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严陵滩下住，
秦时风物晋山川。
碧桃三月花似锦，
来往春江有钓船。
可能是出于我的文学细胞还没有死绝之故，我和他很快产生了相吸的引力。他何以对我背诵郁达夫的诗章，因为他这只几次从大墙电网中破网而出的不死鸟，曾经浪迹到郁达夫的故园富春江。
王臻原本是民政部干部中的一个笔墨秀才，反右之前曾经代笔为他的上司写过报纸社论，自然在单位里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划右的直接诱因，现在听起来犹如隔世的“天方夜谭”。当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展开时，有一位同事，在他读过的一本《政治经济学》中，发现了书页中有红蓝铅笔勾画出的许多道道，还在有的地方打着“？”，这就成了他倒霉大半生的原因。其实这些铅笔道道是王臻用以表示自己懂与不懂或似懂非懂的符号，并不意味着他否定什么或对《政治经济学》存有敌意。但是在那个风雨年代，他标下的红蓝道道和问号，就成了他“莫须有”的罪状，说他意在否定当时被视为榜样的苏联（此书是由苏联出版而后译成中文的），而反苏必然反共，于是在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王臻成了千夫所指的阶级敌人。加上他在大鸣大放期间，说过一些同意储安平论点之类的话，于是罪上加罪，王臻成了最早上了《人民日报》的大右派之一。
可是就在披露此新闻的时候，王臻失踪了。是出自他文心不死的浪漫，还是表示他对“莫须有”的抗议，抑或是出于此公天性中的放荡不羁？他说是三种精神元素合而为一，支配他一拔腿就去了他文学偶像郁达夫的故土富春江。在秀丽的富春江畔，他首先寻找郁达夫的故园，由于时间的推移，富春江虽然仍在日日夜夜地流淌，然那儿已经没有了郁达夫的遗迹。孟浪了几天之后，他这个云游僧找不到投宿的庙门，只好踏上返家的路程。他走水路先从杭州而上海，又由上海而青岛。就在驶往青岛的客轮上，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当然家人知道他自杀也是痛苦的，但是长痛不如短痛，历经剧痛之后，家人毕竟会渐渐淡忘他的。主意打定之后，他便在船上寻找自杀的时机。白天船上的眼睛太多，他把时机选在了晚上。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当他深夜在船舷上徘徊，随船的水上公安已然盯上了他，因而当他在告别这个冷漠的世界，跳海一闭眼的时候，那名公安一下子从后边抱住了他。王臻没能死成。其后果可想而知：待他在严密的看管下登上青岛码头的时候，民政局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已然在岸上恭候他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私自出逃并企图自绝于人民，当然是罪上加罪。他被押解回民政部后，一辆西城公安分局的囚车，直接把他送进了延庆劳改砖场的大墙。
这只是王臻与众不同的生命传奇之一。之二，是到了1961年的困难时期，当时全国工业下马，他从砖场转到了茶淀劳改农场的于家岭分场。在那片荒芜的大芦花荡里，许多知识分子成了浮肿号，王臻亦难逃此劫。当时生吞活剥蛇、鼠、蛙、蚧者比比皆是，其理由不外填饱肚皮。为此，受难的知识分子，还找到一条理论根据：任何动物中都含有动物脂肪，这些动物脂肪能够转化为热能，有助于浮肿号闯过鬼门关。王臻虽然也得了浮肿，但他不吃这些所谓的动物脂肪，有别于其他同类的生存手段是拒绝出工，以保存生命中仅有的一点点热能。
一天，队长找到他说：“你干不了重活儿干轻活儿。劳改劳改，不劳动怎么改造你的反动思想？”
“我的手都拿不动铁锹了，怎么出工？”
“你真不出工，就送你到应该去的地方！”
“劳改政策是讲人道的，队长你不会这么做。”
“你是有意抗拒改造，我就不信无产阶级专政制伏不了你！”
“那是你滥用专政的权力，我也会做出我的选择！”
在专政的囚瓮中，还没有一个人敢于这么顶撞劳改干部的。王臻以身试法，他当天就被关进了禁闭室。王臻告诉我，这是他整个劳改生涯中的灵魂闪光时期：“一个自杀未遂的人，还怕死吗？”当天，他就采取了绝食抗暴的行动。虽然当时劳役犯们已经饿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他还是把从洞口送进来的那碗白薯面掺苦麻菜的稀粥，毫不犹豫地泼在了地上。他想：饿死躺倒在地上，是个直直的“一”字，比弓着腰身倒下，死得更像个人。
