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当历史进入新时期的1979年，我才从一个劳改之囚，由鬼还原成人回到北京。多年的苦水，已然淹没了我对桃花残梦的记忆。1983年的一天，河北家乡电视台采访我的主题，就是重回旧地觅故。如同一声惊雷，我想到了团河农场那片富有历史斑痕的桃花林。经电视台和北京劳改局联系，说农场欢迎我去访故，于是在当年的春夏之交，便踏上了寻梦的行程。

    重新走进那片桃花林的时候，桃花已经快要凋谢，但留在枝叶间的桃花，依然唤醒我逝去多年的梦幻。董维森已然调走，到北京西城公安分局搞刑侦去了。来自天南地北的昔日难友，也都返回自己原来的城市——引起我内心极度忧伤的是，那位曾与我有过苦难情缘并隔河相望的潘汉年，没有返回自己的星座，他已离开人间去了天国。我回归京城之后，曾迫不及待地寻找这位前辈的下落，历史资料告诉我如是的史实：在“文革”中，他的假释作废，这位当年的桃园钓客，与他的妻子董慧一块儿被送往秦城监狱。“文革”后期的1975年，他和妻子又被发配到湖南茶陵农场劳改，1977年春天肝病暴发，这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走上谍报工作战线的元老，于当年的4月14日，含冤病死在湖南一所普通医院，时年七十一岁。更为令人感叹唏嘘的是，他住院时的名字和死后出现在湖南墓碑上的名字，都不是用潘汉年的实名，而是用当年从事谍报时的化名肖淑安。是出于他个人的怀旧，还是当时不许泄露潘汉年的消失？笔者不知，披露历史资料的人，也不知其内情——直到他死后五年的1982年，潘汉年得以平反之后，沉冤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他，才复用了潘汉年这个真名。

    历史何以如此无情？历史何以又深藏着前辈人的伤痛？因而当我回访团河农场时面对他曾经垂钓的小河和那片桃花林，突然想起几句悲情诗句：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陪同我觅故桃花林的是新任的劳改农场的场长，还有曾经管理过我们的高元松队长和技术员云照洋。这块土地真比得上一面历史的镜子，不仅知识分子受难群体，在这儿留下了足迹——我们离开这儿之后，又有一批批另类人群，在这儿接受过审查：比如，林彪飞机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汉之后，林彪之子林立果选中的美女张宁，一度曾被囚禁在这儿接受审查；与我一度为邻的文坛硬汉萧军告诉我，他和北京作协许多作家，“文革”中后期也曾被关在这儿接受“文革”洗礼。因而，当我穿行在桃花林时，我忽然感到那一片片坠落地面的桃花，红色中都沾有历史的斑斑血痕。这不是孟浪的臆想，而是桃花林演绎出来的历史真实。

    出于心中百感交集，加上农场干部们劝酒——那天我在农场午餐时，喝了酒便失控了。据电视台的记者事后告诉我，我曾在餐桌上，说起两只天鹅的轶事：当年东北兴凯湖劳改农场，曾经给团河农场送来捕获的两只白天鹅。当年人们还不知珍爱鸟类，农场干部怕它飞走，便剪断了它飞天的翅膀。我每每看见它们步履蹒跚行走的时候，便立刻联想到这是知识分子的化身。但是让我想象不到的是，这两只善良的天使，在环境的熏陶下也能渐渐地失去天使的善良，而变成人间的恶神——这两只天鹅，只要看见衣衫褴褛的劳改人员，便拍打着被剪断的羽翅，朝劳改人员追赶过来。人性能变，鸟性也能变，这是我在桃花林这个劳改驿站，最为独特的感悟。酒后吐真言——在餐桌上，当着劳改农场领导干部的面，我竟然忘我地说开了天鹅异化的童话，当真是到了忘我境界。

    可是人是有情物，酒也是有情物。两情合二为一，便有了我回访桃花林的上述表演。自从进入历史新时期，到今天的2017年，我有三次醉酒的经历：第一次，是我1982年出访澳大利亚归来，刚刚踏上国门广州的时候；第三次大醉，是1988年，我在宝岛台湾台北联合报社的招待会上；酒醉劳改驿站桃花林，是其间的第二次。那天我在桃花园酒醉后——在电视台送我归来的汽车上，便开始呕吐，就像在桃花林倾吐心声那样，把午餐时的食物吐个精光。

