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秦始皇屠杀儒生们的血腥纪实。以下的文字则让后世人对另一帝王刮目相看了，他就是唐朝风流帝王李隆基。昔日读史书时，只知道他是一位娇宠杨玉环之后，“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浪漫帝王，但碑文中却展现了唐玄宗精神的另一侧面。碑石上是这么记载这个帝王对待秦始皇暴政的：唐玄宗时，建旌儒庙于此，命中书舍人贾至撰文勒石，影祭先贤。1970年于此遗址中，发掘出古唐刻儒生像一尊，现存临潼县博物馆，足以证明此即众多被坑害的儒生之冢。
瞧！唐明皇不仅宠爱杨贵妃，还悲悯被权谋杀害的众多儒生，他留下这么一页历史绝笔，怕是在大秦之后的历代帝王中，属于“稀有品种”了。权谋政治产生权谋文化，在史书中多见帝王为了维护其统治，绝对不干不利于其政权统治的事情，唐明皇属于一个例外，他居然令中书官员前去超度秦代儒生的冤魂，并在谷地摆设儒生石像，以示追思悼念死于暴虐屠杀中的亡灵，真可谓帝王中之传奇了。笔者臆想，之所以在他执政的年代，发生了安史之乱，在南逃途中致使杨玉环被迫用三尺白绫自缢于马嵬坡前，从而让诗人白居易留下了帝王爱情诗史《长恨歌》，这一切似在诠释唐明皇不是一位铁血皇帝，而是一个鄙视施暴的性情帝王。
碑文最后提及的是无史可查的民间传说，就只能姑且听之了。碑文上如是描述焚书坑儒谷的悲楚：传云，诸生阴魂不散，天阴雨湿，鬼声凄厉。村人称之为鬼沟。至此，不难看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在后世影响之深。我曾就此询问麦田中的一位老农，他说他没有听到过鬼哭狼嚎，这是后人为众多书生冤屈之死，“吃柳条拉柳筐——满肚子瞎编”出来的鬼怪故事。但他后来的一番话，则让我吃了一惊。“这儿虽然没有闹过鬼，但对后世影响可大着哩！‘文革’过了很久了，村里的大人不让孩子上学，说是学问多了，会变成这儿的鬼。”这位老人，还将其说延伸到了更远，“前些年中国不是也发生过啥抓右派吗，挨整的就是一些学问篓子，到了‘文革’年头，有一句啥话来着……我想起来了，叫‘知识越多越反动’，俺这儿八百里秦川，死的也多是有知识的人！”
笔者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一个农村老汉，会对我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面对鬼谷周围的山，面对鬼谷上空的云，面对“秦坑儒谷”的高大石碑，我失语地站在那儿。他见我久久无言，便对我道破了其中的奥秘：“其实，我是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半文盲，能想到天下事，都因为我的家在‘鬼谷’边上，虽说没听到过屈死鬼喊冤，却给了我这颗脑袋上了一堂大课，让我从古代想到了今天。”
带我来这儿的那位部队友人，见我仍在碑前徘徊忘返，便在远处的汽车旁向我频频招手。我看了看表，时间确实不早了，因为下午六点还要赶到市内与友人陈忠实、庞进见面，于是向老农表示了真挚的谢意之后，匆匆用数码相机，录下“秦坑儒谷”石碑上的碑文，并百感交织地向石碑弯腰鞠了一个大躬。这既是我对远古含冤而死的儒生们的心祭，又表达了我对立碑人的诚挚敬意。然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荒芜寂寥的“鬼谷”。
在归途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首先感谢部队友人能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让我重温秦王大帝的历史。据碑文叙述，此碑立于1994年，由陕西省教育学院图书馆馆长撰文、秦始皇坑儒遗址筹建处勒石、富平县石刻艺术馆完成了此碑的刻字。我虽无法得知其全部运作是属于政府行为抑或是民间行为，但从中可以看出的是，国人在张扬可贵的人文良心。因为秦川大地深埋着许多地下宝藏，或许考古工作者的双眼，只是盯紧皇陵的开掘，因而秦“焚书坑儒”谷，一度成了被遗忘了的历史角落，但在今天，有良知的文化人把它摆到了中国历史的经纬之中，供后人反思其味，真是功莫大焉！笔者之所以如是认知，是因为皇陵中的金银文物，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固然也很重要，但帝王留下的罪恶，也不容淡化。因为从大秦到明代的“火烧功臣楼”和方孝孺灭门十族，直到中国的“文革”，里边贯穿着中国封建帝王统治的遗传基因，似更值得考古工作者去挖掘。
这些也是中国帝王历史的一部分，如果忽略它的存在，中国历史将永远是一轮缺圆的蚀月。时至21世纪的今天，中国已经迈入“以人为本”的民主进程，似更需要回眸和梳理几千年历史的蚀月，才能更完美地创造新中国的月圆。这就是“秦坑儒谷”给我的沉重而悲悯的启迪。
