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甲骨文如何]

    今年春日，在全国政协会上，一位名叫潘庆林的政协委员，提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字改革提案。在简体汉字用了几十年之后，这位委员竟然提出逐渐恢复繁体字的使用，让简体字退出文化舞台。其理由是：繁体汉字中深藏着中国古老的文化底蕴，而简化了汉字之后，这部分文化精髓便遗失了。

    不知国人如何评断这个提案，反正我读了这则新闻之后被吓了一跳：哎呀，都到了电子时代了，还有政协委员提出这样的提案。继而便把提案当成文胆，书写成文供国人思考评断。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国家曾组织一个文字改革委员会，动用了一些文字专家，先讨论繁改简的利弊并权衡其得失之后，才步入简化繁体汉字的烦琐过程。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此举利国利民，是一个推动文化发展与世界文化逐步接轨之举。我之所以对此举记忆清晰如初，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在稿纸上开始涂鸦文学，那些繁体变简体的文字每天在我头脑里“过筛”多次，以免文稿邮到刊物和报纸，给文字编辑增加负担。

    这里笔者要说的是，“过筛”虽然花费时间，但精神上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从宏观意义上去解析，我认为那是中国文化改革的先声。一些老先生虽然对此感到某些失意，长袍马褂虽然内含祖宗文化，但历史的车轮毕竟转到21世纪了，数典忘祖固然不可取，但“辫子情结”则会让历史倒退。在我的记忆中，那些老先生反对繁体字改简体字的主旨，与今天潘先生提出的简改繁的意见，大体相同。不外是繁体字中，深藏着中华文化的传承，我们不能抛弃古老文化云云。这里潘先生至少忘记了两点：中国今天所以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大飞腾，全然在于坚持科学发展观，文字的繁改简，是符合这个大方向的。此为其一。其二，那位改革开放的老人，留给后代的警世名言是：“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要发展，文字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不能躺在古老的土炕上，鼾声如雷地打呼噜。今天的世界，已然进入电子时代，一按键盘上的鼠标，整个世界都呈现在电脑屏幕上了，我们不能舍弃康庄大道和时代立体交叉桥，而去拆毁时代楼宇，而去觅古地建造羊肠小路。然否？

    近日，在报刊和电视媒体上，出现了台湾当局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力挺汉字简化的报道。我想只要是积极进取的中国人，不分地域、民族以及志趣和信仰，都对汉字简化举双手赞成。我在访问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期间，曾接触过一些汉学家和华语教授，虽然简化了的汉字给他们的工作一度带来一些困难，但是当他们适应了简体字之后，都认为汉字简化方便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记得，当年墨尔本汉语教授张再贤先生（他是从台湾大学去澳洲的），前两年从澳洲飞回北京探亲时，我们见了面。他说了一句触动我中枢神经的话。他说：“文化人中的低能弱智，常以弘扬老祖宗的文化为名，而不思进取；只有真正的文化精英，才具有才能和智商，在中华的文化积淀中汲取营养，用于开拓中国的未来。”

    最有意思的是，我即将写完这篇文章时，有两位来自故乡河北的青年作家，光临寒舍家访。他们问我在写什么，我把文章内容说给他俩听，并征求两位青年人的意见。他俩笑了好一阵子，才吐出两句黑色幽默来：“都说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啃老族’，其实这话并不准确；国人中不分年龄和职业，‘啃老老族’的人，比年轻人多多了。”

    我说：“人家的理由是，简体字把中华文化的内在魂魄给‘简’没了，要让汉字魂归故里。按着这个逻辑推理如能存在，我还有个更好的建议，你俩想听听吗？”

    “您说说看，我们洗耳恭听。”

    “恢复甲骨文的使用，岂不是更有中华文化底蕴？”我说，“甲骨文字，由一个个龟形和弓形笔画组成，内藏中国佛学、道学和易经，还有阴阳八卦中的风水蕴藏于其中呢！”

    “好——好——太好了。”两位青年作家哈哈大笑，“那么一来，中国人都要沿着时间的隧道倒行，个个都成了电子时代返古的木乃伊了。哈哈……哈哈……”

    2009年7月1日于书斋

    [刍议“完美”与“残缺”]

    天上的月亮有圆有缺。当月圆时，有“花好月圆”之美词；当月残时，又有“一镰钩月”之雅说。笔者常想，如果地球上没有月残，而只有月圆，或只有月残，而无一轮圆月，那将失去多少风景？如果把这一美学概念，引申到振兴中华民族的宏观话题上，那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审美情趣问题，而是一个事关民族心态的大问题了。

