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染染那绺头发吧！”
“我还嫌我白头发少呢？”
“我不希望你老。”
“我希望我一眨眼就成老太婆。”
“这可不是你的性格呀！当初，你曾对我说过：‘但愿我们总年轻！’”莫华提示她说，“在我印象里，你是一个富有进攻性格的人，向我发动的爱情进攻，就够厉害的。”
“那是往事了。”陆梅轻轻叹了口气。她忽然像想起什么事情似的，停下手里穿梭般的毛衣针，眨眨眼睛说，“老莫，咱们还是谈谈现实问题吧！”
“关于芳芳的？”
“不，是关于我的事。”
“你有什么事？脸都胖了一圈了！”莫华说，“看样子你生活得很愉快嘛！”
“我心绞痛。”
“心理作怪。”莫华晃晃弯把儿的杜梨木烟斗，他准备抽烟。
陆梅“噗”的一口吹灭了莫华手上的火柴，“我是冠心病，医生叫我先休息半年。我……我已经在家里休息一个月了。”
莫华愕然地望着她。
“这是‘小炸弹’，医生给的急救药。”
莫华拿在手中看了看，是瓶装的硝酸甘油片！
“这是假条。”
莫华仔细看着假条上医院的公章。
他很诧异：记得他出狱后，她和他一块儿去医院做过心电图，有冠心病症状的是他，而不是陆梅。那个老大夫曾诙谐地对他说：“老同志，要是能有人发明一台现代化机器，把你们夫妻俩的心脏给‘中和’一下就好了。她的心脏是一流的，你的…你的……”老大夫没有用“末流”这个字眼，举起五指中的小指，用它比喻莫华心脏的现状。现在可倒好，后来居上——陆梅的病反而比他还要严重了。莫华当然知道那条谁也超越不了的自然法则：人都是从无病到有病到死亡。但他总感到陆梅的病来得太快了一点，似乎没有量变过程，就产生了质变，这使他感到有点蹊跷。
“你在想什么？”陆梅对莫华的沉默很敏感。
“让我说实话，还是说谎话？”莫华不等陆梅回答，就直冲冲地说，“我有点纳闷，前两年你心脏还是一流的，平常我也没看见你有气闷和心绞痛的症候，今天……”
“你这是什么意思？“陆梅扔了手里的毛线活，红头涨脸地站起来过去，“我申请退休叫你给搅了，就算是你做对了；现在我有假条，你还这样挤对人！这……太过分了吧！
莫华赔着笑脸：“你不是不了解我这个人，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我是怕你直线没走通的事情，绕个圈儿和我打游击！我也知道，这年头凭你的身份和本事，甭说开张半年休息的假条，就是休息三年五载，也不难找合法的依据来！但是，那不是我们应当作的！”
家庭一度出现的和谐气氛被打破了，周期性的痉挛症又开始了。平日十分贤淑的陆梅，此时，蛾眉高挑杏眼瞪得溜圆，朝莫华尖声喊道：“你……你……老莫，真是太……太……不体谅人了。我留在家里照顾你，让你多活几年有什么不好？看看人家不用妻子说话，当丈夫的就主动……主动……你……你是怎么了，难道没长着眼睛？非得逼着我去坐那八个小时的班？”
“低声点。”莫华缓和着紧张气氛，苦笑着说，“叫楼下邻居听了会笑话咱们的，人家会说：瞧！那个爱闹气的‘小姐’已经走了，他们两口人还是马勺碰锅沿地吵个不休！这多寒碜！”
“好吧！为了这儿永远安静。我走！”陆梅眼角湿了，她迅速背过脸去。
“别耍芳芳的脾气了，你是她妈。”莫华转到她面前，用粗大的手掌抹着妻子脸上的泪水，“记得过去，你十分崇拜廉正；如今我要求我们做到这一点时，你倒成了反对派了！”
“别提过去了。”陆梅把他的手推开。
莫华又抓住她的手，使劲握着：“为什么不提，陆梅当初不是这个样子的。她热情，直率，热爱真理。你还记得，你教我读的古文吗？其中有一句我到今天也没忘却：‘哀莫大于心死！’这比你真有冠心病还要可怕。”
“昨天的陆梅已经死了。”陆梅失神地低声喃喃道。
“没有，她就站在我面前。”莫华高声朗读地说。
“岁月……整整十年，我总忘却不了那场噩梦。”陆梅咬住抖动的嘴唇。
“噩梦醒来是早晨啊，陆梅。”
“我打不起精神来。”她声音依然很低。
“我给你吃兴奋剂。”
“这么办吧！你让我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在你身旁，我总感到心情上受压抑！我想到苏州老家去上一段时间，去看看妈妈。”
