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尘路上桃花情]

    不久前，北京人艺演出了话剧《我爱桃花》。笔者观赏了演员尹铸胜和梅婷“让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情感戏剧之后，当即激起我对当年一场桃花梦呓的怀想。不过，它不属于儿女呢喃的情爱范畴，而是知识分子的一道梦中彩虹。在那旋即而逝的桃花梦中，深藏着中国历史的经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绝唱。故而笔者行文，将当年驿路桃花之情梦，呈现给今天的读者……

    上

    记得，前几年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我时，曾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在你二十年马拉松长跑的悲怆记忆中，有没有留下一点点美好的记忆？”我说：“有。在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那儿曾经有个几百亩的桃花园。那里不仅是我个人——也曾是受难知识分子的‘桃花源’。令我难以忘却的是，在那片桃花园旁的小河沟旁，还有幸与潘汉年有过一面之缘。”

    今天回眸起这段日子来，近似于一篇冰雪驿路上的历史童话。1962年3月，周恩来召开了“为右倾分子平反”的广州会议，会上不仅宣布为写下《洞箫横吹》的剧作家岳野平反，在进餐时，陈毅还特意为岳野敬酒。虽然这只是一条短而又短的新闻，但就是在这股送暖的东风中，我们这些与地、富、反、坏杂居于一条大炕上的“老右”，在1963年便从东、西、南、北、中的各个劳改场矿，一块儿被送到这片桃花驿站来了，让受难知识分子看见了一线生命的曙光。

    当时，我在这儿当上桃园班的生产组长，从春天桃花吐艳到秋时结出满树的蜜桃，桃子的品种从“五月鲜”到“晚黄金”，还有各种偌大的蟠桃（俗称寿桃），我在桃花丛中劳动的时候，比在铁矿开矿和在艳阳烈日下插秧，要轻松得多了。因而，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暗暗吟诵起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的桃花诗章：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朵万朵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落

    人从花中双双来

    心中吟诵这个诗章，并非有什么白马王子的孟浪情怀，完全出自于对愁楚心绪的释放——因为在这片桃花园和旁边的千亩葡萄园中，不仅有“老右”群体，还有假释到这儿来的蒙冤的老革命潘汉年——他常在桃花园一条小河对岸垂钓。最初我以为这个钓鱼的老头儿，是赋了闲的农场领导，在桃花丛中享受晚年。但是在场部剧班搞美工的“右派”画家赵华川对我耳语说：“他就是当年在白区搞谍报的潘汉年。”最初，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的名气太大了，后来在一次回京探亲时，曾向我的前岳丈张宗麟询问——他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工作时，曾与潘汉年有过多次的接触，他根据我述说的形象，确信就是潘汉年。因为他知道潘汉年已获得假释，但具体地点不详，这与赵华川对我谈起的情况十分吻合。昔日，读中国史料时见有记载，潘汉年的谍报工作几乎覆盖了旧中国的方方面面，从青、红帮会一直搞到汉奸头子汪精卫身边。这么一位开国功勋，步入大牢已经让人费解。此时此刻，我能与之隔河相望，简直近乎一个时代寓言。

    心中越是疑惑，越想得到对钓鱼老人的准确定位。有一天，一个机遇来了：管理桃园的中队指导员董维森，来桃园检查工作。我身为生产组长，在值班室向他汇报完桃树的施肥情况后，斗胆询问说：“董指导员，我……我……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河沟对岸那钓鱼的老者，是不是潘……”记得，当我的“潘”字出口之后，董先是望望窗外的河沟，然后那双闪亮的眼睛，立刻盯在我的脸上。很显然，这是一个超越阶级界线的问题，尽管他在劳改干部中，属于关爱知识分子的类型，但他毕竟与我们隔着一条时代的阶级界河，我有失身份的询问，不是给人家出难题吗？

    我有点后悔我的鲁莽，但并没有失去希望。因为在此之前，我和他在一次特殊的接触中，对他有一种全新的理解：一天收工后，他把我叫到队部办公室并打开他办公桌上的一个纸盒子。正在我不理解其意之际，他从里边拿出来一支蓝色花纹的钢笔。我顿时愣住了，因为这支蓝色的派克笔，与我50年代行文时用的派克笔一模一样。1960年我被收监后，上缴给了收容所一位姓严的队长。三年多过去，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动，早就把它忘却了——因为它和我这个劳改犯再没有任何关系。

