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么回子事，”曲宽压低了声音说，“老于进村，没有找我，直接进了大队会计家，听说和会计一块儿去量地了。”
“这和你有屁相干？”满囤老汉更糊涂了。
“是这样，那天……”曲宽吞吞吐吐地说，“包产到户分地段时，是老哥你插的木橛子。”
“不错，是我。”
“问题就出在这儿。人家说我当队长的多占了亩八分地，这……这不是活坑人吗？”曲宽说，“这事儿，只有老哥你在老于面前说两句话……今天，宽子我求到老哥脚下来了。”
梁满囤习惯地捏着胡子茬儿，想了想说：“我那天只管钉橛子，可没拉皮尺啊！那皮尺上的数儿，是你攥着。我是磨道上的驴，听吆喝的，你往哪儿一指，我就往哪儿钉木橛，你叫我证明个啥哩！”
“哎呀，我的老哥呀，这不是兄弟求你来了吗？”曲宽扯扯梁满囤的衣袖说，“你老哥知道我爱喝两盅，分包产地段那天晌午，我多喝了几盅，也许一时糊涂，把数儿搞错了嘛。”
“那你就直接向老于说清楚，干啥来求我？”
“老哥，你这是怎么了？客观上说句话，不比我说的有劲吗？再说，老于倒霉那些年，和你住在一个炕头上……”
“你叫我咋个说法呢？”梁满囤问道。
“……老哥，你就说那天是老哥你拉的皮尺。”曲宽眼里流露出哀求的神色，“是我钉的木橛子。两句话就给我帮大忙了。”
梁满囤摇摇头说：“叫我证明你是个酒篓子，这我干；叫我说蒙老于的话，我梁满囤说不出口。明明是你拉尺分的地，为啥偏要说成我？分‘包产田’那天，那么多双眼珠子，都瞪得像鸡蛋大，我……没法儿帮你这个忙。”
曲宽眼里希望的火熄灭了，他颓然地坐在房前的台阶上。梁满囤过去只是看见曲宽“过五关，斩六将”，今天第一遭看见他败走麦城——他脸色青灰，猫儿似的圆脸庞上堆起皱纹。
若不是这时的广播喇叭里呼喊他，曲宽不知还要对老汉说些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广播喇叭里传出女广播员的声音：“曲队长，县委书记在大队部等你，听见广播，你马上来大队部——你马上来大队部——”曲宽郁郁不快地站起来，走出梁家的篱笆门。他走出不远，又转身回来说：“老哥——”
“你还有啥事？”梁满囤走到篱笆跟前。
“过去，我曲宽有什么对不住老哥的事，老哥你多包涵。在这个节骨眼儿，我求老哥能为我美言几句。”
“我一辈子不会给人落井下石，可也不会给人脸上拍胭粉。”梁满囤老汉不咸不淡地回答，“你忘了，在那大厅里批老于那天，我……我脚底下抹了油了！咱穷也要穷个正直，不能哪头风硬，就给哪边鞠躬磕头喊万岁！”
曲宽煞白的脸，涨红了一片。
他走了，院子里恢复了原来的宁静。可是梁满囤的心，却像一架纺车，来来回回地转个不停。老汉心里十分清楚，“猫儿”偷嘴伤身，乌纱帽恐怕是戴不长了，可是谁来当他的替身呢？梁满囤掰着指头算了又算，屯子几十户人家，老实厚道的庄稼户，几乎没有一个愿意当那个角色的；愿意干这个差事的几个小青年，都是雏儿，干事情毛毛糙糙，挑不起这么沉的担子。对于村子了如指掌的于茂，会叫谁当这个头头呢？满囤老汉掰到最末后一个小指头时，头脑轰鸣了一声：要是于茂把眼睛盯在女儿和女婿身上，那可就坏了醋了。
梁满囤之所以这样想，是有他一套生活依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年近三十的梁满囤是梁家屯第一个互助组的组长；合作化运动时，他又第一个拉着驴缰绳去入社；别看他眼下佝偻着身腰，被人叫作“老疙瘩”，好像一只弓腰驼背的虾米，当年，他当过农业社的社长，也算是抖过纱帽翅儿的梁家屯的元老人物。在“大跃进”后期，他像夜空陨落的一颗流星，从此销声匿迹。于茂当时也因反对吃“共产主义食堂”而被打成右倾分子。这时，梁家屯上空升起了一颗新星，那就是仅十八岁的初中毕业生曲宽。曲宽初当公社化的生产队长时，不仅出类拔萃的机灵，而且人还正直清白。将近二十个年头过去了，机灵被油滑代替，清白被贪馋吞噬，他变成了一个“万金油”牌的“猫儿队长”。尽管曲宽和梁满囤下台的原因，绝对不相近似，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梁满囤奉行的哲理：探出房檐外的椽子先烂。如果在队里当个小老百姓，曲宽也许变不成个“猫儿队长”。想起这些，满囤老汉是决心不叫女儿女婿去干这份差事的。
梁满囤心里如同揣着蒺藜狗儿，坐也不是，站也走神。忽然，他看见了曲宽提来的汽油桶，还放在院子角上，老汉觉得如果留下它，也等于是“猫儿”的贪嘴行为。尽管它是“电驴子”的草料，也该弄个清楚。他提起油桶，倒锁了院门，朝街心的队部走来。
