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纪录证明了学长的预言，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临汾地区走出来的多位文学骄子，跃上中国文坛。其中有曾任过中学教师、后来写出多部小说（包括传记文学）以及散文随笔、被文学界誉为“青锋剑”的韩石山；有写出普通农民生活小说《祭妻》，又创作出《天羽》《天狗》和反贪廉政长篇生活小说《抉择》等多部作品，后来出任山西省副省长的作家张平；当年给我洗过脏衣脏裤的小学妹王鹰和她的先生齐国宝，在临汾写出了经济扶贫的长篇纪实之作《黄土之魂》；更可以传为文史佳话的是后来人张继善，为了写作他居然辞去了工作，苦苦耕耘出反腐长卷小说《黄河作证》……他们以作品，宣告他们对文学追求的忠贞不贰。还有许多出自临汾地区的文学人和他们的作品，笔者为节约篇幅，不在这里一一赘述。这都说明古尧都的文脉与地缘，是孕育文学的一方沃土。加上怀礼学长反用“武大郎开店”的人生哲理——以“比我高的都进来”的天高地阔的大视野为旗，让晋南文学熠熠生辉，誉满山西并走向全国。
不能略去的一则闲笔是：讲课结束之后，我与北京的几个文友，畅游香火鼎盛的临汾的尧庙和洪洞的广济寺。在广济寺我们曾想找到当年为我打开生命秘籍的僧人，但苦于当年没能问出他的法号，这位高僧到底离开了寺院，还是已经圆寂归天不得而知，但我留在晋阳大地的人生故事，还是引发了文友的评说：
心武说：“命运学里蕴藏着科学，只是科学还没发展到破解它的高度。”
斤澜说：“维熙的命很硬，近二十年劳改活了下来不说，还大病皆无。这让我记起我们五五年冬天一块儿去北大荒时。黑龙江刚刚冰冻不久，他非要去走冰，正赶上江面冰裂，差点掉进冰洞里去的时候，被一个垦荒队员拉住了胳膊。哈哈哈哈……命！这就是命！”
友梅接着斤澜的笑声，来了几句黑色幽默：“他要是掉下去，那就影响五七年反右了，北京青年作者中少了个右派，‘四只黑天鹅’就剩下三只了！”
绍棠说些什么，由于年代久远，我已无从忆起，但在“苏三牢房”和广济寺玩得十分开心，是深深刻在我记忆中了。之后，我们没能及时返京，又被山西汾酒厂接走，到美丽的杏花村享受美酒之醉。美妙的是，我们到了杏花村的当天，正是细雨纷飞的日子，耸立于绿丛中牛背上牧童的雕塑，与杜牧的诗融化为一，真是一种清纯的享受——何况我们五个人中，有的是酒徒，有的是酒仙，因而与厂长对饮汾酒时，舍掉酒杯而改用的瓷碗。因而此次我回“娘家”之行，既重温了山西人性之善，又觅到杏花村美酒之香。在归京的火车上，我们之中年纪最大、被我们视若兄长的林斤澜，说了一句心语：“我生长在南方温州，这是我第一次来山西，过去只知道迷恋瓯江风情，想不到山西也是一块迷人眼球的风水宝地，连酒浆都有别于其他酒乡，更别具风味！”
人是有情物。
酒是有情物。
两情燃烧融化为一，更铸造了我们一行的文学魂魄。这是告别山西之后，留在我们心中的一曲人与酒的绝唱。
这是我第一次回“娘家”的美好记忆。之后，我又多次回山西访故。其中，动人心魄催我泪下的一幕，还是发生在尧都地区的宝地上：2005年年底，作家出版社把一部即将付梓的文稿交到我的手里，说是受作者委托让我过目。我是作家出版社的原社长，退休下来还关注着出版社的成长。翻看手稿时让我更为吃惊的是，此书稿是一部题为《黄土之魂》——反映山西临汾地区古县经济扶贫的纪实文学，作者不是陌生人，竟是我在临汾时的小学妹王鹰与她爱人齐国宝。读罢书稿，我深为他俩的底层情怀和文中的泥土气息而动情，想不到当年的两只小麻雀成了文学天空的飞鹰了。对比几年前，我为其写过序言的另一部纪实文学《中国邮电梦》，有了令人惊异的飞跃。因而读罢书稿后，我曾在长途电话中向他俩表示祝贺。
到了第二年——2006年的暮春时日，我应下广东东莞的讲课邀请，正准备南行时，突然接到王鹰和国宝从临汾打来的电话，说是临汾文联已与出版社商定，在临汾地区的古县召开《黄土之魂》的座谈会，希望我能回“娘家”来与故土亲人们欢聚。当时我确实犹豫了：近十几年来，我几乎谢绝参加类似的书评会议，以求人生晚年生活之散淡，何况我已应下东莞之邀，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才妥当呢？
