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文集-伴听(从维熙文集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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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冠牌轿车准时抵达门口,迎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轿车穿过闹市,驶向了市郊的干休所。望着车窗外的茫茫雪雾,我脑子走马灯一样转开了:据报纸报道,现在不少经济犯罪的案子,都和高层干部有着牵连,是不是上级纪委清查市里的经济大案,涉及这位老市委书记了?不然的话,莫华突发性的精神异变,几乎难以找到充分的社会依据。但我很快推翻了这种玄学中的假设,莫华不但在电视屏幕上留给市民的肖像,是极其朴素的,来到我们这座城市之后,还干了一件颇不寻常的事情:我们这座城市是濒临长江的工业城市,那些大大小小指向蓝天的烟筒,不分昼夜地喷出五色烟龙。几任的市委头头,都向平民百姓许愿,要使滨江人民能看见上空的蓝天,解决严重的大气污染。但是个个都是嘴上跑马,没有一个能付诸实践,消灭了蓝天下那一条条烟龙的。莫华出任市委书记不足半年,就打响了解决大气污染的第一枪。说起来像是个荒诞的童话,但这个童话在我们这座城市中妇孺皆知:在他三令五申叫那些大厂解决烟筒排污问题,不见有回声之后,他选择了位于市中心的那个头号烟筒当突破口,向烟龙发动了总攻。莫华先叫一个铁厂用铁板打了一顶烟筒帽子,然后调来建筑行业的长臂大吊车,把这个铁帽子悬在大烟筒的头顶上。他严令这个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两周内解决烟龙,否则就给这个大烟筒戴上铁帽。厂里头头看见市委书记动了“真格的”,才连夜聘请专家,召开工程技术人员会议,经过几天鏖战,解决了烟筒喷烟问题。这一招称得起是杀鸡儆猴,市内凡是往天空排放浓烟的厂家,都慌了手脚;前后不过半年,我们这座城市上空碧蓝如洗。莫华的名字,像滚过长空的开天雷声;这城市里有不知市委大楼在哪儿的,可没有不知道莫华名字的。不久,一雅号不胫而走——“铁帽书记”。试想,这样一个把平民百姓疾苦揣在心扉之中的莫华,能够成为一把经济罪犯的遮雨伞吗?简直是逻辑推理上的绝顶荒唐。

    开车的是个毛头小伙儿,我询问他说:

    “你是专给莫华同志开车吗?”

    “分配下来是他的专职司机,可是他拒绝了。”小司机问答,“他说干休所离休干部多,司机少,把我编到一个司机班里,为所有的离休干部服务。”

    “你和他熟悉吗?”

    “谈不到熟,可也不算陌生。”

    “过去他犯过这种病吗?”

    “没听人说起过。”小司机腼腆地笑笑,“可是我知道他有冠心病。”

    “怎么知道的?”

    “我拉他上过医院。在这片小镜子里——”小司机指了指车窗上那面后视镜,“我看见过他从兜里掏出‘小炸弹’!打开盖子,往嘴里塞过硝酸甘油片。”

    “老书记家里还有什么人?”

    “只有一个苏北来的保姆。”

    “妻子儿女呢?”我有些吃惊地问道。

    “听司机班的同志说,他妻子原是苏州人,在1981年得直肠癌,手术动晚了,癌扩散死在了北京。为解脱对妻子怀念,他想换个新地方,主动请求来的咱们市。”小司机歪着头,半侧着脸对我说,“对了,他还有一个女儿,在美国旧金山。这倒不是听人说的,是老书记亲自告诉我的。那天,我送他到市委去参加老干部会,看见他从一封写有英文的信皮中,抽出来一封信读着,我有集邮的爱好,向他索取信封上的美国邮票,老书记告诉我的这件事。”

    “他还有其他孩子吗?”

    “没了。就这么一位千金。”

    “她在美国上学?”

    “呀呀!这一点我没有问起过。”

    “噢!”

    “大夫,你还要了解什么,尽管问吧!”

    “你是不是觉得老书记过于严肃了一点?”

    “锅底脸,豆腐心。”小司机说,“去年,干休所的一位老局长病故了,他哭得像泪人一般。一打听,原来这俩老头儿在同一所监狱里受过罪。打那以后,我们司机班的才对老书记有点新的看法:原来‘铁帽书记’也不是那么铁,他的泪腺和平常人一样,只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罢了。”

    “在电视屏幕上,我没见到他笑过。”

    “这点倒是千真万确。”小司机表示赞同我的话。

    “为什么?”