该怎么说呢？算他命硬，在阴阳界的十字路口上，总有生门为他而开，几天绝食闹得沸沸扬扬时，狱医奉场里头头之命，来禁闭室为王臻做体检：如果是有意抗拒出工，升级严办。但是狱医的检查结论是：王臻浮肿已然到了中期，建议场里最高头头对他解除禁闭。王臻因此而离开了禁闭室，住进了满是浮肿号的囚舍，在那儿虽然也吃不饱肚子，但是配发一点点营养保健的葡萄糖粉，每天又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他心态豁达，他又闯过了死亡关。
这是王臻求死而生的命运传奇之二。之三，比他前两次的自戕，多了一些曲线。1962年，广州会议召开，周恩来做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小道消息传来，说陈毅还在会上亲自为右倾分子岳野平反，并当众为岳野斟酒。这个消息震动了劳改农场里的所有老右，蜗居在囚瓮中的受难知识分子，似都从中嗅出来一丝解冻的信息。王臻也不例外，他当时甚至为自己没有死在禁闭室而暗自庆幸——他产生了生存下去的欲望。但是那不过是天空中一闪而过、瞬间即逝的“海市蜃楼”，那一丝候鸟鸣春的声音，很快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雷暴所取代。接着，“文化大革命”的苦戏鸣鼓开锣，受难的知识分子梦断残更之际，生与死的冲突，又一次在王臻灵肉中爆发。在苦苦思索之后，他遴选了另一种与命运抗争的方式：能逃则逃，逃向远远的天之涯、海之角；逃不成则死，死在什么地方都比在这儿苟且偷生要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乱世之际，留下的人生坐标。
在劳改农场出逃是很困难的，但是上帝好像有意成全他——他的盲肠炎犯了。当地劳改医院对这种病是无法进行手术的，因而当他疼得直不起腰时，劳改队批准他去北京公安医院进行手术。行前的告诫自然是不可少的，不外是在医院治病期间不许乱说乱动之类。王臻对此连连称是。但是当他在医院割完盲肠之后，先到北京家里探视了一下年迈的老母，然后以乱裹乱地与红卫兵一起登上南下的火车。上车之前，他已然瞄准了地处边陲的云南。此时中国正在进行抗美援越的战争，何不借口去抗美援越混过云南边界？就是混不过去被子弹击毙，也比自杀色彩要壮丽得多。基于这种孟浪的情怀，他买了一册云南省地图，先是一路南下直抵昆明。到了昆明后，他登上了去往开远的小火车——目标是边塞河口。
待他到了河口之后，才发现要通过边界并非易事，这儿设有边防检查站，对过往行者皆要进行严格盘查。此时正是冬季，云南的气温虽然比北方高出许多，但因其常常腹中无食，不得不裹紧从北方穿来的破棉大衣，过流浪汉的生活。王臻自觉衣衫褴褛，不敢白天闯关，想借夜晚偷偷绕过关口。大概熬到了第三天的夜晚，他藏在边防战士们的菜棚子里，正在一边以白菜充饥，一边筹划如何夜过“华容道”之际，一道雪亮的手电光束，突然照到了他的脸上——他被边检人员带到了检查站。起始，他凭借着他的聪明，还能应对一时，堂而皇之地大讲他来这儿的目的是为抗美援越之类的豪言壮语，可是当边检人员要他拿出身份证明来的时候，他无法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公民。显然人家看出了他的破绽，当夜把他送到了河口边防收容所。几经盘问，王臻无法自圆其说，挺到最后无路可走时，他不得不道出自己是个劳改右派，但他不忘说明，他是为了立功赎罪才来抗美援越的。
大约过了有一周时间，北京茶淀农场的刘队长和一个内勤干事，专程到云南押解他来了。有意思的是，这个生性豁达的王臻，在归途上，队长批判他的逃跑行为时，他竟然与劳改干部开起玩笑来了。
刘队长说：“你的胆子贼大，居然窜到云南边陲来了！”
王臻笑嘻嘻地回答说：“这地方风景这么美丽，我要是不来这儿，你们有机会来云南逛景吗？所以我虽然又犯了罪，对你们可是有功的！”王臻说这些话的意思，不外是想缓和一下专政者与被专政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希望两位在押解他回劳改农场的归途上，对他能够人道一点。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队长用毛主席语录回答了他，“本来可以考虑不给你戴铐子的，但是你档案中有前科，划你右派时你就逃跑过，还想自绝于人民，所以还是要给你戴上这个。”说着，队长从兜里掏出了黑亮的手铐。