    “看看这是不是你过去写文章那支笔？”董维森一边问我，一边把那支派克笔推到我的面前。

    我拿起来看了看，立刻百感丛生。我在反右之前出版的三本书（短篇《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南河春晓》），正是用它写成的。由于写字时食指不断用力之故，钢笔上面的螺纹已经有所磨损，因而我点头称是之余，便坦言这支钢笔对我来说，已经是可有可无了。几年之后，怎么也和我一样，“流浪”到桃花驿站来了？

    董维森对我木然的表情，有点愠怒。他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八度：“是你感到怪异吧？让你感到怪异的事还多着呢！我告诉你，除了你的笔转到桃园来了之外，去你家查抄的书稿，也一块儿转到咱们桃园中队来了——我翻了翻，其中有你写北京青年去开垦北大荒的手稿（即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长篇《北国草》），还有……”他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显然是在控制他对我的急躁情绪。放下水杯后他的情绪缓和了许多：“从维熙呀，你的脑子进了水了还是得了痴呆症，你怎么不想想，你的笔和文稿，为什么和你一块儿来到咱们团河农场，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

    真是应了古代传留下来“响鼓不用重槌——一点就‘嗵’”的这句民谚了，我顿时明白了董指导员这些话中的意思：知识分子的命运正在发生变化，不然的话连人带物，都不可能到首都之畔的这个桃花驿站里来。我向董维森表示了谢意，接过那支派克笔后，鼓着勇气询问了他一句：“那些书稿……也是退还给我的？”

    董抿嘴笑了笑：“你醒过闷儿来了？”

    我答：“我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他告诉我，查抄我的书稿和往来信件，整整一大纸箱，临时存在场部档案室。我星期天休息回家时，可以取出来拿回去。我要离开队部办公室时，他又低声地告诉我，让我回家安慰一下老母亲，形势如果没有大的变故，希望团河农场的桃园是你们最后一个劳改驿站了。

    我的心狂跳如同捶鼓。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董维森对我倾吐出来的心底之声，我才有勇气向董维森询及钓鱼老人的事，否则的话，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他反问我道：“你听谁说的？”

    “过去我看过他在报纸上的照片，隔河看去有点像他。”我没有把赵华川的名字说出来。

    “噢！你的记忆力还不错嘛！”董含糊其词回答我说，“那你就凭记忆去判断吧！”

    当年，这种似是而非的回答，就算是很难得了。之后，我对那位垂钓的老者，本能地增加了亲切感。试想，一位开国功勋，一个地下工作奇才，也要承受这时代的苦难，实在比我们还要痛苦得多。因而，我对他隔河招手或偶尔相视一笑时，自然而然地多了些对革命长者的敬意——因为他在1955年肃反时就身陷囹圄，落难的日子比我们还早上两年。前有车，后有辙，此时我和他能在桃花林中相见，真是应了那首古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基于内心的敬仰冲动，我有过一次十分出格的行动：那是夏日采摘大桃的日子，组里成员都去装筐运桃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值班房，负责过秤等待汽车来拉走桃筐。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那位钓鱼老者正在树下发呆。这时我突发奇想，让那比我心灵还要苦涩的前辈，也尝尝生活的甘甜。我从桃筐里遴选了两个熟透了的蟠桃，先是想给他扔过去，但怕损伤了蜜桃的形状，想来想去，忽然计上心头，我从值班室找出来一个塑料盒子，再把两个蟠桃放进盒子——我想如同放河灯那般，让两个寿桃漂浮到小河对岸。

    干此事时，我心跳如同擂鼓，但这儿只有我一个人，因而是只有天知、地知、我知的事儿。但当我把果盒要放进水里的时候，这位惊世的老“地工”，似乎看穿了我的用心，先是连连对我晃动他头上的草帽，然后便夹起钓鱼竿匆匆离开了河沟对岸。

