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季花的无言述说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在四世同堂的家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以后，精神开始老化了的。过去她上楼下楼从来不拄拐杖，那一年她开始拄上拐棍了。她每天在接近中午时分，都要拄着拐棍下楼走一回。起始，我这个做儿子的，不知母亲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下楼，后来值班室的陈师傅告诉我，母亲是去等信的，当然她不是在等期刊编辑部给我的来信，而是眼巴巴地等那远在美利坚的两代亲人的来信。因而，那相册里的照片，至少有一半是母亲拿上来的。记得，有一天傍午我正在写作，她突然来到我的写字间，对我高兴地说：“你看看，这是我刚刚拿上来的信，上边的字我不认识，你给我读读。”我接过信来一看，除了照片之外，还有两张期末考试成绩单，我告诉母亲，两个曾孙各门功课成绩都是A。她不懂A是什么，我说就是最好的意思。那一刻，她的眼里又闪烁出泪光了，这是她晚年流出的欢欣泪水。

    母亲在承受苦难的年代，是从来不落泪的。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她的泪腺似乎被历史熔炉蒸烤干了，到了她生命的晚年，随着时代的回春，她的泪腺似又恢复了流泪的功能。她常常在看电视时，为剧中出现的悲情而落泪。好像她昔日的苦难都不是苦难，只有别人的痛苦才是痛苦。家中走了两代人，为了解脱母亲的寂寞，我常常让小阿姨，把楼里几个与她同龄的老人，请到我家来喝茶聊天，她也常常去楼内几位老人家里回访，给没有牙的老姐妹送去香蕉，给牙口好的老姐妹带上梨和苹果。母亲有一颗十分善良的同情心，她说其他老人时下活得还不如她，她该为老姐妹们分忧解难。

    她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承受苦难之外，好像就是为别人活着的。即使是家庭生活好转了以后，她也一直恪守着她那份清贫。80年代到90年代，我和妻子曾先后给她买过几根质量很好的拐杖，有佛山带来的禅杖，有雕花的山桃木手杖，她碰都不去碰它们，上楼下楼依然拄着那根漆皮早已脱落净了的、光秃秃的柳木拐杖。我曾就此劝说过母亲，她说那根柳木拐杖拿着轻便，并且还不惹人注目。她一生不愿意抛头露面，有时电视台来家采访我，她是绝对躲开摄像镜头的，她的生命就像一株无名衰草，没有鲜亮的色泽，即便是在大地回暖时节，她也不愿显示她的存在。该怎么准确地形容我那多灾多难的母亲呢？柳木在树木家族中是最易成活并有着抵抗干旱和水浸的能量，母亲的形象就像是她手中这根漆皮褪尽了的柳木手杖——过去是，生活好转了以后还是。因而在母亲辞世后，我们把那支疙疙瘩瘩、裸露出白白木碴的拐杖，看得格外有分量。我们把它与母亲的其他遗物，放在一起保留了起来。

    中国古诗中留下“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佳句。母亲把这句诗演绎到了极致，直到她停止了呼吸。母亲故去后，骨灰被一分为二。一半留在了中国，另一半被孙儿带到了美利坚。在火葬母亲时，还有一段小小插曲：孙儿从众认为祖母在逆境中养育了几代人，自己却从来一无所有，因而特意从美国带回来一条金项链，想让祖母带走，以宽慰他思念祖母的心。可是此举被火葬场工作人员阻拦了，说那不符合火葬条例，而且容易引起许多的后患，如导致火葬工人犯错误云云。在无法解除那半球的曾孙对曾祖母的哀思和怀念的情况下，从众只好用一个骨灰盒，把祖母的一部分骨灰带上了飞机，带到美国凤凰城去了。后来，我从儿孙们寄来的录像带里看到，每到中国的清明时节，我的儿子、儿媳和两个小孙孙，在那半球都要对老祖举行祭悼仪式。按着东方人的习惯，先给老祖下跪磕头，然后把骨灰盒摆置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以使东方来的老祖，时刻能看到她膝下的第三代、第四代人的音容笑貌，让西归的老祖含笑于九泉之下……但是中国自古对待寿事，就有“入土为安”之说，我和妻子于2006年赴美探亲时，将母亲留在异国他乡的另一半骨灰带回了中国，与母亲下葬于龙泉陵园的骨灰合为一体。

    为此，儿子和孙儿曾询问我：“您把骨灰带回去了，我们在清明如何祭悼老祖？”