    待我从酒醉中清醒过来，我并没有对醉酒自悔。为什么？那是我内心世界的真情道白，而真诚是做人的根本。但是我也有所失落，因为没能看见在苦难的历史岁月中，关爱知识分子的董维森。知恩当报，我开始寻觅他的踪影，但令人感叹的是，当我找到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的时候，董维森已经在不久前离开人世了。我悲叹时间无情之余，亲自赶赴他的家里，去探视他的妻子。我除去给她带些补品，让她好好活下去之外，还送去一束红白相间的桃花——还有一本我初版的《走向混沌》，因为在书页的字里行间，也曾留有董维森的名字。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鸡年2017年春日即将到来的时刻，我这个生于1933鸡年春时、已然八十四岁的老翁，见时令又快到桃花吐蕊的春时，写此《风尘路上桃花情》的忆旧拾荒文章，以不愧对昨天的历史与今天的人生。

    2017年春日整理于书斋

    【生命绝唱十三弦】

    [犹记柳暗花明时——我在1979年重返文坛之后]

    一

    岁尾年初整理书斋的时候，除清理出文学长者和文坛友人的许多信函之外，还清理出一些历史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资料，有胡耀邦给我的复信、胡乔木的几封来信。其中最牵动我中枢神经的，是历史新时期开元之时，因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问世后，引发出来的各种麻烦：有某省劳改局讨伐该小说的会议材料，还有来自天南地北支持该小说出炉的近千封读者来信，重温这些文字时，不仅让我感到当时的酸甜苦辣，它还拨动我的心扉，让我在岁末年初，开始了文学的拾荒之旅。

    1979年到2010年，时间已然飞逝过去了三十一个年头，如今我保存的那本1979年第2期的《收获》，纸页早已发黄，因其封面残破而被贴上了一条条的胶带。即使如此苍老斑驳，它原来的所有权也不属于我——我的那本刊物不知被谁借走，作者反而成了没有那期刊物的人。前两年我去深圳时，深圳金威酒业的老板，原来是请我签名留念的，但当他听说我自己已经丢失了这本刊物，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割爱送给了我。他之所以难以割舍这本期刊，是因为他从湖南来深圳创业时，随身带来一些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书籍，而《大墙下的红玉兰》，是让他走出神坛的光环，精神上与历史新时期发生相融的开始。一个从湖南背负着它远途而来的行者，自然不情愿将其送给别人了。他肯于相赠，全然因为我是小说的作者。

    我相信他自述的真实。因为连我自己也不曾料到一曲《大墙下的红玉兰》，在乍暖还寒的岁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记得，小说问世之时，正是我结束了二十年囚徒生活、回到京城的时刻——我于1979年1月6日乘夜车离开山西，1979年小说在《收获》发表，如一石击水，掀起了惊涛骇浪。让我最为惊愕的是，一篇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竟然连接着社会的中枢神经，在当年的夏天，我接到来自全国各地读者的一千多封来信。信件中的绝大多数，是赞誉作品对生活的赤诚和作者的勇气的，但也有少数信件，是指责我“意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使我陷入了惊喜和心悸两种迥然不同的境地之中。

    《收获》编辑部的编辑告诉我，他们刚刚复刊不久，刊登《大墙下的红玉兰》的这期刊物，从开印时的一万册左右，后来飙升到了几十万册，尽管如此还是脱销，因而需要不断加印，这是《收获》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刊物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人写信指责编辑部，给反党小说开放绿灯。一时之间，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记得，我曾和好友刘绍棠说过，我做好重回劳改队的精神准备。若干年后，我把这个历史阶段心绪上的潮起潮落，几乎已经淡忘了，但是因为家里装修房子，在搬运文稿时把一份当年让我心惊的文件重新找了出来。文件记载：我曾经所在的某省劳改单位，于1980年1月26日，在省劳改局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此会是专门为笔者这篇拙作召开的。发黄的纸页上，留下了中国历史的拨乱反正时期某些政法部门在当年的真实心态。他们上书中央有关部门，除在称谓上称我为“从犯”之外，还在这份材料上，留下如是的文字记录：“从犯所在的劳改农场，现有犯人七百多人，现在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不认罪了。”言外之意，是受了小说的影响（服刑的犯人，看不到小说，据说是从广播中听到小说广播的），开始反抗改造了。文件的后半部分，通过我这个案例，开始了对历史新时期“拨乱反正”政策的质疑：“这样的小说一登再登，反复发表。1979年2月号《收获》杂志刊出后，《新华月报》第6期予以转载，《电影创作》第6期改为电影剧本再次发表。上海电影制片厂还到该省劳改农场去察看外景，这对劳改干部刺激极大……”与此同时，我也找出来一封来自劳改单位一个干部的来信，他在信上说：“你知道吗，上影来看拍摄电影的外景地时，劳改农场的头头紧张死了，他们一方面杀猪招待导演和工作人员，一方面派人去盯他们的梢——目的只有一个，绝不能让电影在场里拍摄。老从同志，这一点你应当理解他们，‘文革’的历史暗夜刚刚过去，‘两个凡是’还像紧箍咒一样，锁着他们的心灵……”

