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前，他特意到我的住舍一趟，除了彼此祝福的话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如果某年某月，当历史把我们从鬼还原成人的时候，希望能去看上一眼那个留下酸楚悲泣的大芦花荡——因为我和他是在那儿相识，那儿还留下了吕荧的坟茔。
追梦芦花魂
岁月如织，人生如棋。当中国进入了历史新时期，21世纪之初的一个秋天，我应天津监狱局之邀，参观了天津的几个监狱。与我同来参观监狱的，有作家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潘宪立、青年作家邱华栋和中国文学馆的青年学者傅光明，还有文学馆的专业摄像师。因天津监狱离我过去受难时期劳改的大芦花荡，只有几十里路的行程，在我寻梦的欲求之下，他们特意送我来茶淀劳改农场的大芦花荡访故。
在途中，我内心十分酸楚：要是姜葆琛同来寻梦该有多好？可是老天有失公允，十多年冰雪驿路让这个苦难书生蹚过了，在平反后几年的光景，便因心脏病复发，到天堂与吕荧相会去了。归京后，他在轻工业部任工程师，工作地点和住家离我在团结湖住的楼舍，只有几百米之遥，共同经历磨难结下的情谊使我们经常见面。他是个工作狂，我是个创作狂，因而他带新婚妻子崔佩莉来我家相聚时，谈话的主题常常是如何追赶失去的时间，为历史新时期的到来献出热血等话题，因而昔日约定有朝一日重访大芦花荡的事，被紧张的工作淡化了。这是原因之一。之二，他在劳改队硬挺了过来，平反不久风湿性心脏病便复发了，两次在医院开刀更换心脏瓣膜，生与死的阴阳关口，又摆在了他的面前，因而他就是想来芦花荡追梦，怕是也没这个精力了。在他告别苦涩的人生之前，我到医院几次探望他。他与悲楚人生告别之后，下葬在北京城郊，与我母亲同一个墓园，因而每年清明时节，我去祭奠老母的时候，都要到他的墓碑前，静默上几分钟，对他诉说我对他的思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清明节，我在他的墓碑前默哀时，用心语告诉这位当年的“偷火者”，他的逃亡经历与另两个逃亡者张志华与王臻的经历，已然被我合而为一写成小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逃犯”三部曲，台湾新地出版公司也以《鹿回头》为书题，出版了这部小说。在他的墓碑前，我摆放了中青版的《逃犯》，还特意告诉他，小说中的第三部标题就叫“太平无事”，以慰藉他那颗苦寂的心……
车开了半个多时辰，下午三点整，汽车终于开进了浩渺无垠的大芦花荡。
依旧的秋风。
依旧的芦苇。
唯一不同的是，迎接我们来访故的劳改干部，换了崭新的面孔。时间荏苒，岁月无情，从60年代到70年代之尾，时间已然流逝过去三十多个年头了，劳改干部新面孔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事。这倒也好，避免了相识的劳改干部见面后的尴尬。这个年轻的农场干部，既给我们开车，又给我们当向导，当汽车把我们拉到当年吕荧和姜葆琛所在的老残队时，这里已然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只留下芦苇包围着的残破大墙。
我询及当年“586”劳改人员的墓地时，他用手向前一指说：“就在那片芦苇旁边，现在已经变成了养鱼养虾的水塘了。”我向这个劳改干部询及吕荧坟墓的情况，他说他到这儿来工作时，“586”已无任何一座坟墓了，至于吕荧是谁，他无所耳闻。我内心一声长叹，吕荧的尸骨到底是被其家人迁走了还是进入了地下龙宫，随着几十年的斗转星移，成了文学史中一个无人知晓的谜团。奈何？我把目光从水塘收拢回来，转向大芦花荡，想找出当年“偷火者”拉着满车芦苇，奋力前行的小路，令我失望的是，当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几个年轻的文友，钻进大苇塘看芦花回来，看我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揣摸到了我的心思，便询问我说：
“除了吕荧的孤魂留在了这儿，还有别的知识分子殉难于这儿吗？”
我说：“有。”
“谁？”
“清华大学的陆浩青，南开大学的敖乃松，他们是以自杀结束右派生涯的。”我说，“他们的亡魂没有埋在‘586’，是埋在芦花荡的东北角，那儿名叫‘北砖窑’。”
摄像师提议到东边的墓地去看看，以便留下一个回访劳改农场的完整的影像记录。我看看太阳已经西沉，不愿再麻烦那位农场干部为我们领路。西边墓地已经成水塘了，东边的墓地怕也难寻其踪影了。当晚，我们夜宿在农场场部招待所，新的劳改场长为我这次回访，晚餐时不仅为我们准备了苇塘里自产的鱼、虾等，以让我们了解今天狱政的变化，饭后还举行了一个“卡拉OK”晚会，让我们一行抒发各自的心绪。
记得，邱华栋和傅光明唱的是当时流行的时尚歌曲，因为我背负的历史沉如磐石，便在这个瞬间忆起我赶着马车去拉芦苇，与“偷火者”相遇的往事。因而，我低沉地吟唱了那首俄罗斯《三套马车》的民歌：
