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经过北医的治疗，绍棠很快结束了半昏迷状态。待他回家以后，我又去看望了绍棠，他用半幽默半认真的口吻，对我说道：“我去了一趟阎王殿，人家没收下我，算我命大。”
我说：“你无论如何，也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了。人过中年日过午，精力大不如前，这是人的生命规律，你我都要有自知之明。”
他虽然点头称是，但是并没有认真吸取这次中风的教训。一个文学界的编辑友人告诉我，绍棠并没有停饮，在一次什么会议上，他已然喝了不少，但在饭局结束时，他看见桌子上还残留着一些酒，便说：“这是农民的心血酿制成的，不能浪费掉。”说着，一抬手，把杯中残酒一饮而尽。我很欣赏绍棠的爽直和童真，但是此时的他，已是坐着轮椅半瘫痪的人了。奈何？谁能重塑绍棠的个性？此外，他在病中还在惜时如金地玩命地写作，一部接一部的作品出版。虽然他的门外挂着一块木牌，上写着“病体在身，恕不接待”的告示，连他个人都难遵守，又何以警示来者！后来他搬到阜成门外的一座楼内居住，虽然那张告示照贴不误，但是他还是按老皇历办事——来者不拒，求者必应。这当然可以看成是绍棠一贯所具有的美德，可是它的负面影响，就是不停止地自我消耗。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失准的话，那大概是1987年的秋天，我带着从贵州索讨来的天麻，给绍棠送去（据说天麻能治血栓）。见绍棠的桌子上，摊了一堆稿纸和信皮信纸之类的东西。我当时心里很不好受，都到了什么份儿上了，还在往自己的身上加码。
我动情地说：“绍棠，希望你能静下心来写作，少参加一点社会活动。我在电视节目中，常常见到你参加各种会议的影子，政治热情固然可贵，但是你的身体也不是不可贵。”
绍棠只是对我笑笑：“不去怎么行呢！”
“怎么就不行呢！比如有些例会——”
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了我的话：“比如，市郊的一条臭河，你不催他就不给你治理，你就是在人代会上催办，还跟你耗着呢！”
我无言了，谁能说他的行为是错的呢？之后几次去看望他，我还是劝他要自我松绑，以利他的身体健康。这些话对一个拼命三郎来说，难以起到任何作用。唯一使我感到一点安慰的是，他的病情在这一段日子里，没有显著的变化。到了1989年春天，我去他家时，他的话比过去任何一次见面时都多，他侃侃而谈，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我看他情绪很好，提议叫彩美为我俩拍一张合影，不承想这张照片就是我和绍棠的最后一张合照。几天之后，胡耀邦同志逝世了，全民皆悲，友人刘厚明为参加耀邦同志的追悼大会，在奔往人民大会堂的半途中，心脏病突然发作猝死，灵魂随耀邦而去。绍棠因行动不便，不能去参加厚明的祭奠，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请我为他代送花圈——那几行字，也成了绍棠留给我的绝笔。
始自1990年，我请辞了一切职务，以静心写作。因为我自知到了黄昏斜阳的年纪，而我要向稿纸上倾吐的生活，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日子，绍棠比80年代末期，似还要活跃许多。他拖着带病之身躯，参加各种座谈会。我则独善其身，埋头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历经多少年的文苑感悟，启示我文学是一条僻静而又充满蒺藜的小路，一些喧闹又华而不实的聚会，不仅有损可贵的时间，还会有伤人文品格。出于我的认知，我当真觉得绍棠的表现，有点不可思议。特别是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出现了没有必要出现的激烈。50年代的绍棠，是抵制极左文艺路线的三尺青锋，怎么到了晚年，会出现这般的文字？自然界的果实，到了秋季都要成熟，它们在枝头低下沉甸甸的头颅，像罗丹的雕塑《思想者》那般，静心地思考着人生与社会、社会与人生。人到了生命之秋，似也应该更加沉淀。