王鹰是个机灵的丫头，她听出我的话音吞吐，似乎有什么为难之处，便一下拿出了她的“撒手锏”说：
“山西可是您的‘娘家’呀，当年您从‘大墙’里出来，可是石破天惊之举。难道怀礼老人升天走了，咱们的亲家关系，就成了断线风筝了？”
我心跳立刻加速了，想对王鹰解释其原因。但这个山西辣妹子不等我说话便连珠炮般打断了我的思绪说：“您过去是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出版社肯定告诉过您了——如果他们忘说了，我今天告诉您也不算晚。临汾把您和出版社编辑的车票都订好了，三天以后，我和国宝在太行山下的古县恭候你们。”
我痛快地应了声“好”，没有对她说起东莞的事，便放下了电话。之所以如此，我去山西是对历史和亲情的报答，我不是一只没有良知两条腿的人狼。我立刻打电话向东莞道歉，推掉了东莞之行的邀请，于四月初旬的一天，与出版社的友人登上西行的列车——火车从太原拐弯向南，沿汾河之畔奔向了临汾——再由临汾乘汽车奔往古县。
依旧的太行山峦。
依旧的汾水潺潺。
依旧的临汾旧友，但唯独见不到学长怀礼的身影了。因而当我住进古县招待所后，经历的是一个失眠之夜。之所以失眠，是因为郑怀礼学长的形影，走进了我的脑海。起身静坐窗前，凭窗外望街上灯火，先是忆起1983年，我与四位文友的临汾与洪洞之行。继而又忆起1987年，我才访问德国、法国和奥地利归来，便接到怀礼学长从襄汾老家打来的电话，他说他离休之后，身体反而不如工作时期了。我立刻动员学长：来北京大医院检查检查，看看有什么顽症藏在体内没有，您和大嫂就住在我家里，我可以陪您去医院。”
他说：“那太麻烦你了……”
我说：“您忘了，大嫂还给一个劳改犯拆洗过棉被哩！”
他大笑了一阵说：“那屁事不值得一提，我早就把它忘光了。”
我说：“现在正是秋天，我们一家都欢迎您和大嫂光临。”
当时，我是四世同堂之家，家有三套住房。为了迎接郑老夫妇来京，我们腾空了一套，以方便学长夫妻使用。几天后，学长果然来了——但不是比翼双飞而来，只是学长独自一人乘火车来到了北京。可以说，那十天是我最为快乐的日子，头两天我陪着学长去医院看病，没有检查出体内有重大疑难的重病来，只从医院拿了些预防保健药回来。我觉得老人来北京一次不易，便建议他更换医院做全面检查，但学长连连摇头，坚决不肯再去任何医院。他一生性格豪爽乐观，行事天马行空。奈何？
之后，我与学长一起在老城觅故，一块儿去郊外踏秋，以让离休的老人随心所欲。学长说他要去前门外大栅栏看看，因为40年代他在从事地下工作期间，曾在一个杂货铺里当过假的二东家——我陪学长去了，但大栅栏已非昨天的原貌，学长归来后有点感伤。我不想让学长在京城过得不高兴，便提议说深秋时香山红叶层林尽染，去那儿闲云野鹤一天如何？学长随我去了，还采了几片枫叶回来，夹在我送给学长的我的几本著作中。学长说要看看我现在的工作环境，我就带着他去北京沙滩中国作协办公的木楼，并与当时的党组书记唐达成交谈甚欢——因为达成划右派后，也曾发配山西劳动改造，与我的不同之处不过是一个在“大墙”里劳改，一个在狱墙外劳改而已。
特别不能丢掉的一笔是，我年近八旬的老母亲，听说过我在临汾时学长对我的恩泽故事，她让小阿姨去干别的活，拿出她做肉饼的绝活，亲自下厨为学长烙肉饼吃。此举让学长感动万分，曾拉着我母亲颤抖的手，道出他心里最为沉重的话语：“老嫂子，您是这个年代的圣母，丈夫被国民党关死在监狱，儿子又进了咱们的‘大墙’，中国妇女谁能挺得过来，您——您——只有您——”
母亲流泪了。学长也流泪了。
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与学长最后的欢聚。第二年（即1988年）3月之尾，我突然接到当年奉学长之命到囚号去看过我的苏家栋的一个电话，他悲泣着告诉我，学长今天告别人世去了天堂。我最初的反应是痴呆般愣在了电话机旁，继而悲伤之情如决堤之水，淹没了我的身心。我当即停下手中的工作（当时我在中国作协党组工作，兼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连夜给怀礼学长发过去一篇祭文，并恳请家栋兄代我在灵堂叩拜并读之，以祭尧都忠魂。