冰雪笼罩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
是那赶车的人……
第二天中午，农场派车把我们送回北京。走进书房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把我从芦花荡里采摘下来的两束芦花，插到我的花瓶之中——它没有玫瑰那么瑰丽多姿，但那轻盈而又洁白的花束，提示我不能忘却昨天的历史和那两个知识分子悲壮的文魂……
2011年秋日忆旧于书斋
[书殇]
昔日在劳改队改造，是无书可读的。当时，监号里的大炕上，躺着的“五毒”，盗窃犯叫“佛爷”，流氓犯叫“氓爷”，旧社会的遗老遗少中的罪犯叫“大爷”，抢劫犯叫“闯爷”——唯独囹圄于其中的知识分子，没有“爷”的绰号，被其他的“爷”们称为“吃屎分子”。但在那个特殊的地方，也只有被冠以“吃屎分子”的知识分子，还留有偷偷地翻看一些书籍的嗜好。但是“文革”年代劳改队中只有《毛主席语录》可读，早请示晚汇报都要以这本红色经典为纲，反复地对照自己，检查自己的犯罪根源。
记得，我当时唯一的一个蓝纸箱子里，在破旧衣服之下的箱底，藏有四本书：一本是方志敏烈士留下的《可爱的中国》，一本是高尔基的《母亲》，第三本书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荒野的呼唤》，第四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这四本书之所以能与一个囚徒为伍，是我借回家探亲的机会，偷偷带回劳改队的。我之所以遴选了这几本书，而不是其他书籍，是我当时的心绪使然。《可爱的中国》一书，是警示自己在屈辱的环境中，不能因个人恩怨，而在大节上失聪，这可是屈原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遗传。《母亲》一书，则更有针对性了，我母亲大半生的苦难遭遇，比高尔基书中的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忘却自己苦难重重的母亲。那本薄薄的只有几万字的《荒野的呼唤》，内藏的是我的生存法宝：小说描写一条叫布克的驯良家狗，在淘金的阿拉斯加雪原上，饱受野狗们的欺凌和咬噬之后，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驯良，激发出动物野性，不仅成为狗类家族中拉雪橇的“头狗”，在严酷生活的磨砺中，后来居然还成了阿拉斯加狼群中的领袖。此书，可谓饱藏人生哲理，作为一个文弱书生，我要想在劳改队中活下去，必须用其书的魂魄，激励自己在逆境中的果敢。至于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则为了提示自己无论遭遇到多大的不幸，一切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小说主人公冉阿让的善良。学会狼嗥是为了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自卫，而不是用以扼杀善良，以防狼嗥失度，真的成为一匹两条腿的“人狼”。
这虽然是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了，但今天梳理起这些陈年往事来，仍然感受到这几本书，是我为囚近二十年的强大精神支撑。比如，当我感到对中国的“文革”无法理解，对中国的前途心灰意冷的日子，我从《可爱的中国》中悟出，灾难重重的中华民族，是高压征服不了的，正好相反，这是物极必反的前兆——“文革”中的五更苦寒，预示着离天亮不会太远了。当我在漫长的劳改生活中，产生绝望念头、想自我了断的时候，高尔基的《母亲》，立刻让我清醒，因为我还有一个受苦的母亲，她在遥望着我的背影，期盼着我坚强地活下去。说不定在梦中她都在为我祈祷平安呢，我如果走了，老母亲还能活下去吗？至于杰克·伦敦那本书，很长时间内成了我的行为信条，连我自己都想不到，当劳改队中的一个“佛爷”，欺辱我这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时，我居然能够文攻武卫，把那个绰号“何大拿”的窃贼，打得鼻青脸肿，之后对我再不敢无端挑衅。这是《荒野的呼唤》给予我的自卫的力量。而雨果的《悲惨世界》，则制约着我这种野性的发挥，以防失度变形，悲悯人生是我生活的极致。
当然，在劳改队中是不能随便读这些书的。特别后两部小说，是永远也不能见天日的。记得，当时劳改队各个监号滋生了吸人血的臭虫，这种藏身于各个夹缝中的吸血虫，在我那两本小说上拉满了臭虫屎。即使这样，我也不敢拿出来清理一下。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岁月，为了能满足一下精神需求，偶尔拿出前两本书来翻看一下，也属于犯规行为。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正躺在大炕上翻看高尔基的《母亲》，以了却一点对母亲的思念，一位姓翟的驼背队长，走进来问我读的是啥书，我已无将书压在枕下收藏起来的可能，只好一个鲤鱼打挺从大炕上坐了起来：“报告队长，我看的是高尔基的书。”同时，我把手中的《母亲》递给了他。