我很想把我的这种认知告诉绍棠，但我又怕有伤他的自尊。他个性极强，一旦他误解了友人的意思，反而会滋生芥蒂。就这样，我与绍棠几年之间中断了往来。其间，我不无痛苦，因为昔日的友谊太深厚了，但是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在俄罗斯文学史中，作家朋友之间，到了晚年对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产生异同认知的先例，几乎比比皆是。但是我时时刻刻牵挂着他的病况，这就是我俩“剪不断，理还乱”的友情真实。
大概是到了1996年的夏天，我偶然在一天的《北京晚报》上，读到了绍棠一篇题为《死刑缓判》的文章，文中提及他肝腹水到了晚期，只待死神叩门云云。文章虽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但我还是按捺不住焦急关切之情，在一天晚上突然闯进了他家。当时正好有安徽友人送来的新茶，我给他带了去，我妻子是位副主任医师，也陪同我一起去看望他。至今，难以忘怀那次的见面：绍棠见到我之后，最初略有惊异之色，但很快露出了微笑。那一瞬间，我顿时眼窝发酸，因几年过去之后，绍棠面容不仅清瘦了一圈，气色中也没了昔日的阳刚。
“我肚子里的腹水，已经有几千毫升。”绍棠依然笑着。
我无法强作欢笑，因为我的这位莫逆知己，实非几年前的身体了。彩美给他端来一小碗面条，我看他一只手用筷子往嘴里挑送的时候，手臂有些哆嗦。此时此刻，我的心也不禁哆嗦起来，老天何以如此虐待绍棠，往昔的一个天之骄子，竟然被病魔折磨到这种地步。他不吸烟了，让彩美把一条万宝路交给我，我坐在他的对面，把窗子打开一条缝，沉默无言吸烟的同时，两只眼睛不敢盯视我的这位挚交，因为每看一眼，我都要心颤一次。
我的妻子向彩美讲了一些有关绍棠的病必须注意的事情，并告诉绍棠，对医治此病要全力以赴，千万不要劳累过度，否则后果会很糟的。绍棠只是微笑地点头，答应照办。待我们下楼时，彩美送我们到楼下，把拍摄于1989年春天我与绍棠见面时的相片，交给了我。与彩美告别时，我还是比较委婉地向彩美转达了一些文学界的友人，对绍棠的希望和对绍棠健康的祝愿。
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在作协五大会议上，我只参加了开幕式，就离会而归，因而我去绍棠家的那次会面，就是我与绍棠的永别。他于1997年3月12日夜，过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路程。13日晨，接建功的电话后，我一天之内，像是一个丧失了思维的木偶一般，感叹人生苦短之余，含泪翻读了往昔绍棠写给我的全部信件。之后，我上街去购置鲜花，当天下午，与唐达成兄一起携带挽联，赶往绍棠的家庭灵堂。挽联是达成的手书，上写：
运河水泣泣哭少年才子竟远去
蒲柳雨凄凄哀一代文星竟不归
别了！我的挚友绍棠！当我在灵堂的绍棠遗像前潸然泪下的时候，从少年到青年时代一幕幕的往事，一起涌进我的心扉。我简直难以承受这巨大的感情煎熬，不禁咽声而泣……
值此绍棠逝世一周年之际，借昔日培育我们走上创作之路的《文艺周刊》这块园地，写此周年祭文。一祭童年、青年岁月手足之情，二祭绍棠文学英灵，飞入天穹文曲星座。才子已去，风韵长存！愿绍棠在九泉之下，能微笑于春天的百花丛中……
1998年2月18日于北京
[别了，江南秀士——悼文夫]
九日早晨，国文打来电话，告诉我老陆走了。真是命运无常，今年春节我和文夫通电话时，他声音虽然有些沙哑，但还能从他的语音中，听到一种与友人通话时的兴奋。他说：“我只是行路有些困难，这是哮喘的后遗症，你放心吧，能闯过风雨年代的人，都不是懦弱的人。”说完这几句生命自白之后，他没有忘记对我进行规劝：“你要少吸烟，少喝酒，更不要玩命地敲打电脑键盘了。”不过半年光景，文夫沙哑的声音犹在耳边回荡，他竟然悄然而去了。
多年来，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只要是友人出了什么不幸，我总要拿出相册，翻看友人昔日的形影。文夫的噩耗传来之后，我从一堆相册中，找了很久才从已发黄的相册中，找到了曾经一起经历的往事。第一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的背后是飞流直下的长白山瀑布。那是我和他以及张弦应吉林之邀，一起登长白山天池时留下的形影。由于形影的再现，一幕幕的往事，立刻涌入心扉。记得，当汽车沿S形山路向天池盘旋而上时，文夫突然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弃车爬山如何？”司机当即告知我们，去天池只有这一条路，意思是我们不能舍车而自行浪漫，但文夫告知司机和与我们一起上山的陪同老黄：“你们可能还不太知道，我们仨可都是劳动大学毕业的，几年来爬格子爬得肌肉萎缩，让我们表现一回如何？”此提议立刻得到我俩的响应，弄得老黄进退两难。最后，他只好让司机先把汽车开上天池，他陪同我们一起爬山。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陆文夫。
