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善晋美]

    笔者是个烟民。某日笔耕时，见烟雾在眼前萦绕为圆圈，“蒙太奇”般联想，竟然让我想起“文革”高潮时期我双手被戴上的“手镯”。于是便有了这首《烟圈》的自描诗篇出炉。在这里，笔者以其为历史镜子的一面，而与之相对冲的镜子另面，则是山西大地与人文灵魂的晋善晋美……

    烟圈

    它像画图的圆规

    一圈一圈

    一环一环

    在我脸上进行勾勒

    状若蜘蛛

    在我的额头织网

    于是我成了

    一匹穿越岁月的老驼

    它像运动场上的跑道

    曲曲折折

    我在长跑中迎送了

    七千多次的日出日落

    遗憾的是

    我与马拉松的金牌无缘

    因为我属于——

    公民的“另册”

    眼前的烟圈

    酷似一盘盘石磨

    转啊转啊

    青春伴着血泪磨合

    于是

    红豆死了梦里相思

    文采与诗魂同时凋落

    我成了一朵枯荷

    不是上帝的神灵之匙

    打开文学之囚的枷锁

    也不是神医华佗再生

    让失语的哑巴开口唱歌

    是吕梁太行的文曲星辰

    是晋阳大地的众多伯乐

    让我这棵二十年的死荷

    重新返青吐绿开花结果

    上篇：“笼中鸟”与放飞人

    人字都是由一撇一捺组成，但人性中的善恶划分，却有着霄壤之别——特别是在血色的“文革”年代，这个感受可谓深入骨髓。

    “文革”高潮的1970年，我在“大墙”之内，被莫名其妙地戴上过手铐，可谓人生苦难之极致。可是到了1976年之夏，我在受难知识分子群体中，又充当了第一个结束囚徒生活、离开苦海而上了岸的幸运儿。何故？全然在于人间善恶的较量。但人间万象中毕竟善大于恶，在《浪子传奇》一文中，我写到了关爱受难知识分子的劳改干部陈大琪，这里我要描绘另一幅精神肖像，他就是接我上岸的古尧都——今临汾一身侠骨的革命老人郑怀礼。

    时正1976年初，他从山西省作协听说马烽、胡正、杏绵、国涛等前辈作家，把我从劳改局中“捞”了出来，已然是个历史奇迹。时任临汾文联主席的郑怀礼，立刻与该市宣传部部长郭璞商议决定，向省作协索要我去临汾文联工作。这种逆“文革”潮流而动之举，已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我从永济抵达临汾时，怀礼学长不但派人去火车站接我，还在临汾宾馆为我接风洗尘。记得，当时我面对这位满脸胡须却过早谢了顶的老人，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却给我的酒杯倒满浓香的汾酒说：“临汾迎接你离开苦海，这儿是你上岸的码头！”

    我无言以对地凝视着他，心里的问号是：在这样严酷的年代，一个老人何以会有这样的勇敢之举？记得，我虽然喝下那杯汾酒，但握着酒杯的手和内心同时在颤抖。当晚，我住进临汾古城墙下的一间文联宿舍，住室虽然比较破旧，但用以书写的桌椅和笔墨，都已配备齐全——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木桌一角还摆放着一台电扇，一盒驱赶蚊子用的药片，摆在了台灯之下。我经历一天的搬迁之劳，身体虽然疲惫不堪，但因精神的极度亢奋，一夜无眠。我想：昨天我还是个劳改犯，此刻在没有任何为右派解禁的文件指令下，历经二十年的风雪冰霜的漫长驿路之后，我终于走出历史的怪圈，回归到文学的本行中来了，这不是像东方“天方夜谭”的一个神话吗？但这不是我的梦呓，而是活生生的真实——此时此刻，我没有躺在囚室中，而是睡到文联的宿舍里来了。但愿这个真实的历史童话，是一只报春之鸟，让1957年后浪迹天涯的知识分子，都有像我一样的人生归宿。

    第二天，在郑老办公室与文联同事见面时，让我最为惊异的不是文联同事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而是办公室墙上张贴着的一幅漫画。此画是哪位漫画家之作，我已无从记忆，但此幅画里的人物与深藏着的哲理内涵，我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此画名为“武大郎开店”，画面上的人物是矮如侏儒的武大郎，他守候在旅店门前招徕客人，但画面上的一句横批，写出武大郎的心灵自白：“比我高的别进来。”文联的同事，可能看惯了此画，此时只顾盯看“上岸”的我；而我则忍不住凝视这幅幽默自嘲的漫画，直到怀礼老人开始向我介绍文联各部门的同事，我才把目光收拢回来。

