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周折,到达重庆后,我心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到临江的长途运输站,寻觅到一辆开往陕西境内的‘黄牛车’(当地人对长途货运大卡车的称呼)。也算是上天怜惜我这个投身革命的少年吧,在天快放亮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一辆开往陕西宝鸡的大货车。我看看周边没人,便立刻爬上车顶货物之间的夹缝中藏身。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货车司机开车前查验车上货物捆绑是否牢固时,发现了龟缩在车缝中的我。我忙跳下车来,向司机解释,说我是个贫苦的陕西学生,到四川看望亲人后便没钱坐车回去,才偷偷爬上这辆‘黄牛车’。货车司机是个中年人,借着初升的阳光,看看我学生装上别着的校徽和钢笔,不像个‘三只手’的小偷,便一挥手让我坐到司机旁边的座位去,然后开车奔向了陕西。
“在路上,好心的司机告诉我,因为四面八方投奔延安的青年太多,凡是开往陕西的长途客货车,都要在关卡接受暗查。
“‘看你这样子,也就十五六岁吧?’司机问我。
“为了不出任何纰漏,我只好以谎言欺骗了真诚:‘我才刚刚十五岁……’
“‘真够可怜的,也算是你找对了庙门,碰上了我。’说着,司机拿出几个四川火烧和两个陕西馍馍,一边往自己嘴里塞,一边让我填填肚子。
“我对老司机连连表示了谢意之后,心里暗喜碰上了好人。但老司机告诉我,路上各个关卡检查得非常严格,特别是青年人盘问得更多,为了行车安全,老司机要求我到关卡前,提前下车步行过关,因为步行过关的人多,我又是个少年学生,比在车上要安全一些。老司机答应他过关卡之后熄火停车,在前边等着我过了关卡再一起走。
“少年的我,虽然听出来老司机的话中,不无自保的含义在内,但一路把我当孩子对待,我内心已然感激不尽了。好在当年四川去往陕西的人着实不少,我排在过关卡的人群之中,虽然心跳如同擂鼓,时不时看上自己胸前的钢笔一眼,但国民党的关卡哨兵,把我当陕西的娃子对待,没有搜身也没盘问,就放我过关了。好心的黄牛车老司机,向我一招手,两人便又合二为一了。让我至今难忘的是,黄牛车穿越崎岖山路的惊魂一幕,由于路面起伏不平,卡车曾发生过一次侧翻,车上纸箱等杂物滚落下来很多,我扒去上衣、光着膀子帮司机重新装车后,老司机感谢我说:‘没有你的帮忙,咱们怕是要在这山里过夜了。’我反过来答谢老司机说:‘要是你没让我坐到车厢里来,此时我从车上翻下来,还不是变成陕西的一个野鬼了?’司机听罢开心大笑说:‘缘分,这真是你和我的缘分!’所以当黄牛车抵达宝鸡后,老司机请我去他家里坐坐。我何尝不想去他家喘上口气,但宝鸡离西安还很远,我急于奔往西安,便婉谢了他的一番美意。”
老岳父在追述这段革命往事时,虽然表情依然轻松,但他端起茶杯喝茶时颤抖的手指,似乎告诉了我:从宝鸡到西安,比从万县到宝鸡更为惊魂了。他说,第一,无车可坐;第二,无食可觅;第三,因为“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安,无论任何人去西安,都要通行证明。少年的他,面对严酷的现实,当真傻了眼。因而他在破落的宝鸡县,不得不开始了流浪生活。在两天的乞讨生活中,还碰上了雨天,在夜无宿处的情况下,他只好龟缩在店铺前的门廊之外。可就在这个落雨之夜,他遇到了个比他年纪大几岁的乞丐也到廊下躲雨。在他们闲聊时,无意中的一句话,似乎让岳父在鬼门关内找到了生门。那乞丐对他说:“我后悔从西安来宝鸡讨饭吃了,这地方的人比西安人要抠门儿得多……”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立刻反问那乞丐说:“西安离宝鸡这么远,你走了几天才到的?”那乞丐朝他轻蔑笑道:“听你问的这句话,就知道你是刚刚讨饭的娃子,丐帮的人往返城镇,没有靠双腿走的,都靠夜里往返的火车!”
