后来将其锁入保险柜中了。老人说他已经读了我一年前的复信，但不能现在就给我答复，因为他刚刚结束了三个月的南方之行，回京后有一堆事情等待他处理。信尾老人特意附上了他家的地址：南长街×××号，有信让我直接寄到他夫人谷羽处，以防再次生耽搁。
此时，我已离开了北京作协，到中国作协党组工作了。虽然我工作很忙，但老人圈点我作品的这份情意，我始终牢记于心。当时间到了1986年的秋天，作协在西苑宾馆召开理事会的晚宴上，我第一次与乔木同志见面了。当时老人坐在主桌上，我与李国文、邓友梅两个同辈友人，端着酒杯去为乔木敬酒。至此，我才算有机会表达我对乔木的敬意。我说：“您给我的五六封信，我都很好地保留起来了。您这么大的年纪，工作又那么忙，还抽出时间为我不及格的小说号脉订正文字，为我的创作加薪助燃，我感激良深。过去没有机会见到您，今天让我敬您一杯酒吧！”乔木喝酒了没有，今天我已无准确记忆，但我准确地记住了，他盈满双眼的泪水，还有我们握手时，他那只不断颤抖的手……
乔木老人于1992年9月28日走完了他人生之路的全程。王蒙写了《不成样子的怀念》一文，悼念这位世纪人物。我在拿起笔来准备行文之际，发现自己的思绪比较紊乱——特别是那些书信，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而不说这些书信往来，祭文又会失之空泛，因而迟迟没有动笔。时至今年之初，在整理书房时重见乔木的几封手书，不禁为之勃然情动，便有了这篇忆旧的文章出炉。
由于与乔木同志没有接触，我无法写出一个完整的胡乔木，更无能判断文化界对胡乔木的多种褒贬之词的是与非。我只想从这几封手书落墨，勾勒一下新时期以来他与作家的关系。据笔者所知，历史的新时期前夜的1978年，胡乔木亲自去上海，把工人作家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引领到北京，给正待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代表演出。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文字的起草人，会前会后其工作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老人还是让代表们在会前“于无声处听惊雷”，这充分表现了他关注文化的细心和开创历史新时期全新局面的睿智。到了历史新时期之初的1982年，文坛曾有人要批判王蒙以意识流手法写出的小说，在“兵临城下”的时候，是胡乔木为之解危的。如果说以上的文字追述，都是流水般平静的话，乔木也有过不平静的遭遇：有一次，他在去南方考察工作时，竟然想去见见厦门鼓浪屿新生代的女诗人舒婷。这是老人礼贤下士之举，但天性坦荡的舒婷，并不想与这位意识形态口的总管见面叙谈。无奈之际，舒婷拿出了主动出击的姿态，到乔木下榻之处，去看望了胡乔木老人。但是让她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胡乔木还是到她家里来了。当天，她和她的先生——厦门大学教授，在与乔木交谈学术问题时，因有些意见不同，而发生了一些争执。按说，在学术范畴内这是属于正常的，但因其争执的声音很高，惊动了担任乔木警卫的当地公安局长，因而其交谈结局无果而终。
据舒婷事后告诉我，她对乔老的印象是：老人是懂文学的，但由于多年为官沉积于心的那个罗盘指针，总是在惯性中运动，因而交谈无果而终是她意料之中的事情。她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乔木老人，对我给他的回信中提及的问题，始终没有片言的回复一样——属于他难于回答的问题。虽然如此，还是让舒婷感悟到“老人姿态很高，并没有因为发生冲撞的火花，而像有的文化官员那样，找作家创作上的麻烦”。胡乔木何许人也？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与作家相处中，还是显示出来一定程度的宽容。不能小看了这个人文细节，因为许多才疏学浅的文化官员，对有异议的文化人，轻者进行开导训斥，重者进行整肃。在这一点上，乔木老人是不是接受了过去的历史教训？他在鼓浪屿与舒婷会见留下的这段往事，给后人留下了思索的话题。他一生的命运也曾几度沉浮，也曾留下身不由己时的一些人文缺憾，但其关注中华文化的兴衰始终如一，这又是留给后人的一段文史佳话。
以此为尺，丈量一下时下一些文官的长短，便能知其“胖瘦”了。君不见时下一些胸无多少墨汁亦不读作品，只靠听下层汇报，便对作品进行褒奖和封杀的文官吗？对比之下，乔木可以算是一面供文官自照的明镜了！岁首春初，写此文海钩沉的忆旧文章，既是对辞世十三年乔木之魂一纸迟到的祭文，也可以视为一个文人，对今天文苑清风的期待……
2016年初整理于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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