    几年前，一位台湾的摄影家要拍一幅圆明园的夜色写真，我只能选择月圆之夜陪他前往。但是到了圆明园之后，面对那断垣残壁的历史沧桑，我们忽然意识到圆月下的圆明园拍出来虽然好看，但不如一钩残月下的圆明园更富有含金量。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令人开心的风景，而是中国百年国耻。虽然这比在圆月下拍摄要艰难许多，最终他还是等到了乱云遮月——圆月被吞噬到只剩下一弯残月的更深时分，才重新开动了摄影机。

    笔者所以要重温这段往事，实因重新修复圆明园与保留其历史原貎之争，既是关联到建筑的问题，又是超出了建筑学本身，关联到民族心态建筑的一个大问题。我国是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古国，珍惜历史的完美，是人之常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何面对历史残缺，并珍惜这种残缺，却始终是个没有解决好的大课题。重建圆明园的历史辉煌与反对重建圆明园之争，典型地反映出我们民族心灵上的顽疾。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充分依据的：本来圆明园是国耻的标本，留下这个活标本的原貎，使国人牢记“火烧圆明园”的悲凉往事，不仅符合历史真实，而且有利于民族发愤图强；但是偏偏有一些清史学者，难以割舍中华民族的“圆月情结”，慷慨激昂地反对保留历史残缺，倡导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再现圆明园昔日的风华。这里，姑且不说“克隆”出来的圆明园其本身就是赝品，就是再现圆明园的全部辉煌，也无助于中华民族的明天——正好相反，它将让子孙后代淡化国耻，并瓦解民族务实的心灵建筑。

    为了说明问题，笔者仅以德国科学严谨之风与国人中假凤虚凰的心态做一个对比：在德国西部莱茵河和美因河的汇合口，有个科布伦茨小城，这儿曾经耸立着威廉大帝的雕像。威廉大帝为何许人也？他是将德意志统一成为一个国家的大帝，被德国人称为德意志之祖。人们为了缅怀他将东西南北中的日耳曼人缔造成一个强大的德国，在科布伦茨两条美丽河流的汇合口，铸成了一座崇高的青铜纪念碑，以纪念他的历史功绩。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苏联从德国西部强渡莱茵河、围歼希特勒军团时，一发炮弹不偏不斜，正好落在这尊青铜雕像上，从此这位德意志之祖策马张弓的肖像消失了。待我去那块圣地朝圣时，那儿只留下一座空空的墩台。当时正是深秋，墩台上飘满了黄色的落叶和白色的鸟粪，让每个来这儿的游者，无不感到凄切和悲凉。这是其一。其二，在德国柏林最热闹的裤裆大街，昔日曾经耸立着一座著名的尖顶教堂，苏联红军攻打柏林时，那座教堂的顶部正好被炮火自上而下地劈去了一半，多少年过去了，那教堂也没有重建和修复，赤裸地站在繁华的大街上，向世界展示着它的历史沧桑。对此，我曾以中国人的心态垂询过德国友人和德国民众，他们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我们必须精心地保存这些历史残缺，让子孙后代不忘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

    当年，德国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还在千方百计地保留历史残缺；而我们在近代史中是被弱肉强食的民族，倒反而不惜花费重金，克隆往日的历史辉煌，这种南辕北辙的心态，距离究竟有多远？恐怕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量器，能丈量出这种距离。但是这两种思维模式，到底哪个更符合民族自强的内在逻辑？哪个更富有时代的前瞻性？哪个更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德国今天的经济实力而论，不要说再建起一座青铜雕像，就是在科布伦茨再竖起十尊百尊威廉大帝的金像，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他们知道那是遮盖民族的耻辱，是万万不能做的事情。难道我们这个不断被列强肢解和侵略的民族，就能遮盖自家之丑，重新修建圆明园（实质为“克隆”），来淡化昔日被列强瓜分的国耻？在前不久闭幕的党代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求真务实”和“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这更让笔者感到投入大量资金全面修建圆明园之举有待商榷。且不说我们还有几千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水平线上，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全面富足的国家行列，我们也不能淡忘昔日之国耻。

    中国有两句古话，似可当作此文的结论：

    假凤虚凰者误国，卧薪尝胆者兴邦！

    2009年11月8日

    [当一回汉学家的“郎中”——为洋教授顾彬号脉]

