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马拉松”]

    不知道人世间的母亲，有多少经历过我母亲的伤痛。我父亲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时曾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又参加了请求抗日的爱国“卧轨请愿”，因而在三十多岁时，被关进国民党的铁牢监狱，因肺病复发而死。孤独的母亲，好不容易把我养大成人，在反右运动中我又因对文学的直言，被关进了新中国的大墙，而我又是母亲的唯一的孩子，因而母亲承受的精神煎熬如天塌地陷，但是她筋疲力尽蹚过了人生的苦水河，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她又把两个曾孙揽于怀中，撑起了曾经解体了的苦难之家。因而，文坛友人陆文夫曾把她比喻为当代生活中“补天的女娲”，友人刘心武则说我母亲是中国当代的一部活生生的“母亲字典”。

    今年清明为母亲扫墓，在祭悼苦难母亲的同时，忆起了2012年5月，是她的一百一十五周年诞辰，于是“心当画笔泪为汁”，为母亲画下灵魂肖像……

    天灯坠落的七月之痛

    1995年7月21日清晨，母亲告别了艰辛的八十八岁人生。在十七年前的7月20日晚上，书房顶上那盏顶灯突然坠落，有幸其电线没有断裂，那盏灯便悬于书房的半空之间。此时，阿姨小张正到书房去取东西，因而被吓得惊叫了一声，便匆匆从书房里跑了出来。此时我和妻子紫兰正守候在已然昏迷的母亲身边，阿姨的那一声喊叫，母亲是无所知晓的，但是小阿姨告诉我和妻子书房顶灯坠落的消息时，我俩本能地彼此对视了一眼，心照不宣的心语则是：是不是上天在通知我们，在苦难中煎熬了一生的母亲，要告别她走过的漫漫长途，离我们而去了？

    我和母亲之间，是一个完整的生死轮回。1933年农历三月十三中午，母亲生下了我，把她的乳头塞进我的唇舌之间，让我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生灵。在书房内顶灯坠落的第二天早晨8点钟，六十二岁的我半跪在母亲的病榻之前，给八十八岁的母亲喂食乳汁酪蛋白，以延续母亲的生命。当时，我用手摸了摸母亲的前额，惊喜地发现母亲的高烧全然退了。我对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说：

    “妈，您退烧了，您要把这碗酪蛋白全喝下去，病会慢慢好了的。”

    我想得到母亲的一丝回声，但是没有任何反应。

    母亲的病榻是一张她用了四十多年的双人床。在我给母亲喂食时，妻子紫兰和阿姨小张，正竭尽全力架起母亲沉甸甸的身子，以她们的身体当母亲背后的靠垫。不然的话意识模糊的母亲，是无法从病榻上坐起来的。真是怪了，母亲昨天在高烧中一直闭口拒食，今天却十分安静地吞咽着我喂她的酪汁。至今我也无法断定这一瞬间，是母亲的回光返照，还是出自母子连心的情缘，反正她半张开了她的嘴唇，把我喂她的一碗酪汁，都一口口地吞服了下去。她的嗓子发出一声声咕咚咕咚的声响，这声音着实让我喜出望外，因而我又对母亲说：“妈，您今天真好，把一碗酪汁都吃完了！”

    此时此刻，阿姨小张与我的妻子，正在忙活着为母亲擦拭汗津津的身体。待这一切都完成之后，她俩又把母亲的身子慢慢放平，让母亲在床上躺好。我正在为母亲退烧、进食而兴奋的时候，妻子忽然惊叫一声：“不好了，妈好像没了呼吸！”她是副主任医师，这几天听诊器一直挂在她脖子上。接着她翻开母亲的眼皮，用手电检查母亲的瞳孔，然后匆匆地给急救站拨通了电话。急救站的医生来了，心电图上显示母亲的生命已然终结。此时的时间是1995年7月21日8点30分。

    母亲生我下来喂我第一口奶，母亲临上路前我喂她最后一口食。这是我唯一的精神安慰，余下的则都是悲痛和感伤了。其实，朝阳医院的专家们，来家里为我母亲会诊时，早就提示我做丧事准备，我固执地认为母亲是个历经长途跋涉的强者，不会这么快就离世的，妻子也以医生的科学态度告诉过我，母亲难以再维系生命，我总是以感情坐标对待生命科学的罗盘——母亲终于离我而去，我顿时陷入了难以言喻的悲痛之中。

