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访问胡适故居时，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不能略去。那天我正闹着肠炎，又加上阴冷之故，便跑了几趟厕所。厕所设在胡适故宅的前院，当我正在那儿方便时，突然隔板咚的一声巨响，吓了我一跳，原来与茅厕一板之隔的地方是个猪圈，那声响来自猪儿闹圈。皖南因古老的徽州文化而闻名遐迩，这里许多文化古迹都保存得十分完美，但偏偏在近代史上对国学有着杰出贡献的胡适故居，前院竟然有个猪圈，这不是既滑稽又荒唐的事情吗？
雨过天晴，当我和几个文友离开胡适故园时，又见那条条石巷和溪桥，不禁使人记起了胡适早期的一首诗作。诗题为《我从山中来》，诗中白描般地写出了他对故乡难以割舍的赤子恋情：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此诗，胡适写于三十二岁，虽然今天看起来像一首童谣，并无多少意境可以采掘，但是字里行间溢满的他对故园的挚爱之情，却也到了纯真无瑕的程度。至今，胡适已然离开人世近五十个年头了，如果他在地下有知，当对这片养育过他的灵山秀水，痴迷到魂牵梦萦的地步。四岁到十三岁，胡适在这灵山秀水旁的石街石巷，留下了他的童真，也留下他初涉文学时的足音。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始终难忘在青灯冷对下，如饥似渴地阅读《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和中国历史。他是从溪桥乘船走出重叠的山峦的，先到上海后又跨海出洋深造，留下多部反封建的激情文字和国学专著，而享誉世界。
回宾馆后，思绪万千，信笔涂鸦打油诗一首，以抒心怀：
遗老遗少皆树碑，
楼堂馆所金碧辉，
胡适故居今何相，
肥猪拱板破檐垂！
参观胡适故园，已经是多年前的往事了。但是往事并不如烟，至今其情其景历历在目，但愿那座故园已经得到整修，那有煞风景的肥猪闹圈之声，已然消失殆尽，文人不懂文外事，这仅仅是一个文化人的夙愿而已！
2011年底忆旧于书斋
[香消玉碎的咏叹——才女萧红七十周年祭]
萧红之墓位于香港九龙浅水湾，新中国成立后迁移至广州城郊公墓。这个才女短促的一生中，不仅凝聚了中国文坛的许多往事，还留下一些文史学家待解之谜。因而在几年前的夏天，笔者应邀去哈工大讲学之际，忙里偷闲，特意走访了呼兰县的萧红故居（今天已划入哈尔滨市辖区）。
萧红故居庭院深深，站在她居室后花园的瞬间，一个长久盘踞在我心中的问题，见景生情地突然迸发出来：如果萧红不是英才早逝，活到现在该是什么样儿？她落生于1911年，到21世纪之初，该是位百岁高龄的老人了。从形象上推断，她一定是个白发苍苍、脸色清癯的老人；以她少女时流露出的才气而论，她不会是只留下几本著作的作家，一定是一个著作等身、可以与文学大师们媲美的百花园中的玫瑰。可是人的命运不同，她只活到1942年1月22日，在三十一岁的大好年华时，便因肺病在香港九龙香消玉碎，与人世永别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同一只掠过长空的孤雁，留下几声凄楚的哀鸣。
萧红原名张迺莹，1932年发表处女作《王阿嫂之死》时，使用了“悄吟”的笔名。从这个笔名中，读者不难看出她的文学初步，充满了女性的腼腆和羞涩，犹如一株呼兰河畔的含羞草，仰望着陌生的文学世界。不知为什么，当我徘徊在她故宅中时，突然联想起了在冷寂和忧伤中死去的林黛玉。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她也是死于肺病的，两个才女，两颗孤魂，命运何其相似尔？“冷月葬花魂”是林黛玉的生命写照，而萧红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乱世中承受了病魔缠身的痛苦之后，才在孤独中与茫茫人世告别的。她死在了九龙英租界里的一张病榻上，当时守候在她身边的只有她的友人骆宾基。林黛玉是小说中的人物，而萧红却是个活的生灵，因而我感觉萧红的一生，比大观园中的林黛玉活得更为凄凉悲楚。她撒手人寰远行天国，给文苑留下了无穷尽的咏叹！