    我告诉他们，老祖的名字叫张鹤兰，有一种春天开的花儿叫“望鹤兰”，因为花的形状像一只鸟，别名叫“天堂鸟”。清明节到来，你们就用与老祖同名的花儿，祭奠老祖非常合适。儿媳听罢立刻到当地花店寻看，归来后告诉我他们居住的美国凤凰城，也有这种花儿，只是英文名字与中文不同罢了。儿孙们说，骨灰带回中国入土后，每到清明他们就用“望鹤兰”祭悼老祖。

    母亲安葬的京北昌平的龙泉陵园，在一片山峦之腹。京密运河的一泓清波，从山前缓缓流过，山下的一片果园，每到春夏之交桃李争艳。自从母亲故去之后，我和妻子每年清明去扫墓时，也都要在鲜花丛中插上几朵望鹤兰，不仅因为那花儿的名字和我母亲绝对近似，还寓意着家人和母亲永远相守相望。墓碑上刻下我写下的碑文。全文如下：

    吾母张鹤兰，一生含辛茹苦。吾四岁丧父，吾母历尽艰辛将吾拉扯成人。吾不幸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母亲以春蚕吐丝、杜鹃啼血之坚毅，哺育吾子成才。吾于一九七九年平反回京之后，老母又将吾孙揽于其怀，其博大精神状若“精卫填海”。使吾及吾子吾孙永世铭记于心。

    本来刻在碑上的碑文，是抒发我和儿孙们对老人的情怀的。第二年夏天，母亲逝世周年的忌日，我和妻子钟紫兰去墓地祭悼母亲时，母亲的墓碑前的幼松旁边，忽然多了两株盛开的月季花。那儿满山遍野翠柏的白色碑林，唯独母亲的墓碑前，粉红的月季花开似锦。经询及陵墓管理人员，才得知花是一位巡墓老人，特意为我母亲栽种下的。之所以如此，说我的母亲是个不凡的母亲，巡墓老人是从碑文上看到的，因而墓园的看守人，特意为其栽种下两束月季花。这是我的母亲在西归之后，受到的特殊礼遇，其情其景让我们感触良深。为此，我特意找到那位巡墓老人，表示谢意。他说：“我之所以在你母亲墓碑旁种上月季，而不种上艳丽的玫瑰，因为月季在夏季月月开花，是百花中最辛勤的品种，此花枝蔓弯弯曲曲，挺像你母亲的坎坷人生的。”

    时至2012年的清明，那两株月季正含苞待放。妻子躬下身擦洗母亲的陵墓和石碑，我则打来一桶清水，浇灌着陵墓前的幼松和月季。之后，我和妻子先后在母亲的墓碑前，双手合十地向母亲倾吐心语。我的心语是：“妈！如果人当真有来世的话，我还做您的儿子——童年时我再不会是逆子了，而是自幼就奋发图强的少年，让您笑颜取代愁眉。”之后，我向母亲的陵墓三鞠躬，对母亲表明我的心志：“妈！我今年虽然已是年近八旬的老翁了，但在我生命的晚年，更要以您为尺，以真为镜，走完我的文学人生！”

    完稿于2012年5月母亲节之前

    [绿为媒——感受红与黑两极风景]

    古长安，今西安，不仅留下我人鬼转变期的生命足迹，之后电影剧本《第十个弹孔》拍摄于西影。西安“白鹿书院”开院时，陈忠实老弟一个电话，让我三临西安，并登上“白鹿原”，到原上的思源学院讲学。但是让我最难忘怀的是第四次西安之行，因为此行既让我抚摸到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图腾并亲临远古历史上的黑色鬼谷。更有纪念意义的是，带我走进红黑两界的，不是昔日文学圈里的朋友，而是身穿过绿军装的一位1939年入伍的老兵。

    走进红色驿站

    这位老兵不是别人，就是我的岳父钟相国。多年来，我的笔墨沉溺于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回眸，常常忘却对我身旁亲友的凝视。比如，对1939年入伍今年已九十高龄的岳父，我只知道他是获得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枚勋章、离休多年的军职干部，并感知老人是个生活低调、严于律己的军中楷模。比如，部队给他配备了专车，而他常常与岳母徒步去街头散步和超市购物。我有时询问他战争年代的往事时，他总是对我诙谐地一笑说：“不外是冲锋陷阵，舍生忘死而已。”对这样一位前辈，我很难破解其生命中的光环，加上我笔锋多年一直抒写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也就把探索老人的事儿搁置一边了。

