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探视孙犁，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他不仅学识非常渊博，而且以普通人自居，既无鹤立鸡群之态，更无自恋自怜之俗。对比斑驳文坛芸芸众生，可谓又是一个“独此一家”。正因为孙犁肖像之独特，作为一个文坛后来人的我，对孙犁始终一往情深。大概是两年前的早春，天津友人传来孙犁病卧于床的消息后，我和友人房树民，专程到天津医院去探视病中的孙犁。孙犁到了生命后期，是拒绝记者采访和友人探望的，但是那天允许我俩走近了他的病榻，那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时刻，因为一生泪不轻弹的孙犁，那天从眼角滴落出了泪水。我想那泪滴的含量，超越了一切文字的表达，使我和树民顿时泪如泉涌……我想，老人的泪水，绝不是对自己生命的依恋，一定是在这个瞬间，忆起了他的文学与人生，忆起他解放初期的岁月——一张小小的《文艺周刊》，竟然献给文苑满天星斗，那是喜泪，那是情泪，那是老人自慰心灵的一曲交响诗！
孙犁走了，不仅仅我一个人感伤，友人房树民、林希、冯骥才、刘心武等先后打来电话，话题都是对孙犁辞世的悲伤和感慨。林希说：“孙犁是个好老人，作家中并不都是好人！”冯骥才说：“孙犁的辞世，若同文苑失去了一轮皎月，而这轮美丽的月亮，是无法重复无法取代的。”心武在电话中直白他的心声时，表示了对时尚文坛的愤慨：“一些评论家，在时尚风潮的影响下，争先恐后去追风热炒应时小卖了，孙犁作品中丰厚的美学价值，只有等待有良知、有见地的评论家去开发了。”我说：“时间是最严厉的法官，今天孙犁的人文品格与他的作品，已然流芳于世，它将跨越时间的隧道，铭刻于历史的永远。”这是一些后来的文学行者，对前一代文学大师的理性审视。
此时，孙犁已然西行至他故里的荷香深处，那儿水鸟低凄哀鸣，荷花无言垂泪。孙犁此刻一定如生时那般神态从容，因为他看见了一只只莲蓬——那是荷花凋谢后，留给人间的甘甜果实。
孙犁的人文精神不朽！
孙犁的真情文字永生！
2002年7月20日于北京
[悼祖光]
吴祖光去了，他走过人间八十六年的路程。在孩童时期，他是才子型的神童，1937年，他写出以东北抗日联军为背景的多幕话剧《凤凰城》。1939年，他发表了以文天祥抗金为主线的剧本《正气歌》。到了青年时代，一曲《风雪夜归人》，不仅让二十五岁的吴祖光的名字如日中天，并使死气沉沉的中国剧坛，如孔雀开屏大放异彩。记得，我年轻时阅读祖光的这些剧本时，就认为他是一个关注社会、体察民生的充满人文良知的作家，特别是他的《风雪夜归人》，虽然在重庆一度遭禁，但是国民党无法熄灭人类的精神圣火，《风雪夜归人》成了中国戏剧中的奇葩之一，一直流传至今，并将与他的生命永恒于明天的历史。
令人心痛的是，中国戏剧界的这么一位大才，到了中年正该是光芒四射、大展宏图的年代，由于人人皆知的中国曲里拐弯的历史，这位一生直言的艺术大家，在人生的黄金岁月，遭受了五雷轰顶之灾。他是这样自白他的中年的：
中年烦恼少年狂，
南北东西当故乡。
血雨腥风浑细事，
荆天棘地作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
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
一生误我“二流堂”。
我是在历史新时期才与祖光结识的。他那种火一样的激情与不改率真耿直的个性，让我如遇难觅的心灵知音。为了表示对前辈人直面人生的敬重，我特意请他和凤霞去吃过烤鸭。在吃饭的间隙，我转达了一对德国汉学家夫妇对他的问候。那两位汉学家是研究中国人文历史的，在翻译我的《走向混沌》中，涉及了“二流堂”，他俩让我向祖光的为人真诚转致深深的敬意。不久，我接到祖光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说：“维熙，你知道北京有一条拒马河吗？”
我愣住了。因为稍有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拒马河在河北。
他笑了：“我告诉你，它就在北京。”
这更让我如陷入五里迷雾之中，不知如何作答。
祖光大笑起来，揭开谜底说：“不是有一个带‘马’字的文坛威风凛凛的官吏，去你家找你谈话时，被你拒于铁门之外了吗？所以说，那条河就流淌在你家门口！”
他幽默调侃过后，我才明白了他在说我。我询问祖光何以会知道此事，他说没有不透风的篱笆，生为一个文人，就该长有这样的硬骨，作为一个作家，只能讲真话，宁可丢掉一切，也不能丢掉真理。当然，真话不一定就是真理，但是真理必然孕育在真话之中，假话就是说上一车皮，里边也没有一丝真理的基因。说得多么透彻，说得多么光明磊落！这件事让我久久难忘。表面上看起来，祖光是在褒奖我的行为，而实际上这正是他的行为规范和他的人格独白。后来，在他参与进去的那场为受辱者讨公道的官司中，十足地表现出他是文坛里一个大写的人！其实那两个蒙受侮辱的年轻人，与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只是为了真理，他在挺身而出时奋不顾身！
