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哪里来
我的朋友
好像一只蝴蝶
飞进我的窗口
不知能做
几日停留
我们已经分别得
太久太久
…………
难道你又要
匆匆离去
又把聚会
当成一次分手
记得，这首歌唱到收尾时，泪水涌出我的眼睛。因为歌中“分手”二字，让我又想起天堂里的学长怀礼，并想到会后我将告别我的第二故乡。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将何以报答晋阳大地对我的厚爱？但是会后，我并没能离乡魂而去，山西友人说今年黄河壶口水量远超往年，那万马奔腾之雄姿不能不看；何况古县壶口属于临汾地区，不去看看“娘家”的这一美景，会遗憾终生的。于是当天下午，与古县乡亲依依惜别于太行山的怀抱之后，我便驱车与友人们奔往吕梁山峦之畔的黄河壶口。
我们抵达壶口时天色已晚，只能夜宿于黄河之滨的壶口宾馆。但当我走进餐厅时，又一个惊奇让我目瞪口呆：桌子上摆放着一块生日蛋糕。最初，我以为是为与我同生辰的游人摆放的，但餐桌旁的花篮上分明写着“祝从维熙先生生日快乐”的字样。服务员为我破解谜底说：“您老写的‘大墙’生活的小说，许多山西人都读过。听说您老要来这儿，这是吕梁山乡亲给您老准备的！”浓浓的情意，追随我从太行山伸延到吕梁山的黄河之滨，让我顿时喉咙哽咽，继而老泪纵横。
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感动。但同是感动，却因层次不同而轻重相异。我承受的感动，是“笼中鸟”的放飞，是一幅人性美的画卷。晋阳大地赐给我第二次与文学同行的人生，我怎么能不老泪纵横呢！截至2006年，我一共出版了六十多本文学著作（包括海外译本和香港台湾版本），而这些作品中展现的历史魂魄与人性美丑的人间万象的感悟，许多是山西这块圣土的赐予。我对山西给予我的人生馈赠，还没有完全报答，在临汾古县和黄河壶口，又给了我生辰如此隆重的盛典，我该何以对之？
因而第二天清晨，我与山西文友以及出版社友人在壶口观瀑的时候，面对黄河垂天而落的黄河浊浪，我的心如同翻滚的浪花一样，得不到片刻的安闲。我想我的生命中的“蒙太奇”，酷似从崖峰坠入谷底的一块朽木，经山西好人打捞上岸后，把我将养、打磨成一叶小舟，然后将我投入黄河，让我与波涛融为一体，沿黄河故道流向大海。
文友们忙着摄影，以留下母亲河的纪念。我则面向黄河垂首默哀：“学长，你如一粒黄沙随水而去了。我这条文学之舟，一定会按着您‘写真实’的指向走下去，以对得起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终有一天，我也会去天堂与您会面的，那时我们一边品味汾酒之香，一边共忆往事——因为在往事中，深藏着中国历史中的阳光与阴霾。那阴霾的根子很长很长，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国千年的封建帝制……”
我还想再低头对黄河默语什么，山西作协与临汾的作家，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的身边。喜欢开玩笑的山西辣妹王鹰猛地朝我喊道：“从老师，您在这儿发呆，总不会是想跳崖再死一回吧？”
文友们被王鹰这句幽默话，逗得开怀大笑。这黄河之畔的朗朗笑声，让我从冥思臆想中解脱出之后，便开始与山西友人和出版社的老友们，在大瀑布前留影。此时，那雷鸣般的瀑布声，突然打开了我的灵感之门：“我必须回报这片黄土地对我的恩育——笔锋从尧都之驿落墨，一直写到今天来黄河祭贤，让我的感悟幻化成一支文学之箭，从黄河之崖飞射而出，让黄河的后代子孙，都能看见在非正常年代一个中国文人心灵上的枷锁，以及山西山峦大地展现出的别样的人文风采。”
下篇：“煤黑子”访旧觅故
还是在前几年，在一次到外地参加一个会议，碰到了山西作家赵瑜。他说他知道我在那个劳改矿山挖过煤。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按他的年龄和阅历，怎么可能对上一代受难文化人的受难地知根知底呢？他告诉我事出于偶然，有一次他去晋城这座劳改煤矿采访，那儿的一个“老煤黑子”对他说：“你知道我们这儿的“煤黑子”中，曾出过一个作家吗？他的名字叫从维熙，他在我们这儿挖过煤……”
