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56年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绍棠的年纪是中间比较小的一个。北京代表团团长是市文联党组书记田稼，副团长是燕祥。当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礼堂给青年文学工作者作报告时，绍棠和我是跑到第一排座位上就座的。周恩来总理手拿一张只写了几个字的宣纸，竟然洋洋洒洒地对参加会议的五百名代表，讲了三个多小时的话。他的风采，他的气度，他滔滔不绝的口才，都使我和绍棠惊愕不已。至今，我还记得总理在会上特别鼓舞斗志的一段话，他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希望。”我清楚地记得，当总理讲到这儿时，绍棠因为忘我的鼓掌，他手里拿着的会议文件，滑落到了地上——这一细节，十分说明绍棠的心境，他是有这种宏大的愿望的。当然我自己也受到总理的鼓舞，但并没有激动到忘我的程度。
知绍棠者，维熙也！因我们此时的友谊，已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当时离1957年反右已为时不远，但是我们都还沉醉在春风得意之中。这里不能不谈到当时在东欧爆发的匈牙利事件和苏共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之风，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是从1956年后，开始了它的第一次蜕变的。这时期，王蒙发表了震撼文坛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耿龙祥发表了《明镜台》，宗璞发表了《红豆》，这些作品开始介入生活的另一面。绍棠和我显然也受到了来自于世界的冲击波，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他写出了《西苑草》，我写出了《并不愉快的故事》，毋庸讳言，我和他的作品，对比王蒙等几个作家的作品，显露出失重的苍白。在这文学的转型时期，绍棠似乎并没有真正感悟到这一点；从文学的内在规律来解释，也可以说我们当时自身的文学气质，并不太善于干预生活作品的写作。
1956年之后，有见地、有锋芒的青年作家作品的涌现，结束了绍棠在50年代初期一枝独秀于同时代作家群的局面，可以说那是一个群雄并起、文苑百花初绽的开端。但是绍棠的思维是敏锐的，虽然在这个时期，他和我都没有拿出有力度的作品来，但是思想上并没有与直面生活的作家拉开任何距离。绍棠在这一段日子里，留下了后来成为他右派罪证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几点浅见》（此文为绍棠执笔，征求我的同意后，发表时也署上了我的名字）和《暮春夜灯下随笔》。他在《浅见》一文中，态度十分明确地赞美了王蒙的小说，他认为党的机构内部，确实有了霉斑，王蒙以其怨而不怒的笔锋，准确地捕捉到了生活的底蕴。与此同时，他与我多次谈起周扬1956年在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上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任务》，是扩展公式化、概念化创作的老调重弹。他爱动感情，记得有一天，为了周扬的这个报告，在我家喝酒时，他神色激动地蹾了几次酒杯。
我说：“要是按着苏联日丹诺夫的调子去写作，何以会有伟大的肖洛霍夫！”
他说：“周扬就是中国的日丹诺夫，他在把中国文学往死胡同里推。”
我说：“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里边有许多笔墨是写人性的。”
他说：“教条主义，把中国文学害得不浅了。你我都要有个清醒的认知。”
那时正是中国大地上大鸣大放的时期，我们心情正处在十分舒畅的时候。《北京文艺》的编辑周雁如女士，点名向我俩约鸣放文章。他写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我写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他的文章发表在该刊的第三期，我的文章发表在该刊的第四期。其实我们并没有事先相约，但是文章发表之后不久，反右派的号角就在中国大地吹响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推理，他和我是密谋于密室的，当时的许多批判文章，就是这么白纸黑字见诸报刊的——两个右派一唱一和，意在使资产阶级文艺在中国全面复辟。
