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赞美诗人顾城很对，并没什么错误。可是你对势如井喷的中国当代文学，实在是知道得太少了……”
顾彬打断他的话说：“说说你的道理？”
“比如，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区别于过去的作品的最大特征，就在于追求严酷的生活真实。这一点你就没有看到。”高晓声用满口江苏话说，“中国作家懂外语的不多，可是你赞美的顾城，他懂外语吗？”
“这个问题……”
我知道高晓声是在以纯真对“狂癫”，不可能有任何效果，便端起手中的酒杯说：“咱们喝酒。在餐桌上别谈文学了，黄先生的餐馆，菜做得还真有味道。”为了晚餐吃个痛快，杜绝再起波澜，我还特意举起酒杯，走到顾彬身旁说：“今天喝的是国酒茅台，不知教授能否喝出独特的香味来？看我干了它——”
他的酒杯沾沾嘴唇便放下了。好在同行的作家们，都看出他的骄狂和偏执的习性，便不再理会他的存在。只是在晚餐结束他离开餐馆之后，对他的评说再起。记得，最为尖刻的是莫言，他说：“哎！德国知识阶层中，也不缺中国的‘铁公鸡’‘瓷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真是开了我这庄稼小子的眼界。”他虽然是低声宣泄，因此话颇具中国古典韵味，还是引起笑声一片。
我揣着一肚子愤慨回到住所，便拨通了张洁在维也纳的电话（她当时正出访奥地利，曾来电约我访德后顺访维也纳），在电话中对张洁大发邪火。我说：
“前几天游了德国的‘死鬼洞’，在波恩真的遇到了‘活鬼！’”
张洁愕然地反问我：“什么死鬼活鬼的？”
我说：“我还要留下来参加欧华学会一个会议，会后我去维也纳。到那儿再跟你说‘活鬼’的事吧！”
张洁是个急性子，她说：“你现在就说，我在听着。”
“不行，跨国电话费太贵……7月在维也纳见。”我挂上了电话。我想张洁的脸一定气白了。
这就是我们参与顾彬主持的“波恩文学周”会议之后的愤懑心绪。
[B]
上述文字，简摘于笔者当年发表于《花城》的《德意志思考》长文。不能略去的一笔是，在此文发表之后，顾彬教授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看到了，曾委托一个德文翻译家转达他对此文的不满。大意是说我曲解了他在文学周时的用意。当时，我确实进行了自审，但无论怎样自我瘦身，也没找到中国作家的失礼之处。因而，当2008年顾彬来到中国之后，一些使中国文化人大跌眼镜之举和种种离谱的表演，就不难找到其依据了——那就是“洋和尚”念歪了中国的文学经，并非始自今天，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显现出端倪了。
笔者书房里存留下有关顾彬的奇谈，不算刊物，仅报纸就有七张之多，其中有《中华读书报》《文学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顾彬最为离谱的奇谈怪论，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包括孙犁在内），但怪异的是也有一些浅薄的文化人为之叫好；二曰因为中国作家不懂外文，所以无法登上文学高峰，此论也受到一些崇洋媚外者的青睐。恕我直言，顾彬讲的屁话，都是当年歪论的翻版。
笔者先从“中国文学是垃圾”说起。《羊城晚报》的“花地论坛”于2008年11月8日和11月22日，分两次发表了顾彬和叶开的对话实录。顾彬谈话首先就把莫言钉在了“十字架上”，说什么莫言是个十分落后的作家，说什么“现代性的小说家，已经不会再讲什么故事了”云云。殊不知中国传统的文学基因之一，就是小说中的故事性：中国文学的四大名著，都是章回体的叙事样本。再把目光向远古钻探，从小说的诞生时起，故事就是人物孕生和人物成长的巢穴。比顾彬早生了几个世纪的德国大诗人歌德，曾留下如是一段对中国小说的评估：“我们还生活在原始的年代，他们就有了小说艺术了呢！”难道到了顾彬先生的年代，就让我们折断中国小说的根脉，而让中国文学踏上西方打击乐的鼓点，走西方小说“蒙太奇”的路子，是不是有点太荒唐了？尽管，今天的世界已然是进入电子时代，但文学就像因人种肤色的异同那般，永远难以改变它的文化基因——说得更形象一点，就是中国文人的模样，就是将来也不可能变成顾彬先生的蓝眼球和大鼻子。因而莫言小说中不丢弃故事，与文学的守旧之说无法链接。顾彬先生所以如此评说莫言，从人性的角度去揣摩，让人怀疑是对莫言当年骂“铁公鸡、瓷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的一种泄愤；即使与历史旧账分离，单纯从文学的视野去评说，顾彬教授也游离了中国文学的根脉，而用西方的“洋葱头”当秤砣，来衡量他小说的体积了。难道不是吗？中国确实不乏文学垃圾，甚至不缺精神上的“木乃伊”，但不是以形式作为判断的唯一利器，而是以精神取向和人物的灵性，来衡量小说成败的。比如，莫言曾写出过动人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曲折的故事与阳刚的人物一起升华，顾彬先生用文本形式为标准，显然是践踏了中国文学的传承，对一个汉学家来说，是大跌眼镜之举。