这句话点到了岳父的脉门上,第二天刚刚天黑,他就从围栏间钻进了火车站。他想爬上开往西安的货车斗里去藏身,但是一节节车斗上的货物,都被捆绑得结结实实。百般无奈之际,他忽然看见一个人扒在火车头两边探出的边沿上,他刚走过去想问问这个扒车人,坐在这儿是否安全,幽暗灯光下躺着的那个人,突然坐了起来,向他指了指嘴让他不要出声。他立刻全然明白了,这个车头两侧长长的铁板,就是丐帮能游走江湖的器械,他立刻无声地坐在了那儿。之后,他想把双腿伸直,以缓解一下几天的身心疲累,在他抬腿之际,他才惊愕地发现,一只布鞋的鞋底已经只剩下一半,至于那半只鞋底何时断掉的,因为神经紧张而一无所知。待火车带着隆隆声响,风驰电掣般地开动起来,他不得不用双手捂紧双耳,因为那火车鸣笛之声震耳欲聋,再加上车头喷烟吐雾,好不容易车到了西安后,他已经变成了黑头黑脸的黑“李逵”。
岳父当年就是这副神态,走进“八路军办事处”的。我从事文学创作大半生了,自认为并不缺乏想象力,但当听到年仅十六岁的他,如此演绎他人生中的少年故事,是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因而岳父的自述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目瞪口呆的感动,还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让我更加确认了文学无论神圣到何等高度,它永远都是生活的产儿。不是吗?所以从那天起,我就保存好当天的录像带和录音盒,以备有一天我把它变成文字,向读者展示这个“红色驿站”和这位年近九旬的老兵初绽的风采。
不能略去的一笔是,岳父黑头黑脸走进西安“八办”的时候,也产生过我今天这样的惊愕,因为他走进“八办”的屋子时,竟然看见万县地下党的韩克明,已然先于他到了“八办”并坐在一把破木椅上。韩克明并没有理会他的惊奇,而是先检查了他钢笔芯中的密信,当韩确认岳父行程正常之后,才告诉他本来是让他等待西安地下党的接应,与他一块儿来“八办”的,但他执意要早到陕西来抗日,以昭示自己抗日之决心,其结果是早行晚到,但这遥遥千里的艰难之行,正好考验了他参加革命的铁血肝胆。因而韩当即向“八办”表示,他将是岳父的入党介绍人,以示对岳父的绝对信任。当天晚上,他在“八办”洗去一脸乌黑,第二天,他就脱去了一身学生装,穿上了八路军的军服,与同时来参加革命的几个热血青年,坐汽车先到潼关,后又从潼关乘船渡过黄河,奔赴太行山脚下——山西长治屯留的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成了该校的正式少年学员,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老岳父一口气说完他与“八办”的灵肉关系后,“八办”纪念馆的两位同志,显然被老兵的精神感动了,她们让老兵休息一会儿,喝上几口茶后再往下说。可是老岳父却说:“你们很忙,干脆长话短说吧,抗日战争年代,我在太行山参加了抵御日寇的游击队,并负过伤。解放战争年代,我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当时我在华东第三野战军政治部负责宣教工作……”
“您一定有功勋奖章一类的纪念品,能不能……”
“有。等我回北京后精选一枚给‘八办’送来,以示对‘八办’的谢意。”岳父说到这里,忽然又低垂下头神色凝重地说,“来‘八办’访故,让我感到剜心之痛的是,引导我参加革命的韩克明同志,他……他……后来在四川被捕了,在中国天亮之前,死在了重庆渣滓洞,这一笔你们要记下来,以让后人不忘先烈之血。”说到这儿,老岳父声音哽咽,面壁而立了很久,似在向韩克明的英魂默哀……
回访红色驿站的故事,到此画上句号了。但当我们要离开“八办”之际,那位拿笔记录老兵与“八办”血肉关系的工作人员,突然把目光转向了我说:“我不记得读您哪本书时,看过您的照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位作家,请给我们题个字吧!”