    这就是新时期之始，中国文学处境的一幅真实写照。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要说我的文学命运了，怕是真要回过头来再进大墙吃那“回头草”去了。不是吗？历经“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坛，虽然再也不是“八亿人民一浩然”的文化禁锢主义，但是要冲出过去的阴影，真是难而又难的事情。记得1979年的《文艺报》（当时还是期刊），自当年第7期开始讨论《大墙下的红玉兰》，在同年的第11期与第12期，又拿出两期的大部分篇幅，让文学界和读者讨论该作。之后，又给它戴上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的头冠，我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算是恢复了正常的跳动。但无论怎么说，碍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上影虽然给电影剧本发了优秀剧本奖，但开拍却被当时的压力搅黄了。我是写小说的，留下历史文字就可以了，对电影流产并没有在心理上留下过多的阴霾，但是当时的上海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却为此感伤不已。这次整理文稿和书信时，翻出他的两封来信，他除了对“中国左症”深恶痛绝之外，同时对我表示了深深的歉意，因为是他把我拉到上影去写剧本的，而在当时，北影导演谢铁骊已经表示北影愿意直接分镜头开拍小说，只不过是上影抢在北影之前，出于道义我只好婉谢了北影而去了上影，结果才演绎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

    这是大墙文学的一段尘封往事，其中深藏着中国社会在转型期间的历史必然。一个饱尝了文化禁锢之灾的知识分子，写出《大墙下的红玉兰》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是我没有写，受难部族中别的知识分子，出于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对历史的反思，也会写出这样的小说的。而当时有些政法机构，要封杀《大墙下的红玉兰》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当时“两个凡是”刚刚走下神坛，中国的历史新时期刚刚开始。因而，我对当年想封杀大墙文学的人并无恶感——恰恰与之相反，我通过那段五更天的日子，更懂得了黎明的可贵，看到了中国还有许多历史沉疴，需要有良知的作家加以清理。

    历史是公正的。当二十年后的1999年的夏秋之交，我去山西重访昔日曾经为囚的劳改农场时，由于时间、历史和人的更迭，我曾经驻足过的土地，已然大为改观。场长亲自陪同我去看了我当年为囚时的囚舍之后，又带我参观今天的犯人生活。之后，农场各部门的领导，特意在场部与我开座谈会。场长的开场白，我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过去，从维熙同志在咱们的农场劳动改造过，这是我们农场的光荣。今天他来访故，我最想说的就是，当年的劳改干部怎么会那么迂腐，来咱农场拍电影不是好事吗，过去的知识分子在咱这里挨整受罪，是过去历史因素造成的。拨乱反正的含义，就是要纠正过去政法机构中的‘左祸’。二十多年过去了，回头看看我们当年之所为，真是让我们今天的劳改干部脸红。”

    我说：“不提过去了，今天这里的变化很大。”

    场长笑着说：“欢迎你留下来，对比一下昨天和今天。随着中国的民主进程和法制的日益完善，《大墙下的红玉兰》的故事，今后不会再发生了。”

    “将来有时间，我一定再来访故。住下来几天，深入地了解一下今天的劳改人员的生活。”我说，“回京后我还有一堆事情需要处理，今天就不能留在‘娘家’了。”

    大家都笑了。

    场长说：“一言为定。”

    这就是一曲《大墙下的红玉兰》在中国历史变革转轨年代，引发的文化事端。笔者在这里所叙说的，不仅是人文故事的沉浮，还意在透视人文故事背后，深藏的中国历史经纬。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导火线，常常是文艺这个怪物：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引发了反胡风运动；戏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革”的序幕。笔者有幸赶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如若不然，我当真无法设想其后果，把我再一次掷进大墙，回炉再冶炼一回，也不是没有可能。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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