王臻伸出手来：“行，只当我们演出的是一场20世纪的‘男起解’吧！”
“你还油嘴滑舌，无产阶级专政不吃你这一套。”一双冰冷的“铁镯子”套住了王臻的双手后，队长再次特别警告他说，“你一路上别找麻烦，找麻烦是罪上加罪。”
“队长尽管放心，我一定规规矩矩。”
此话说过没有两分钟，三人正好路过一个烟摊。
“报告队长，我想吸烟。”
“逃号还想吸烟，真是美死你了。不行！”
可是此时王臻已然用他那戴着铐子的双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烟摊上拿起一包烟。等队长制止时，那戴铐的双手已然撕开了那包烟的纸盒：“队长，你们先替我付上钱吧，只当我是先借了你们的出差钱，回农场后从我每月的三十二块钱里扣除。”
“你这个反革命——”队长虽然狠狠地骂了王臻一顿，但还是把烟钱付给了烟贩。因为烟盒已然撕破，何况他们还急于赶路。云南到渤海之滨茶淀农场的路途十分遥远。之后，他们登上从昆明北归的火车，王臻一路上没给队长再出什么难题，只是一件事，他违抗了命令：队长让他合上大衣，以使乘客看不见他手腕子上的“铁镯子”，王臻则偏偏敞开大衣，向乘客表示他的囚徒身份。对此他还有个理论：“队长，这镯子是你们给我戴上的，干吗要怕别人看见？再说，你们俩只有四只眼睛，而车厢里有几百双眼睛，我自亮身份，不是有利于革命群众对我施行监督吗？万一你们夜里睡着了，我再跳车跑了呢？我这是替你们着想，也好减轻我一点逃号的罪行。争取回场之后，你们对我宽大一点！”
专政是铁。他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只会给他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特别此时正是“文革”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期，就是刘队长内心真的同情王臻，也不敢对王臻的新罪有丝毫的开脱。归场后的第二天，一块“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就挂在了他的胸前。本来场里是要把他掷进禁闭室反省的，但是考虑到他是个活教材，便决定让他当一个“反革命靶牌”，白天干活劳动时摘下来，傍晚收工把牌子再挂上，拉着他四处游斗。大小批斗会连轴转，连批斗他的同类都感到疲惫不堪了，才算又熬过了一天。王臻在这段沉重的日子里，不是不想以自戕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夜间有专人值班看守，想死还死不成呢！
这种疲劳战进行了一个多月，有一件事使王臻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全场上下当时正在寻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刘队长觉得王臻的嘴上很有功夫，每次在批斗他的会上，他都能熟背一些毛主席的教导，把自己批得一无是处。当时哪个劳改中队能出这么一个尖子，那首先归功于队长对毛主席的忠贞。基于当时“形而上学”的风行，队长把“活学活用”的希望，放在了他的身上。队长首先让他参加“584”分场的试讲，经过场里对劳改成员中四个典型的评比，王臻以其无所不能之嘴，力克其他三个“活学活用”的典型而独占鳌头。分场场长最后决定让王臻参加了西荒地几个分场联合举办的“活学活用”讲用大会。
那天西荒地像过节一般热闹。有千余名劳改分子，从各个分场汇于一个空场，聆听同类讲述“活学活用”的伟大成果。我也是其中一员，于是我有了见识“马列语言魔术大师”王臻的机缘。当时他把“文革”形势说得天花乱坠，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坐在台下的小马扎上，曾把初次见到的王臻，视为一个当代的苏秦、张仪。当然，同类明知其是违心之言，还不得不为其诡辩术鼓掌叫好。王臻就是因为这次的所谓“活学活用”，而被摘下“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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