    “人和人的脾气禀性哪能一样呢!”小司机转动着方向盘,轿车从街巷拐进了一个铁栅栏门,车子戛然而止,他为我拉开车门说,“到了,右手第八幢小楼是老书记的家。”

    二

    这能算个家吗?尽管室内陈设和一般高干家庭很少差别,但当我进了客厅并略略看了看几间住房之后,一种空旷而寂寥的感觉,顿时充塞了我的心田。毫无疑问,老保姆是个很勤奋的人,她把莫华的书房整理得有条不紊,绛紫色大写字台上的玻璃不见一点灰尘,打蜡的地板上没有一片纸屑,就连白瓷砖的浴盆都反射出白亮的光。可是由于房多人少,我仍然有涉足深山幽谷之感。无法填补我空寂的心情。

    坐在患者病榻前的老保姆,用一口浓重的苏北话,向我介绍了老书记病发的情况:昨天夜里,她已经睡下了,忽然听到老记卧室里“咚”地响了一声。她忙穿好衣裳跑了过来,第一个动作是先掏出他口兜里时刻装着的硝酸甘油片,塞在他的嘴里。过去,她曾这么为莫华解过急,这次她又照方抓药,可是未能使倒在地板上的老书记的昏迷好转。她急了,过去她在苏北农村曾看见过串街走巷的郎中,解救羊羔风的患者时,用大拇指紧掐昏迷病人的“人中”,便照葫芦画瓢掐了老书记的鼻下“人中”几下;当时他身子蠕动了一下,不知喃喃地嘟哝了两句什么话,就又昏迷不醒了。她一时没了主意,便跑到负责干休所杂务的陆科长门口,深更半夜敲开了他的门;陆科长随她进家后,看看老书记的恍惚神态,以为是中了煤气,便打开两扇窗子,一边让冷风吹进屋子,一边让她去厨房拿来醋瓶。她和他一块儿掰开老书记的嘴,灌下去几口醋;结果,和她冒充乡村郎中掐“人中”的效果一样,没起任何作用。陆科长无奈,只好跑到城郊镇甸上的医务所,把值夜班医生请来。医生给他听了心脏,量了血压,然后对他们说:“这不是心血管方面的病症发作,也不是煤气中毒,很可能是身心受到强烈刺激引起的突发性精神失常,建议你们请个治疗神经方面的专家来。”于是,陆科长把电话直接打到了精神病院的秦院长家里。

    昔日行动果敢的“铁帽书记”此时似睡似醒木呆呆地躺在床上。我首先打开红十字药箱,用听诊器检查了他的心脏,验证了夜诊医生的诊断科学无误。之后,我和老保姆开始了攀谈。

    “患者日常生活规律吗?”

    “早上天天去打太极拳。吃过早饭趴在桌子上写回忆录;午睡后去游艺室下棋或出大院去看看朋友。要说也挺规律的。”

    “近两天他受到什么精神刺激没有?”

    “没得见。”

    “过去他犯过这方面的病吗?”

    “没得见。”

    “你来这儿帮忙有多久了?”

    “不足三年。”

    “老书记心情好吗?”

    “看不出有什么不好。”

    老保姆是个乡下人。她面孔善良安详,说话语句迟缓,她忧心地望着莫华,神色充满了对老书记的尊敬。我仔细打量着患者的居室,居室朴素无华。墙壁上挂着两幅中国的水墨写意画,左边的一幅是“春兰竞芳”,右边的一幅为“秋菊吐蕊”。这两幅画的落款虽非名家,但也不失为雅静之作。两幅国画下边,有一张偌大的写字台,台角上堆放着《红旗飘飘》《将帅生平》一类的书刊,桌子中间撂着几叠稿纸。稿纸本翻开着,上边写满密密麻麻的字!一副支开着腿架的老花镜,放在稿纸旁边的桌面上,似乎在病发之时,老书记还曾坐在写字台前,翻阅过未完稿的回忆录。我有意无意地朝稿纸本上扫了几眼,老书记这一章写的是,他随部队进了城市,解救烟花女儿出牢笼,并亲自率战士把妓院老鸨押赴刑场的往事……

    老保姆见我停步在写字台前,仿佛想起了什么,她慢声细气地对我说:“医生,老书记昨天晚上有点反常。”

    我骤然回过头来,审慎地听着。

    “过去,他星期一、二、三、四、五的晚上看电视,星期六晚上必要洗澡。昨天是星期六,我把水放好了,便吆呼他去洗澡,他正趴在这张写字台上翻看什么东西,头也不抬地回答我说:‘我不洗了,你去洗洗吧,省得把放好了的热水糟蹋掉。’老书记的话落地成坑,从不更口,我便把那盆热水,用来泡上了该洗的床单。”

    “过去有过这种先例吗?”我追问着。

    她摇摇头:“这是头一次。”

    “昨天有什么客人来过吗?”

    “没有。”

    “他下午去哪儿了?”

    “去他的老战友家聊天,没出干休所的大院。”

    “昨天还有什么情况?”