让笔者感到更为可笑的是，顾彬先生将中国一代文学大师孙犁，也装进了垃圾筐。《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8日的一版，刊登了记者陈香的文章，该文的标题就标出“孙犁的作品是垃圾吗”的反问。据该文披露，顾彬在南京就文学语言问题，曾与几十位学者和作家，进行“针锋相对的对话”。顾彬向中国文学投掷长矛的勇气，与当年在波恩文学周上一样可嘉；但是太离谱的奇谈怪论，让读者看清了这位汉学家的五脏六腑。他说：“从德国看来，孙犁的作品是垃圾，没有人看，没有人重视。”“孙犁小说语言中那种水蒙蒙的东西，我觉得无论西方汉学家水平有多高，也是很难理解那种语言中的‘水汽’的。”够了，这正是顾彬的汉学水平的自白。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从实体到空灵的升华，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词，给人以最高享受的，就是文字形成的至高无上的境界；孙犁语言的特色，就在于从实体到境界的空灵，顾彬先生不仅看不懂不说，还因此而贬低孙犁的作品，真是分不清珍珠与黄土的文化色盲，这不是太丢份儿了吗？此事真的可以编进中国当代新版的《笑林广记》了。
美丽的莱茵河是穿过波恩的。记得，那雾蒙蒙的水汽，形成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自然与文学是连体婴儿，孙犁文字中正好蕴藏着这种气韵——无论是《荷花淀》，还是《风云初记》，虽然是书写金戈铁马的战争，但他文字织出的画面永远那么飘逸平和。这只有高手才能造就的文字醇香，顾彬先生何以无知到幼儿园的水平，并固执地定性为垃圾？这只能用无知和狂妄来解读。至于说孙犁的作品在德国读者很少，这种述说正好不打自招地为自己的西化立场定位。笔者之所以这么说，只举一例就能让顾彬先生无以对答——曾写下名作《铁皮鼓》、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中国的读者也算不上多，但这并不影响作家和作品的崇高价值。因为在文化感悟上，东西方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手心手背翻个个儿，就看出顾彬教授看问题的南辕北辙，而无公允可言了。
在众多评说顾彬先生的文章中，我最欣赏的是评论界后起之秀李皆美的慧眼。她在2009年4月4日的《羊城晚报》上撰文，文中用了如下几个小标题：一、凭借“垃圾论”，德国汉学家顾彬吃遍中国；二、我一直怀疑西方作家和评论家是否能够真正读懂中国作品；三、顾彬在做严重的虚假广告。她在评说顾彬胡说八道之余，笔锋同时指向了一些文坛的媚骨，指出有少数作家，看不清他对中国文学的一知半解，跟着他的鼓点起舞。我想补充的是，中国文学不是不存在垃圾，但与顾彬指出的垃圾，是两个异同的文化产品；我们切不可混淆视听，丢了中国文人应有的筋骨。
也算是一种巧合吧，当年在德国波恩热情接待我们作家一行、了解中国作家访德时风波事件的黄凤祝博士，去年正好也来到上海一所大学讲授西方文学。夏日的一天，他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去大学讲学。我说我就想讲讲顾彬先生过去和现在并对他不负责任的评说进行梳理。黄博士说很好，就这么定下来。可惜的是，因为我去年秋冬外出太多，占去了近半年的时间，一直没有成行，此文权且当作剖析顾彬先生的一纸讲稿吧！第二个巧合，是今年7月我在南戴河，碰到了《文学报》作家兼编辑的陆梅，她听了我的讲述，约我一定完成这篇檄文。笔者当时杜撰了一句反时尚的谚语，为顾彬号脉诊疾——这句谚语就是：多吃“洋葱头”可以营养健身，开阔自己的文学视野，但“洋葱头”永远也不能成为衡量中国文学轻重的秤砣。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我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崇敬者，不然的话赞美其民族精神的《德意志思考》长文，何以会落墨问世？之所以崇敬，因为德意志不仅是个积极进取的民族，还是一个勇于正视自我缺失的民族。二战之后，其历届任职的总理，都必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陈谢纳粹大屠杀之罪，还有的总理在冤魂之前下跪，以为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正名。我想顾彬教授能不能也有一点点的自审意识，洗去云山雾罩、信口开河之习，做一个真正合格的汉学家呢？
