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囤老汉红头涨脸地说：“你该起用青年人，我黄土都埋到胸脯了。”
“当然要起用。”
“那要我这‘老疙瘩’有个屁用？”
“村里的乡亲们合计了半天，觉着村里二号‘财主’金牛这个小青年还不赖，是他带着两个小青年到县委揭发的曲宽。会计核算了卖粮账，那辆飞鸽自行车该归金牛，曲宽蒙骗到的那辆车，现在已经‘飞’到金牛家了。社员们想选他当队长。可是这小伙子驾辕太毛糙，得有个给他拉帮套的人，大伙相中了你，想叫你当个顾问。”
“顾问？顾问是啥意思？”
“就是给金牛当个参谋。”于茂解释说。
满囤老汉又问：“就不怕我扯后腿？”
“乡亲们说，你不但不会扯后腿，还会想办法把梁家屯家家都变成财主！”
“为啥？”
“家家都成财主，就省你一个人挨斗了。”于茂诙谐地拍着满囤肩膀，“你不是有个哲理：雷击冒尖树吗？”
梁满囤笑了：“那……你容我琢磨琢磨。”
“别在这儿琢磨了，刚才我想上你家喂肚子，撞了锁，你听，肠子咕噜噜向你抗议了。”于茂站起身来。
一缕夕阳，把柔光投射在山山洼洼。于茂和梁满囤踏着秋阳光束，离开了山冈。
七
尽管于茂肚子很饿，饭，还是吃得很晚。玉柱和银杏先向于茂汇报去枣林峪的情况：他俩帮助这个队发展养蜂，枣林峪为了感谢梁家屯的帮助，开春派人来协助梁家屯在秃山上造林。之后，小两口忙着架设电视机的天线，直到电视机开始新闻联播时，饭菜才端到饭桌上。
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这是梁满囤做梦也没梦见过的事情。他端着饭碗，忘记了张嘴，两眼直溜溜地望着这奇怪的玩意儿：壳子那么小，根本装不进去人，而人像就从那里边钻了出来。
银杏说：“爹，您高兴吗？”
梁满囤没有言语。
玉柱说：“爹，待会儿里边还唱大戏哩！”
梁满囤眼角突然湿润了——他又想起了死去的老伴，如果她还活着，开开眼，该是多么喜兴的事情啊！
“爹！今天是喜兴的日子。”银杏从竹竿上拉下毛巾，递给老汉。
玉柱夺下老汉手中的饭碗，换了一碗热饭，送到老汉手里，说：“爹，您先吃饭……”
梁满囤还是痴呆地看着电视屏幕，屏幕上正出现安徽凤阳农民踊跃储蓄的场景，老汉把头扭向于茂问道：“这……是演员演的？还是真的？”
“那是农民存款，不是演员演戏！”
“这不都成‘财主’了吗？”梁满囤喃喃地低语，“要是咱真能去看看，就吃了定心丸了。”
于茂笑嘻嘻地说道：“不用上凤阳，到咱们市郊各县去开开眼吧！我从县委给你们开介绍信，怎么样？”
梁满囤沉吟了片刻，把饭碗使劲往桌子上一蹾，说：“眼见为实，一言为定！”
“要是属实怎么办？”于茂追问着。
“我再当一回出头的椽子，保险当好金牛的参谋。”
“来。”县委书记喜欢用孩提时代的盟誓方法表示决心，他伸出手指说：“拉个钩！”
梁满囤伸出那结满老茧的手指，玉柱和银杏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
两天过后，梁满囤的身影不见了。在通往县城的三岔路口老银杏树下，再没有谁看见过佝偻着身腰的“老疙瘩”；可是梁家屯的大人、娃娃们都知道，银杏驾着摩托车，驮着身穿新衣裳、刮掉了乱糟糟胡子茬儿的老爹梁满囤，出访参观去了……
1981年12月23日于北京
【附录：解读胡乔木】
——文海钩沉
岁末年初，因编选文集之故，不得不翻箱倒柜将各种文稿和资料寻找出来，以防漏编。其中让我心动的，是找出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由“鬼”变人期间，“二胡”给我的来信。其中胡耀邦同志的信，因已附印于三联书店出版的《我的黑白人生》一书之中，这里不再多说；但另“一胡”——即胡乔木同志给我的几封来信，却没有收入我近年出版的书刊之中；故而写此《解读胡乔木》一文以编入我的文集——同时，将此文海往事奉献给《天津文学》的读者。因为天津不仅是伯乐老师孙犁居住过的圣土，还是我文学之初的摇篮……
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在林木中我非常喜欢乔木类树丛，而讨厌扬花似雪的杨树柳树之类。不是说我没有文学的浪漫情愫，而是那些飞絮迷人耳目过于轻飘；乔木类树丛挺拔敦厚，不畏冬日和风雪。也许是出于“爱屋及乌”的本能，在新中国成立后，在老一辈革命人当中，我觉得胡乔木这个名字起得很好。这仅仅是自己的一点认知而已，而别无其他。
让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是，在1984年春初竟然与乔木结下了文缘：一天，我正在家中笔耕，市作协秘书王淑珍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有一封牛皮信纸口袋、上边还烫着“密”字的来信，是乔木同志的秘书邱德新同志特意送到作协，要面交给我的。因为我不在单位，那封烫着“密”字的信函便放在了她那儿，待我去开封。接此电话后，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不仅仅因为我与乔木同志不仅素无往来，而且文化中人谁都知道那棵树太大太高，我生平中又没有攀龙附凤之念，乔木有什么事会找到我头上呢？是不是王淑珍搞错了人，乱点了“鸳鸯谱”？