    记得，我那颤抖的手指拨通了越洋电话时，正是美国晚上的7点。儿子、儿媳以及我的两个小孙孙，并不知道地球这半边的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听着孙儿在电话中用童音高喊“爷爷”时，我几乎失去了告诉他们老祖去世这个噩耗的勇气。儿子从我的沉默中，似乎感悟出来了什么不幸，主动询问我说：“是不是奶奶……”我无法再隐瞒下去，只好告诉了他们实情。刚才的欢悦童音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片低泣声——特别是老祖的第四代曾孙从磊，首先号啕大哭起来。那撕裂肝肠的悲恸哭声，震动我的耳膜隆隆发响。我十分理解小小年纪的他，何以会如此动情：他离开老祖、随父母去美国时才六岁，我的母亲——他的曾祖母曾一直将其揽于自己的怀抱之中。有一次，磊磊半夜被尿憋醒了，老祖来不及取尿壶，一泡童子尿有一半撒在了老祖脸上。

    老祖为此开怀大笑。

    曾孙也为此而嬉笑不止。

    磊磊之所以纵声而哭，是否因记起了童年的这一幕？这个越洋电话中，地球的两边都因养育了三代人的老祖仙逝，而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那天，她度过八十八周岁生日整整两个月。按着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来看，母亲算是长寿了，可是如果按人生的苦乐来衡量，她一生负重而行，就像是沙漠中苦寂的骆驼，背负着超过她生命能够承受的苦难，踽踽行走在无花无草无水无路的荆棘丛中。

    儿子从众立刻从美国起程飞回了北京。与我母亲性格同样刚强，因一个家里难以容纳两个“太阳”而与我分手了五年的前妻张沪，也赶到母亲的亡灵之前垂首默哀。尽管我们并没有把母亲的死讯告诉任何友人，但母亲离世的噩耗还是不胫而走。我生平最好的朋友房树民驱车去昌平寻觅有山有水的墓地。中国作协来人了，《中华儿女》编辑部来人了，作家出版社来人了，友人们纷纷来到母亲的遗像前，献上挽联和白菊花环。连年事已高、满腹经纶的楚辞专家文怀沙，也匆匆赶到家庭灵堂，低垂下他的满头银发和银须，对我母亲的遗像三鞠躬说：“一位人间伟大的母亲走了，虽然您不是文化人，我还是要对您三鞠躬，以示我对一个中国母亲的一生付出由衷的敬意！”母亲逝世时王蒙在外地出差，归京后他特意来我家安慰我说：“没赶上给伯母送行，真挺遗憾的。伯母大半生受的苦，是一般母亲难以承受的。有幸晚年总算过上几年舒心日子，八十八岁高龄也算是喜丧了。维熙，你一定要节衰，尽快从伤痛中走出来！”

    尽管友人们不断化解我的忧伤，但是我还是两个月内封了笔，一个字也没有写不说，还要靠安眠药度过每个夜晚。之所以如此，实因母亲为我以及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而我不仅给予母亲的太少太少，而且在青少年时代还深深地刺伤过母亲的心……

    年少时曾往母亲的伤口“撒盐”

    我四岁时，父亲关死在国民党的监狱，直到我到了少年时期，我母亲一直隐瞒着我。我的祖父出于关爱我的心灵，也一直对我封锁这个噩耗。因而，我浑然不知从那时起，痛苦的十字架就背在了母亲身上。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当时正年轻，但是浅浅的皱纹，已然出现在她的眼角和额头，常常对我发出一声长叹。

    至今，那清晰如初的一幅幅画面，还常常浮现在我的心扉：一盏孤灯在北国农村的土炕上闪亮，母亲一针一线地为我做鞋，或用一缕一缕棉絮为我缝制棉衣。窗外北风在吼叫，窗户纸在风中发出扑通扑通的声响，风从窗棂缝隙中吹进来，那灯苗便左右跳动起来。待我躺在热被窝里一觉醒来，母亲还坐在那里飞针走线，她见我醒了，总是为我掩掩肩头的被角，怕我受凉。那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在更残的午夜，不知对母亲说上两句宽慰她心的话。直到我年长了，我才知道母亲青灯冷对时，躯体里深藏着无尽的悲伤，她正在独自咀嚼着年轻时丧夫的悲凉。

    我是个无兄无弟无姐无妹的独根苗苗，自然成了她生存下去的全部精神寄托。可是那时我正年少，根本不知母亲的心里长着一棵苦苦的黄连树，常常逆她的意愿而行：她不让我下河玩水，我则偏偏到村南和村东的两条河里去玩水。那时候为了制止我下河，母亲唯一的办法是说河里有水鬼，专拉着小孩的腿。其实凡属少年，都有好奇之心，母亲越是说有水鬼，我和那些小伙伴，就越想看看水鬼的模样，因而每到夏天，下河洑水成了我的爱好。母亲为此曾拿着扫帚追我打我，她的两只脚都缠过，是无法追上我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曾经为此而暗暗哭泣。爷爷最疼爱长孙，何况我又是失去了爸爸的孙儿，因而爷爷与母亲联手，制止我下水嬉戏。爷爷检查我是否下过水了的办法是：用指甲划我的胳膊，只要划出白道道来，就证明我是下过水了。爷爷不谈水鬼拉腿，不谈水怪吃人，而是不断对我进行家庭伦理说教——他是清代最末一茬秀才，可谓满腹诗文。记得最清楚的往事，是他让我看《二十四孝图》，并让我一个个背出那些古代孝子的故事，以此警示我要听从母亲的每一句话。

