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子回头的一剂猛药

    该怎么梳理当时我的感知呢？记得，在我送母亲到还乡的长途汽车站的路上，我最初是泪水涌出眼帘，最后竟然泣不成声了，因为母亲第一次告诉了我父亲被关死在国民党监狱的消息，她说她和全家人之所以对我隐瞒这件大事，是怕我为此伤心，影响了我的成长，现在我已经快成为青年人了，她不得不对我倾吐她的悲楚心声。之后，她一边用袖口为我擦着泪水，一边叮嘱我说：“国民党支撑不了几天了，你长大了要像你爸爸那样，干出一番事业来，才不愧是你爸爸的儿子……”

    这次母子分离以及母亲路上的心语，在我人生之路上，可谓是一剂让我起死回生的猛药。当年我虽然只有十六岁，但是第一次听说爸爸早就死了，而且是死在国民党的监狱。当时，母亲说话虽然声音低沉，但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声晴天霹雳，让我如陷漫天迷雾之中，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因而，我送母亲登上回乡的长途汽车之后，见到我叔父的第一句话就是：“叔叔，国民党为啥把我父亲关进监狱？”叔父知道我母亲已经告诉我此事，再对我隐瞒下去毫无意义了，便低声告慰我说：“你爸为何入狱，咱家里谁也说不清楚。他远在重庆，连个音信都无法相通，千方百计通知家里这个消息的，是你爸的北洋大学的一个同乡学友的一封皱巴巴的信，邮到了我读书的辅仁大学，至于为了什么，信上只字也没敢写，我估计与你爸爸亲共有关，你年纪太小还不知道‘一二·九’学生运动，记得当时你爸回家给我看过一本小册子，叫《共产党宣言》，所以叔叔认为，你爸爸在重庆一定又闹出什么事来了，不然不可能关死监狱。”叔父对我说完这番话后，立刻叮嘱我在学校不要乱说，要把此事锁在心里，重要的是要在这儿读好初中，不能再愧对母亲和全家人对我的期望。

    无言。

    沉默。

    我陷入深深的悲悯之中。也许是从这天开始，“良心”与“责任”这个词汇，闯入我的心扉并生根发芽，同时我那双童眸开始观看社会与人间的黑白。特别不能忘却的是，从小就翻阅过家中古书（包括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的我，在家叔的居室里，无意间发现了一本叔叔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的诗歌和散文剪报本，对我尚未萌发的文学生命，起到了点燃和引爆作用。我似乎在我厌恶理科的绝路上，发现了人生的另一个让我兴奋心跳的路标。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中国作协党组工作时，春节期间到前辈人冯至和萧乾家中拜年，两位文坛前辈因为先后在天津《大公报》编过副刊，又因为从姓在百家姓中稀少罕见，曾不约而同地向我问起从陆人（繁体从字为六个人组成，故而叔叔笔名为从陆人）的情况，我告知他们，他是我的叔叔，已死在“文革”。基于家叔文学写作的启迪，我在通县初中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学校之后，于1950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后来因迷恋俄国的屠格涅夫和中国作家孙犁的作品，开始勾画我童年生活的小说，并将其发表在孙犁主持的《文艺周刊》上。当时，亲情和良知要求下我急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稿费寄给孤身一人在农村苦熬的母亲，这不仅是物质上对母亲的生存支持，也是对母亲生我养我的感情回报，更是对少年时刺伤母亲心灵的忏悔。由于我文学上的绽放，北京师范学校曾破例请示教育局，把我保送到北大中文系学习，但在我毕业前夕，北京市召开了人代会，会上决定要提高小学教师质量，因而教育局的批文失效——我请求到离京城最远的农村去教小学，以接近农村田园生活。但我只在北郊青龙桥小学教了半年书，北京市委一纸调令，便把我调到《北京日报》去当编辑、记者了。

    此时是1954年春天，当年夏天我便把母亲接到了北京，以缓解我心灵上的重负，与母亲在魏家胡同一个大院里生活。应该说，这是母亲少有的几天欢乐日子，因为第二年春天我第一本散文集《七月雨》，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问世，冬天又娶妻完婚，到了1956年我的短篇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相继问世。1957年之初，我的儿子从众诞生，孤独了大半生的母亲，怀里抱起了孙儿，这种变化让母亲脸上绽放灿烂的笑容。这是她生命的马拉松长跑中难有的欢快，因而就在孙儿落生满月的那天，我与文友林斤澜登上北行的火车，到北大荒去北京青年垦荒队体验生活，母亲不仅没有阻拦，还支持我去北国边陲接受天寒地冻的锻炼，那儿成了我长篇小说《北国草》的怀胎之地。在北大荒期间，斤澜兄因家里有事，提前回北京了，我原想在北大荒住上半年的，但在当年的四月，我接到友人刘绍棠一封来信，他信上说：“维熙，你何日回京？50年代第七个春天，将是文艺的璀璨季节。毛主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许能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年代。如果可能，希望你尽快回来参加大鸣大放……”

    尽管我难以割舍北国冰雪，但是友情的呼唤大于“圣命”——我回来了。

    母亲再次坠入历史冰河

    关于我1957年被划右的过程，因文史资料中已有许多，我不想再次赘述浪费篇幅。简要明析之，主要由于一篇我与刘绍棠共同署名的文学短论《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发表在《文艺学习》上，当年四月我又应《北京文艺》鸣放之约，发表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和发表在《长春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从而被卷入1957年的台风眼，成为反右斗争中打靶的靶牌。

