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香深处祭孙犁]

    他从荷花中走来，又走向了荷香深处

    2002年7月15日上午10点，在莫扎特的哀乐《安魂曲》中，我弯腰鞠躬，向一代文学大师的遗体告别。此时此刻，孙犁正躺在故乡安平百姓采摘来的荷花丛中——他年轻时从这片花香中走来，此时他又向荷花丛中安然走去，是完成他生命恬静而美丽的旅程之后，向天宇自然的回归。

    我不知道在已故的文学师尊中，有哪一位在完成人生的旅程后，能再一次闻到童年的荷香，能最后一次享受到泥土亲吻和大自然的抚摸——而孙犁享受到了。这些带着晨露绽开的红荷，是家乡父老在当日黎明时分，从荷塘里采摘下来，马不停蹄地运送到天津北郊这个灵堂里来的，其情之真，其意之切，反衬出孙犁的人文品格和在庶民百姓心中沉甸甸的分量。这些来自乡土对孙犁的情思，不仅是对作家驾鹤西归的最高礼仪，还意味着对孙犁文学的认同和肯定，更是对孙犁人品与文品崇高敬意的最好表达。因而，那些来自白洋淀的乡亲，在灵堂内默默无言地摆放荷花时，我已然无法控制内心的悲怆，一滴滴泪水，滴落在那清纯的荷花花瓣上……

    是的，孙犁的气质就像这些莲荷。古人对荷花早有“出淤泥而不染，濯青涟而不妖”的美誉，因而那一朵朵远路而来的荷花，正是对孙犁人生的定位。说其“出淤泥而不染”，是指他在斑驳的文坛中，一生中没有留下人格失节的败笔。说他“濯青涟而不妖”，是指孙犁文学成就尽管让后人高山仰止，但孙犁从不自吹自擂，始终以普通文化人自居。记得，几年前曾举办过孙犁作品讨论会，当传媒将其界定为“荷花淀”文学流派的师尊时，孙犁曾认真地纠正过这个界定。他说：“在我的认知里，没有这么一个文学流派存在，因而其他就更无从谈起了。”当然，这种表态中既有其自谦的成分，更多出自于他厌恶“成群结伙”。这种超然出世的品德，与那些“拉虎皮，扯大旗”、自标自唱的文人和“文伙”，其距离不是远若霄壤吗？

    因而在我眼里，托起那美丽荷花的莲叶，是孙犁洁身自好的品德化身。那雅静飘香的文字，是远避凡尘的孙犁，织锦于碧莲上的一朵朵荷花。

    九十年前，孙犁从荷塘中走来；九十年后，又神态自若地向荷花丛中走去……

    孙犁远去，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

    孙犁是在7月11日早晨走的。那天北国天空突然飞落一阵霏雨，天似在为一代文学大师，走完了他九十岁的人生，告别了他耕耘播种了大半生的文学世界而哭。大地也失去了往日的安静，人们送来的各色鲜花，灵堂内摆放不下，只好放在室外，那花海一直连到通往灵堂的小路尽头。天哭，民泣——整个津门都为孙犁的辞世而动容。

    对孙犁的辞世，我是有精神准备的。几天之前，天津友人就为孙犁病危一事打来电话，但当真传来孙犁辞世的消息时，我还是陷入了一片茫然之中。这不仅因为孙犁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他的人文精神影响了一代青年作者，我也是深受其文学影响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辞世，不仅让当代文学出现了无法弥补的空缺，还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中国只有一个孙犁，而这个孙犁代表着五四运动之后，一批布衣箪食、淡泊明志作家中的“这一个”。我们可以回眸一下百年文坛，除了沈从文先生的文学脚印，与孙犁有着近似之外，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似难以寻觅“另一个”了。如今孙犁老人走了，不仅带走了他的文魂，连他的灵肉形体也消失在冥冥的天宇之中，这不仅是感情难以割舍的依恋，也是中国文学的悲怆。尽管中国文学百家，状若天穹星空，但是在杂色斑斑的文苑里，永远闪耀着独特梦幻之光的星座，只有孙犁一个。可是它陨落了——在7月的酷夏的早晨。

    这天的日历，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难以忘却的忌日，抚摸中国社会发展脉搏，中国文学史上不会再出现第二个孙犁了——如果有，那一定属于克隆之列，而不会再生孙犁的文学。

