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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古城西安也留给我一些十分美好的记忆。记得，在《第十个弹孔》开拍之后，艾水曾用一辆车子拉着我到处乱转，去参观陕西的文化古迹。我最难以忘却的是，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去华清池洗温泉澡。

    劳改多年的我，对洗浴是没有任何兴趣的。平日一身汗，下雨一身泥。收工回来找盆冷水，胡乱擦擦就行了，因而晚上监号里充满汗臭。可是他对我说：“不行，你不去也得去。那儿是杨贵妃洗过澡的地方。”

    我被他拖上了车，直奔目的地。在车上他见我没有什么兴趣，便又开导我说：“唐诗里怎么形容杨贵妃来着？‘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一代绝色洗过澡的地方，你这个劳改犯，理应去开开荤嘛！”

    我开玩笑地说：“她只喜欢黄巢之类的武将，不欢迎小小文人。”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和黄巢有共同点，那家伙谋过反；你不也有当过‘反革命’的历史吗？”

    “人家可以千里走马送荔枝，我的马在哪儿？”

    “这就是你小看自己了，你不是在田野里当过‘牛马’吗？”

    我终于被他逗笑了：“好！让我与杨贵妃的香魂共浴一回，留个美好的记忆吧！也算没白来西安一趟。”

    当时，华清池洗温泉澡的地方，是一块块光洁的大理石，分割成一个个小小圆池。我和艾水光腚，各下了一个池。我是不怕光腚的，在炎阳似火的夏天，在劳改队我有过裸身挖沟的经历，因而并无异常的感觉；我不能适应的是，脚下的石头太光溜了，使我踩惯了泥浆的脚板，常常趔趔趄趄地打滑。尽管我的脚步已经小心翼翼了，还是在池边上滑了一跤。还算幸运，没有摔倒整个身子，但是一条腿被硬硬的池边石头，划破了一层表皮。艾水慌了，忙爬过来搀扶我，并光腚俯下身子，查看我腿上的伤情。我说：“小事一桩，在劳改队磕磕碰碰的是家常便饭。”

    他看见我没伤筋动骨，便也轻松了许多，对我开玩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杨贵妃想留下你，不让你离开这儿！”

    我说：“她要是香魂犹在，只会爱你不会爱我。”

    “为什么？”他支棱起两只耳朵，“我在洗耳恭听！”

    “我是劳改犯转世，而你是——”

    他猛然打断了我的话，哈哈大笑道：“你低头看看，她‘吻’的是你的右腿，而不是左腿；这足以论证，杨贵妃喜欢你这个爱讲实话的‘右派’；不过由于她吻你心太急切了一点，咬破了一层皮。这是你身离苦海后的一大乐事。嘻嘻……”

    说笑归说笑，我们穿好衣服后，艾水还是找到了华清池的医务人员，为我的右腿进行了消毒包扎。1979年至2000年，已然二十一个年头过去了，此情此景仍如昨日，使我永生难忘。至今，那条右腿在华清池留下的伤痕，还隐约可见，它是我在西安一段最为美好的记忆。

    我怀念古都西安。因为它是我文学生命复苏时期，一个非同寻常的驿站。

    2001年初春

    [在《思想者》面前]

    我想，一个人在踏上人生路之前，就该有《思想者》启迪我们的自尊、自重、自强、自励的坚毅精神准备。《思想者》可以当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让我们自审内心的霉斑；它又可以成为衡量我们灵与肉的一把标尺，时刻丈量出我们自身的失重。

    伟大的雕塑家罗丹，用他的雕刻刀给人类留下了一尊《思想者》的青铜雕像。他微微弓着腰，用手背托着下颚，神态庄严肃穆，似在审视着宇宙中的一切。我每每走在这尊雕塑之前，都会感受到心灵之沉重、生命之轻飘；从而向往着臻美的成熟，成熟者的肖像酷似十月里的向日葵，低垂着它沉甸甸结满果实的头颅。

    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联想和奇思，大概源于我对生活观察后的感悟。我不知道读者是否认同我的感知，我觉得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如果自身不去主动追求生命之重，精神就会成为随水而去的无根浮萍。浮萍虽然在水中风光一时，但可悲的是不知何处是自身最后的归宿。其实人类是可以在激流中寻觅自身之重的，生活中有无数的帆桨供勇者搏击风浪。灵魂失重的人，不愿意在风浪中“弄潮”，他不是生活中的懦夫，就是想躲避生活风浪，自寻捷径以构筑黄金宝塔的人。其中的捷径之一，就是像野浮萍那样寄生于东流之水。