    简短的见面会后，同事们都回去工作了，怀礼学长留下我，第一句话就是有关这幅漫画的自白。他说：“从来到临汾文联，我就在我办公桌的对面，张贴上了这幅‘武大郎开店’，你看那画儿的边角都垂掉下来了，我之所以还挂着它，就在于用这幅画，时刻提醒自己，文艺工作要招贤纳良，让比我高的人才，都网罗进咱们临汾文联。比如说你——”

    我当真吃了一惊。想不到怀礼学长是反用“武大郎开店”之古典，意在警示自己坠入“唯我者谁”的愚官哲学，只招纳天宇间的黄土沙石，而痛失人间珠玉，因而我对老人肃然起敬。我自卑地对老人说：“就算我年轻时算得上‘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么多年在风尘路上穿行，可能也被驿路风沙吞噬得一无所有了。我……我……真怕对不起您的一片苦心。”

    他点着了烟锅子，喷云吐雾了好一会儿，下边的一番话让我更为惊愕了。他说：“你说错了，我之所以把你要到临汾来，正是因为你在人生中演过‘男起解’。因为只有从中国历史的夹缝中走过来的人，才更了解中国历史的曲里拐弯。你是这样的一个泅渡者，才更可能写出中国的历史真实来……说实话，想来临汾文联工作的人，可以排成一个连队，我何以舍其众而求其孤，就在于我相信你能不愧对历史，写出你对生活的真实感悟来，这是我调你来临汾之根本。当然啦，调你来也有应急之因，咱们文联主编一本《战地黄花》的刊物，希望你能把它编好，多多发现一些真正的文学苗子，让咱们这座尧都古城，明天能遍地黄花。”

    至此，我全然明白了怀礼老人的良苦用心。昨天在临汾宾馆接待我时，我曾把嘴里叼着长把烟袋并能大口喝酒的郑老，看成一个心地坦诚的外向之人。今天对我倾吐出的这番心语，让我认知他并非粗人，其内心世界纤细如丝，不然的话他何以会对我讲出上述的话来呢？仔细品味怀礼学长的话，是话里有话，他似乎在鼓励我在编刊之余，应该书写出历史与文学的真实来。尽管此时“四人帮”已经寿终正寝，但“文革阶级斗争万能”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主调，怀礼学长能坦诚地说出这番话来，让我内心惊愕之外，有些暗自惊喜，说不定这儿真是我文学死而复生的沃土呢！

    与老人交谈之后，有一个细节让我终生难忘。当我走出他那间办公室时，他突然把我喊了回去，我以为老人还有什么要向我交代的事情呢——哪知他打开抽屉后，把一条香烟塞进我的手里，并自嘲地对我解释说：“我是烟民，你也是烟民，我抽惯了烟袋锅子，香烟送给你去增加创作灵感吧！”大到中国历史，小到我的生活细节，他都关照到了，当天我就被怀礼老人的人格魅力征服了。

    其实，我感悟到的只是怀礼老人外在的皮毛。后来，从同事们对他的评说中，更让我增加了对老人的敬爱之情。他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当时革命正处于艰难时期。为了革命，在19世纪的30年代，他变卖了家里的田产和财物——包括他和妻子结婚时的金银首饰，统统当作革命活动的经费，无偿地献给了革命。当时他从事的是地下工作，几十年来可谓九死一生。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奸细出卖，他被日本鬼子抓去经历严刑拷打，他不仅没有向侵略者低头，反而越狱逃出狼穴。这是他的人生奇迹之一。奇迹之二，就更令后来人对其临危不惧的气节而咏叹了：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坐镇太原时，曾下令捉拿郑怀礼，并下达了当场击毙令。地下党的同志为了掩护其离开太原，曾把他装进一个麻袋之中。在钻进麻袋之前，他叮咛护送他出城的同志们说：“如果发生什么不测，你们朝麻袋开枪，我愿死在战友的枪口之下，绝不当老军阀阎锡山枪下的死鬼！”

