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吕荧当时常被流氓、小偷捉弄而精神恍惚，姜望着那张纸不解其意。直到吕荧从茅厕出来，用手指了指天上飞的小麻雀，姜葆琛才渐渐悟出其中的寓意：是让他离开这块收容“五毒”之地。
他低声对吕荧说：“我放心不下你！”
吕荧回答他说：“我不需要殉葬人。”
至此，姜葆琛完全明白了吕荧对他的期望。他向吕荧点头示意后，先是撕碎了那张字条，并于临近年节的时刻，他以外出购物为由，逃离了天堂河农场。到了北京他姐姐家，用手里仅有的钱，先买了指南针和一张全国地图，然后找出在清华大学参加军训时穿过的一身“国防绿”，套上红布缝成的袖章，便去了火车站。当时正值全国红卫兵大串联期间，南来北往东游西串的红卫兵，挤满了各列车厢，姜葆琛凭着那身“绿皮”和红袖章，登上了开往云南的专列——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他离开了过去曾给过他温暖、也给了他苦难悲楚的北京城。
在列车上，他凭着超人智慧，背诵出毛泽东多段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还被北京一所中学出来串联的红卫兵，选作了他们的头头。尽管如此，在火车上，他还是差点儿露出马脚。他说：“这源于知识分子的本能。当火车通过黄河大桥时，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水。之所以落泪，因为我是学水利的，曾有过毕业之后到黄河来工作的宏愿。谁能想到，现在我是以一个奔命的逃犯身份，路过黄河大桥。我还想到黄河是养育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母亲，我此次南行的目的，是要与母亲河诀别了……未曾想到的是，在我默默流泪的时候，尽管是低垂着头颅，还是被坐在我身旁的红卫兵发现了。他问我：‘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人人都为之振奋，你为什么反而哭泣？’我只好以谎言掩护自己的失态：‘我的老家在黄河边上的河南兰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把我母亲给冲走了，看见黄河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火车上的危险躲过去了。从昆明下了火车后，他的下一个去处，是奔往界邻西双版纳森林的景洪。到了公交车站，他立刻傻了眼了：由于乘车的人太多，连站着的地方都没有了。百般无奈之际，他只好尾随几个小青年，爬上公交车的顶篷。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开往景洪的是山路，车子一路颠簸得像摇煤球，他用力攥住车顶捆绑行李的绳索，才摆脱了途中被甩下车去的厄运。此时他当真有些后悔这次的南国边陲之行了，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已然是个逃犯，回归的路是没有的。
姜葆琛说到这里，屋里进来人了，他的话戛然而止，我也只好离开那间屋子。在我返回铣工车间的路上，完全沉浸于他的生活回叙之中。在反复咀嚼他的生命轨迹之后，我似乎找到了一个瘦弱的病号，在大芦花荡中为吕荧去“偷火”的精神之源。吕荧敢于在文联会上，逆批胡风的政治大潮而动；姜则在劳改的群体中，演绎出了出逃的大戏，除了使我感到自我生命的失重之外，当真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圣洁。
自我愧疚之后，我把姜葆琛当成了苦难中的挚友。每逢休息的假日，我都主动去找他叙说往事，以补充我生存下去之勇气。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向我陈述的逃跑经过，只是冰山一角，就是编织小说的顶尖高手，无论如何也编织不出来他到了景洪之后，走向西双版纳森林的艰辛。