    在动物世界中，有一种名叫象虱的寄生虫，它是依附于大象皮毛中，随大象穿过热带密林而远行千里的。植物世界中，有一种名叫风流草的家族，它自身不会跳舞，但是一旦风起云涌，它则会闻风起舞。无论是象虱依附于大象，还是风流草在风中舞姿百媚，都不是靠自身力量生存，因而只能获得临时的美丽潇洒——在《思想者》看来，这些来自瞬间的逍遥和辉煌，都是自卑、自轻的行径。我想，一个人在踏上人生路之前，就该有《思想者》启迪我们的自尊、自重、自强、自励的坚毅精神准备。中国有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他的名字叫鲁迅，我们可以翻一翻他的著作，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他的肖像都没有一丝生命失重的奴颜婢膝；有的倒是一身铮铮硬骨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献身精神。

    之所以在前文提及象虱和风流草，并非“无的放矢”的孟浪之言。当今的年轻人中，扮演这种角色或准备进入这种角色的，也绝非没有。在报纸刊物上，屡见红颜少女（有些还是大学生，有着相当好的专业）自轻自贱地去当“三陪”，去傍大款而甘做“金屋藏娇”的临时宠物。本来她们是可以演绎出一幕青春年华中流光溢彩的壮丽戏剧来的，可是她们青春大幕的拉开就是人生最后的谢幕。她们与象虱及风流草的价值无异，只是造物主留给她们一具人的形骸罢了。细细品味起来，其心其志的早衰，何其悲哉！

    凡此种种，《思想者》可以当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让我们自审内心的霉斑；它又可以成为衡量我们灵与肉的一把标尺，时刻丈量出我们自身的失重。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来说，失重必轻，轻必倾斜；倾斜必倒，倒即灵与肉的死亡。当然，在时代中甘当寄生虫者，在形体上并没有变异，她们可能浓妆艳抹，香气袭人，看上去亭亭玉立。但这只是其形体的外壳，其内在的灵肉早已糜烂，就像俄国作家果戈理《死魂灵》中一具具活尸，还在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着行尸走肉的戏剧而已。这就是《思想者》留给我们，特别是留给年轻人的极其珍贵的精神启迪。

    2004年年底于北京

    [上海往事]

    我生在北国，与上海相距千里之遥。从地域文化上寻根，找不到什么类同之处；可是从我的生命依存以及文学旅痕去回眸，却梳理出与上海有着“剪不断”的文化渊源。

    今年冬日，因为要从书橱里淘汰一批书籍，小阿姨帮我清理书橱的时候，从书堆里翻出几本封面已发黄的旧书，她认为这是需要淘汰的处理品，便信手将其扔在纸箱中。多亏我检查了一下即将送往收购站的装满五个纸箱的旧书，不然的话我会遗憾终生，因为她把我的三本最开始发表的作品也当成文化垃圾装于纸箱之内。我立刻将其取出，擦净封面的浮土，重新放回书架上去。她颇为不解地问我：“书页上都有虫子屎了，留它还有用吗？”我没有回答她的质询，因为其中有她无法听懂的历史——它是半个世纪前的50年代，我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其中的散文集，是我的处女作《七月雨》。也许是这几本书差一点就变成废纸之故吧，我萌发了对上海悠长的思念。

    记得，那是1954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刘金先生与另外两个编辑（其中有一位姓翟），走进我北京的住处，与我签订了处女作《七月雨》的出版合同。之后，我的长篇和短篇集也是经刘金先生的手，分别在1956年和1957年之前出现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之后，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我生命中留下了二十多年的文学空白，因而那三本20世纪印刷于上海的书籍，是我青年时的文学履痕，我格外珍惜。这里，除去文学的情缘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这三本书我总共获得八千多元的稿酬，在当时这是个天文数字（刘绍棠当时用两千四百元，在中南海一侧购置了一所独门独户的三合院，院内有五棵大枣树），当我后来身陷囹圄为囚后，家中抛下的老母和幼子，在二十年沧桑岁月中，这一老一小不能喝西北风活着；支撑他们活下来的，主要是这笔数目可观的稿费。因而，当我复出文坛到上海时，虽然没能见到当年的刘金先生，我还是向当年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表达了我的文学谢意和赖以生存的生命谢意。