她说她没弄错，信皮上是写着我的名字。由于是头号文化首长来鸿，她不敢耽搁，让我马上去作协，并强调这是党委的指示。我至今也记不起当天我正给哪家刊物写小说了，但我记得小说正好写到了收尾。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即将完成作品的最后几笔，是最难以割舍的。于是我和王淑珍商量道：“我能不能明天去作协，我手头这篇东西就剩下一哆嗦了！”
她说：“那可不太合适，你考虑一下吧！”“这么办吧。”我想出一条折中的方案，“你要是真没张冠李戴，你现在就打开它，给我念念信中内容如何？”
她开始说不合适。但我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是批评我虚心接受，我不怕公开亮丑。几经磨合，她终于按我的意见办了。她告诉我，她粗粗地翻看了一遍，不是批判我的文字；是乔木老人读了我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之后，写来的阅读感受；但是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五页信纸，里边还有涂抹之处，因而无法读给我听，还是等我去作协之后，自己来解读这封长信吧。
电话挂了。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之所以如此，多少年来我犹如一只惊弓之鸟，1979年刚刚飞回京城老巢，因为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问世，又受了一场虚惊，出于精神触觉的感知，我觉得胡乔木这封信，不是对我的小说进行批判的。正好，第二天是作协开会的日子，我去了作协，便与友人刘绍棠一块儿恭读了乔木同志的来鸿。信文如下：
维熙同志：
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为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到《小说选刊》第二期你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这多少也是由于顾骧同志的评介），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改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你很有叙事本领，你的文字也很讲究。不过文中仍有些细微的疵点。由于积习，我边看边作了一些记号。现在依次写给你，一来供你参考，二来也算是读者对作者的一点报答……
以下，乔木同志按页码顺序，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那般认真，写下了若干条文字、标点和语法上的失准。因其批改之处很多，笔者在这里只摘引少许几条，以管窥一斑：
83页：难道奔腾着泥沙……这里显然漏了个“的”。
84页：撩人思情应为撩人情思。
87页：垂直线，这是一个重要的错误。只有与一水平直线垂直相接的（即两侧交角=90度的）线，才能称为垂直线或垂线，这是国王也不改变的（疑为改变不了的——笔者）几何学定义。
95页：这天也毫无例外，毫字没有意义。
108页：尽在无言中，似应为尽在不言中。
123页：沾染了世俗，下应加习气。
127页：汇成了黄河的身影，织成了黄河的年轮，铸成了黄河的精灵。这三句话都没有说好，使人费解腻味。雪花如何汇成黄河的身影？又如何织成了黄河的年轮？
维熙同志！我以礼貌开始的信件，竟以如此冒昧结束（况且我们并没有相识），真是太不近情了。但愿它能多少有所助益。
敬礼，祝好。
胡乔木
2月16日
读罢来信，我和刘绍棠都笑了起来。无论如何我们也想象不到，乔木同志在养病时会拿出这么多时间，为这篇小说的文字号脉。始自历史新时期，老人担任着理论上清理“文革”思想流毒的拨乱反正的工作，他工作之忙可想而知。可是这位老人居然能花这么多的时间，读一篇与他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长达六万多字的小说，并写来这么长的一封来信。我俩估算了一下，不算阅读作品时的圈圈点点，仅仅这封匡正我小说文字的信函，怕是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真是令我们后来人感动不已。
绍棠问我：“你觉得这位大秀才，给你开出的‘药方’怎么样？”
我回答说：“有的一矢中的，有的我还得好好消化一下。”