    当时，我倒是记住了爷爷的古训，但我毕竟是个娃儿，一旦进入伙伴群体，便把那些东西丢个精光。记得，最让母亲伤心的一次，是我与小伙伴们玩“打仗”。村东有个破旧的空墙圈，八九个男娃分成两摊：一方演守城，另一方演攻城。我被分在攻城的一方，我们老家是山村，双方使用的武器，都是沾着泥土的石片，那东西锋利如刀，贪玩的娃儿谁能想到它的后果呢！而战斗正酣时，一个飞来的石片，正好打在我的鼻梁骨上，血立刻流淌了下来。这是使母亲伤透了心的一件事。记得，惊愣了的小伙伴们吓得东逃西散，待我母亲闻讯赶来时，先是揪下棉衣襟上的一团棉花，擦着我鼻梁骨上的血，然后就面对旷野呜咽了起来：“还算是老天有眼，要是石头片子再往左歪半寸，儿呀，你就成了独眼龙了。你要是瞎了一只眼，妈还能活吗？”她哭得泪人儿一般，直到今天我还能记起她那撕裂人心的嘤嘤哭声。这时家里的叔叔婶婶们，也都到这漫荒野地里来了，爷爷当断则断：“立刻套车去县城医院。”

    冬日苦短，此时已是太阳落山的黄昏。吃罢晚饭，绰号“瘸老五”的长工摇动皮鞭上路，我母亲坐在古老的铁轮车里，用棉被先把我捂了个严严实实，并把我紧紧搂在她的怀中。我那时不知分担母亲的忧愁，反而连连喊疼。我年长了，才想到那是妈妈心里流血的一夜。刺向母亲心窝的东西，不是长矛，不是短剑，而是与她心脉相连的儿子。她心里分明在流血，嘴里还要不断地哼着转移我伤痛的乡间民谣：

    小耗子

    上灯台

    偷油吃

    下不来……

    多少年后，每每对镜看见自己鼻梁上那块浅浅的疤痕时，我都感到那是我年幼时，对母亲犯下的罪过。那一夜她是无法入睡的，到了县城门口，日本鬼子还没打开城门。多亏城门外有个“仁育堂”中药铺，是我大姨夫家开的，拂晓时分叫开了中药铺的门，大姨夫为我热敷上一些草药。也算是歪打正着吧，免去了进城到东洋医院看病的麻烦。

    不知是不是我险些成为独眼，对我爷爷刺激太大之故，我无法知道爷爷的心思，反正我伤愈不久，全家人从乡村搬到了县城去住了。我的家庭属于书香门第，父亲从荫檀就读过天津北洋大学，叔叔从荫芬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在那个年代，一个燕山脚下的小小山村，能走出两个名牌大学的学子，虽然是个奇迹，但是到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按阶级分类我的家庭仍属于地主家庭，因而还没等到土地改革风暴开始，全家人就离开故园，祖父母到了在通县教学的叔叔家里，我母亲不愿增加叔叔的负担，毅然带着我像两片风中树叶那般，飘零到了北平。

    母亲更为凄苦的生活开始了：我在北平二中求学时，母亲在学校的对面一个有钱人家里当佣人。至今，我还对那段生活感到心灵震颤，我愧对爷爷对我的要求，在学校里没有成为一个好学生不说，最最亵渎母亲期望的是，因为我不爱数理化，而偏爱看闲书，弄得英语和代数双双不及格。其中，最为可耻的记录，是我的小代数得过零分，并为此而留级。我花着母亲的心血钱上学，而又亵渎了母亲对我的期望，等于是向我母亲流血的伤口上撒盐，这是我一生中对母亲欠下的最大的一笔良心债务。试想，她在有钱人家为佣人，已然是伤痛万分，而我这个逆子，不仅不知为母亲解忧，反而给苦难的母亲心上添堵，该让母亲流下多少伤心的泪水？后来，由于解放战争的炮火逼近了北京，母亲打工的那家人飞往台湾，我母亲不得不离开北京，到我在通县教书的从荫芬叔叔家中去借住，我也跟随母亲到通县去续读初中。但是没住多久，我母亲便离开我叔叔家，回到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去务农。其道理十分简单：叔父家中养着我的祖父祖母，经济上已然十分艰难，母亲不愿再增加叔父的负担，便决心重回山村的庄稼地耕耘。苦难铸就了母亲坚韧的个性，叔父虽然觉得让我母亲回乡有负兄嫂之情，在挽留不住的情况下，也只好让她踏上了还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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