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笔者站在今天文学的高度，进行自审自读时，不难发现当年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并非什么优秀的经典之作，从文学的本质上去回视，它明显地带有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的胎记。几年前，在《文汇报》上，我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自恋与自审》的文章，其中对大墙文学的开篇之作的不足，曾作过出自内心的自我扫描。但是，我的这种自审，并没有完全得到文坛友人的认可。记得，有一次我与天津作家林希交谈，曾谈及我的自识。他却反驳我说：“你这种自识没有根据。‘于无声处’一声惊雷，如果没有它问世，死气沉沉的文学局面，也许会延续一段时间。老兄的小说搅动了当时文坛的一潭死水，这作用就够大的了！”

    其实林希和我都知道，文学的功能不是雷鸣电闪，它生命的最高体现，应该是“春雨润物于无声”。这篇东西之所以爆响于一时，只不过表达了当时的民声民意罢了。我自己并不满意这篇小说，因为二十年风雪驿路的艰难跋涉，给了我许多特殊的生活感悟，而这种感悟绝不是一般知识分子能够面壁想象出来的。比如，浩然在那个年代出版了《金光大道》，而我双眼看到的却是与之截然相反的镜头：劳改队里不断增员，其中的一部分新来的囚号，就是因为农村断粮而在全国流浪（当时称为盲流），因腹内空空偷吃食物，而被送进劳改队的。文学是生活的产儿，我所经历的生活，不允许我再像初学写作时那样，只凭着对新中国的感情依恋，像只喜鹊似的去唱颂歌。

    应该说，这不是一条坦途，耳旁经常听到对我规劝的声音。记得我第二篇写大墙生活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获得全国第二届小说奖的时候，有一位曾经十分关注我的文学前辈（兼文化界高层领导），就对我提出建议说：“《远去的白帆》写得很好，但是我希望你走出那段生活记忆，把目光投向新的生活，着力写些表现新生活的东西。”这是一个方面的声音。但也有另一种声音，却全然与之相反。孙犁也是我的前辈人，他读过我发表的大墙生活的小说之后，却表示了与这位领导人南辕北辙的意见。他在信中说：“从文学的角度讲，你这二十年得大于失。”弦外之音则是尽管我失去了拿笔的时间，却获得了别人难以获得的特殊生活。两种声音，究竟孰是孰非？

    我想不用多说，文学与生活血肉难以分割，这是文学的永恒定律。以此定律来判断两种声音的召唤，当然孙犁的声音是文学的本源。试想，要让我割舍下二十年的风雨感知，不仅有悖文学与生活的根本规律，而且等于让我浪费了二十年的宝贵生活。二十年是什么概念？它内含七千多个日月轮回，我怎么能舍本而求其末呢？再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我只有“不待挥鞭自奋蹄”，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在稿纸上倾吐我的生活。即使其间有七年光景，我在作协担任了一定的工作，但写作始终是我的根本。继“大墙”“远帆”之后，我写出来苦难知识分子的系列中篇小说《风泪眼》《阴阳界》《断肠草》《野浮萍》《方太阳》《雪落黄河静无声》《死亡游戏》和长篇小说《龟碑》。当我感到用小说表达不如直写历史中的人更为淋漓的时候，昨夜潮声系列的纪实文本便接踵问世了：《人与马的咏叹》《挖火者》《浪人王臻》《昨夜萤火》——直到我的《走向混沌》三部曲定稿出版。当然，在写大墙作品的同时，出于对改革开放年代的感知，我也写了一些反映历史新时期生活的小说、散文和随笔之类的作品，但这不是我的文学主体的表达，我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开掘历史隧道的故事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中的悲情故事，不仅是对昨天的反思，还预示着中国的明天——一个善忘而不知自省的民族，是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时至2005年，时尚文化已然浸染了不少的商业因子，因而文学的灵与肉都在变形。我拒绝我的作品进入任何一个炒锅进行炒作，远离媒体的染指，这么做也许显得有些迂腐，但我已无法重塑——我只要求无愧于走过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良心。在这二十多年间，老一代革命家胡耀邦、胡乔木都曾来信在精神上鼓励我；老一代作家巴金、艾青、萧乾、孙犁、张光年、陈荒煤等也都给我的文学创作加薪助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与商业联系紧密的今天，那些被称为“上帝”的读者，仍然没有忘记给我这个年过七旬的老翁以信函的激励，这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属相为鸡，古代辞书中曾留下晋人祖逖闻鸡起舞的记载，那么就让我以雄鸡报晓来自勉吧！在这里笔者首先向历史新时期致敬，因为没有历史新时期的到来，我将是一具文学的死胎，与此同时向关爱过我的读者问安，因为只有他们和明天的历史，才是文学作品的最后法官！

    2010年初整理于北京

    [男起解——寻梦元大都]