    两段久久使我为之动情的文字，可以视为孙犁的人文情怀的自白

    在50年代初，我首先结识的是孙犁的作品，他小说和散文中那种清淡如水的文字，曾使我如醉如痴。如果说我的文学生命孕生于童年的乡土，那么孙犁晶莹剔透的作品，是诱发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催生剂——我的小说处女作，是在他主持的《文艺周刊》上萌芽出土的。之后，我结识了孙犁本人，他那种恬淡清纯的个性，以及在无为中展现有为的人文品格，都给了我强烈的冲击和感染。如果说，我得以进入文学行列，孙犁的美文是影响我的第一要素，直到我1957年后身陷囹圄，孙犁仍然没有把我看成“异己分子”，并在其内心深处，充满了同情。这是由一封信引发出的故事。1963年秋，出于对孙犁的思念，我从某劳改队寄给孙犁一封信，因怕威胁到孙犁的生存，我除了隐去寄信地址之外，还特意叮咛孙犁不必寻找发信地点，并不要给我复信。十多年后，我这个游子重返京城，孙犁在一篇为我小说集作序的文章中反映出他当年的真实心绪。他在纸面上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夜晚，我对患了重病的老伴说：“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

    “记得，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说：“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然落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老伴叹息地说，“和你年纪相当的，东一个西一个倒了，从维熙不是个小孩子吗？”……

    这几行昔日的孙犁的心灵自白，除了折射出孙犁内心的人性的光华之外，还可以解读成孙犁对当时极端政治的无奈。不能小看了这一段文字，它曾使我久久为之情动，要知道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许多文化人丧失了人的良知良能，在风暴中充当了文坛的杀手，包括个别的文坛泰斗，似已忘却文学的本质里赋予的人道情愫，又有几个文人，能保留下孙犁冰清玉洁的人文品格？

    同在这篇序文中，孙犁写下了让我脸红心跳的文字。他说：

    ……现在我已风烛残年，却对维熙他们这一代意气风发的作家，怀有一种热烈的感情和希望。希望他们能不断地写出好作品。有一次，我写信给他说：“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

    孙犁给我写过这样一封信，我即刻给前辈孙犁复信说，我清醒地认知，这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以我的文学才质和文字能力，永远也无法攀登到他的高峰。

    我说的是后人对前辈人的真情实感。

    他说的是长者对后来人的真诚期望。

    两代人共有的真诚，勾勒出的这幅文苑史话，除了其情感价值之外，精神内涵也是极为丰富的。那就是在彼此遥望中，两代文学行者都在给对方加薪助燃。当然，由于时代的间隔以及生活经历的不同，在文学观念和美学价值取向上，两代人之间出现一些细微的不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比如，孙犁曾就我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的悲情收尾，与我在通信中进行过商讨。老人说他年纪大了，不希望看到小说主人公的死亡结局，并提示我“少写悲剧”。为此，我曾复信给老人，十分婉转地言及我的生命脚印与前辈人履痕之间的相异，因而产生了美学索求上的距离（双方通信发表在1979年《文艺报》）。但是这些因生活主轴变化而带来的对局部文学理念的相异，并不影响对文学总体观念的一致——那就是对文学臻美与语言雕塑能力的追求。对我来说，孙犁作品的清新与纯净，永远不是他自谦的“低栏”，而是马拉松跑道上的“高栏”。我自视为他文学高山脚下的一棵树，一株草，一块石，一朵花……这种自我审视的结果，不是让我退却，反而激起我“望山跑死马”的蛮力，因为孙犁在高山之巅凝视着我，我理应不知疲惫地进行马拉松长征。

    开掘人情与人性之美，是孙犁作品之初，也是孙犁作品的归宿

    能不能这么说，只有内心揣有深邃人文情怀的作家，才更能与文学中的人情与人性相通？如果作家与其作品，只是一个时期的政治符号，或者是博物馆中的一件社会标本，那只是起到了“人瑞”的作用。而文学是个活的精灵，其内在灵肉是与人性、人情融而为一的活物，是用文字筑造起的一尊美神。以如是的高标准，去看孙犁的作品，就会发现人情与人性这个文学根髓，贯穿了孙犁的全部美文当中，不仅今天是活的，就是到了明天，它也是一个个鲜活的文学文本。从他早期的散文，直到世人皆知的小说《荷花淀》，从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到晚年的多篇“文学短论”，有的评论家仅从他的文学表现手段着眼，将他定性为驾驭文字的艺术大师，这只是对孙犁作品的表面开掘，而深埋于泥土中的文学之根，是人类灵性与悟性的贯穿与交叉。以短篇小说《荷花淀》而论，战争的烽烟被隐藏到文字后边去了，《风云初记》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战火燃烧的大地上，那书页中的一个个人物，演绎出来的故事，没有刀光剑影和枪炮轰鸣，有的却是人类的最高期冀：美好战胜邪恶，正义与和平永生。至今，我还记得孙犁笔下的那幅焦土画面，连树上落下来的，都是“沙沙”作响的虫子……能不能这么说，孙犁作品之所以经得起时间的磨砺而芳香长存，其底蕴在于他有一颗悲悯人世的情怀，在行文落墨时，把这一人类的美好共性，张扬到了“无声胜有声”的臻美地步，因而在许多作家及其作品在时间面前褪色变形之际，孙犁之作仍亮丽如初。

