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
我说：“在茶淀有个带着儿女进来的，还是个北大的助教。”
“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这么一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个有用的人。”
那是一个无眠之夜。虽然我和母亲都躺在床上，母亲还在对我低声耳语。她说为了怕惹是生非，把全家族和我儿时候的照片，一把火都给烧了。唯有一张我父亲在北洋大学读书时的照片，她保存了下来。她对我指了指她身上的内衣说：“我把他缝在衣服的夹缝里了——”说着，她对我拍了拍她前胸，“这是留给你和孙儿的，万一我有什么……什么……意外，你一定记住我这件内衣的颜色，里边藏着你爸爸的头像！”此时，眼泪已经无法表达我的悲痛，便拉紧母亲的手说：“妈，您比我坚强，我相信您会渡过难关的。”
大概母亲出于慰藉我的心吧，她话题一转，说开儿子从众，在小学门门功课都不错，他特别喜欢美术。每到周日休息，便去画院子里墙上的藤萝和花花草草。
我说：“您别说了，睡吧！明天您还要扫街……”
“好。你也睡，明天你还要骑车回农场呢。”
其实我和母亲都没有睡觉，我在为母亲的处境而忧伤，她则为我明天回劳改队而操心，因而不断用手电筒观看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四邻。大约到了四点多钟，母亲催我立刻回场，我是强忍着悲伤的泪水而走的，因为我的泪水会刺激母亲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当我骑车穿过南池子街巷的时候，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势，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那被打的老太太，此时如同一只死狗，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太，可是却比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其中一个，竟然跳到那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老资本家！”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归途中，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怎么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可是希特勒掀起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人性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极致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个姑娘，是不是就像那些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与此同时，我暗暗为母亲庆幸：她虽然胸前挂着大大的木牌，每天去清扫街道，总比这个老太太面临死界要幸运一些。
以上是我第二次从劳改队回家探亲的伤痛记忆。我第三次回家探亲时，已发配到山西晋城的一座劳改煤矿。千里迢迢回京探亲时，正是严寒的冬天。当时“文革”的高潮期虽然已经过去，但是留在心灵中的影像，却超出了前两次的悲凉。我走进魏家胡同大院母亲和儿子居住的三间房舍时，同院的刘嫂低声地告诉我，街道的造反派已强行让一老一小——我的母亲和儿子，搬出这所宅院，到吉祥胡同一个大杂院去住了。刘嫂是个好心人，她看看此时天已昏黑，便让我跟在她的身后，出了院门从魏家胡同拐进一条窄而小的胡同，用手指了指一间临街的房子，告诉我：“就在这儿——”我谢过刘嫂，走到这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屋前时，看见檐下堆放着的蜂窝煤和麻包之类的杂物，我简直失去了叫门的勇气。
屋里的电灯突然亮了，日日夜夜神经高度紧张的母亲，突然对着窗外喊话说：“谁？”我本想回答母亲一声“是我”，但声音如同卡在了嗓子里，无论如何也吐不出来。