    昨天，我与元大都的特殊缘分

    任何人的一生，都如同一个长长的梦，凡是生命年轮中记忆深刻的东西，都与你生死相依，永生拂之不去。

    北京城北的土城，历史记载它本是元朝的开国都城，随着时间的流逝，北京人大都把它忘却了，但是我却对它记忆犹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儿是我噩梦链环中之一环。1960年的冬天，在忽必烈建成的元大都的一角，它曾经作为罪犯收容所使用，女囚被关押于一排排红砖房里，男囚则比女囚命运更为凄苦，被收容在几排搭建起的蒙古包里过冬。因而，我对元大都的记忆，可谓潜入到骨髓血液。至于当时为什么不用棉帐篷，而选用了蒙古包收容罪犯？至今不得而知，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它让我永远记住了元大都的名字，并曾几次到那儿觅故，寻找那个苦难历史岁月，埋在那儿的一个遥远的寒梦。

    21世纪初的一个秋天，我再次与友人王毅去元大都遗址觅故时，沿着元代都城早已塌陷的土城墙，走了很远的路，也没能寻觅到四十多年前那个故址。我曾询问在柳荫下下棋的老者：“您老儿可知道，这儿曾经有个罪犯收容所吗，它的标志是耸立于红砖墙之上的岗楼！”那些下棋的老者，不知是沉迷于“楚河汉界”争杀之乐，抑或是已然忘却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竟没有一个人为我指点迷津。今年初春，忘年小友陈徒手开来一辆车子，让我到元大都公园访故，我又一次登上了这片曾经是成吉思汗子孙叱咤风云的土城。多亏有今天元大都公园管理处的陈万明先生引路，把我带到了昔日罪犯收容所的故地，圆了我多年萦绕于心怀的一个遥远的梦，我看见了那座残留在楼群之间古老的炮楼！

    1960年的寒冬，东城公安分局的两位警察，全副武装，一前一后，押解着我们一行八人奔往土城。其中三个为“抗拒改造的右派”，被界定为“反革命”，我是其中之一员；其余五个皆为刑事犯，其罪行是在困难时期偷吃食品、偷窃粮票，外地流入京城的“盲流”。记得，其中一个名叫“黑子”的青年，年纪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神情腼腆得像个女娃，他来自东北吉林，是清王朝那拉氏的后代。这个远途而来的盲流，溜到百货大楼后藏身于厕所，待大楼关门之后，他到糕点柜台吃了个饱，当他捂着过于饱和的肚子，焦渴地拧开自来水龙头大口大口喝水的时候，被抓住了。因而与我有缘为伍，一块儿被押送到土城罪犯收容所。

    所以当笔者看见那个昔日的炮楼时，不禁百感丛生，既为流逝的历史而感伤，更为今天元大都公园的美丽而动容。记得，那时为囚徒建立档案照相时，我胸前标写着“273”号的字样。由于蒙古包里人满为患，睡觉时我们不能头对头地躺下而必须张三的头对着李四的脚躺下，以充分利用地铺的空间——这就是我留在元大都的一个遥远而凄楚的寒梦。

    今天，我和元大都结下新缘

    1960年到2005年，时间如白驹过隙，今天，除了那座残留下的土城炮楼还在述说历史往事之外，景物全然一新。朝阳区政府拿出4亿元人民币，在这里建成了长达4.8公里、面积67公顷的元大都公园。在绿草与鲜花中间，以一代天骄忽必烈为核心的巨大石像群，昂然屹立于公园一侧。一匹匹黑色奔马和白色羊群的粗粝石雕，似把我带到成吉思汗的故乡。笔者曾于2002年秋去茫茫草原寻觅勇敢者的精神图腾，可是那片草原太广漠无涯了，在横穿千里呼伦贝尔草原时，只见到云天之下的马群和羊群，没能一睹北征到俄罗斯顿河之畔、东征到欧洲多瑙河之边的“一代天骄”的形影。可是我在这儿，见到了他的子孙驰骋疆场的肖像。公园设计者，显然是个文化视野非常开阔的奇才，在表现元世祖能征善战的同时，没有忘记那个年代熠熠闪光的文化之星，如元代文学四大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包括当时来元大都朝拜的外来使臣、异邦的艺人，以及尼泊尔的建筑师、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马可·波罗，等等，无不在雕塑群体之内。

    特别牵动我思绪的是，其中还有黄道婆的肖像雕塑，也被纳入元大都公园的群雕之中。黄道婆何许人也？史料记载她原本是一个上海华泾镇出身低贱的童养媳，因不堪封建家庭的虐待，只身乘船逃亡到崖州（今广东崖县），为了糊口，在该地向黎族学到了纺织手艺，三十年后她重返上海华泾镇，成为当时的种棉大户和纺织专家。公园设计者，以极其缜密的考古目光，将这个黄道婆也纳入历史的视野，真可谓一首求真的历史绝唱。之所以这么说，实因昔日表现历史的园林，大都是帝王与皇妃孤家寡人的模式，而横空出世的京城元大都公园，如破茧而出的飞蛾，因而当笔者漫步于雕塑群体之中时，不仅感受到世界之风在中华大地的劲吹，还感悟到元大都的设计，是对旧皇家园林模式的一种挑战。昔日皇家园林的建设，多是按照国人传统的思维，表现东方大帝唯我独尊的至高无上，像黄道婆一类的市井人物，是不会被纳入艺术殿堂的。因而，当笔者漫步于公园的雕塑群中，似乎倾听到了时代脉搏的跳跃之声。