因而，在返回二炮住所的车上，我与老兵岳父，有如下的几句对话：
老人说：“我很难过，这儿让我联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不仅你们文化人遭遇了劫难，连比我还老的开国元勋——”
我怕他过于感伤，便打断了他的话说：“但愿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能勇敢地面对过去的重大失误，做到真正务实求真，才能让中国更为强大并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既是我与老岳父的对话，更是我“走红”“观黑”后的两句心语。
2012年10月初旬于北京
[走笔胡适故居]
2011年岁末的12月17日，是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这位大文化人，曾是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历史上记载，后来成了大汉奸的汪精卫，于1933年时，曾千方百计想动员胡适出山，出任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被胡适婉言拒之。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曾留下1936年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对胡适的评说。他说，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俩一时成了我心中的楷模。到了国内革命战争年代，胡适虽不无争议之处，但从中华文化发展的宏观视野去解析，他还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文化人之一。故而写此忆旧文章，以示怀念和敬意。
一
胡适落生在上海，但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四岁至十三岁），是在他故园皖南绩溪一个名叫上庄的小山村度过的。如果说一个人的童年潜影，将追随到人的生命暮年并将影响到人的整个一生的话，这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无疑给了大学者胡适以生命的乳汁。从胡适的著作中，也反馈出了故园对他的影响，在他的诗文中，多次流露出他对故园中一草一木、一石一水的眷恋之情。
上庄享有中国村史的殊荣。中国徽墨创始人胡开文生长于斯，名冠五岳的一代徽商胡雪岩出生于斯，胡适又是从这个小村走向世界的，因而绩溪上庄因出了“三胡”而享誉全国。可以这么说，一个小小山村升腾起璀璨三星，中国历史上难找到另一例。若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其内，胡适这颗文曲星则最为耀眼。走访胡适故园那天，清晨细雨迷离，待下车停步于石桥（胡适在其诗文中称之为“溪桥”），雨声中又闻潺潺流水之声，一条银练从乱石中飞流而下，穿过溪桥一路喧哗东流而去。此情此景已使人恋栈不前，再沿着水雾迷蒙的河水向山上眺望，河岸山峦叠翠，竹林在雨丝中酒醉般地婆娑起舞，使我们这些来此觅故的文人，似被此灵山秀水勾去了魂魄。直到胡适故居的女讲解员催促，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溪桥，步入上庄村巷。
应该说上庄是个石头铺就的村庄。记得昔日读胡适书文，在其记述其母冯顺弟的章节时，曾提及他的外祖父是个每日担运石料的穷苦人。而上庄的每一条小巷，都用石块铺成，想来那九曲回肠的条条石路，是累煞了挑夫们的脊梁的，由此可见胡适的母系家族，出身劳苦阶层并且度日非常艰辛。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在年方十七岁时，嫁给了比她年长三十岁的胡适的父亲胡传，因为当时胡传为官，所以她出嫁的目的十分单一，就是为了摆脱其生活的寒窘。胡适四岁归乡那一年，胡传因病猝然辞世于厦门，因而少年时代的胡适，是在其母亲冯顺弟的教养下生活的。胡适之所以后来成了学者中的一名孝子，是与这段母子相依为命的生活密不可分的。据史料记载，父亲胡传只是教过幼童年代的胡适认字，胡传病故之后，农村出身的母亲，成为胡适的全部依靠。因而如果说胡适成年后，在婚姻上留下了什么不幸，与母子情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是其母冯顺弟为他操办的终身大事，他的妻子江冬秀，与胡适在文化上的差距若同南北两极，胡适完全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道，而接受了这个并不和谐的婚姻现实。