1957年夏天，在团中央礼堂召开了有千名文艺工作者参加的批判“以刘绍棠为核心的反党宗派小圈子”大会。台上坐着茅盾、郭小川以及从天津特意赶来的张学新、北京文联秘书长田稼等领导人（因天津的鲍昌也被划入这个小圈子之内），台下除了“小圈子”有关的成员之外，完全是青年文艺工作者和报社的记者。大会结束之后，又在北京文联专门开了对绍棠的批判会。会前，我所在的单位北京日报社通知我必须在会上做出实质性的揭发批判。这是让周瑜打黄盖的事，我的内心充满了苦涩之情，但是不说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在会上我只谈了他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比如，他说“有了三万元稿费，就可以安下心来写作了”，等等。对我的发言不满意是不奇怪的，使人奇怪的倒是，第二天《中国青年报》署名高歌今的文章《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中，竟然将其演绎成了“刘扬言为三万元而奋斗”。我读了报纸如同在苦涩中又吞黄连，尽管当时已是风声鹤唳，我还是在忍无可忍之下，向高表示了对他文章失实的抗议。我将信投入了邮箱之后，报纸不仅没有实事求是地回答，倒成了我后来被批判时，指证我包庇绍棠的罪证之一。
作为绍棠的挚友，我一直为此而痛心，因为“为三万元而奋斗”的莫须有，后来被写进了许多的材料中，成了向青年人进行各种教育的所谓活教材。记者演绎出来的谬误流传了一二十年，直到1979年我和刘的问题改正之后，才算有所澄清。
劳燕分飞各自西东
我和他划右之后，他在家乡运河滩上放牛，我辗转于各个劳改驿站，干着烧砖、挖煤、种田、园艺等劳动。虽然时代的手把我们分开了，但我与绍棠在别离期间，从未中断过各种联系。因为他的家住独门独院，我家居于大杂院内，他来看我不太方便，而我回京时去看他倒是可以避人耳目。
至今，我无法回忆究竟有多少次，在夜晚推开他家的门了。我记得清楚的是，每次去绍棠家，绍棠都问寒问暖，然后让彩美弄酒做饭。从劳改开始，我的酒量大增，这大概是常常借酒浇愁之故，所以与绍棠对饮起来，从不是对手到接近势均力敌。因为我身陷囹圄，生命所承受的痛苦比他要沉重得多，他每次都以放眼未来来鼓舞我的文学斗志。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他读了许多史书，对中国发生的一切都似乎一通百通了。当天，我第一次听见他对我大谈李自成。不言自喻，我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苦难出真知，我觉得他比过去成熟了。
到了“文革”开始以后的1969年，我去了山西。往返北京的次数少了，我和他开始以通信沟通彼此的问候。我怕他为此受过，让他在信上不要写上名字和住址，并不要保留我的信件，当时正是“文革”时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都可能发生。他生性坦荡，每次来信都是厚厚的几张纸，信皮上仍然写着他的家庭地址，只是信尾没有绍棠二字，当然，一切的话，都是正面的叙说，只有我才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觅到一些他要表达的心绪。我在山西九年，每每转移到一个新的劳改队，与家信同时发出的一定是写给绍棠的信。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有一次我前妻张沪，从山西劳改队回京探亲，返程时的火车，开车时间是午夜时分，当时已无公共汽车，但是绍棠坚持要到车站送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在寒冬之夜彩美便用自行车驮着绍棠（绍棠不会骑车），硬是到火车站来为张沪送行，待他和彩美与张沪挥手告别，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两点。这不是一般的朋友之情可以做得到的，因而我把绍棠视为我在文学界内重情重义的知己。1976年，山西文学界的杏绵大姐以及胡正、李国涛等同志，把我从劳改队中要了出来，临汾地委宣传部部长郭璞、文联主席郑怀礼，出于爱才之心，把我安置在地区文联工作。绍棠来信为我高兴，他在信中说：维熙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最底层生活，文学成果将会回报你承受的苦难。你要做好文学井喷前的准备，我坚信这一天会提前到来。
应该说，绍棠是一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1979年初我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在该年《收获》的第二期问世。虽然现在看起来，它已是过眼云烟，但在当时“两个凡是”的阴影覆盖着全国大地之时，小说内核的反神力量，还是如文苑的一声春雷，一时之间《收获》洛阳纸贵。回到北京绍棠为我举杯，庆祝我们九曲回肠之路，走到了尽头，更为历史的新时期，而畅饮到一醉方休。应该说，在我最为困顿的年代，绍棠是给我生存支撑力量最多的朋友。尽管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但是灵犀之心河，始终浪波相连。