我是青年时代开始接触萧红作品的。当时，我只是从文字中认知，萧红曾是那一代文学天空中的一弯镰月。大自然的天宇与文学的天空一样，有圆月和镰月之分。那些月圆如盘的作品，固然留给人间明丽的色泽；但一段如镰弯月的文字，却有着诱人思念和遐想的空间。从文学的内涵来说，圆月留给人的印象，是短促而透明的，而夜空中的一镰弯月，却能让人思念于永恒。萧红属于后者。记得，我读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的时候，虽然这两个人的作品都是描写战乱年代东北百姓生活的，萧军的作品使我热血沸腾，产生一种立刻拿起枪来走上战场的激情，而萧红书中的文字表达，让我如听到国土沦丧后国人如丝如弦的低泣，让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按说，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文坛硬汉，与阴柔情致的少女结合，应该是天下最为完美的结合，但是不知为何，这种结合犹如天上的流星划过夜幕，他和她在分分合合中度过了短短六年时间（1932—1938），就匆匆分开了。何故？也许是天下的文人，都是性情中人，文学彼此相吸之力，小于性格上彼此相撞之力的缘故吧？
萧红故居，没有略去这段文学史话。室内除了陈列着萧红和萧军的著作之外，墙壁上悬挂着萧红与萧军年轻时，在冰雪之城哈尔滨和海滨之城青岛生活的照片和画像。因年代久远，有的照片已经变了颜色，让观众难以准确地捕捉到她的神韵了，但耸立于庭院花坛中的萧红汉白玉雕像，可以弥补这种不足。雕像中的她，身着古式旗袍，颈上围着一条围巾，手下腿上放着一本书，神态安闲地坐在一块长石之上。面对这尊石雕，与我同来萧红故居朝圣的中央电视台的友人，竟然失态地惊叹了一声：“啊！真美——”
“文如其人，她的文字同样动人！”我说。
端坐在花坛中的萧红，目光安详地远望着，似穿过小镇上色彩斑驳的老屋，遥望着从村边流淌而过的呼兰河。少女时代的萧红，是非常喜欢呼兰河的，不仅萧红故居讲解人员如是说，有关她的传记也是这么写的。家中最爱她的人是她的祖父，他常常带着萧红到河边嬉戏放舟。因而，当她拿起笔来抒发她的情怀的时候，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呼兰河的深深依恋。小说《生死场》里，有它的身影，在她散文体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里，更表现出她对故乡这条大河的一往情深。昔日读萧红传记，传记中写到《呼兰河传》的收尾部分，是在动乱的香港九龙完成的。而当时她的肺病已然发作，萧红是在病痛的煎熬中，完成最后一页手稿的。没有对故乡呼兰河的梦里相思，何以会让病魔附身的弱女子萧红，产生那么大的冲刺力量？之后，她又强忍哮喘带来的呼吸困难，写出了小说《小城三月》，其中的故事人物，都与生她养她的这座北国小镇，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而可以视为她告别人世前，遥望北国家园最后一抹深情的眸光，寄往故乡的最后一封情简。
萧红家的宅院落成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算是呼兰河畔的豪门之一了。随着历史风云的变迁，特别是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她的故宅早已凤去楼空。直到历史进入新时期之后的1984年，当地政府为了追念这位才女，才动员住户搬迁出这座古宅，建立萧红故居。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被拆除的大门门楼以及昔日套院内的许多陈设，虽已无法完整地复原如初，但我漫步在由光滑石块铺成的通道上时，心里仍然感受到这座古宅往昔的迷人风采，古磨坊里的碾子和磨盘，土炕上木制的炕桌，她用过的文房四宝，甚至连同她少女时期，用以对镜梳妆的木梳和镜子，都被家乡人千方百计搜寻了回来，摆放于她昔日的卧室之中。萧红家境虽然属于当地的富裕大户，但她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特别是她十岁丧母之后，由于继母对她缺少应有的关爱，少女时的她常常陷入孤独之中。家中唯一疼爱她的人，是她的祖父，但祖父身兼县教育局局长的官职，花在她身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因而萧红是在冷暖两股气流中长大成人的。之所以后来在萧红身上，既有温柔腼腆又具有不屈的叛逆精神，童年的冷暖遭遇，是她性格的具体成因。如果没有后者，萧红生活的道路是难以猜测的，正因为她叛逃家庭包办的封建婚姻，只身到了哈尔滨后，才与萧军有了相识的机缘。1932年，她写信向当时哈尔滨的《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求救，该报副刊委托萧军前去探视她，于是萧红与萧军的生命情话，从一个名叫兴顺旅馆的房间里开始了。