    如果误伤我一个人，我虽然痛苦还可以承受，因为家里还有我前妻陪伴老母和幼子——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出身于革命家庭，十七岁在上海就参加地下党的我的前妻张沪，因为一首打油诗而与我一起跌入右派泥潭。后来又因对当时“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乌托邦口号提出质疑，便遭遇到对右派的最重处理——双双被送进了高高的大墙。

    新中国成立才八年，我的家庭又解体了。在空了一半的鸟巢里，母亲开始了又一次的生命付出——她像抚育我那样，开始了老鸟喂养雏鸟的生活。可以想象，又一次的生命打击，对我母亲来说是多么凄楚和沉重，多少年后，据同住于魏家胡同大院的邻居刘嫂告诉我，我们离开家刚进囚牢时，母亲最初天天以泪洗面，致使她怀抱里的孙儿，也少了孩子应有的快乐，但是这段日子不长，我母亲很快没有了悲凉的表情，而投入了抚养孙儿的成长之中。母亲曾对刘嫂说：“人生祸福无常，既然倒霉的祸事都让我赶上了，我就得挺直腰板活下去，把孙子抚养成人。”

    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章稿费较高，我出版的三本书，有七千多元的稿费积存，它成了祖孙二人——一老一小以及我俩在劳改队中生活下去的支撑。记得，1960年是中国的困难时期，劳改队里的众多老右，都得了浮肿病，轻者蹬着小马扎上炕，重者年纪轻轻就进了天堂。那个年代，我母亲扮演了搬运工的角色，她手牵着年仅几岁的孙儿，拐着两只缠过的小脚，肩上背着食品包裹，风尘仆仆地奔向地处渤海湾边上的茶淀劳改农场。先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上车，下车后要步行几十华里，把防止浮肿的营养品，分别送到我和前妻所在的劳改分场。那儿是一片荒芜的大芦花荡，夏天的花脚蚊子和成群飞舞于苇丛中的吮血的“牛虻”是不分善恶的，来者身上都要留下一串串被叮咬的紫包。

    每每到了母亲拉着我的儿子，出现在接见室的时候，我的眼泪立刻泉涌而出。不知是母亲的泪腺已然干枯，还是她已然蹚过了人生苦河之故，在那个特殊的囚牢，她不仅没有落泪。有时她还帮助监督接见的队长，说上两句激励我的话语：

    “哭啥！你看小众（我的儿子）长多高了。你要好好劳动，争取早日全家团圆。”

    儿子像我小时候一样，还不知人世间的悲凉，睁大两只圆圆的大眼睛，提出令人心酸而又无法回答的问题：“爸，你和妈妈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帮我捉院子里的蜻蜓？”

    我无言以对。儿子在刚刚蹒跚学步的童年，便随祖母来到监号看我，并在我面前述说“捉蜻蜓”的童话，已让我心痛不已，苦命的母亲千里迢迢来探监，不仅给我带来解饥的食品，还背来我冬天穿的棉衣，让我一双泪眼，不敢正视母亲。在那一时刻，我记起了儿时母亲青灯冷对飞针走线的形影，今天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她还给我送来这些防寒的衣物。昔日古诗中写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中的深深爱意，也都尽在无言之中了。

    待我回京探望母亲和儿子时，有几件事是我终生难以释怀的。其一，母亲已然是掉进人生苦井里的人了，她还不忘去为别人解忧。“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我从大芦花荡中劳改队回家探亲。我刚刚迈进大院的门槛，就被外院迟家大嫂拦住。她向我倾吐了我母亲对她的真情帮助。迟家大嫂的男人，也是在东北某监狱里的一个劳改犯，她迫于生活压力靠在胡同口外的商店门前给购物人看自行车来养活她和她的儿子。她儿子非常顽皮，一天她去上班看车，把她儿子反锁在屋子里，这个顽皮的娃儿，竟然打碎了窗玻璃，从窗子里钻了出来，他的脸被尖尖的玻璃碴子剐伤。正好赶上母亲带着孙儿买菜回来，她看见迟家娃子满脸是血，便让七岁的孙儿把菜筐提回家里，她知道此时去找看自行车的迟家大妈，不仅延误时间而且是无济于事的，便带着迟家娃儿去了就近的隆福医院。迟家大嫂下班回来，看见娃儿脸上缠着多条医用绷带，娃儿告诉她是从家奶奶带他去看病的。因而，她到我家来感谢我母亲时，几乎跪倒在地，是我母亲把她搀扶起来，并把刚刚烙好的几张大饼，塞在娃子母亲的手里。

    第二次回家探亲，适逢“文革”高峰时期。尽管从劳改农场骑一辆破旧自行车回到北京城内，我已十分疲惫，但我怕因为我突然回家探亲，给本已多灾多难的母亲带来什么麻烦。因而尽管我的两腿蹬车蹬得已经十分酸痛，还是不敢直接回家，想先到街邻熟人那里探个虚实。

    我骑车先到了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在那儿当售货员的同院邻居刘嫂，询问我母亲的情况。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再回也不迟。你妈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她，她精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属于四旧的东西了。”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怕给好心的刘嫂招灾惹祸，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我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之后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垂挂在母亲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痛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出一道深深的沟槽。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死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就放心吧。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你放心好了，妈挺得过去。”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我，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所以运动一来，就把孙儿送到姥姥家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我有些吃惊。从1957年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九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呆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满眼眶，我真想把她颈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只好安慰她：“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的。”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我继续宽慰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吴家的武斗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给她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

    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出身，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

    “总不会送我回乡吧？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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