    近一年的时间，南北各地文化报刊披露出多篇有关德国汉学家顾彬来华讲学的信息。其中，有将其言视为“洋图腾”的，也有视若“西洋镜”的；也有认为其言论虽太多离谱，但也不无小补之类的评说。我则想起了中国一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古训。之所以对顾彬先生下了如是的结论，绝非空穴来风，而有过硬的历史库存。

    二十三年之前的1987年，中国作家应德国民间人氏赛德尔夫人之邀，由玛拉沁夫和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德国访问。作家中有高晓声、张承志、莫言、王安忆、张炜、叶文玲……可谓是中国文学“梦之队”的组合。在穿越德意志版图的行程中，有一个文化项目就是与顾彬任教的波恩大学开展“波恩文学周”活动，与汉语系的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文学交流。归国后，笔者曾以《德意志思考》为题，在《花城》上刊发了一万多字的访德文字纪实——其中之一节，就是专门描述顾彬先生的。

    该怎么描写顾彬先生的形象呢？他眉毛很浓、眼睛很亮，谈话不失温文尔雅。因而初见时留给中国作家的印象，还很不错。他家中还有一位儒雅的中国妻子，山不亲水亲，水不亲人亲，何况顾彬先生在波恩大学还是教汉学的呢！可是在波恩大学与汉语系学生的一场文学聚会，顾彬留给中国作家的形象，一下子从“天狼星”坠落为“扫帚星”了。之所以如此，实因此人温柔的仪态中深藏着洋人的专横和霸气，视中国作家为浮萍草芥和手上玩偶。现在笔者将二十三年前“波恩文学周”上顾彬教授的情况，再现给中国读者，以供中国文化人品味；然后切入近一年来顾彬教授对中国文学的信口开河，读者便可以看清其浊了。

    [A]

    文学周开幕之际正值德国的初夏。身为团长的玛拉沁夫在开幕之前就曾对顾彬提出：来的作家都是生活雕塑出来的作家，不是学院出身的作家，大家都不懂外语，会上评说中国作家作品时，希望配上中文翻译。应当说这是人人都懂的外交礼仪；就是出访的作家都懂外语，也不能不顾及国际礼仪而失其文化交流之方圆。当时，顾彬点头答应下来这件事，但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是，开会当天却发生了令中国作家十分尴尬的一幕：会议由顾彬亲自主持，首先由汉语系的学生朗读与会每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可笑的是他们只用中文报告一下作品题目，然后就用德文朗读了。其他作家的作品究竟朗读了什么，我已记不清楚了，记得一个金发碧眼的男学生朗读我作品的片断时，只说了中篇小说《方太阳》的名字。朗读用德文似乎还能理解，因为德国学生的汉语还没熟练到口语化的程度。问题出在朗读每个作家的作品之后，几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不知是教授还是研究生），登台开始评说中国文学时，用外语评说却又不配翻译。作为主持会议的顾彬，忘了起码礼仪和承诺，让他们在讲坛上喋喋不休地用洋文论道，下边坐着的中国作家似乎成了聋子耳朵——虚摆设了。文学周文学交流的主题一下变了味道，好像我们中国作家一行是顾彬教授权威形象下的文学木偶。对不起，中国作家不那么低贱，我立刻向玛拉沁夫言明我的立场，说我想带着作家退场。玛表示支持我维护中国作家尊严的提议，我立刻带着几位小兄弟、小姐妹离位退场，只留下玛和代表团里的翻译坐在那儿支撑局面。

    在我们离开会场，奔往旅居德国的黄凤祝博士为我们准备好的下榻旅馆的路上，作家们对顾彬傲慢的失礼行为群情激愤。张承志首先质疑顾彬是不是合格的汉学家，他的论据是顾彬连起码的西方礼仪都不尊重，又何以声言通达汉学；汉学中礼、义、廉、耻，礼居其首，他连这个都不懂，凭什么还戴汉学家的高帽？高晓声、王安忆、莫言、张炜、叶文玲也都愤愤不平，他们在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话，由于年代久远我已无从回忆，但是到了晚餐时间我们一行到了黄凤祝博士订的餐馆后，他的反应我却记忆犹新。他听说我们中途退会的缘由后，连连摇头说：“没配备翻译，这怎么可能呢？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作家也不可能都精通外语呀，这不是国际笑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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