记得，那天临近春节，我请他到我住的农舍中来（因监号人满为患，我住在离化工厂不远的农家），我俩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听他倾诉这段野人般的生活。他说：“本来在出逃前，我在北京已经阅读了一些有关西双版纳的资料，让我最担心的是森林中有一种名叫‘见血封喉’的毒树，只要是这种树叶扎破了你的皮肤，是没有解药可救的，可是要躲避人们的视线，我必须藏进林子。每到晚上，我要打着手电仔细观察树形，然后才敢在树的枝杈中搭窝睡觉。像动物中的长臂猿那般，以躲避地上的虫叮蚁咬。不用我挑明了，你也会想象得到，我不是到西双版纳来欣赏南国森林风景的，我是想从森林边界，逃往中国邻界的缅甸，但林子中几天原始人的生活，这么艰苦难熬是我意料不到的，你也知道我是个风湿性心脏病病号，万一病发了死在那儿，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我已选了这条路，一切都只好听天由命了。
“从北京带来的压缩饼干，给了我几天的生存热力。但总有吃光了的时候，我便像野人那般，采摘林中的浆果充饥。但是老天似乎不愿成全我这个梦想，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指南针丢了。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林木丛丛让我能到哪儿去找？那天我几乎急疯了，坐在一棵倒木上发呆，觉得自己已然到了人生绝境。中国有句古话，叫‘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就在这天我晕倒在那棵倒木边。是我误食了林中毒果所致，还是生命到了恐怖的极限？今天我也无法理清其原因，反正我倒下了，倒下了……
“当我醒过来时，已然躺在一个傣族姑娘低矮的竹楼里。事后我才知道是这个姑娘去林中拾柴时，发现了我并把我背回竹楼的。她敢于把我拖回到竹楼，是因为我是身着绿皮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好在我身体干瘦，这个乡野姑娘硬是把我从死亡线上拖了回来，不然的话我怕是早就去见上帝了。她说她听出我的口音是北方人，从我背包里的本本和地图上认知，我是个读过书的人。我以谎言欺骗真诚，说我是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借红卫兵串联之机遇，到森林中考察稀有植物来的。她听说我是大学生，不仅对我崇敬有加，还喂我吃浆果饼子，给我喝云南的菜粥。每每林子中来了割胶人，她都本能地把我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按说她认为我是红卫兵，没有必要这么做——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个离开家到林中编织篓筐的姑娘，让一个陌生男人住在她的竹楼里，她会说不清道不明。这倒也好，省得我露出狐狸尾巴。但是好景不长，姑娘告诉我红卫兵串联到了附近的林寨，我强作镇静却心乱如麻，他们来了即使我能混过去，但中缅边境能偷越过去吗？就是侥幸能跑过去，跑到缅甸那边我连语言都不通，何以生活下去？那天吕荧指指天上麻雀的寓意，只是让我逃离‘天堂河’强制劳动的农场，自己却一时头脑发涨，竟然跑到西双版纳的中缅边境来了。
“我又想：指南针丢了，可能就是天意，我决定走回头路了。第一，别让这个善良的村姑再为我的生存奔忙；第二，中国这么大，哪块黄土都能养人。就在一天夜里，趁这位傣族姑娘正在熟睡之际，我穿起她为我洗净的绿衣，挎起我那小小背包，悄然无声地重新钻进林子。此举虽然对不起那位傣族姑娘，但别无良策。你想，万一红卫兵当真来到她的竹楼，对我的身份产生怀疑，找来边境公安，我想走也走不成了……”
姜葆琛与我说起这段艰险的逃亡往事时，竟然几次忘记了吃饺子，几次眼圈红涨起来。我也为这位昔日的清华大学学子的经历深深地感动。他说他一生最大的亏心事，就是有负于这位傣族姑娘的一片挚爱之心。我安慰他说：“古语说，‘物极必反’，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获得自由了，你专程跑一趟云南，去向她表达你的谢意吧！现在我想听你走‘回头路’的往事。”
姜葆琛本来是不喝酒的——特别是摆在我俩面前的是六毛钱一瓶的白薯干酒，只有苦涩，没有一丝酒香；但他那天在情绪无法平静之际，一个理性的受难书生，居然往嘴里灌下去一杯。之后，他开始了他归程的叙述：“一句话，没有那身绿色的时代‘圣装’，不要说回到北方，连景洪、昆明也不用想离开。几天几夜我回到北京后，在朋友家里过了一夜，又从姐姐家里弄了点糊口之钱，姐姐说先回准格尔老家避避风头，那儿毕竟是生养姜家的根，乡里之间还可以有个照应。我则对姐姐的话心存疑虑，因为越是知根知底，越难以伪装下去。但是我还是按她的话办了。当时已是秋初的九月，我带上几件夹衣和棉服，一路奔向内蒙古，因为那儿的气候比北京要冷得多。但是走到河北和内蒙古交界的西北，碰上了一个从我老家出来觅食的流浪汉，他说那儿不仅‘文革’内斗的风声很紧，因草原旱灾吃粮也有困难。面对新的难题，我索性掉头向山西境内的雁门关而去。