绍棠率真地说：“老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过，中国语言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湖水，而是不断流动的大河，它也在时代变革中变化和发展。比如，你对黄河的几句描写，是诗化了的意象描述，老人却把它按具象文字来要求了……不管怎么说，老人花这么大力气，给你写来这封长信，说明一个问题，小说感动了他。”
我说：“老人是在养病中写来的，我只有感谢老人的分儿，我要尽快给乔木写一封回信。”
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复信还没有写出，第三天下午我又接到作协的电话，说是乔木的秘书又送来一封信，让我及时到作协来一下。这次我没理由耽搁，因为一篇不成样子的中篇小说，已经让老人花费不少的心思了，老人再次来信，我理应立刻去拆封老人的手书。记得，赶到作协时已近下班时间，作协秘书长老宋正要下班，他把信递给我后对我开玩笑说：“看样子，意识形态口的旗手胡乔木，是盯上你了，三天内两封手书，算是开了文坛之先河。”我说：“老宋，万一小说引发了什么麻烦，你这秘书长还得替我扛着点。”他解疑地说：“你真是傻瓜，要是找麻烦的话，老人会把信直接写给你吗？那会自上而下地交市委宣传部，再由宣传部下达到北京作协来的。这个书信程序，就说明乔木老人对你的文学创作关爱有加！”
信拆开了。出乎我意料的是，除了几句简短的文字之外，老人竟然用笔画来两幅凌乱的几何图形。乔木老人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维熙同志：
昨信发后，想到信中对垂直线的解释仍不正确，因为一条直线（或平面）相交成直角时，这条直线就是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的垂线和垂直线（见《现代汉语词典》152页垂直线），这另一条垂直线并不需要是水平线……
信的中间部分，是乔木老人用笔绘下的两幅垂直线的几何图形（笔者从略），信尾说明了他写此信的用意：
……我的信和你的小说，同样接受了这种不正确的设想，因而对垂直线作违反几何学定义和错误的解释。特此更正。
胡乔木
2月18日
看完此信后，我顿时明白了乔木老人的用心。但老宋却像是坠入十里迷雾之中。他说：“不是评你的小说吗，怎么论证开垂直线了？”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一个人物引发的。小说中有个劳改右派名叫范汉儒，他是个屈原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劳改生活中，对一切都一丝不苟，因为在困境中活得依然挺拔，因而得了个“六点钟”的绰号。因为六点钟时，时针与分针成一条垂直线。乔木同志就是为我小说这个人物的绰号，画来的几何图形，似在证明六点钟时针与分针上下垂直为“1”，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垂直。
老宋哈哈大笑：“我还是第一次领略老人的认真。”
我说：“我回家得赶快给老人写封复信，不然真的对不起人家一片心了。”
…………
我的复信是2月22日写完后寄出的。这封复信我很花心思，因为面对当时的文学艺术，我有话要说，而乔木同志又是意识形态口的主管人之一，对他说说我的文艺观，也许比与中宣部部长对话还要直截了当。记得，我在信中主要阐述的主题是，我们文艺界的领导，太偏重文艺的宣传作用，因而很少涉猎文艺自身的生命价值，由于太看重歌颂胜利的功利作用，而很少在作品中描写失败，有损历史的真实。我在信中列举了苏联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时电视台在播放这部电影），之所以流传至今并在播放它时让北京街头空寂，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自身的艺术张力和作品的血色真实。而我们的文艺导向太热衷于歌舞升平的作品，这虽然能满足于一时之需，却难以流传永久。我在信里列举了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在大西北的一路悲歌，没有任何作品触及这一令人震撼的生活领域，是中国文学的月食……记得，我这封信写得很长，其用心在于让文学艺术从单一的颂歌中走出来，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全貌——包括对建国之后的反右——直到血色斑斑的“文革”，都应在文艺的视野之内，以利于民族自识自省。当我把信函投入信箱的瞬间，曾产生过片刻的犹豫，我生怕这样一封复信，刺伤了老人的心。但我自问无愧于心，最后还是将信投进了邮箱。归来之后，我又感觉只有这封抒怀的信函，还不上老人为我付出的时间和心血，过了几天我又匆匆包扎好我新出版的两本书（长篇小说《北国草》和劳改队纪事《燃烧的记忆》），再次去邮局，寄交给了乔木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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