    “没了。”她答。

    一个有经验的精神病医生,理应是半个心理学家,那双眼睛虽说不能和福尔摩斯媲美,至少也应当具有华生的洞察能力。我确信这个老保姆是个诚实的人,每当我提出问题询问她时,她的目光总是直直地对着我的眼睛;即使是我的目光中带有明显的审视成分,她也不回避我的目光,甚至连眼皮也不动一下。在诱发莫华的病发因素上,我很快地排除了她,并确信她提供情况的真实性。为了争取时间,我叫老保姆把陆科长找来,叫他和我同车返回医院,先去办理住院手续;下午,医院将派一辆能够躺卧的救护车,接莫华去医院观察治疗。同时,我把一张借阅“回忆录”的签名借单,交给了陆科长,我告诉他:这是为了寻找患者病发起因,而非任何其他目的。

    陆科长是个转业的下级军官,可能是由于职业形成的本能,他对我每一句吩咐,都看成命令。因而,回答我的词汇十分单调:“是!”“是!”“是!”

    雪比刚才大了许多,早晨飞落的零星小雪,变成了棉桃大雪。在窗外像是谁撒开了满天鹅毛,飘飘悠悠地盖住了郊区的村舍和驶往市区的大道。轿车的轮子碾在厚厚的积雪上,不断发出吱吱的声响,送我来干休所时小司机脸上还绽开着笑容,此时雪路难行,他脸上的那点喜气跑了个精光。车子爬行得很慢,这给了我向陆科长了解莫华的充裕时间。

    “他是干休所人人爱戴的老首长。”留着短短寸头的陆科长,向我介绍说,“干休所的杂务都由我管,老首长在这方面从不摆‘三八式’的架子。他出门很少要小车,离休后特意买了一辆‘凤凰二八车’,除非进城,他才给司机班打电话。”

    “他的廉正我知道了,能不能谈谈他别的事情。”

    “别的……”他抓了抓寸头,“有些情况未必对您有用。”

    “但也未必就没有用,我想找到莫华同志的病因。”我说。

    “因为我来自部队,他有时和我谈起过他的戎马生涯。他说过他所以到这儿来出任市委书记,是因为在大军渡江之前,他率领尖刀部队,首先登着云梯,翻越城墙,解放了这座城市,因而他对这座滨江城市有着极深厚的感情。”

    “是这样?”我饶有兴味地应着。

    “进城以后,他参与了査封妓院、剪霸除奸的战斗。”

    “噢!”我想起了他回忆录中“烟花女儿”的字样。

    “他仅仅在这个城市停留了两个多月,就奉命过江南下了。”陆科长见我对这些情况很有兴趣,便一扫刚刚见面时的拘谨,侃侃而谈,“有一次,他早晨打太极拳回来,看见我手持一把‘工字牌’剪刀修剪花木,便走过来要我教给他修剪技术。他从花木,谈到了这个干休所旁边小镇甸的昔日情景。他说这小镇的一半原是国民党的兵营,其中的两条街道是烟花柳巷,滨江一带背井离乡的姑娘,有的在这儿沦为下等的妓女。共产党把这些烟花女儿拯救出来,把她们安排到工厂自食其力。当他在1981年出任这座城市的书记后,曾详细调査过这些曾受过蹂躏的姐妹们的命运;她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其中有的当了市劳模,有的成了厂内的先进生产者。老书记为此感到欣慰,可是那些妇女谁也不知道莫华就是当年佩戴着军管会臂章的人。”

    陆科长谈及的这些往事,虽然无助于我剖析莫华精神变异的缘由,但他给我送来一个信息:在莫华铁黑铁黑的面孔背后,有着一个极其丰富的感情世界。他指挥着长臂吊车,把铁帽高高悬在工厂烟筒之上,以其锐不可当的凌厉攻势横扫乌烟瘴气的行动,和他在几十年后,不忘查访昔日烟花女儿下落的行为,是粗犷和纤细的谐和,是剑胆和琴心的统一。不要看这个铁血男人脸上的阴天多于晴天,也不要看这位“铁帽书记”的严肃,不断扼杀着他自己的微笑,他是个活人,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说不定莫华的病发,真是来自感情世界的强烈刺激呢?

    陆科长看我沉默无言,歪头问我:“向您谈这些有用吗?”

    “或许有用,你接着说吧!”

    “他很怀念他病故的妻子。离休以后,他特意去北京一趟,把妻子的骨灰盒接到咱们市的骨灰堂来。”陆科长喋喋不休地说着,“这事情是我承办的。他说:‘我的老伴叫陆梅,和你同姓,她原是北平贝满女中的学生,算半个资产阶级小姐。可是我们一见钟情。我改造她身上的洋气,她改造我身上的土气,家庭还算和睦。’

    “我说:‘屋里为什么不挂上一两张她的遗像?’

    “‘看见就想,索性图个心里安静。’

    “‘您女儿在美国,总该挂上一张照片吧!’我说,‘您要是不愿进城,把相片尺寸大小告诉我,我给您去配个镜框来。’

    “‘我喜欢在墙上挂画儿。’

    “瞧,我们的老首长还有这点怪癖哩!”

    陆科长朝我笑了笑,表示他介绍情况已经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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