“算是老天饿不死瞎家雀吧，当我来到吕梁山侧的时候，因当地水源奇缺，便更名改姓地混进一支找水的打井队伍——当地老乡把这个活儿叫打‘锅锥’。我是学水利的，按说在找水上能发挥点专长，但吕梁山麓山峦重叠水位极低，找水打井是难上加难的活儿。但无论怎么说，这是我过去学的专业，因而很快成了羊群中的骆驼。比如，找地下水的时候，哪儿初雪融化，我就提议在哪儿动手打井，因为那儿地下水位较浅，才能有雪融现象。为此，我很快成了打井队中的骨干。古人说：人生总是祸福相依的。这句话真是说到了根子上，我在打井队得到了称赞、成为骨干队员的同时，‘树大招风’之古代民谚，也相继在我身上得到应验。这群打井工人之中，有人开始怀疑我的身份。在一天夜里的大清查中，因为我没有身份证明，便被一个身穿武警制服的人带到存放打井工具的帐篷里，对我进行单独审问。我自知再装模作样以假乱真已无可能，便向武警言及我是个出逃的‘强劳’分子，为了活下去才混进雁北打井队的。当然，我略去了逃往西双版纳的重要一笔，如果言及那一段往事，在‘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是会掉脑袋的。
“那位武警当夜就用摩托车把我押走。他怕我逃跑，手铐的环扣系在了摩托车后座上。我梦想尽快把我转送回天堂河农场来，这半年多的时光，吕荧不知变成什么样儿了？但是我的好梦破碎了，武警没有立刻把我转回到天堂河，而是先押送到一座四面环水的特殊监狱。我之所以用‘特殊’这个字眼来形容它，实因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这座环岛监狱，还在延续远古的牢房‘喊号’制度，以安狱管人员之心。
“维熙，你一定要记住我对你说的这段东方‘天方夜谭’。过去我读中国史书时曾经读过，在宋朝时监狱曾例行一种以‘喊号子’报安全的制度。没承想，我头一天躺在牢房大炕上，想缓解被押解的疲累时，先是被一阵梆子声响惊醒，梆子声响过之后，值班犯人的喊话之声便跟踪而至：
“‘太平无事噢——’
“‘太平无事噢——’
“这儿的监狱牢房是夜间不熄灯火的。我被这号子声惊醒之后，用眼仔细观看，才看见那个值班的犯人，喊着‘太平无事’的时候，是面对牢房与牢房之间墙壁上的窗子喊的。这儿的数间牢房相连，房与房之间都有方格子的洞窗相通，接着2号、3号、4号牢房也接连喊出‘太平无事’的号子声，真称得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至于劳累了一天的犯人，能不能睡上个觉，狱吏们是不予考虑的，想不到新中国到了‘文革’年代，我们又重弹千年前封建帝制时的古弦，真是让人返古到了千年之前……
“不瞒你说，尽管我当时已然筋疲力尽，这声声号子搅得我不仅无法入睡，还生生潸然地流下了眼泪。号子有声，眼泪无声，我感到我生不如死，便想起诀别人间的各种方式，但是人生的命运无法预测，第二天上午，我便被抓我来监狱的那个武警，押上了东去的火车，当天夜里，我就被押回到天堂河劳改场院来了。谢天谢地，当时天堂河在我的心里就是天堂，这儿不仅有忘年之交吕荧，此外，对我这个吃尽苦头的逃亡者来说，押回老窝也算是给我的生命奔波画上一个句号了。当然，出逃要接受出逃的惩办，就是真蹲大牢，也总比留在夜夜听号子声的监号，要心静得多。
“长话短说吧，回到天堂河之后，吕荧对我耳语，让我做好接受加重处理的准备。我心里觉得此事更加费解的是：一个逃离农场近一年的专政对象，按照正常推理，为何不立刻把我关到禁闭室里去，反而让我回到原来的班组？这多少有点游离了‘文革’的铁血本色。就是活神仙也想象不到，我归场后不到一周，天堂河强劳人员中的老弱病残，就来了个连窝端的大迁移——我和吕荧都在其中。火车停下我才知道，新劳改点是大芦花荡中的茶淀农场。老兄，我和吕荧到了这儿，才有我去拉芦苇、你过来帮忙的事儿，不然的话，你和吕荧哪有见上最后一面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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