“可以。”
“可是有一件……”陆梅沉思地说，“你不能找到医院去批评那个医生，她是出于同情我，不，不能这么说，是同情你的监狱之苦，为了让我更好地照顾你，才违反了医生职业的准则。你能答应这一条吗？”
莫华沉吟了片刻：“如果你的心脏真能重新跳动的话，我就丧失一回原则。”
“如果我对生活的判断，仍然很灰呢？”
“那我把你俩一块儿扳上去。”莫华说这一点决不含糊，“咱俩就订这么一条‘君子协定’吧！”
她走了。
她走得非常犹豫，出小楼时，几乎三步一回头，但她还是走了——她去寻找能医治她创伤的“医院”，那儿有她的妈妈，有她的姐妹——那儿是她诞生的母体和生命的源头。当她走进软卧车厢时，突然又折身下车，焦急地对莫华说：“我不走了。剩下你一个人，我不放心，我们回去吧！”
“不。你走吧！”
“你这是赶我走！”
“我也有点累。”莫华袒露了自己的心声，“我也需要安静—下神经。”
他把她硬是推上了车——车开了。
陆梅隔着车窗玻璃，向他叮嘱些什么。莫华一句也没听清，但他还是连连点着头，像是什么都听清楚了似的，并且一直朝她笑着。当绿色的钢铁巨龙驶出站台，他再也笑不出来了！莫华感到眼圈发胀，不听话的泪水硬是从他眼角垂落下来。
难！
“多么艰难！一个瘸了足的鼎，我扶正不了，也焊接不成原来的样儿了！”他想，“其实我并没有做一丁点有损这颗社会细胞的事——我还是当年的莫华呀！可是三口人之家，竟有两个人不能理解我了。”
莫华深感行路之难。为了在北海净园之前，步出北海，他尽管感到疲劳，但还是拄着拐杖，挺直已经微微佝偻的脊背，拼着老命往前走，往前走。
伴随他那“笃笃”的拐杖叩地声，他头脑里盘旋着。
畸形的岁月……
历史的蹉跎……
家庭的解体……
当这斑斑驳驳光点，魔幻般地从他头脑消失之后，莫华的手伸进衣兜，里边装着从大洋彼岸飘来的信：
爸妈：
你们好！
我很好。前几天和新结识的艺术系朋友，到海滨的“天体浴场”去游泳。那儿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人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原谅我离家半年，才给你们写这第一封信！实因这儿的一切对我太陌生了；但我喜欢这种陌生，因为它使我目不应暇，每时每刻都充满在新奇之中……
莫华已经琢磨很多次了：什么叫“天体浴场”，“天体浴场”是个什么样？现在，他又琢磨起这个费解的名词来了。
爸爸请您不要责怪我，那个手工艺品“碗荷花”，刚在我书桌前摆了一个星期，就被我那位新结识的朋友拿走了。他喜欢它。他回赠给我一个“自由女神”的石膏像，我把它放在书桌上。好在，那“碗荷花”在工艺上并不是什么高档珍品，希望您能够原谅我和他的礼品交换——因为我违反了行前六条保证中的第二条……
莫华痉挛的手指，把这封信揉成一个纸团，他猛然把这纸团从兜里掏了出来，向海里抛去。两张信纸分明很薄，但他扬起胳膊用力掷出这个纸团时，却感到像扔出去一尊鼎那么沉重。
他气喘吁吁。
他面色苍白。
冷汗从他刀刻的皱纹里流淌下来。
突然，一阵剧烈的心绞痛，像刀子穿心一样，使他弯下了腰。
他的拐杖脱手了。
他的心脏病发作了。
他强忍着剜心的疼痛，弯腰弓背地向前走。在眼花缭乱万物颠倒的幻觉中，他的中枢神经还十分清醒：走！必须向前走！停下来意味着的只有死亡。
1983年8月20日夜
【陨落】
——《鼎》续篇
一
世界上的任何职业，都有他的欢乐和悲哀。拿你们作家来打比喻，虽然灵感闯进你们心扉时，你们的笔下如三峡之水奔涌而出，这时你们得到了精神上的最高享受；但是燃点你灵感的东西，常常是一根接着一根——像接力赛跑时接力棒般的香烟，因而你在欢快的当时，已经潜藏了悲哀的元素，尼古丁不断注入你的肺部，可以诱发各种疾病，直到癌症和死亡。