    回首中国文学的发展曲线，我们这种悟知来得很晚。似曾记得，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孙犁作品一度曾被有些文坛头面人物，视为淡化革命战争的文学的另类。出于对孙犁的关注，我当时曾有这样的设想：如果1957年的年历上，没有出现反右这件牵动全国的大事，把这些“大雅声稀”的艺术杰作，推上审判台并非没有可能。之所以这么说，在我年轻师承孙犁文学时，在当时的文艺报刊上，已有隐晦对孙犁的发难之声，指责其作品中，没有血光的描述文字，似乎在文字中隐去了烽火场面，就非革命文学一样。其评论之内核，正如漫画家廖冰兄的打油诗中写的一样“生活必需如此，创作必需那般，最好人如机器，没头没脑简单”。但这时一些更为直观的文艺现象（如廖冰兄这首直接刺向文坛背后的诗），把孙犁作品这个次要的矛盾，闲置于案旁了，这可以说是孙犁不幸中之万幸。

    但孙犁并没因此而改变文学之初衷，依然我行我素。于是这个远避一切功利（包括政治功利）的智者，获得了文学的永久。纵观中国文学经纬，应景于一时之作，多能爆响于一时，而不能留芳于永久。孙犁的文学心志，恰好与之相悖，他从没希望自己的作品大红大紫（见他的“文学短论”）。其文学马拉松的结果，倒是一些当年大红大紫的风潮之作，茎叶与花朵随风而去，风景深处却独留下了孙犁。难道不是吗？

    请你喝粥吃烧饼，我保证做得到，狗还没有吃掉我的文胆

    孙犁不仅仅具有悲悯人生的脱俗情怀，他一生与人无争还不乏做人之刚毅。记得，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寒冬，我与作家康濯一起去天津看望孙犁，我告诉孙犁这么一件往事：有一次，劳改队放假，我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返回京城，虽然这已然有二百多华里的行程，但是担心他在“文革”中出什么事情，便又绕了大弯，拐到了天津。但是到了他住的楼前，心里又嘀咕开了，生怕一个劳改犯叩门，给他招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因而徘徊许久而未敢叩门，最后还是忧伤地离开了津门。孙犁听罢哈哈大笑说：“那时候，我正挨整，你来的话算是一对儿黑。别的我不敢保证，请你喝粥吃烧饼，我绝对做得到。那时虽然我也身在难处，可是我的那颗文胆，还没被狗吞掉。维熙，你信不信？”

    如果是一个“风标”式的作家，对我说出这话来，我可能要判明一下真伪；对于一生讲真话的师长孙犁，我相信他的话发自肺腑。自古以来，多少文人雅士，都难以泯灭天地良心。从烽火连天的解放区走来，一直没有为官之心、也没有做过官的孙犁，虽然没发表过人格宣言，但他的书，他的小说，他的散文，他的文学短论（包括他“文革”后出版的《耕堂劫后十种》），都在平淡之中，深藏着一个文人灵魂的巍高。不知为什么，当天在他谈笑风生时，我突然联想起另一个在天津生活了很久的大文人——弘一法师，孙犁虽然没有遁入空门之心，但家中简陋的陈设与寒山寺院，简直没有多大差别。屋子中间那个火炉似明似暗，我在那间寒舍里始终没有能脱下大衣。康濯本身就有肺心病，当天就犯了哮喘。他居室虽然不大，但书柜却林立于室内四周，他还兴致勃勃地拿出几本线装古书，让康濯和我浏览……因而，在归途的火车上，康濯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从解放区来的作家中，只有一个孙犁独行其路。如此甘居清贫远避世俗的作家，在当代怕也难寻第二个了。”

    我说：“其文学成就，怕也难寻能与他媲美的另一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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