    巧就巧在这次二炮工程学院邀请我们到西安后，首先安排我们瞻仰的是“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这对于我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因为我虽然三次来西安朝圣，登上过古长安的城墙，览胜过秦始皇地下兵团兵马俑的方阵，并在骊山杨贵妃当年的沐浴之池，清洗过身上劳改二十年的污垢，但对中国革命中的这个红色驿站，我却没有任何机缘光临，而中国革命史料中记载，从国外来支援中国革命的白求恩医生，是经过“八路军办事处”去往延安的。仅仅1938年春到当年秋，有两千八百名热血青年，也是经过这里奔向抗日战场的。还有当年文坛中的萧军、萧红、丁玲、周扬、舒群、贺敬之等，都在“八办”留下过生命足迹。因而这次能与当地军人一起来到当年的“八办”这个红色驿站，让我内心充满了新奇。

    夜宿部队的招待所。第二天清晨，二炮工程学院派车把我们送到七贤庄的“八办”纪念馆。在车上我就感到老岳父的神情有些异常——我坐在车的前排，从汽车后视镜里，看见老人先是非常兴奋，后又似乎用手指在抹眼角，直到我岳母递给他一块手绢，我才得知老人默默地流泪了。文人都是超常的敏感动物，我立刻猜想到我们要去瞻仰的这个昔日的红色驿站，似乎跟老人有着什么内在联系。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我们走进“八办”后，我正在观看墙壁上昔日革命元老和前辈文人经过这里的照片，岳父就被工作人员请进了接待室，我跟了进去，看见岳父正在接受工作人员的采访——至此，我才猛然醒悟过来，老岳父的革命人生，一定与这儿有着血肉联系，不然的话，在来“八办”纪念馆的路上，老人何以会出现精神异常，用手绢来擦湿润的眼角，刚到这里，又何以会被请进接待室，接受馆内人员采访。

    与老岳父对话的是两位女性。一位是馆内资料收藏人员，另一位是馆内的负责同志。从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我才知道老岳父是从这里穿上抗日军装走向革命的。更让我心动的是，1939年时他演绎出来的参军故事，有着中国少年的神勇和悲壮。当时他只有十六岁，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在四川万县读初中时，接触到该校党的地下工作者韩克明和李明辉，他不仅从他们那里拿到一些毛边纸印刷出来的革命书刊，还明白了能拯救中国命运的，只有象征革命的那颗闪闪的红星。当年让他明白这一点的，除了革命书刊之外，还有武汉沦陷于日本侵略军手中后，国民党军队的溃逃。万县地处重庆下游，在江边他目睹了逃往重庆的船舶上，有溃败之国军，更多的是难民，因而十六岁的他，毅然向韩、李请求到敌后去抵抗日寇。

    韩、李二人虽然被他要求北上抗日的热情感动，但告诉他要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审核，让他在万县等待一下西安“八办”的接应。但他当即向党表态：“我想立刻去当一名抗日的八路军，你们让我走吧！”

    韩、李问他：“眼下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在陕川边境，还是有很多暗哨检查过往行人。四川万县离陕西西安有千里之遥，没有西安那边的接应，你小小年纪怎么去得了呢？”

    他答：“我是孤儿，是从小吃苦长大的，在我眼里没有爬不过去的山，也没有蹚不过去的河！”

    韩、李看他意志坚定，两人商量了一下，破例为他写了一封致“八办”的信函，并告诉他把这一纸封函，卷在钢笔芯中，以防在路上遇到国民党的暗哨盘查。为了掩人耳目，他俩还特意把陕西某中学的一枚校徽，戴在他的胸前。最后，他俩又叮咛他两件事：第一，路上不能阅读任何革命书刊；第二，万一遇到意外的险情，宁可将钢笔芯中的密信吞咽到肚子里，也绝不能败露地下党在万县的组织。他立刻向韩、李保证：“绝不辜负党的信任，我一定千方百计到达西安。”

    老岳父在“纪念馆”陈述这段往事时，表情平静而安详，穿越几十年革命风雨之路的他，似乎把少年投身革命的遥远往事看得十分平常。但坐在旁边聆听的我，已开始为之心动，因为无论如何，我也想象不到，时尚影视中的地下党发展革命者的故事，竟会在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身上发生，而这个人不是别人，竟然是我今日的岳父。之后他向纪念馆述说来西安的艰辛过程，就更让我内心狂跳起来，因为事情远远超越了我的想象，比影视镜头更有震撼力。他的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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