    另一件事，对我来说也是刻骨铭心的。1977年，我还没有获得解放、属于“另册公民”的时候，出于对几年在劳改矿山挖煤生活的感悟，我伏案于山西临汾一间窑洞里的小桌上，写了一篇题为《女瓦斯员》的短篇，没经任何考虑就寄往《上海文学》。我在小说的附信中，道明了我当时“鬼非鬼人非人”的政治身份。当时我既不知刊物的主编是张三还是李四，也不知编辑部的确切地址，因而不存在发表的奢望，只是发泄一下心中炽热的创作欲望而已。真是鬼使神差，在信皮上只写下“上海——上海文学编辑部”几个字的邮件，居然邮寄到了编辑部。不久，我接到当时《上海文学》赵自先生的一封复信，除了言明“小说即将发表”之外，他在信中还同时代表唐铁海对我始自1957年的驿路风尘，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记得，接到这封复信时，我百感交集，早已枯干了的泪腺，居然有几滴泪水夺眶而出。1957年至1978年，二十年光阴流逝过去了，原本就十分陌生的同时代人（只是在1956年，在全国第一次青创会上见过面），居然还能记起有我这片随风而去的落叶，让人感到当时的社会虽然冰冻三尺，但春水仍然在冰层下流。

    这篇东西问世于上海的时候，比《收获》发表我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要早上一年的光景，在以阶级区分敌我的年代，上海的人文情怀让我一直记忆至今。面对过去，我曾问过自己：尽管那时百花凋零，北京也有那么少许几家刊物，还在苟延残喘地活着，我为什么舍故土而把文稿掷向上海呢？我梳理不出个头绪来，大概是故土留有我伤痛太多之故吧！记得，1957年北京的一本文学刊物上，一位大师级作家批判我时使用的词汇，令我毛骨悚然：“从维熙的反动小说意在煽动农民反对农业合作化……”因而，我的精神本能支使我，把小说寄往了上海。当1980年我应上影之邀去写剧本时，特意到赵自先生家里看望，并带上了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和一瓶茅台酒。历经苦难磨砺的人，更知人世间一个“情”字的分量。记得，那天在赵自先生家中聊天聊得忘记了时间，又因我多喝了几杯酒，因而下午赵自带我去探望长者吴强时，我神态有些迷糊，吴强以为我病了，要带我去医院看看——成为我留在上海滩的一个笑柄，其实这都是人间情感使然。

    当然，《收获》编辑部在那个年代敢于发表《大墙下的红玉兰》，则更是我文学死而复生的一个标志，我曾有过如是的感悟：“如果我投胎错了，把它寄给别的刊物，很有可能延缓我文学再生的时间。一年、两年……常常是刊物主编的人文良心，决定着作家的命运。”这是我写在1979年的日记，事隔多年那日记的纸页虽然变黄，但我对巴老的尊敬之情，依然闪亮如初。因而，在巴老百岁华诞之际，我写了长长的祝贺文字，以示对“世纪良心”的敬意。

    终生难忘的上海情愫之中，还有我难以忘却的一页。当《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问世后，在千余封读者来信中，有一封寄自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来信，写信者是大学医院的一名从事X光射线的军医。她在信中说，读了我的小说，像对我进行了一次心、胸透视一样，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和心脏功能良好，没有被“文化大革命”挤压得变成畸形。她说她读了小说，彻夜未眠，清晨提笔写这封长信。她在信中让我难忘的几句话，至今激励着我在文苑苦耕。她说：“但愿中国历史再没有反复。如果你再次身陷囹圄，就是一个军医变成民间‘郎中’之日，到时我将去监狱探视你。这是我读过小说后，一个军医的心誓……”由于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我驻留上海的时日，特意到城郊的第二军医大学医院回访了这位身着橄榄绿的军医，并与她一起到王肇岐家里，与上海文化界的朋友欢聚畅饮。记得，当初出版我处女作的刘金先生似乎没能找到，后来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的江曾培先生，倒是来了——那是二十五年前，我难以忘怀的一段尘封往事。

    整理书斋，由于几本最早出版的作品的失而复得，让我记起了上海以及上海的友人；与此同时，我还记起上海街道上成行的梧桐。在我的认知里，梧桐比性喜追风的杨柳，生命内核要显得端庄和凝重。这就是我整理书斋时，文海钩沉的人生感悟。

    2007年初整理于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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