祖光走了。后来人不要只流眼泪，更重要的是学习祖光一生的纯正无私，因为时尚的文坛里，多了假面舞会，少了赤裸的真诚，为了文苑的清洁卫生，需要像祖光这样胸揣赤子情怀的人，真诚地面对社会，勇敢地面对人生！
匆匆行此短文，不及祖光光华之万一，就此住笔。愿祖光一路走好，在天堂再一次演绎他的壮丽人生。
2003年4月10日下午急就
[蒲柳雨凄凄——文祭绍棠西行一周年]
风华少年到落难才子
绍棠已经离开他固守的文坛一周年了。作为他年轻时最好的朋友，当他离我而去的时候，我麻木而感伤的心绪，使我无法拿起笔来，写些祭悼他的文字。当时，向我约稿的报纸很多，但我都婉拒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感情还需要沉淀。试想，两个结识了几十年并共同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风风雨雨、晚年又产生了对生活不同认知的友人，多少令人沉醉、多少令人心酸、多少令人心悸的往事，一块儿涌入心扉，我是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冲击的。
1997年3月12日清晨，我还在睡梦之中时，妻子突然摇醒了我——她正要去上班，神色有些恍惚，像有什么心事欲言又止。经我追问，她才告诉我，刚才早上七点一刻，作协陈建功打来电话：绍棠于午夜去世了。她安慰了我几句，便上班去了。我立刻披衣坐起，继而穿衣下地，抓起电话想向绍棠家里询问一些情况。但我很快又放下了电话——此时此刻，他家中一定乱成一团，都奔往宣武医院去了。
绍棠的病，是由糖尿病而脑血栓，又由脑血栓而并发了肝脏病，而医治这些病症，宣武医院并非最合适的选择，因而我推断又是出于绍棠的固执个性所致。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来自于他的早熟，从我结识绍棠那一天起，我就发现他的自信，是与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同步增长。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文学少年时的他，像一颗灿烂的星，升起在文苑星空，在一代文学新人中间，几乎无人能够与之媲美。我最早看见他的文章，是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小说《九月里，高粱红》（这并非他的处女作），之后，我陆续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他的小说《红花》《青枝绿叶》，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和《人民文学》上读到他的《摆渡口》《大青骡子》，他将运河的一股浓郁生活气息，撒进当时还比较单一的文学园地。我可以说不是从绍棠笔下的人物，而是从他字里行间的水草的芳香中，走进他的艺术境界的。少年时我在通县上过学，曾像一个赤子，在那些芦苇和蒲柳环绕的河边嬉戏乐不思归，因而可以这么说，绍棠的作品，是唤醒我文学梦幻的第二个人（第一颗启明星是孙犁）。
在记忆中，我是在《新民报》副刊的一次集会上，第一次见到绍棠的，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当时是那么年少——我当时十九岁，而他当年只有十六岁。十六岁的他，坐在会议桌的前排，白净的脸上，过早地戴上一副土黄色的眼镜，侃侃而谈地说了很多有关报纸副刊的特色问题。我腼腆地坐在后排座位上，静听他的宏论，心里对他升起崇敬之余，深感自己的无知。能不能这么说，绍棠是一个早熟的少年才子，上帝赐予他的先天文学禀赋，使他在年少时就已然超凡。以50年代初期而言，把“鹤立鸡群”的文学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无任何过分之处。当天参加会议的青年作者不少，都没能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都被时间淘汰），而绍棠则给了我天之骄子的形象，这种深刻并使我为之动情的认知，成了我和他之间友谊的基石。