队部院子里停着一辆吉普车，老汉断定于茂一定在办公室。但当他走到办公室的窗外时，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室内人声喧嚣，似乎于茂正在和屯子里的乡亲们磋商着什么问题。不知是满囤耳朵发惊，还是心里的幻觉，他仿佛听见于茂说了这么一句：“只要大伙都同意，满囤的疙瘩我去解。”梁满囤顿时愣住了：给我解啥疙瘩？“财主”的帽子已经戴上了，今儿个又叫“小字辈”去买电视机，豁出这一百多斤，准备有朝一日当靶子，还有啥疙瘩要你解？猛然，满囤老汉心里一惊，莫非真是商量新队长的人选，要把曲宽卸下的套包子，给玉柱或银杏套在脖子上？他两步迈进了队部的外套间，当他要挑开门帘去辩理的时候，掀门帘的那只手又猛然缩了回来：他想到自个儿笨嘴拙舌，没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本事；与其当场受到围攻，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让于茂找不到他的影儿，一句话，绝不能叫玉柱或银杏套上拉车的夹板。
满囤老汉把手里提着的一塑料桶汽油，往队部窗台上一放，折转回身，快步溜回家里。为了防止于茂找上门来，匆匆从躺柜里掏出麻袋，用手一捏，钱还原封不动地在麻袋里，便把麻袋往怀里一揣，顺手从铁锅里拿起两个玉米面的凉饼子，锁好院门，大步奔向山梁。
爬过山梁，天已过午，满囤老汉感到肚饥，坐在向阳坡上，嚼那硬得如铁一样的凉饼子。别看梁满囤满脸褶子，走路佝偻着身腰（这是从“大跃进”以后，农村的风风雨雨给他外形上留下的痕迹），其实他内脏十分健康，不缺牙齿，胃口也好得像个壮汉。他很快地把两个凉饼子咽进肚子，然后斜倚着山坡，望着银杏娘那座坟，不禁想起了那早已流逝了的年代……
土改之前，梁满囤还不满三十岁时，给财主钱小耳朵当羊倌，这块山岗是他经常赶着羊群来啃青的地方。1947年一个暮冬初春的早晨，梁满囤轰着羊群刚刚拐过山梁，看见崎岖的羊肠小路上，躺着一个姑娘，她面色菜黄，衣衫褴褛。梁满囤看看不是附近村子里的姑娘，便上前吆喝她，见她没有回声，他匆忙把她背进梁满仓遗留给他的那间小屋。姑娘缓过来之后，哭得如同泪人儿一样。她告诉他，她是河南兰考县的人，因为饥荒，母女二人离乡背井下关东。还没走上一半路程，老娘被饿死在关帝庙里。她为了埋葬老娘，脖子上自插草标，卖给了县城里的一家粮店，给老板娘当使唤丫头。一天晚上，老板对她起了邪念，她跳出窗户，翻过后墙，连夜奔逃出来，长途的奔波，加上饥寒惊吓，跑上这座山坡之后就晕了过去……
梁满囤当即动了恻隐之心。他把这个比他小着十几岁的姑娘，安置在自己那间破旧的石板房里。他搬进钱小耳朵家长工们住的大炕。开始，他俩以兄妹相称，土改后，这个逃荒落难的姑娘，心甘情愿嫁给他，在1954年生出了小银杏。
在梁满囤的历史中，这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年代。他有了家，有了贤惠的媳妇，又有了自己的女儿。银杏娘是黄连水浇大的，对丈夫梁满囤体贴入微。梁满囤当了农业社社长时，她分担了全部家务劳动：上山砍柴，养猪喂鸡，担水做饭，拆拆洗洗，她成了梁家屯公认的巧媳妇。梁家屯山秃地薄，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比过去有所改善，但一年到头，仍然是干稀搭配，银杏娘总是喝稀粥，而把干粮留给丈夫梁满囤吃。她自个儿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梁满囤却总穿着密针密线缝的新裤褂。梁满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逃荒到他身旁来的女人，还会重新被饥荒卷走，在1960年冬天，竟撇下六岁的小银杏，在这座土坟里长眠了。梁满囤悲愤交加，立志一生决不再娶，以此回报银杏娘对他的感情。山里人，少有城市人水性杨花的习气，这么多年，他回拒了许多提亲的人，心里只想着坟头里的那个女人……
想着想着，梁满囤老眼酸胀，视线开始模糊。他用袖子沾了沾眼角，站起身来，夹起麻袋向银杏娘的青坟走去。到了坟前，他把一沓沓钞票，整齐地摆在地上。他想，这是使银杏娘在坟里闭上眼睛的最好方式……
突然，西斜的阳光，把一个人影投射过来，梁满囤顾不得回头看看是谁，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钱装进麻袋。