关于二萧的相遇，骆宾基文章中曾有大意如下的一段文字，当萧军出现在那间旅馆客房时，让萧军眼睛一亮的，除去站在他面前的纤弱而美丽的女孩之外，萧军还看见了摆在木桌上萧红的生命自白诗：
那边清溪唱着
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啊
春天来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萧军是从她的命运的自白诗中，认知萧红的痛苦与潜在文学天赋的。从此，二萧开始了文学与婚姻的悲欢离合。也算是一种历史的缘分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与萧红前前后后有着姻缘和友谊关系的萧军、端木蕻良以及萧红在香港病危弥留时期，在她身边照顾她四十四天的骆宾基，与我同在北京作协为专业作家。他们是前辈长者，我是后来人，虽不方便直接询及萧红与他们之间的往事，但在几年的接触中，对萧红的过去还是窥知一二。其中，与萧红渊源最深的萧军，因为受到过历史的冲击，与我的命运有着十分近似之处，因而与我无话不谈——特别是我与萧军的家，一度时间内同在一个小区，来往便多了起来。记得，有一次他来我家吃我母亲做的红烧肉，在餐桌之上谈起往事时，话锋不知怎么转到了萧红身上。我借着酒兴询问萧老说：“在我心中，您和萧红是阳刚和阴柔完美的结合，为什么后来出现了在西安分手的结局？”
萧军反问我说：“你们后来人是怎么看的？”
我犹豫了起来，因为当代文学史料中，对此说法不一。
“你要讲实话。”他说，“我萧军一向直来直去。”
我说：“是不是因为您‘太男人’了，让她感到……”
“这是我的个性，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因素。你们后来人，难以了解她的心，她的心太高了，像是风筝在天上飞。用文学的行话说，空灵是高层次的艺术境界，那是无可厚非的，可生活是具体的，加上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比如我总想扛枪去打游击，她则要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怎么对你说呢，人都是性格悲剧，当两个人感到彼此难以适应的时候，就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萧军似乎不愿再多说下去，我也只好就到此刹车，因为这些往事里，深藏着他的欢乐与忧伤。
这个记忆对我来说十分深刻。后来在骆宾基老人家里，也听到了近似于萧军的回答。其间，我没有询问过端木蕻良老人，问他何以在萧红最困难的时候，在香港离她而去？之所以如此，我猜测他内心里一定揣有世人难以详知的隐情，作家都是富有良知的人，他何以会对苦命的萧红如此绝情呢？瞧，当年东北作家群中的三个作家，都阴差阳错地与才女萧红的感情世界，先后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文学史上，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萧红落生于1911年农历端午节，而这一天，在历史上正好是诗祖屈原自投湖南汨罗江的忌日。生连着死，死连着生——战乱年代中如一片孤叶，在中国南北飘零的萧红，却演绎了文人另一种命运的悲苦。据文史资料记载，鲁迅先生生前是十分珍爱萧红的文学才情的，在她小说《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出版时，特别为她写下了序言。但是萧红“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大好年华的三十一岁，就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因而，当萧红故居的管理人员让我签名题词时，我写下了如下的两句心声：
红颜薄命，
空负了满腹才情！
至此，我的心似已坠入高山的谷底。心情变得沉郁之后，呼兰河似乎也改变了色泽。来萧红故居途经呼兰河畔时，那喧闹的波浪在唱歌；当我在黄昏斜阳中告别呼兰河时，我听到它的每一朵浪花，都像是无言的低泣。1942年至2012年，才女萧红已然辞世七十周年了，忆起当年走访她故居时的许多情景，耳畔依然回荡着呼兰河呜咽的涛声……
2012年底于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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