说者无心，赵瑜这几句与我闲聊的话，勾起了我想去晋城劳改煤矿觅故的强烈冲动。因为自从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几次回山西的日子里，我回访了我劳改过的曲沃监狱和永济监狱——唯独没有回访过当年头顶矿灯，脚穿水靴，在井下挖煤的晋城劳改煤矿，因而从那一刻起，我就产生了回访一次劳改煤矿的强烈愿望。
也算是巧合吧，在2009年的5月，中国文学馆想留下我昔日在山西劳改的影像资料，我便与文学馆的青年学者傅光明和青年摄像师苏平一起，去晋城劳改矿山访故。当火车抵达太原时，我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山西作协大院看看几位文坛的前辈长者——因为在我生活极度困顿时，这几位长者对我都曾有过帮助。当时马烽已然辞世了，只剩下胡正、段杏绵、李国涛几位老人了。因而下了火车，我们便奔向了山西作协大院。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作协大院路口，第一个碰上的竟是带着临汾泥土走上文坛的硬汉韩石山。他不无幽默地说：“从老，又探亲来啦？”我应了声“是”，便被石山拉到他家叙旧了。他知道我还要到别的老作家家里探访，因而话还没说上几句，便拿出窖藏了二十年的汾酒赠我，之后又从柜子里取出一条中华烟，让我这个老烟鬼在回访故土时过足烟瘾。不用多说，这是血浓于水的真情使然。之后，我又登门走访了已故作家马烽的夫人段杏绵、胡正和李国涛的家。想不到的是，当我走访完了几个老作家的家之后，山西文坛后起之秀、作家张平，以山西文联主席的身份，邀请大家中午在一家酒店聚会，以畅叙情谊。
记得，在酒桌上我是首先举杯感恩山西老作家并向他们祝福致敬的。我说：“刚才石山说我是回‘娘家’来了，我虽身为一个男儿身，但是他这个比喻还是十分到位的——因为在我二十年劳改生涯中，我在山西度过了九年，山西称得上是我的‘娘家’。特别让我永生铭记于怀的是，在我浪迹晋阳大地的日子，曾给段杏绵大姐写过一封倾吐我个人处境的信函，意想不到的是，此信得到了马烽、胡正和国涛前辈的同情，给了我超越时代的人文关爱，在那样的年代，居然把我从“大墙”里弄了出来，到临汾去搞创作了。可以说，没有你们的承担，我的文学再生是个问号——至少要迟几年才能再现文坛。所以，我要向前贤们敬酒——”敬酒之后，我拿出来几本写劳改生活的纪实和小说，分别赠给有恩于我的前辈和文坛后起之秀石山和张平。
真是乡情浓于酒，山西作协知道我此行的终点是晋城劳改煤矿，专门派了一辆大巴并让作协创委会主任祝大同送我们穿越中条山脉直到太行山脚下的晋城。到了晋城祝大同并没返回太原，而是伴随我们一直到了大山中的劳改煤矿。本来，我们是想先穿上水靴、戴上矿灯下井的。但文学馆携带的摄像工具，都非防爆设备——而我当年所在的劳改矿山是座超级瓦斯矿，因怕引发矿难事故，现任的劳改矿山的监狱政委，建议我们多在矿上看看，而不要进入矿井中去，以免引发矿难。我当年当过瓦斯检查员，深知矿难涉及矿山生存，便听从了劳改矿山一把手的规劝，坐上了矿山警车，到了矿山各处看看今与昔的变化，并特意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创建此矿时我点燃雷管炸药放响建井第一炮的洞口。之后，监狱政委便陪同我去寻觅当年我挖煤时住过的王铁匠的家了。
一个大墙里的囚号，何以会住在大墙之外的农村？原因只有一个：“文革”年代，监狱里人满为患，一部分从北京发配来劳改的老右，便被勒令散居在矿外南坪村的农户家中。时隔三十多年，矿山依然像过去一样巍然而立，但周围的村落已经改变了容颜，因而监狱政委带我在南坪村转了几条小巷，居然没有找到我曾住过的王铁匠家的门。
一种焦躁与不安，渐渐在我心中升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年的王铁匠一家人，没把我这个劳改犯，视作专政对象。记得王铁匠家中有三个女儿，可能是出于盼望生个男娃之故，因而三个女儿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改”字。我记忆中的“三朵金花”中最大的女孩名叫改枝，意思不外是期盼着家中生个男丁之意。老天没负“改”字之苦心，王铁匠家最后终于添了一个男娃。我之所以在四个男女娃儿中，偏偏记住了改枝的名字，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在我搬进王铁匠家的第一天，就看见我住的土屋门框上，留下没有擦净的粉笔笔迹，左边为“只许老老实实”，右边为“不许乱说乱动”，门框之上为“接受改造”。引我黯然一笑的是，门框之上的“接受改造”四个字中，把“接受”二字错写成了“结束”。其实，对于我这个手腕已经戴“铁镯”的人来说，这类标语口号早已不会让我心绪波动，但令人费解的是，既然写上了又何以要涂掉，在古老的门框木纹中，留下若隐若现的笔痕。何故？