门开了，走出来的不是母亲，是我的儿子从众。他向屋里高兴地喊道：“奶奶，是我爸回来了。”他接过我手中沉甸甸的包裹，走进窄小的屋子。在母亲捅开炉火，给我热饭的瞬间，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儿子长大了，十五岁的他比我高出了半头，他立刻从床下掏出一个破木箱，找出一床棉被铺在床上，并说：“今天这张双人床睡三个人，冬天挤着点更暖和！”当天夜里，我虽已疲惫至极，但还是难以成眠。苍天哪！一老一小何罪之有，非把祖孙俩拱出林木葱葱大院的三间瓦房，到这间只有八平方米的斗室来生活？我不敢询问母亲，原来装满文学书籍的高大书橱，现在到哪儿去了，因为母亲知道我爱书如命，我如果询问母亲，等于往她流血的心口，再捅上一刀。想来一定是被勒令搬迁时，祖孙俩将其当破烂卖了。真是难为母亲了，她背负着的心灵重压，比我在大墙之内所承受的苦难还要沉重，因而我没有勇气询问母亲。
唯一给予我精神安慰的，是儿子从众的成长。第二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让我看，我以为是读高中获得了什么奖状呢，但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孙儿画下祖母的头像。那额头的皱纹，那脸庞的轮廓，就像照片一样逼真。在我眼里唯一有点失真的，是儿子没有勾勒出她内心的悲凉，画面上的老祖母反而在启唇而笑。儿子似乎觉察到了我的心绪，告诉我说：“奶奶带着我就是这么活到今天的，在她眼里没有迈不过去的门槛。不然的话，咱家怎么能支撑到现在？我又怎么能成为一个高中生？”
我无言以对了，儿子不仅长大了，而且能体恤祖母的心了，这是我回到八平方米矮屋里唯一的心灵安慰。当时，我顾不上鼓励儿子在美术方面的天赋，一老一小能够艰难地活下去，我就很知足了。因而这次回家探亲，在凄楚悲凉之中，似乎得到了一丝暖意，那就是年幼的儿子，继承了祖母的生命基因，与我当年不知母亲之痛反而往母亲伤口上撒盐，有着天地霄壤之别。这就是我几次回京探望母亲的切身感悟。母亲坚韧，儿子挺拔上进，让我在劳改中少了些忧愁和烦躁，静待中国历史冰河解冻和蚀月变成一轮圆月之时。
她的无言期盼够漫长的，一等就是二十年。二十年折算起来等于七千多个日日夜夜，待我和前妻结束囚徒生活归来时，我的二十一岁的儿子，已考进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成为一个年轻的雕塑家。我和前妻没能对儿子尽到一点责任，儿子的一切都是在祖母抚育下成长的。儿子告诉我，由于我和张沪双双被关进大墙为囚，他没有资格报考大学，而是到一家工厂当工人，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要为右派改正的55号文件下达，他才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这个系当年在全国只招收五名学生，他是抱着泥塑的祖母头像去面试的。是母亲凄楚的人生感动了美院教授，还是从众的美术天赋得到了教授的认同？反正他当年就进了美院成为雕塑系的一名学子。待我结束劳改生活，从山西回到那八平方米老屋时，那张仅有的双人床已然空了一半——儿子住进美院宿舍了，我正好接替儿子睡在母亲身旁。
泪河哭干之后的坚韧，沉默中的漫长等待，含辛茹苦的人性瑰丽，知更鸟般的期待黎明……这就是母亲的人生。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千千万万伟大的母亲，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承受人生负荷如此沉重的中国母亲！
抽屉中的历史真存
母亲的名字叫张鹤兰。当她驾鹤西飞到天国后，我们清理她的遗物时，再一次发现了历史赋予她难以言喻的悲凉。
生前，她床头有一个小桌，抽屉总是挂着锁。我们过去没有开过这个抽屉，老人下葬之后，我们打开了它，其中最有分量的是一布袋五六十年代一到五分钱的钢镚儿，其他几乎清一色都是各种粮票、菜票、油票、鸡蛋票。我查看了一下票证中最早的年份，是一张1962年9月的菜票，票面颜色红不红、紫不紫，上边还标明着“一天”和“过期作废”字样。票面上没有编号，也没有印刷日期，但是用眼细看，则可看见一棵隐形的白菜，说明它是用以买白菜的票证。根据年代标志，我可以想象到那个年代的母亲，一只手牵着五岁的小孙儿，另一只手抱着一棵白菜，从副食店走出来的模样。
母亲逝世一周年之际，那两代人从美国回到中国为老祖扫墓。我的儿子从祖母的遗物中，选择了几张粮票和菜票，给我的孙儿们看。孙儿不知道那小小的纸片是些什么东西，因而他们曾经天真地提问：
“那是中国的邮票吧？”
“不是。”
“那是什么东西？”
“对你们说不清楚。”
是的，这两个落生在中国历史新时期的小人儿，能够理解得了那小小的纸片吗？要让他们知道那些貌似邮票的小小东西，怕是要讲上半天，即使磨破嘴皮，他们怕也无法得知其中的万一。因为那些看上去像是邮票的东西，可以称为一部始自60年代的中国史书，也可以看成是一幅昨天中国一穷二白的肖像，如果与母亲的生活对接起来，还可以解析为母亲承受过的生活和精神的双重沉疴。