    可能是我在这儿当过“下等贱民”之故，对这种变化感触良深。尤其让笔者为之勃然情动的，是公园开创了人性化的新型管理模式，公园不收游者一分钱门票，可谓开了京城公园之先河。这种无前例可循的创举，让我这个与元大都有着历史缘分的人，有着超越常人的特殊感受。人的汉字组成，虽然只有一撇一捺，但人是地球的主人，放眼世界文明之最，都是以张扬人的权利为第一要素的。笔者几次来公园畅游时，看见公园内所有亭台楼阁，包括木椅座及儿童乐园内的玩具，都是仿照元代形式，用上等硬木精心雕塑而成的，就连卫生间里的设施，也与普通公园有着泾渭分明的差异，公园精心地区分开残疾人、老人和儿童高矮不同的马桶，服务于人的崇高道德理念，在这个最偏僻的角落突显其诚。尤甚不能忽略掉的一笔是在公园的许多制高点上，都有现代化的神经——一只只电子眼，这是为了游人的安危，而特意设置的。居安思危，公园的各种设施除去要求能抗击八级震裂之外，还可当作应急的避难场所，公园保证供水、供电。那应急的地下水井，造型十分奇特，井盖一律呈山石状，因而我在游览公园时，无法发现它的存在。直到公园工作人员，把绿茵中的石状井盖移开，我才找到了隐藏在地下深处的潺潺清流。工作人员告诉我，之所以将水井如此伪装，是为了公园景色的和谐一致。为此，我对元大都的兴致骤增。虽然它离我的住家较远，但是它成了我的精神旅伴，写作之余我常乘车到熊猫环岛，下车后走进这绿色丝带一般的公园——我当真没有想到，寻梦元大都之行，让我与元大都结下了新的缘分。

    雨丝如弦，弹响着今天的故事

    今春一直少雨的北京，在初夏时日，突然普降了一场中雨。我有雨中出游的习惯，于是在落雨的下午，再一次钻进了元大都公园的雨幕之中。

    往日平均20000人次光临的元大都公园，这天游人虽然少了许多，但更显示出它的气韵与风采。我打着一把伞，穿过淡紫色海裳花丛，惊动了几只树丛中的野鸟，它们振翅向雨幕中飞去，这个镜头已使我十分惬意，当我走进艳红色桃树身旁时，又一件让我动情的事，映入了我的眼帘：有一对年轻的恋人，正痴情地往对方的胸口，别着被雨水冲打下来的落花。在这一刻，我心中猛然升腾起郭沫若在《棠棣之花》剧本中的几句情诗：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朵万朵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落，

    人从花中双双来。

    由于雨天游人稀少，他俩似乎忘记了还会出现第三个游人，因而乍见我这个不速之客时，脸上虽然出现了片刻的尴尬，但当他们发现我是个老人时，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们是用桃花表示彼此的心声？还是用其当作定情物呢？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读到的是一首无言的春天的诗！走上弓背的木桥，烟雨迷蒙中见一对白发老人沿石路踽踽而行，他们头上没有雨伞，似在彼此搀扶之中，回忆着他们走过的风雨之路。我后悔没有带来相机，如果把这个镜头摄入胶片，将又是一幅无言胜有言、如诗如梦的人生画页。但是我并没有太多的失望，在圆圆的木亭里，有一个写生的中年人，正在追踪着烟雨中的老人，似在勾勒着他们从冬天走向春天的故事。

    真的要感谢这场北京迟来的天雨，它洗净了雕塑群躯体上的飞絮和灰尘，忽必烈的肖像，显得更加伟岸挺拔，元妃的笑容，在细雨中更为娇柔妩媚。淅淅沥沥的雨声中，不远处忽然传过来一阵高亢的京剧吟唱声。我循声而去，先看见小月河边一把支撑开的大大的彩色阳伞，然后看见伞下有几个中老年戏迷，正在兴致勃勃地表演着京剧清唱。角色中有老生，有青衣，有五花脸，那个手持胡琴的乐手，虽然像睡去般地闭着双眼，但是那只拉动琴弦的手，却像得了帕金森那般，上下左右抖动个不停。于是忽而尖厉、忽而凄婉的音弦，伴随寻乐老人们的唱腔，像流泉飞瀑般奔涌而出，让雨中空寂的公园，顿时充填了动感的活力。

    我竖直耳朵听了一阵，终于听出来门道——他们清唱的是京剧《女起解》。不知为什么，那唱腔牵动了我的中枢神经，我立刻联想起了1960年的那次“男起解”。我向戏迷老人挥手致意之后，走了很长一段的路，精神本能支配我，再一次来到土城那座古老的炮楼之前。我久久地凝视它的身影，并在如歌如诉的雨声中，倾听过去并遥望它的明天。

    俱往矣！“男起解”已成过去。

    眼前是充满人文情怀的元大都！

    2005年夏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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