我当时虽然也在报纸上发表一点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并在1950年1月1日《光明日报》举办的大中学生征文中得过一等奖，但是我在绍棠的作品面前，绝对属于高粱地中的谷子——矮了半截。再说得科学一点，青年时代的我和他，还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文学选手。如果说我后来的作品，能够有一些自我超越，更多的是得益于我二十年的坎坷生活，而当时他只不过是个北京二中的初中学生。我是相当于高中的师范学校的学生，也许是那次会议的缘分，我从那时就结识了比我年幼但又比我成熟的刘绍棠。
记得，似乎在1952年的夏天，我与他开始了第一次通信。当时我就读的北师文学组，要请萧军到学校来谈文学，我给当时已到通县潞河中学读高中的绍棠写了封信，告知他这一消息。他立刻回信给我，信中说，他将带他们文学组的同学一块儿来听课。他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件事，是因为萧军的文学经历，对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启迪。可惜这件事情，因为萧军当时的处境（他在东北曾经受到批判，在北京的活动受到制约）而告吹，错过了我和绍棠的第二次见面的机缘。直到1953年的冬天，我在《北京日报》任记者与编辑，他被《中国青年报》调来当“自由克萨克”时，交往才频繁起来。
他非常善饮，记得头一次与他在东单拐角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他喝了不少的白酒。酒后复童真，我清楚地记得他在酒后纵论文苑形势时，就对当时文学领域里的公式化、概念化，表示出强烈的不满。绍棠认为中国写农村生活的作家中，只有孙犁与赵树理，各树一帜，各自成家，但是从文学感情张力而言，赵树理是无法与孙犁相提并论的。赵树理被周扬喻为中国五位语言艺术大师之一，绍棠对此颇不以为然。绍棠在那个年代，比我的思路宽阔多了，我当时只知道以笔为犁拼命地耕耘，没有他想得那么多。尽管我也不喜欢赵树理的作品，但他有他的读者群体，记得我叔叔就非常偏爱赵树理的“土”。当然，这也可以看成绍棠的少年自负，但是不管怎么说，历史验证了青少年时代的绍棠，是一个有见有识的作家，而非人云亦云的文人。如果把他这些行为，解释成他的“不知天高地厚”（反右时对他批判的常用词汇），他也是有这种资本的。他在初中时写下的《青枝绿叶》，选入了高中语文教材中，而他当时正在潞河读高中，语文教师不得不请他亲自讲解这篇小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还有谁能有此殊荣？
我一直认为青少年时代的绍棠，是新中国文苑孕生的一个奇迹。他性格外向，外向到无遮拦的程度；他读的杂书极多，谈起话来总是旁征博引；他的记忆力更使人惊愕，现实到解放大军中的将师们的出身历史，远古到二十四史中的人物逸事，他都能从远逝的时间经纬中召之即来。为此，我每每与他对坐闲谈，常有聆听教益之感。如果我非要从我青年时代的记忆中，寻找一点他的不足，也许就是他的才赋，使他有一点“非我者谁”的心态，而这种心态的形成，不是他有意显露，而完全出自他的天赋本能。
因为我和他都是孙犁的崇敬者，又都常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在50年代中期，绍棠成了我家的常客。我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很喜欢绍棠的坦诚，每次他去我家，我母亲必为他做他最爱吃的肉饼。他则手提一瓶白酒，直到喝个尽兴才走。临走时我母亲总是不忘一句话：“绍棠，啥时候再来？”
“只要天不下雹子，大妈，我有空儿会不请自到。”
我也有时去绍棠家。他在当时花了两千四百元钱，买了一个小院。几间南房与东边的两间耳房，围成一个安安静静的院落，院内有五棵高高的枣树，每到枣花飘香季节，小院里溢满醉人的芳香。绍棠爱人曾彩美，是个归国华侨，但她的身上没有任何区别于内地人的情态，每次我去他家中做客时，她都能做出一手好吃的北方菜肴。我们每吃必饮，绍棠酒量过人，并无任何节制，彩美似乎对此习以为常，她自己从来不上桌子与我们共餐，似乎从那时起，我已明显地意识到了绍棠家庭主人的地位。
有时，我主动招呼彩美，她总是含笑摇头，说她不忙吃饭，还有事要做。当时绍棠刚刚有了第一个儿子，名叫松萝，她又忙孩子，又忙家务，还要到学校去教学，脸上常有疲倦不堪的神色，可以这么说，绍棠在文苑与家庭生活中，都本能地扮演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角色。之所以如此，除了与他的个性有关外，在50年代前期，在全国的同时代人中间，他的文学成就，是独一无二的。他被报界誉为神童作家，鲜花、掌声以及当时文苑领导，包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都把绍棠视若掌上明珠。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