我虽然对她说出我的真心话“在这儿,我没资格”,但苦于此时她将笔和本本都递到我的手里,我已没有退路可寻了。因而便挥笔在留言簿上,写下一个后来人对“八办”的真实感悟:“革命圣地,后人敬仰。”
至此,算是结束了我们这次红色驿站之行。
悲泣黑色鬼谷
能亲临红色驿站,是身穿绿装的二炮军人为媒,能去黑色鬼谷祭奠亡魂,还是绿色从中穿针引线,否则,我一生中能否找到远古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故地,怕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前三次来西安时,曾询及陕西多位文友,包括拍《第十个弹孔》的电影导演艾水,都没有寻觅到秦代众多书生的殉难之地。所以我这次再来西安,并没有能找到该地一观的奢望。但人生中有许多出人意料的“蒙太奇”,陪同亲人去“八办”,已是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又去秦坑儒谷祭古,对我来说简直是圆了我多年的梦。
一天,在餐桌上吃饭时,二炮工程学院刚刚退休的王守仁政委,低声对我说:“我读过你写的书,因而知道你是历经苦难梅开二度的作家,不知你去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地方没有?”我告诉他,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事儿,当年西影导演艾水,找了辆车陪同我找了一天,结果是无功而返。我也询问过本土作家陈忠实,他也说不出确切位置。因而那块血色之地,成了我心中的历史谜团,不知它是否还在人间。王政委对我说:“你如果有兴趣,我带你去那儿看看如何?”
我虽然为此而怦然心动,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我说:“你又不是考古工作者,怎么能知道它在哪儿?”
王政委笑笑对我说:“你刚才不是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吗,我这里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接着,他对我说起他发现那块地方的经过,“我发现它,完全出自偶然。几年前,我带部队帮助附近的农民收割麦子时,曾看到麦田里竖立着一块黑色的石碑,走近一看,上边刻有‘秦坑儒谷’的字样。至于那石碑是什么年代立的,我已然无从记忆。”
我激动得放下碗筷并站了起来:“能带我们去看看吗?我在梦里已经寻它千百度了!”
他回答说:“没问题,我当向导。”
于是在饭后,我们随他登上了汽车,奔往两千多年前葬埋众多儒生的历史遗址。半路上,我的思绪非常复杂:昨天是“绿为媒”让我感受革命的红,今天下午依然是“绿为媒”,带我看远古封建王朝之黑。时正清明节刚刚过去,秦川大地上的许多土坟之前,都残留着生者祭祀死者的花圈。是见景生情之故吧,我后悔自己在上车之前,没能买上几束素花,用以祭祀那些倒霉的儒生。转念一想,两千多年过去,那些因议政而蒙难的儒生的尸骨,怕是早已化成宇宙灰尘了,何必为此而自责?我真是一具如今时代的腐儒!
汽车下了公路,拐上了乡间土路,身后是古城西安,迎面是绵长的骊山山脉,两旁的村野除了绿色之外,就是清一色的土黄:黄色的村落,黄色的围墙,黄色的土屋。在绿与黄的上空,有一丛丛的银色光斑,那是秦川大地上漫山遍野的泡桐树,在暮春时日绽放出来的白色花朵。我想,我没有带来一束悼念亡者的花,权且把这些天地间的白花,当成我祭奠蒙难冤魂的硕大花环吧!
当汽车拐进一个叫洪庆堡的村庄之后,王政委说了声“到了”。我们下了汽车,步行到了村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麦田边缘上竖着的一块黑碑。由于碑身上遮满黄尘,我俯身于石碑前仔细看了一会儿,才看出碑身上的刻字:“坑儒遗址”。立碑者是临潼县人民政府,立碑时间为1982年。跟着友人沿麦田间的一条田埂小路继续向东行约百米,另一块高大的黑色石碑耸立于麦田中间,上刻“秦坑儒谷”四个大字。这便是两千多年前,秦代儒生们的殉难之地。
此时已是黄昏时分,斜阳把一抹橘黄色的光亮涂染在石碑上,顿时给我不安的心田,增加了几分凄楚悲凉的色泽。我走到高大挺拔的石碑之前,久久地凝视着它,似想从它的肖像中,让时光倒流回归到远古,但是任凭我怎么臆想,除去那只形若乌龟驮着石碑的赑屃诱人遐思之外,眼前一片寂寥和荒凉。传说中赑屃是龙的儿子之一,它的命运似也不比地下的儒生们好多少,头似被什么利器砸断了,因而它只能用它残缺不全的身子,驮着那高大沉重的石碑了。碑身后面,树碑人留下长长的碑文,笔者摘引其中片段供读者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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