    我失望至极。觉得老人有点令人费解：微笑可以，招手可以，为什么动真格的时候老人反而选择了逃避？事后剧班的画家赵华川，是为我这么解疑的：他认为老人对目前的形势，不像我们这么乐观。他举了一个事例说给我听：“我工作的剧班，在他囚居的小院旁边。有一次他在院内树下看书时，我好奇地扫了一眼。你猜他看的是什么书？果戈理的《死魂灵》。我仔细看看，他没有阅读文字，而是在翻看小说中的一幅幅插图。这是不是他内心世界的自白？”

    “什么自白？”我不太理解赵华川话中的含意。

    “就是灵魂已经死亡的意思呗！”他说。

    我说他的微笑和招手，似乎对生活没有失去希望。赵华川不以为然，他认为那只是老人的表象，内心世界比我们要悲观。谁能准确地号准这位老革命的心脉呢？

    我虽然觉得赵华川的话不无道理，但内心深处仍然沉迷于希望之中。这不仅因为我的派克笔和查抄书稿，归还到我的手里，更有一个逃号事件，让同类们感觉五更寒天可能即将过去：一个名叫张志华的右派，逃离津北的茶淀劳改农场后，在广州和新疆“自由”了两年多，被抓捕后既没有判刑，也没有受轮番批斗，只写了篇书面检查，就被送到桃花驿站来了。这是震撼老右们的一个解冻的信号，因而在桃子事件中，潘汉年对我的影响，很快被解冻的热浪化解为零。

    特别让我永生无法忘却的，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回家探望老母和幼子的日子：我的自行车的车把上，挂着一袋刚刚采摘下来的鲜桃（多少钱一斤，由于年代久远我已记不清了），车后座上捆绑着一个纸箱，里边装的是退还我的书稿和信件，这是我劳改生涯中最为快乐的时刻。从地处大兴的团河农场桃园到我家，约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我骑的自行车又是一辆破车，加上夏日炎阳似火，大汗淋漓的我忘记了疲惫。何故？只因为生命中的一丝曙光，覆盖了我的精神伤痛。

    到了家里，老母亲惊异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年幼的儿子，虽然还不太理解人世间的沧桑，但全家团圆之乐也让他兴奋得又跳又蹦——特别是我又带回来蜜桃和被查抄走的书稿，让这个苦难之巢中，突然有了欢乐的音符。记得，老母亲曾泪眼汪汪地问我：“是不是快有盼头了？”我一边为母亲擦着眼泪，一边安慰她说：“快熬到头了，连队长都这么说。”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知识分子美梦的顶峰。进入1965年之后，第一件让人费解的事，在桃花林中发生了。一天，我正在桃园为桃树剪枝，赵华川神色不安地走到树下，匆匆地对我耳语说：“有个不好的消息，潘汉年不见了。听说他不再假释，又被收押到监狱去了。至于究竟是什么时候走的，没有人知道。从他结束假释重回监牢，是不是历史要‘杀回马枪’的不祥信号？”听到这个信息后，我手里那把修剪桃树的剪刀，从手里脱落下来，扎在了我的脚背上。好在当时正是初冬，我脚上穿着的是棉鞋，没有伤及皮肉。对于赵华川提出的问题，我回答不出一个字来。

    桃园钓客的突然重新收监，当真是中国历史的风向标。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山摇地动的日子里，来自东西南北中的劳改右派，重新踏上漫漫的风雪征程，重新回到津北的茶淀农场。记得在临行的前两天，董维森特意把我叫到队长办公室，对我袒露他的心声说：“天有阴有晴，月有圆有亏，你们知识分子改造的路还很长，你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我感谢了他语重心长的叮咛，在离开他办公室之际，他又叫住了我，破例放我一天假，让我回家一趟，第一看看老母亲和儿子，第二让我把发还给我的手稿，让老母亲要收藏好。我听得出来，他的弦外之音是在提示我，我们这些专政对象的家宅，在“文革”中还有可能被查抄……记得，我走出他办公室的瞬间，心跳如同擂鼓；眼泪也随着心跳默默地滴了下来。因而，它成为我离开桃花林时，不能漏下的最后一笔——因为他是我二十年流放生涯中，众多专政人员中难觅的好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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