    这就是怀礼老人战争时期的生命画像。在这样的老人手下工作，我如果贪图安逸，以偿还我多年劳改之疲惫，那将是对革命老人圣洁感情的亵渎。为此，虽然当时正是盛夏，我拿出在劳改队挖沟开渠的劲头，赤臂裸胸地编刊写作。为了试一试自己是否已经“江郎才尽”，在采访了大同煤矿井下娘子军采煤队之后，加上我在劳改矿山有过三年“煤黑子”的经历，很快写出一篇《女瓦斯员》的小说。小说寄给哪里，让我颇费了一番心思。我想：北京是我落难之地，连老舍先生都发表声讨我的文章，指责我“煽动农民闹事”，而且我又被列入京城“四只黑天鹅”之一，刊物编辑怕是没有发表我小说之胆识。上海是出版我青年时代三本书的文化大城，我决定将其投往沪城一试。但当时不知上海文学编辑部确切的地址和主编姓名，只好在信皮上只写下“上海文学编辑部收”的字样，将我沉沦了十九年之后的第一篇作品投掷进临汾邮局。未曾料到的是，不久便接到了上海文学编辑部的复信，写信来的是时任主编的赵自先生，他对我走出“大墙”表示了惊喜和赏识，我的作品也很快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

    文章重见天日，激动之情难以形容。偏偏此时，父亲死于“文革”、从北京插队来山西的知青李锐，因从小喜欢文学，从霍县来到临汾并找到我的宿舍。因谈吐非常投缘，于当夜与其挤在一张床上共眠。好在这张床比单人床大一点，比双人床小一点，因而可以睡下两个人。当时已是初冬时节，我在劳改队盖了多年的棉被，不仅肮脏并多处破烂露出棉絮，但李锐当晚睡得很香。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李锐在霍县插队，经受过生活磨炼之故吧。但未曾想到的是，当年与我共眠于一床破被之下的李锐，就是后来写出多部作品的山西作家（妙就妙在人生的巧合，当年我和他共眠于一床，到了1992年，我的长篇小说《龟碑》和他的长篇小说《厚土》又同时发表在上海同一期《小说界》上）。

    李锐走后，我发现我的被子又脏又破，见早上阳光很好，便把它晾晒在屋前。然后沿着老城墙根去散步，完成我每天坚持的晨练。但是当我归来之后，忽然发现我屋前的棉被不见了，仔细查看，才从书桌上发现一张怀礼老人留下的纸条：“维熙，你老嫂子从襄汾来看我了，趁着今天阳光充足，我让她拆洗缝补一下你四处开花的棉被。”读罢字条，我立刻跑进怀礼学长住室，去向老嫂子致谢，怀礼老人把我拉了出来，走进他的办公室后对我说：“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她昨天晚上来的，我想拉着她见你维熙老弟一面，哪知你没在屋。她看见你屋前的棉被又脏又破，想必是在劳改队盖了多年了，便抱回来拆洗一下。她说你的被子太薄，还要给你加上一层新棉絮，山西的冬天是很冷的！”试想：一个从历史冰窖里走到文化暖巢中的人，能不为此而动容吗？我的泪水立刻涌上眼帘，但我又把泪水强压下去——因为怀礼刚毅，是看不惯男人流泪的。

    上述记载是怀礼学长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除了生活关怀之外，精神上的关照更让我感动。比如，他让文联副主席——比我小上几岁的谢俊杰，带我到与古尧都有着同样文脉的洪洞采风，在开阔我眼界的同时，以达到缓解我写作疲劳的目的。俊杰是个独臂人，他年幼时在煤矿附近玩耍，被一根雷管炸断左臂，只剩下一只右臂生活。但他身手敏捷，虽只靠一只右手耕耘，但笔下文字如行云流水，是个写散文的才俊。他带我先到中华民族发源地“大槐树”驻足，后又到明代建起关押囚犯的牢房（一代名伶苏三，就曾关押在这所囚房）。最后，我与俊杰走到始建于东汉、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洪洞广胜寺去览胜时，演绎了我至今无法破解的人生秘籍：当我俩走到寺院墙外的一块耕地旁时，一个身穿僧衣的僧人，突然停下手中的锄头，以奇异的目光盯视着我俩。该怎么形容那位僧人的目光呢？就如同雨前的闪电，击中了我们的中枢神经。谢俊杰低声对我说：“咱们过去看看，他似乎有话要说。”我也看出了这位僧人的异常，便尾随俊杰走了过去。但出乎我俩意料的是，那位僧人见我俩走了过来，便又重新低垂下头，用锄头去耕地了。这位僧人瞬间的变化，让我们不禁纳闷起来：明明是有话要说，却又收回腹中，何故？

    我说：“此时虽然‘文革’高潮期已过，但寺院之类的仍属于四旧范畴。不然的话，一个老僧怎么会在这儿挥锄耪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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