祭文如下：
夜阑人静，悯悯悲思，难料学长竟离世匆匆而去。忆去年深秋，枫叶漫飞，陪学长踏秋而行时，学长谈笑风生。弹指冬去，草长莺飞之际，突闻噩耗如雷轰顶，顿时愕然。开帘仰望星空，天宇茫茫，听南雁北归引颈哀歌于夜空，不禁怆然泪落，心痛如焚！
忆学长一生心胸坦荡，唯其坦荡而命运坎坷。怀礼学长一生宽厚待人，唯其忠厚，而屡失仕途。学弟当年为衣衫褴褛之囚，学长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萍零草芥采植于温室，使枯死之树还阳。此情此景，犹如昨日，但学长竟然步履先行，空留断肠之思于晚辈。恶者不殆，善者早卒，天道何以如此失公？
呜呼——天地伦理！
呜呼——人间纲常！
从维熙
1988年4月1日于北京
1988年至2006年，时间已流逝过去十八年了，我所以忆起让我感伤的往事，来临汾地区见景生情，是其缘由之一。之二，我本来是买了车票要去为老人送行的，但是如同鬼使神差那般，学长仙逝与我产生了伤痛串联，我的胆囊炎复发，疼得我不得不进了医院的病房，没能亲临灵堂为学长送行。尽管留下我一生中一件憾事，但事后我的心灵还是得到了很大慰藉——据事后临汾工人报社一个名叫孙宝索的记者的文章记载，群众自发为老人送葬，规模之大，超过了省市政要们的葬礼，是一次仅次于当年国家一号人物逝世后的送行。何以会演绎出如此的人间神话？皆因怀礼在尧都有口皆碑。来古县的这个不眠之夜，除了这上述梦魂萦绕的情殇之外，面对夜空我还突然想起学长入土在四月——今天来古县开座谈会也是四月——更为刺激我中枢神经的是，我联想起开会的四月六日，正逢我的生日前夕——生连着死，死连着生，好像这一切都是天意使然。试想，这么多的情致在我内心穿梭织网，我如果能够安然入睡，将无异于非人的动物，因而我当夜失眠，是无可逃避的必然。
为此，第二天《黄土之魂》座谈会上，尽管我强打精神，可还是连打几个哈欠，脸上流露出了明显的倦意。与我同来参加会议的友人房树民，问我是不是感冒了？树民是我始自五十年代的文坛挚友，我不想对他隐瞒实情，便低声向他倾吐了一夜未眠之因。他忙催我喝上两口浓茶，以提振一下精神——因为会场上几百名当地乡亲和参加会议的政府工作人员的眼睛，都在审视着坐在会场中心的客人——除我和树民之外，还有山西省作协负责人以及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潘宪立、美术组组长曹全泓等七八个编辑，以及作者王鹰夫妇。此时，我若有半点懈怠情绪，不仅对不起作者王鹰和齐国宝写此长篇的辛勤劳动，更对不住众多晋阳大地的一颗颗善良的心。
因而，当主持会议的古县领导，点名让我发言时，我虽然极力控制昨夜的思绪，把发言重点放在《黄土之魂》作者可贵的底层情怀上，如果一个作家两眼只向上看，怕是永远难以透视到中国土地下的蕴藏，并难以抚摸太行山下百姓的脉搏跳动。阐述完会议主题之后，我本想回到座位上，但当地的乡亲们，还要我说点什么。我在感情冲动之下，除了回叙了尧都的仁爱胸襟，使我的文学生命得到再生之外，巧就巧在当天正逢我七十三岁生辰前夕，我又来到了我生命的第二故乡。
其实这只是我见景生情的抒怀，全然是兴之所至。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午餐时间，一块大大的蛋糕和一束艳红的花束，呈现在了餐桌之上，古县乡亲又把切蛋糕的刀子，递到我的手里。我正在不知所措之际，餐厅里轰鸣起“祝你生日快乐”之歌，参加会议的山西乡亲和同行的友人，同时举起了手中酒杯。这是一个几百人的大厅，我着实难以承受这样的厚爱。情急之下先是向乡亲们连连拱手作揖，以答谢昔日晋阳大地对我的关爱，之后，我干脆以清洌的汾酒，穿梭于餐桌之间，一个人一个人地对杯，以回敬乡亲们在那冰冷的年代，给予一个囚徒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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