这个谜在我心田里隐藏了多天，直到有一天我去矿山上夜班，与下班归来的王铁匠在狭窄的村口小道上相遇，才算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他在位于晋城与南坪之间的一个铁匠炉打铁，比我这个劳改犯开矿的井口还远得多，因而每天要靠自行车往返。限于我的身份，我和他虽然走个对面，并没想多说什么，只是点点头就想过去。但是他把自行车横在小道上，对我说道：“有件事俺想向你说一声，你门口的标语是你没搬来时，俺家大丫头改枝写下的。当时俺之所以没管这个事，因为不知道搬来的是流氓犯还是小偷啥的。之后俺去矿上查问了一下，知道是北京来的右派劳改人员暂时住进俺家这间房，便忙着让她们涂去标语。俺这么做，不是无缘无故的——俺上学时的老师，有的也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被划成老右了……”
我打断王铁匠的话，以谎言搪塞真诚地说：“我感谢你的爱护，可是我没看见啥标语，你赶快骑车回家吧，家里可能等你吃晚饭哩！”我之所以避开话锋，结束这场内心交流，因为这条窄小的土路上，来往的人虽然不多，但我不愿意因为我个人的问题，给王铁匠招什么麻烦。但我的话没起任何作用，他说难得在这儿见面，必须再说上几句。之后他告诉我他已对儿女们进行了家教。不许欺辱从北京来的右派劳改犯，这年头（指“文革”）难分好人与坏人，经常是好人下地狱，坏人当皇上。你们看见了没有，人家来了就把那黑屋子（后来我才知道我住的边角土屋，曾当过他家的停尸房）收拾得里外干净，人家又是咬文断字的文化人，你们大字都识不了一斗，有空该去向人家讨教讨教。他对我表达完了内心的真情实意，才推着自行车走了——但没走几步，他又回头大声地叮咛我一句话：“挖煤的活儿很危险，你这个书生应该注意安全！”此事为我牢记于怀的南坪往事之一。
之二，王铁匠家的老猫生养了一窝小猫，一天他妻子给我抱过来一只小花猫，说是可以为我开心解闷，还可帮我捕捉耗子——因为顶棚上老鼠常常咬架，搅得我挖煤归来不得安眠。前者擦标语之事，是政治上对一个劳改犯的抚慰；送猫一事，是对我生活和人性的关爱（多年之后，我问世的中篇小说《猫碑》，就是书写一个劳改犯与一只花猫的难舍难离——直到监房拓建我从王铁匠家搬进监号，这只花猫还能找到我住的监房里去）。之三，当年到了中秋月圆之时，好心的王铁匠可能出于体恤我中秋思亲之故，竟然把我叫到他屋里去，让我在中秋节之夜与他在杯中同醉。这在当时血色的“文革”年代，犹如一曲东方的《天方夜谭》。这么多让人感慨的往事，一齐闯入我的心，三十多年后我重来南坪村，怎么能不去看看王铁匠一家人呢？
但是找遍街巷，就是没找到王铁匠的家门。不仅我急，就连陪同我前来觅故的北京友人以及山西作协的顾大同，也都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真是多亏了当地晋城文联的友人和我在晋城当建筑工程师的堂弟从维熹了——当我因极度失意回到晋城午餐后休息时，他们没回晋城吃午饭，留在了南坪继续寻找王铁匠家。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弟弟维熹从南坪村打来电话，说他们找到王铁匠的家了，王铁匠的家人听说我来访故的消息后，当即把出嫁到附近村落——当年的“三朵金花”都叫回到家里，静待我去叙旧哩！真是应了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仅我兴奋至极，友人们也陪同我再次钻入大巴车，驶向我的心灵驿站南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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