穿过胡适故宅并不宽敞的前院，步入后院故居的屋舍，由于天空霏雨未停之故，正堂显得非常阴暗，加上多年来虫叮蚁咬的木柱，油漆早已斑驳失色，胡适家宅中所有房屋，都旧得如同僧舍斋堂一般。讲解人员告知我们，尽管这样简陋，还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年代，腾出了这个昔日的胡适家宅。室内无灯，我们十分费力才看到胡适父子的画像和一家人的照片，悬挂在正堂内两侧的墙壁上。正堂中间留有书法家抒写胡适的一副对联，上写：“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三尺空无人。”对联写得有点孟浪，但不失后人对一代国学大师的崇敬。照片上的胡适俊秀潇洒，笑容犹若三月阳春，可是坐在胡适身旁的江冬秀，则长得圆头胖脸，没有一丝娇美可言。这破落的庭院与室内的有失和谐的照片，使我们一行来访故的文友，都为此而心态失衡。
胡适1962年病故在台湾，终年七十二岁。到他的生命终结为止，一直是与这位夫人相依相伴的。在许多胡适的著作中，都印有他与江冬秀的合影，照片上展示的情态，虽然不失为卿卿我我，但这并非胡适内心的真实写照。胡适十七岁开始发表文章，二十岁赴美留学，二十六岁开始对八股文发起冲锋，写出《文学改良刍议》等激昂文字，二十七岁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可谓一代文化骄子。可以想象，当时的大家闺秀和窈窕淑女，对胡适的倾慕者如彩云追月，胡适也是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曾在婚后有过婚变的欲求，但是江冬秀将刀架于儿子的脖颈之上：“离婚也行，先杀了孩子。”能向封建八股吹响围歼号角的胡适，在家庭的方寸帏阁之间，却成了一个妥协者，这是胡适的最大隐痛。据讲解人员告诉我们，之所以如此，是胡适怕为此而刺伤了母亲的心——因为胡适的婚姻，是其母冯顺弟同意并支持的，因而尽管胡适在北大任教期间，其母已然不在人世（1918年冯氏病故于绩溪上庄），胡适仍不愿违背亡母之命，在家庭生活上有所突围。
其母病故后，胡适曾偕妻子江冬秀来老家奔丧。他在《奔丧到家》一诗中写道：“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只是少了心中狂跳，何消说一世深恩未报！”由此可见其母冯顺弟在胡适心中磐石般难以动摇的位置了。指点封建文化容易，撼动家庭封建孝道难行——这是胡适人生乐章中的一段不和谐的变奏音响。
二
正堂旁边的两间耳房，比正堂还要幽暗了许多。一间陈列着他在国内外出版的各种著作，另一间则是胡适书信的复印件。胡适一生著作丰厚，从哲学、经济学到教育学、文史学，都留下他的一本本大书。尽管这位大学者，在国内阶级斗争年年讲的漫长岁月里，一直被认定为反面教材，属于打靶的靶牌之列，但是随着历史的自我反思，在改革年代开始以来，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取得的成果，日益被学术界视为拓荒新文化的丰碑之一。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省县各级文化机构，近年来不断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请求将胡适故居列入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并给予适当的修缮，可是一直未获批复。究竟是在哪些环节上发生了“肠梗阻”？这不是我们能够详知的事情。
是不是见景生情之故？在胡适这座破旧的宅院中，我的思绪忽然像野马脱缰那般，飞到了远在欧洲的德意志。1987年的春夏时节，我应欧洲华人学会之邀，曾在德国逗留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其间，我曾特意去觐见马克思、恩格斯的故居。按着阶级划分，在资本主义社会眼里，马、恩是资本主义死刑宣判的始作俑者，该当罪莫大焉！但是马、恩故居并没因为他们一生张扬《共产党宣言》纲领，而遭到任何破坏。马克思故宅地下室内的大啤酒桶，至今完好无损，而恩格斯的故宅的陈列室里，供人瞻仰的书信、手稿等至今接近完好无缺。而在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对一个大文化人的故宅，竟然任其风雨凋蚀，不闻不问不睬不答，实在使人感到吃惊。据讲解人员告诉我们，即使是现在的模样，也是县里和上庄人加以整修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不断，几乎每次运动，它都难以脱身其外，因而遭到毁坏的程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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