分而聚，聚而分——竟成诀别
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以后，我和绍棠以及从西北和东北归来的王蒙、邓友梅——五七年被喻为四只黑天鹅，重返北京相聚于北京文联。当时各自都争分夺秒地开掘着属于自己的那座生活矿山，绍棠于1980年3月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蒲柳人家》。可以想象，告别了文学二十年的他，是调动了他的全部激情来投入这部新作的。在这部作品中，绍棠再一次显示了他无可争议的文学天赋。在他的书页中，一派昔日的田园风光以及运河乡土人物，撒满了童真的诗情。我不能说绍棠的所有作品都能跨越时间的磨砺，但是一曲醉人心扉的《蒲柳人家》，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为绍棠全部作品中杰出的代表作。在这篇作品中，没有一丝脂粉气息，只有四溢出来的泥土芳香。记得，我在刚刚读完作品后，就情不自禁地给绍棠打去了祝贺电话。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绍棠的身体是不错的。最初发现他的身体出现病兆，是在一次会后，与他一起去他家的路上。走着走着他突发一阵晕眩，身子靠在路旁树上双目闭合了很久，苍白的脸上，才渐渐恢复了血色。那是我第一次觉察到绍棠有病，而且是潜藏在他体内的一种疾病。他说他的晕眩，是夜间写作白天睡觉生物钟混乱所致。我劝他改变这种写作习惯，但是绍棠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他的生活轨迹外力是无法改变的。友人无法改变他，就连彩美也对他无能为力。记得萧军在世时，曾有过如下的名言：人都是性格悲剧。绍棠的英年早逝，与他自幼年形成的偏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后来，有一件事对绍棠情绪不能说没有任何影响——那就是四只“黑天鹅”中的三只因组织调动，于1985年初同时离开了北京作协，只把绍棠一个人留在了北京分会。当时，我对离开北京分会，毫无精神准备，记得当组织部门找我谈话时，我是力主让绍棠去中国作协工作，而留下我在北京作协的。其理由不能说不够充分：我说我是个新时期的党员，绍棠比我资格老，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但不知是为了什么，组织部门选中了我——特别是作协四大之后的领导班子，是耀邦同志亲手圈定的，而绍棠一直与耀邦同志往来较多，在这种情况下，绍棠出现一些思想障碍，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太了解绍棠了，青少年时代升起在文学星空的灿烂之星，自幼抱负极大的天骄，对当时发生的事态，一定产生了些许不快，而这种始自于作协四大之后心理上的障碍，是否也在外因上加重了他的病况？道理十分简单，人是精神动物，精神对身体有着直接影响，何况当时绍棠的疾病已然初露端倪。
为此，我从进入中国作协，几乎每隔上一段时间，准会去看望他一次。尽管我初到作协党组并主持作家出版社时工作很忙，但我深知这位挚友的心。我们在青年时代已是挚交，患难时期我们曾相濡以沫，人的良知良能，使我把看望绍棠，当作一桩必须例行的使命。果不其然，1988年8月5日的夜晚，北京作协副秘书长郑云露，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她在电话中通知我，绍棠中风，于当天下午住进了北大医院。我当即给绍棠家中挂了电话。在电话中绍棠的儿子松萝告诉我，绍棠病情比较严重，现正在监护室进行监护观察。对我来说，那是我离开劳改队后，第一次彻夜失眠。第二天早上，我洗了洗干涩的双眼，匆匆赶到北大医院，彩美告诉他我来了，眼泪立刻顺着他的双腮流了下来。
我紧紧地握住了他的一只手，俯身到他的耳边说：“绍棠，你一定能好！你一定能好！”
他摇摇头，嘴角翕动一会儿，但是没有能说出话来。泪水立刻从我的眼中泉涌而出，连喊“绍棠——绍棠——你要挺住！你要挺住！”
这时，医生要家属推绍棠进CT室检查病源，我握着绍棠的一只手，一直送他到CT室门边。他的手比我的手大，一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不放，同时眼泪也一直不停地流，直到医生在检查室门口，限制我再往前走时，他才把我的手松开了。这说明他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的头脑，还处于半清醒状态，只是因为血栓的原因，一时之内丧失了言语功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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