孙儿们的天真，深深地触动了我的感伤之情，它让我回忆起来，在60年代我有机会从劳改队回来探家时，母亲从副食店给我买回来一斤粘连着蛋皮的冻蛋。那年月新鲜鸡蛋不知道被藏到哪儿去了，那冻蛋下锅之后，立刻散了蛋黄，就像是一摊黄黄的汤儿，分不清哪部分是蛋黄，哪部分是蛋清。让我感伤至今的是，我当时不知道被我狼吞虎咽吃进肚子的鸡蛋，是我老母亲和我儿子一个月的鸡蛋供应量。
其中最刺激我中枢神经的，还不是这些清理出来的粮票、菜票一类的历史遗留，在抽屉的最里边，我们翻出来一个红绸包包，当时我们都以为母亲藏有什么重要祖传，但是打开一看，竟是一沓子按年份排列下来的一张张选民证。最早的选民证已然纸面发黄，但是纸面上洁净如初。我知道老人在世时，最珍惜这些东西了。那时候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她的儿子和前儿媳双双是折进囚牢里的“阶级敌人”，她为此承受的政治压力沉如磨盘，时刻辗压着她的灵肉，承受过如此重压的母亲，当然会把一张张选民证，当成护身的符咒了。即使这样，她还是不能自救，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代表着宪法的选民证，成了一张张废纸，但她仍然把它视为珍宝，包在红绸子包儿里，一直保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理解母亲多年的凄苦，因而我复出文坛出版第一本小说之后，立刻把稿费的存折交给她。虽然外人看来这很迂腐，但是我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回报母亲为我一生的巨大付出呢？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出版的四十九本书的稿费，笔笔我都交到老母手里。她省吃俭用剩余下来的钱，也都在木桌的抽屉里。此外，那两本大大的相册，几乎占据她的半个抽屉。相册中的照片除了孙子、孙媳和两个曾孙在美国工作和读书的照片之外，还有一张半寸的褪了原色的照片，那是在“文革”期间，她脖子上挂着牌子扫街时，冒着生命危险，缝进内衣里的父亲的照片。此时，母亲将其放到全家的相册里来了。多么沉重而悲凉的历史往事，直到我1998年出访台湾时，在高雄的姑姑家中，才从父亲昔日一个北洋学友那里得知：当年，父亲原来的工作是机械工程师，在抗日战争中武汉失守后，沿长江水路携重型机械南迁重庆后不久，因不满国民党重庆政府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腐败和暗暗推行的剿共政策，便想与另一北洋同学计划借水路北上，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事情败露后，父亲便被抓进大牢铁窗，因肺病复发死于重庆监狱。事后，北洋同学为他送葬，埋骨于山区的北碚陵园。
可惜的是，母亲虽然知道父亲死于国民党监狱，直到她1995年离世，也不知道父亲死亡的具体原因。“文革”年代母亲冒着灭顶之危，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父亲的遗像，我有责任让母亲知其内情。因而在我访问台湾归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对着书房内母亲的遗像，向母亲默默陈述父亲入监以及埋骨于北碚的经过，以解我心怀的重压。我想，母亲在天有灵，一定会听见儿子心语的，因为母亲年轻时带着我寡居时，她魂牵梦萦的人就是爸爸，直到晚年，她常常拉开抽屉，戴上老花镜翻看那本相册，久久地凝视我爸爸的遗像。此时她知晓了爸爸死于监狱的渊源，在九泉之下，也可以解除她一生心里的问号了。
母亲除了凝视相册中父亲的遗像，也常常把视线移到第三代人和第四代人的照片上——她孙儿和曾孙的肖像，是她自我医治心痛的精神处方。最后她常常是在泪花闪烁中合上相册，显然她是在想念孙儿和曾孙之后，又想起了当年与她在燕山脚下成婚的爸爸。孙子、孙媳和两个曾孙，是在90年代初期，离开她的羽翼飞往那半个地球去的。她内心如同被掏空了一半，但是她多年的生活磨难启示她，不能阻拦雏鸟远飞长空，所以在曾孙临行之前，她把两个曾孙拉到她那张木床上一起睡了多天，以享受长长别离前的天伦之乐。可以这么说，母亲的木床和木桌间的抽屉，是她老年精神生活的全部所在，它既是中国历史的写真，也当真称得上一部人间的“母亲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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