至今我还记得爬山时的惊魂，没有路的山非常难爬自不必说，更为让人揪心的是，前行者脚下踩下来的石头，不断向后行者的身边滚落。每一次石头滚落下来，不仅让人发出惊呼，长白群山都随之发出合鸣。当我们爬上天池时，人人大汗淋漓，只好脱去衣衫裸胸而立——但天池气温较低，我们只好把湿淋淋的衣衫拧干，重新披在身上。就是在这天池之畔，文夫对我述说了他的一件往事：1964年他在下放的劳动改造中，由于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极度悲观，曾产生过自杀念头。他曾先后两次登上那儿的一座高高的古塔（记忆中这座塔名叫灵谷塔），他一层层地爬到塔顶的时候，见天那么蓝，地是那么的绿，感到自己轻生，愧对生养他的中国的苍天大地。在咀嚼苦咸的泪水中，他觉得他不能走，还要卑微地活下去。在我过去的认知里，文夫是个十分乐观的人，我与他结识于1956年全国第一届青年创作会议，当时我和他互赠了彼此的处女作，他赠我他的小说集《荣誉》，我赠他我的小说集《七月雨》。记得，善饮的刘绍棠与我拉着他在正义路附近的一个餐馆喝酒的时候，因为文夫的形象沉静儒雅，我在热酒烧膛之际，信口给他起了个“江南秀士”的绰号。但是我确实不知当时笑得那么灿烂的文夫，在那困顿年代的人生的驿站，也曾留下悲怆印记——不仅我不知道，这也是他众多文坛友人所不知道的。之所以将此事写在为他送行的祭文当中，意在说明虽然他外表温儒，内在深藏着探求真理的执着。
另一张合影，是在辽宁锦州笔架山前的海边。照片上文夫高高地站在中间，一边站着我，另一边站着张洁。我们三个因何去的锦州，我已无从忆起，但是文夫面对笔架山，见景生情的一番幽默，我却没有忘怀。他说：“这是给中国文人的提示，笔高才能神远。”张洁开文夫的玩笑说：“笔那么大，拿得动吗？”文夫明知张洁是一句笑谈，但还是认真地回答：“古文中不是有‘如椽大笔’一说吗，意思不外是警示文化人，不要脏了手里的笔，干些蝇营狗苟之事，要人文合一。笔下流出的墨痕，一定要是自己的心声。”见文夫如此认真，我给他俩的谈话，做结论说：“那就让我们对笔架山明誓吧，我们三个谁写了违心之文，就让他死后上不了天堂，而下十八层地狱。”
此时，文夫当真走了。回眸文夫留下的文字，大都是拧干了水分的硬货，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难的。从1956年的《小巷深处》算起，直到《围墙》《清高》《美食家》以及长篇小说《人之窝》。表象上看起来，文夫留下的作品不是太多，但他的作品篇篇圆润，掷地有声，这是那些多卷体的官样“文集”，远远不能比拟的。前几年，我曾去过文夫的家里做客，他家的小楼就在苏州河畔，站在小楼之上，可以鸟瞰院外的河与舟。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人，姑苏地域文化的投影，溢满文夫作品的字里行间。因而文夫的文字，犹如苏州园林般有滋有味，也就不足为奇了。祭文至此，我还需要特别申明一点：文夫逝世这几天，报刊和网上不断提及文夫的《美食家》一篇，我不太同意把文夫的遗作，只囹圄于《美食家》的帏阁之中，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精雕细刻——绣出了苏州园林般的绝美意境，切不可挂一漏万。此外，不能忘却的一笔是，文夫是个有良心的作家，就像他在笔架山前的自白一样，他的一生中没有留下一丝蝇营狗苟之肮脏，在文坛的过去和人文分离成了时尚的今天，文夫都做到了无愧于心！因而他去的地方，是天穹之上的天堂。
今天是2005年7月13日，苏州百姓正为文夫的远去在殡仪馆送行。远在京城的友人，不能前往苏州，仅以此一纸悲情悼文，送文坛的“江南秀士”上路……
2005年7月13日于北京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