2010年初于北京
[感悟“忏悔”]
[上]
镜子的功能，就是自照。老祖宗留下的“日三省吾身”，就是指自读自审而言。时下，每天对镜自描最多的要数“三陪”女了；那不是自读，而是为了卖笑、卖身。她们要描眉、画眼、涂唇……把假面人生当真戏演出。这不叫自读，而叫自卖。而真正自读的人，是那些对镜自照污痕的人。在文化人中，那是一种令人起敬的人文美德。
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历史新时期时的第四次文代会，周扬居然在大会讲坛上，当着全体与会代表，向萧军不应该承受的苦难，表示他作为当时文化官员难以推脱的责任，为此他特意向萧军道歉。记得，当时我坐在萧军的同排椅子上，情不自禁伸长脖子去看萧军的表情：这个文坛铁汉的灰白头颅低垂下的瞬间，竟然有些颤抖。这么大的历史话题，我不便在会议上问萧老的感受；因为我和萧老当时同住一个小区，彼此命运又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会后有一次我在萧军家里，便问起文代会上周扬当众向他道歉一事。萧军长叹了一口气，缓慢而动情地说：“自审自识是需要勇气、良心的，在文代大会上当众自责，就更需要良心苏醒后的勇敢了——我已向他表达了我的心声，谁也无法抗拒逝去年代的政治雕塑；但历史由浊变清之后，每个人都应当反躬自问并承担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他做的是文化人中良知的先行，我已向他表示了敬意。可惜的是，文化人中像周扬这样的太少了，少到近乎绝版……”
萧老的这番话让我感动不已，激动之中便也吐出了我的心声：“不知您是否听说了，也有当年的文化官员表示：‘永不忏悔！’”
萧军抛出了一句惊人之语：“那是两条腿的人形禽兽！”
事过多年，周扬和萧军虽都早已作古，但是笔者认为，周扬在历史新时期自读之后的崇高姿态，在新中国文化史上是不能略去的一笔。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文革”过后，在浓郁的血色面前，有忏悔精神者寥寥无几——恰恰相反，还有相当数量的文化人像是得了健忘症那般，演出了川剧中的变脸术，摇身一变成了体面的历史新时期的开拓者和学术大家。君不见，报纸上不断有文章追寻其人历史踪迹，勾勒出他当年的魔鬼面孔吗？但这些人似乎身揣魔咒，无论国人怎么鄙视其往日行为，但都不能触及他的那根自恋的神经，依然高视阔步于媒体面前。试想，这些人与周扬的忏悔行为相比，不是有如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的差异吗？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让我肃然起敬的俄罗斯作家法捷耶夫。1934年自苏联成立作家协会后，在斯大林年代里，先后有近两千名作家被以各种罪名下放、关押，有的甚至走上了不归的死亡墓地。在此期间，法捷耶夫担任着作协的总书记一职，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充当其中链接的轴承；可贵的是，在斯大林于1953年离世后，法捷耶夫因受良知的拷问，在1956年给了自己超凡的一枪，作为他忏悔的绝笔。随着遥远苏联传来的那声枪响，法捷耶夫的肉体虽然倒了下来，但他的精神肖像在全球文化界中站立起来。以法捷耶夫的人性全面复归孕生的忏悔精神为尺，丈量一下我们的那些“永不忏悔”的文化人，其灵魂的黑白与轻重，都演绎得十分清楚了！不要说“日三省吾身”了，一辈子也不愿意自照一回镜子，还要油头粉面地装饰自身，以尘封当年的斑斑文化血迹。
这些文化上的双面人，让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流行于西方的假面舞会。文化人不是卖笑、卖身的人，无须戴着假面生活。在历史明镜前梳洗时，还原成一个真实自我，这是文化人自读时应有的起码良知。这是周扬向萧军道歉和法捷耶夫的绝命枪声，给我的一个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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