他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书籍的封面，把书往大炕上一掷说道：“什么高尔基、低尔基的，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什么书也不许看！”
我有点不服，对他解释说：“这是列宁喜欢看的书……”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拦腰打断了：“我说过了，只许读毛主席的著作，你听见了没有？”
我只好点头称是。这位队长是个半文盲，但他是主管我们的队长，你还能争出个孰是孰非来吗？由于当天是周日，同屋住的囚号都看见了这件事，便有一个名叫希中信的“氓爷”，悄声对我耳语说：“我上学的时候看过高尔基的《母亲》，是革命书籍。可是他不让你看，你就不能看，要看你就得变个魔术。”他低声为我出谋划策说：“你把这书包上《毛泽东选集》的封面，来个‘狸猫换太子’不就行了吗？”尽管当时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年代，但寻找“毛选”的封面还不困难，但我不敢拆了“毛选”，将其封面包装在这几本书之上，因为那是比读书更大的犯罪。但他给我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思路，我便到宣传室找来几张白纸，用墨笔写上“毛选”的字样，再用黏粥将其贴在书的边角之上，不仅包装了高尔基的《母亲》，连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也穿上了我自制的时尚的新衣，以求得读书时遮人耳目，为自己挖一个读书的防空洞。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文革”中期的1970年，我们被发配到山西曲沃劳改砖厂的时候，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的这些书籍都被抄走了。当时我很害怕，最担心的是“狸猫换太子”之举。尽管这几本书本身都没问题，但在那个年代将别的书籍贴上“毛选”的封面，可以上纲上线到亵渎伟大领袖的反动行为的高度，因而我的厄运将无法预料。但是天下的事情，永远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毕竟天下像秦王大帝那般“焚书坑儒”的只有少数，人间还有大量惜书和爱书的人，因而我的命运发生了峰回路转。当时有个来劳改砖厂支左的解放军吴排长，他是厂内执掌大权的二把手。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屋子里，并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与我交谈了与书有关的问题：
“你过去是个青年作家？”
我说：“滥竽充数，算是一个吧。”
他说：“你还想不想要你的书？”
我心虚气短地回答：“如果首长发还给我，我……我……”
他考虑了好一会儿，竟然对我说出了如下的一番话来：“现在不是读书的年代，把书都发还给你，是对你的不负责任。这一点你一定明白。”
我既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只是茫然地听着。
沉吟了一会儿，他说：“这么办吧，你挑选一本带走，但是到了新劳改点，不许随便看它，当然更不许把书进行伪装。”
“我们又要转移到哪儿？”我问。
他对我摊牌说：“你们要调到晋东南的一个劳改矿山去挖煤，这是好事。古话中不是有‘人挪窝活，树挪窝死’的成语吗？至于我为什么单独找你谈话，你们知识分子都是聪明人，应该是响鼓不用重槌敲——一点就‘通’了。”
对我说来，那次谈话是我终生难忘的。之所以难忘，因为那是一场人与人的对话。直到我们奔赴劳改矿山的前夕，他才对我直言一切，他过去是个文学爱好者，因而知道抄走的书，都是人类的良师益友。为此，他除了把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退还给我之外，还把我主动向他索要的《悲惨世界》，也一并还给了我。当然，还给我书是在夜幕的灯光下进行的，包装于其外的封面，已然不复存在了。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没有忘记那个身着军装的吴排长。正逢岁尾年初，整理书斋时想起了有关读书的往事，故而写此读书短章，作为跋涉者的拾荒手记，一是向在我漫长劳改生涯中，给我精神火光的人致敬，二是重温我在风雪驿路上，为读书所承受的重载，以及苦难岁月中留下的醉人书香……
2005年夏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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