“甭害怕，我不是强盗。”站在他背后的人说话了。
梁满囤匆匆把钱装进麻袋，惊讶地扭过脖子，他立刻愣住了——身后站着的正是他怕见的县委书记于茂。
“你……”梁满囤一连咽了两口唾沫，“你……怎么到这儿来……”
“这儿是公墓，许你来就不许我来？”于茂黑瘦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地说，“记得吗？那年的清明节，我们一块儿在这儿祭悼过大嫂。”
梁满囤既没点头，也没摇头，他揣摩着于茂的来意，琢磨着回答他的词儿。
“那天，我很激动，烧了党费收据，以祭悼不该死去的大嫂，并向乡亲们赎罪。今天，长眠地下的大嫂也许能谅解一点我这个县委书记了，因为我那些保证，已经开始兑现、落实。梁满囤就是一个，他不再穷得掉渣了！”说着，于茂向银杏娘的坟头，像那次清明扫墓一样，深深地鞠了一躬。
梁满囤看着于茂肃穆的神情，心里有点难过，他一拉于茂的袖口说：“走吧！别在这儿陈谷子烂芝麻地叨叨啦！今儿个不是清明。”
于茂尾随着梁满囤离开公墓，边走边问：“不是清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正要问你哩！”梁满囤以攻为守地说，“你为啥到这儿来？”
“我？”于茂龇牙一笑，“我虽然不是诸葛亮，可是你有几根肠子，我都数得过来。在你家门一碰锁，我知道你准到这儿来了。”
“算叫你蒙上了。”梁满囤喃喃地说。
“这不叫蒙，这叫分析。我在‘马下’那些年头，你一心烦，就到这儿来转悠。”于茂用试探的口吻说，“可也怪了，现在你成了梁家屯头号‘财主’，还有啥心烦的事？”
“都是你的鬼花样，搞啥赊购。”梁满囤瞥了于茂一眼说，“唉！你真是斗不死的鬼，刚上台两年多，又忘了挂黑牌子和脑袋上那顶大尖帽子啦！”
“没忘。”于茂高声说，“就是因为牢记那些年头，我才拼着老命工作。‘四人帮’之所以在中国横行了这么多年，其中有这么一条原因：利用愚昧发展愚昧。听说，大哥你最近还干了一件叫人笑掉大牙的愚昧事儿！”
“我？”
“居然牵着骆驼去换羊羔，用现代化的‘电驴子’去换曲宽的飞鸽自行车。满囤大哥，曲宽就是叫像你这样的农民喂肥了的。”
“我……怕将来……”梁满囤支吾着说。
“你啥都怕，就是不怕对不起梁家的祖宗。”于茂扯了满囤老汉衣袖一下，俩人双双坐在山坡的一块长条石头上，“真的，我和满囤大哥在一个炕上住了一两年，忘了你老爹叫啥名儿了。”
老汉有些发呆：“你问这干啥？”
“唠家常嘛！”
“叫梁满仓。”
“老爹的老爹呢？”
“叫梁满堂。”老汉迷惑不解地望着于茂说。
“是啊！瞧这梁家几代人的名儿，起得多有学问：满堂、满仓、满囤，这说明梁家几代人都梦想着富足。咱们建国三十年了，大哥你的生活刚刚和你的名字相符，却把钱装进坛子，用‘电驴子’去换自行车，愿意守住梁家的穷气……”于茂咧开风干的嘴唇笑了。
“谁愿意当那勾脸挂须的戏子？”梁满囤感慨地叹了口气，“不是生活逼得我这样干嘛！你们干部这些年受的罪都露在表面上，可是农民受的伤都留在心里。你也知道，我梁满囤二十年前是个啥样，党说一不二，像个长着犄角的牛犊子，一个劲地往前冲；这些年，政策净给我们空桥踩，我……我叫水淹怕了。”
沉默。
于茂久久地凝视着梁满囤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他何以这样苍老？除了生理更替的自然原因之外，过去年代的灾难烙印，也刻在这个受苦农民的眼角眉梢。他激动地拉起满囤老汉的大手，使劲地摇着：“大哥，这都因为我这个县委书记没有当好。”
“你咋说这话？”梁满囤声音哆嗦了，“你比我们受的罪要大得多，我们信得过你。”
“真是这样？”
“真的。”
“那我于茂对满囤大哥有个希望。”
梁满囤头脑里如同打了个闪电，他一下记起来刚才在队部听见的话，忙以攻为守地说：“是想叫玉柱挂这个屯子的帅吧？”
于茂摇摇头。
“那么……是打着银杏的主意？”
于茂又摇摇头。
梁满囤嗔怪地：“那你是啥意思？”
“刚才在队部开了个老农会，乡亲们都怀念50年代和那个年头的互助组长。”于茂凝视着满囤老汉说，“后来，他又当了农业社社长，说他的心是一杆公平秤，想请他出山。”
梁满囤老脸立刻升起一层红晕，他万万料想不到事态竟会这样发展。他摆摆手说：“老于，你别说笑话了。”
“这是实话，不是笑话。”
“我有啥外号，你知道吗？”梁满囤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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