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最大的愉快莫过于使精神病患者病情减轻；当然，送他们走出病房，那是天大的乐事。可是从事我们这个行当工作的人，由于一年四季总是和痴、呆、苶、傻、疯的面孔打交道，就是在梦里也总是出现千奇百怪的变形人。所以，我们特别酷爱着春天的花朵，秋天的白云，夏天的雨丝，冬天的飞雪……我个人还有个嗜好，喜欢到幼儿园去看娃娃，只有当我看到这一张张笑脸时，我才感到这个世界是活着的，是充满了希望的。我还喜欢到马路上去遛弯，让大卡车、小“的士”、平板车、自行车从我身旁驰过；哪怕是一串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洒在街上，都会使我觉得生活的大河在奔流：噢！这座城市并非是麻木、板结、痴呆的僵死世界。
如果我没记错日子的话，那天正是年尾的12月24日——星期天。那天早晨，天空飘落着零零星星的小雪花，我穿上驼色的羽绒服，正准备带着小孙女登山观雪，桌子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喂，哪一位？”
“我是老秦！”院长报完名号，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有个突发性的病号，你能不能……能不能出诊一下？”
“老秦，这是我两个月内的第一个公休天。”
“本来应该让你喘口气了，只是……”
我怏怏不快地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知道患者是谁吗？”院长沙哑的嗓音，突然变得洪亮起来，“是咱们离了休的市委书记。”
“莫华？”
“你在家里等吧！十分钟后，干休所的车子到家里去接你。”电话断了。
今年一冬少雪，难得的一次观赏机会，被我的职业剥夺了。我先安抚好我的小孙女，然后背起红十字药箱，并找到钢笔和笔记本，准备出诊。老实说，我对莫华并不熟悉，只知道他在“文革”十年中蹲过监狱，平反出狱不久，就从中央来我市任市委书记。我还从市电视台转播的新闻节目中，经常看到过他的形象：瘦高瘦高的个子，脊背微微驼着，就是摄像机拍他近距离的特写镜头时，他也不会像演员那样给观众一丝亲切的笑意。仿佛他不会笑，非常讨厌笑似的，留在荧光屏幕上的面部肖像，像块难以用高温熔化的褐铁矿石。他那张黑褐色的脸膛上，留着一道道深邃的皱褶，如同一块矿石在旷日持久的风霜雨雪吹打中，形成的一条条的生命年轮。除非在市委书记会见外宾的镜头中，观众才会看见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偶尔也穿过西服），在其他的场合，他总穿着一身灰涤卡的裤褂，细心的女性观众，不但能很快地发现他那磨得油光油光的袖口，还会不费力地指出他的第三颗纽扣，没对准扣眼，因而衣服上出现局部的小小丘陵。我老伴就曾指点着电视屏幕上的市委书记，对我低声耳语说：“瞧！咱们市的这位父母官，可能是个鳏夫。也许他有妻子，我敢断定他妻子一定是个官太太。”
昔日来自电视里的朦胧印象，使我对这次出诊不无好奇。我已经是个有三十年医龄的老大夫了，曾接触过无数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患者：少女因被蹂躏而发疯，少男因失恋而变傻，因亲人的离失而疯癲，历次政治运动中因被戴上各种帽子而痴呆……当然，到了“文革”年代，精神病院人满为患，连病房外的过道走廊，都支起了一张张病床；即使这样，也容纳不下众多的患者，我们只好板起面孔，把患者拒之门外。这几年政府广施德政，精神病院逐步恢复了生态平衡，但精神病院的医生并没因之失业，仍有相当数量的精神病患者来医院求医。被皮包商诈骗走了财产的生意人，倒闭破产了的公司经理，铤而走险终于坠落悬崖的冒险家，在改革中屡遭受严酷打击的女强人……总之，不一而足，千奇百怪。但是，在我的医疗笔记上，出现市委书记的名字，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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